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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馆与北京各界民间交往事辑
清代的“俄罗斯馆”(Русское подворье)，就其最初的含义来说并非指俄国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而是指因故留滞北京的俄罗斯人居住区。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它分为“北馆”和“南馆”。“北馆”于1685年设置，位于东直门内大街胡家圈胡同，用以安置此前数十年于黑龙江流域被俘的俄罗斯人。史载康熙年间“总得罗刹近百人”[1]，编入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给与旗人待遇，“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2]。但是，出于政治上“怀柔远人”的自大心态，清政府特允许被俘的俄罗斯人自由信仰自己的东正教，为此，特谕将邻接羊倌胡同的一所元代遗刹元宁寺划归俄罗斯人使用[3]。1683年，被俘的东正教士马克西姆(Максим Леонтьев)正式将之改造成“罗刹庙”，也就是后来的“北馆”。到1695年才由西伯利亚总主教伊格那提（Игнатий）颁发证书予以认可。至于“南馆”，前身叫“会同馆”，建于明代，用于招待朝贡的藩国使者，位于崇文门西玉河桥畔。自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清廷将来京的俄国使团及商队安排在此居住，亦号“俄罗斯馆”即“南馆”[4]。最初，南馆也只是供俄罗斯使者和商人临时居住，并不附设教堂，自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南馆才变成附设东正教堂的“俄罗斯馆”[5]。此后，“俄罗斯馆”包括“北馆”和“南馆”始成为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布道团的代名词。
如果从晚清中俄关系史的角度看，这个“俄罗斯馆”实为举足轻重的历史现象。它不仅接受俄国正教事务委员会的指令，还接受俄国外交部、商务部、东西伯利亚总督、帝俄科学院的领导，身兼外交、经济和文化三重职能，既是“喇嘛馆”，又是“商馆”、“使馆”。早期中俄关系史可谓事事通俄罗斯馆[6]。本文仅辑录一些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馆成员与北京各界人士之间的民间交往事实，希图有益于揭示清代俄罗斯馆的本质。
俄罗斯馆虽然1715年就已经落根北京，但由于自身素质不高、清政府的限制等种种原因[7]，直到19世纪初，还谈不上和北京各界有频繁的民间交往。俄罗斯馆的成员除了与早年被俘和投降的阿尔巴津人及在京的西方耶稣会士有交往外，基本上生活在封闭中。然而，随着19世纪俄国对外政策的重心移向中国，俄国颁布“1818年指令”，全面改革俄罗斯馆，明确规定了俄罗斯馆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8]，这迫使俄罗斯馆的成员不得不结束封闭的生活。同时，改革后的俄罗斯馆无论就语言基础的积累，还是其内部组织的完善，以及人员素质的提高，也都具备了与北京各界进行民间交往的条件。但是，俄罗斯馆的成员要与北京各界发生民间交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俄罗斯馆成员自身素质的改善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突破清代中国人因俄国屡屡侵扰中国而引起的防俄心理。为了打开俄罗斯馆与北京各界民间交往的沉寂局面，俄国决定给俄罗斯馆派遣医生和画家。这些医生和画家以其精湛的技艺，穿梭于市井之中，悠游于贵介之间，终于为俄罗斯馆营造了一种相对便利的民间交往气氛。当然，俄罗斯馆之所以热衷于民间交往，亦因许多重要情报能够从民间渠道获得。如斯卡奇科夫(К.А.Скачков)就认为：“茶馆是中国街谈巷议的活百科全书”[9]。
首位被派来俄罗斯馆的医生沃伊采霍夫斯基(О.П.Войцеховский)，刚到北京就遇上霍乱流行。由于他高明的医术，结交了不少贫穷的百姓，他开始在京城获得不错的口碑。以至皇亲贵戚亦纷纷移尊下交。道光九年，礼亲王全龄的弟弟全昌长了癞痢，京城的中医束手无策，却被沃伊采霍夫斯基举手治好。事后，礼亲王兄弟为了表示感谢，于当年11月14日上午11时，亲临俄罗斯馆，恭送谢匾“长桑妙术”。据说当时送匾的队伍浩浩荡荡，热闹非凡。并且，京城的中国画家还将当时的热闹场面描绘下来（该画现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博物馆）。1830年，沃伊采霍夫斯基临回国前还曾收到礼亲王兄弟的感谢信，可见他们的关系一直不错[10]。
