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此段策论的核心意思，是说，国家的执政权归于宰相，因为宰相由选举(科举也是一种选举)产生，代表着“公道”;而君主虽身份尊贵、地位崇高，却不可“侵宰相之权”。实际上，这也是宋人的共识：君主当垂拱而治，以执政权付宰相，以监察权付台谏。换言之，宋人是反对君主专权的。北宋韩绛曾劝宋仁宗收揽权柄，被仁宗拒绝，二百年后还受到文天祥的抨击。

　　有些士子还在策论中对皇帝本人提出激烈批评。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二十三岁的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仁宗问策数十条，包括询问对“阙政尚多”、“浮费弥广”等问题的见解。苏辙年少轻狂，对策七千言，矛头直指宋仁宗：“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意思很明显，陛下你难辞其咎。

　　这篇直言不讳的策论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提议：“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但宋仁宗极力回护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秘书省校书郎之职。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年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合格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