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宦官当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大将军何进谋诛阉宦不成反为所害，而何进所召的并州牧董卓(还兼有前将军、斄乡侯的官职和封号)已经在进军洛阳的途中，同时董卓受何进密令又上书曰：“中常侍张让等窃幸乘宠，浊乱海内。昔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臣辄鸣钟鼓如洛阳，即讨让等。”欲以胁迫太后诛宦官，但董卓未至而何进已死。当时洛阳大乱，袁术、袁绍兄弟于是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硅等劫帝走小平津，董卓遂率其部众于北芒迎汉帝还宫。

　　192年，董卓被杀，便遣使诣长安求赦。王允为人刚直，但却没有同意，李傕等人更加恐惧，不知所为，准备各自解散，逃回归乡里。

　　贾诩当时因为是董卓所部的官吏，为求自保，便出面阻止了他们，对李傕等人说：“闻长安中议欲尽诛凉州人，而诸君弃众单行，即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率众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幸而事济，奉国家以征天下，若不济，走未后也。”(《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这个计被大家采纳了。

　　于是李傕等散发“王允欲洗荡此方之人”的流言，联络西凉诸将，率军昼夜兼程，奔袭长安，及至长安城下，已聚合10余万之众。李傕与樊稠、李蒙等围攻长安城，因城防坚固攻而不克。后由城内叛变士兵引导李傕军入城，与守将吕布展开巷战，吕布兵败，仅率百余骑出逃。李傕等纵兵掳掠，吏民死者万余人，尸积满道。太常种佛、大鸿胪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被杀。李傕等拥兵至南宫掖门，威逼献帝和司徒王允，封李傕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为中郎将。李傕又杀司棣校尉黄琬、左冯翊宋翼、右扶风王宏和司徒王允及其妻子。一时间，京城腥风血雨，朝野大乱。

　　可以看出，贾诩的一句话虽然是为自己考虑，然而却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东汉再次陷入了混乱状态。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说：“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因为在此以前，各地诸侯还不敢太明目张胆地进行此类举动。正是贾诩的这个建议，使东汉天下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

　　此后，关中又因为李、郭等人的争权夺利，伤亡巨大，极大地破坏了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三国志》里讲：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指李、郭入洛阳前)，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又有云：“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至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

　　李、郭等四人对关中荼毒之烈，追本溯源实出自于贾诩这一言之谋，故而裴松之在给《三国志》作注的时候评曰：臣松之以为传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然则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难著，而乱源易成，是故有祸机一发而殃流百世者矣。当是时，元恶既枭，天地始开，致使厉阶重结，大梗殷流，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

　　看当时的情况，王允为人正直有干才，朝中尚有皇甫嵩、朱俊等名将，关中精兵数万，而宦官已除，即使不能复振汉朝，一时安定还是可以的，所以裴松之有“元恶既枭，天地始开”一说。因此就这样的情形而言，说贾诩这一言导致“邦国遘殄悴之哀，黎民婴周馀之酷”不为过，而“诩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乱，未有如此之甚”这个评价也是很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