袁世凯相继退出政坛。如果不带偏见去理解，这实际上是为年龄尚轻的摄政王扫除组建新班底的障碍。

　　或许摄政王在这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失误，于是伴随着这些事变，传闻越来越多。一个最惊人的看法，是光绪帝弥留之际曾给载沣一个郑重其事的委托，让他伺机干掉袁世凯，以报戊戌年所谓“告密”之仇。

　　据说载沣召见御史赵炳麟，赵郑重建议宣布光绪帝诛杀袁世凯的手诏，明正其罪，以靖内奸，任命康梁等人为顾问，实行宪政，收揽人心。尽管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摄政王的政治权威确实遭到了侵蚀。

　　真正让摄政王陷入万劫不复政治深渊的还是一年后的国会请愿运动。

　　对于国会请愿运动，实事求是说，摄政王还是给了一些善意回应，做出了巨大让步。但是不久，当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发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出台，这时的局势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已经没有办法控制、约束了。

　　摄政王如果在这两个问题上继续让步，比如及时解散第一届责任内阁，及时废除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或许可以平息各地的动荡，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一定对政治统治构成极大的信誉危机。

　　局势相激相荡，终于因武昌新军哗变而破局。稍后，滦州兵谏，摄政王在各方压力下，一方面宣布接受加快宪政改革步伐，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改组内阁，授权袁世凯组阁；另一方面见机行事，宣布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以便袁世凯协助隆裕太后从头来收拾旧河山。

　　对于载沣这几年的作为，特别是最后的辞位之举，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但不可否认的是，载沣最大的功绩，就是和隆裕太后一起避免了国家的再次内战，以一个王朝的退出换来了勉强的五族共和。

　　后人多叹惜于载沣的平和，甚至平庸，但实际上载沣性情敦厚，有大局意识和国家观念，没有在最终关头强硬地领导王公贵族们负隅顽抗。谁又能说这不是最优秀的政治品质，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