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根据考证，认为中国人至菲贸易，可以远溯至公元前二三千年间，或周秦时代。但这种说法，迄未获得文字或文物的证明。只是在四五千年前，当时的造船、航海技术，估计难以支持这种贸易，并使之有利可图。

　　根据菲律宾考古的发现，中菲贸易，至迟在晚唐即已开始。近百年来，在菲律宾各地出土了大量陶瓷器和陶瓷碎片，在山区民间也发现了珍藏的古陶瓷器物。这些文物，绝大部分产自中国。自晚唐至清代，各朝代的陶瓷均有发现。以明清为最多，宋元次之，晚唐最少。唐代的陶瓷，或者是通过阿拉伯商人转手运到菲律宾的，或者是通过中菲间的直接贸易贩销菲律宾的。一些地方除发掘出唐瓷之外，还发现唐代钱币。

　　有关中菲贸易的文字记载，始见于宋代史籍。《宋史》卷四八九《阁婆传》说，“又有摩逸国，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这是我国史籍中有关中菲贸易的首次记录，此后历代史籍对中菲贸易情况都有较详细的记载。

　　南宋时期中菲新航路频繁的往来，带动了中菲民间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从中国输入菲律宾的货品包括铁器、乌钻、绫绢以及五色烧珠等，但仍以瓷器最为重要。菲律宾发现南宋瓷器的遗址大都在中、北部地区，如宿务岛、马尼拉湾和内湖沿岸等，遗址内瓷器数量相当之多，表明中菲商民沿着新航路的贸易已经有集中的经营点。

　　中菲民间贸易时，并不常使用货币和金、银为价值尺度和支付手段。长时期以来都是以货易货，菲律宾方面提供的货品包括香料、黄腊、槟榔、椰心、草席、玳瑁、珍珠等。这些土特产多数并不是在沿海港口的贸易点出产的，为了及时集中这些产品以便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换，菲律宾人就必须建立沿海同内地山区、河流的上游与下游以及各岛之间某种初步的贸易网。

　　《诸蕃志》和《岛夷志略》上都谈到过中国船只开到麻逸进行贸易的情况。麻逸当地居民以批发的方式向中国商人赊取货物，用小舟到各岛屿贩销，换购各岛屿之土产运回麻逸，按时偿还中国商人的货价，很少失约。

　　这就表明，以前就存在的岛际贸易联系在海外贸易发展新的条件下发挥了作用，从而亦反过来给海外贸易带来了便利。海外贸易和岛际贸易的繁盛，促成了菲律宾社会的进步。

　　古代菲律宾人喜欢用中国大瓷瓮埋葬遗骸。从北部的巴坦群岛，经吕宋岛、民都洛岛，直到南部的棉兰老，都发现了许多内藏遗骸的大瓷瓮。菲律宾内地各部落甚至将拥有多少瓷器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瓷器有时作为世代相传的传家宝。部落之间、家族之间械斗、和解时以中国瓷瓮作为赔偿。一般是一个人头赔一个瓷瓮。瓷器在举行婚礼时必不可少，新郎给新娘的聘礼全部或部分是瓷器。举行宗教和其他各种仪式、宴会都离不开瓷器。在菲律宾民间故事中，把瓷器人格化、动物化，瓷器成为民间故事的重要题材。

　　从宋代起，中菲间就有了官方的贸易，表现为当时菲律宾的某些小国遣使来中国“朝贡”，以及中国皇帝对来使的赐授，实即以所贡方物，交换赐授汉物。

　　明初，吕宋曾于洪武五年(1373年)和永乐八年(1410年)两次入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人贡吕宋都携同本地区的其他小“国”一齐组团前来，表明吕宋地区超巴朗圭政体正在形成。据统计：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年)，菲律宾各地十多次遣使中国，明朝使节亦4次到菲律宾。菲律宾对中国的这种频繁示好，与当时郑和下西洋分不开，由于中国声威所及，合猫里、冯嘉施兰、吕宋、古麻剌朗、苏禄等国都时断时续地同明廷保持朝贡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