此后，继任的俄馆医生基里洛夫(П.Е.Кирилов)在北京的人缘也不错。道光十五年，他就因医术获得两方谢匾：一方书“惠济遐方”，一月份为镇国将军禧恩赠；另一方书“道行中外”，五月份为固山贝子绵秀赠。这些京城亲贵的谢匾，足以使基里洛夫家喻户晓，以致广济司员外郎奕纪的母亲得病，不找御医，而求治于基里洛夫。据说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甚至不顾儒家的生活规则，允许基里洛夫长驱直入妇女的闺房[11]。另《明善堂文集》载，子章贝勒奕绘的幼子得天花，经中医长期治疗无效，临死经基里洛夫救治“又迁延七日乃死”。也由于这点渊源，子章贝勒称基里洛夫为“秦缓”，比之古代名医。另据何秋涛《朔方备乘》，此后子章贝勒还将训诂大师高邮王引之的儿子王寿同领到俄罗斯馆，介绍他认识基里洛夫[12]。而《郭嵩焘日记》载，直到咸丰八年，王寿同的儿子王锡恩还津津乐道地向人描述乃父在俄罗斯馆的见闻，而此时已距基里洛夫回国18年了[13]。由此可见，基里洛夫当年在京城人事圈子中的份量确实不轻。
不独医生走出俄罗斯馆，与京城亲贵交往密切，首位来华的画家列加舍夫(А.М.Легашев)也不甘落后。相传列加舍夫曾为北京的百姓画过40多幅油画肖像，特别是还应邀为京城亲贵绘人物写真16幅。子章贝勒奕绘，镇国将军、吏部右侍郎宗室容斋，理藩院尚书、两广总督禧恩，理藩院主事长龄等人都在其列[14]。为此子章贝勒奕绘还专门作诗记述他们之间的友谊[15]，字里行间，倾注拳拳盛情。而此后另一位来华的画家科尔萨林（К.И.Корсалин）在北京也一样声名赫赫。据说他曾为理藩院的官员和京城贵介画了一百多幅肖像画[16]。
实际上，这些医生治病、画家绘画的过程，同时也是和京城士林交往的过程。而且，因医术和画艺本身并非直裸裸的政治手段，从而赋予这种交往以民间性质。由于医生、画家凭技艺深入到京城民间，致使一百多年来默默无闻的俄罗斯馆声名大噪，渐渐融入京城社会。正如当时化名为德明（Дэ Мин）的作者所写：“Слава медик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живописца,находившихся при миссии, привлекали к нам разных особ не только из среднего, но и из высшего круга.Даже министры и князья царской крови удостаивали подворье наше своими посещениями......”[17]。
当然，俄罗斯馆的风头并不止于医生、画家，随着俄国越来越关注其在中国的利益，像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孔气这样深居简出的神父、学生也与京城的士夫民众发生密切的私人交往。
巴拉第曾3次来华，前后在北京居住满31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为了配合俄国实施其远东政策，巴拉第曾将自己的学术兴趣由佛教研究转向蒙古史研究[18]。他花了十几年时间，率先将《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等重要蒙古史籍译为俄文。在翻译过程中，他和当时活跃在京城的许多西北史地学家如何秋涛等发生过密切的私人交往。何秋涛在学术上对巴拉第的影响很大。众所周知，巴拉第所译注《蒙古秘史》的版本即《连筠簃丛书》本，就是张穆与何秋涛一块校订并于1847年由何氏赠送的[19]。而巴拉第在《圣武亲征录》俄译本的序言里还披露，1859年初，何秋涛曾将自己千辛万苦完成的《校正元圣武亲征录》的手稿赠给巴拉第[20]。如果他们之间没有密切的私人交往，或者彼此的情感一般，何秋涛是不会轻易将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巴拉第的。而何秋涛后来之所以能写《俄罗斯馆考》[21]，也不会是偶然的，也可能是因缘于和巴拉第之间的熟识关系。
当然，巴拉第在北京的交往圈子决不会局限于学术领域，他要获得有关清政府比较重要的政治、经济情报，还得结交那些达官贵人特别是那些对外奉行妥协投降的官僚如臭名昭着的宗室耆英，就成为巴拉第的密友。当时耆英因签订卖国的中英《南京条约》而被咸丰皇帝免职，赋闲在家[22]。据说他与巴拉第相识，就是通过俄馆医生巴基列夫斯基（Базилевский С.И.）为媒介的[23]。此后，耆英一直是俄罗斯馆的座上客。巴拉第在给亚洲司的报告里曾多次提到耆英的造访，并评价耆英：“虽然他现在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他认识很多官员，熟悉时务”[24]。1858年4月，英、法等列强在沙俄使臣普提雅廷（Е.Путятин）的蛊惑下北上陈兵渤海湾。5月26日，联军兵临天津，扬言进攻北京，引起清政府巨大恐慌。咸丰皇帝一筹莫展，只好派华沙纳和桂良为钦差大臣赴天津办理夷务。由于此时的所谓“夷务”也就是向英、法联军“妥协”。一谈到“妥协”，自然就令王公大臣们想起贬谪在家的耆英。很快，由于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共同保举，咸丰皇帝又决定起用耆英[25]。有意思的是，耆英受命后的第一举动就是派家人去俄罗斯馆问计于巴拉第。并且，应耆英的请求，巴拉第还专门写信把他作为俄国人的朋友介绍给普提雅廷[26]。后来，耆英因妥协不成而获死罪，耆英的儿子还曾跑到俄罗斯馆向巴拉第求救[27]。可见，巴拉第与耆英一家交情不浅。正因为巴拉第倾心结交京城仕宦，才使得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上下其事，得心应手，作为京津道上的“神秘客”，为俄国提前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获得巨大利益立下了汗马功劳。
总之，由于俄罗斯馆成员对京城各界成功地进行了民间交往的攻势，导致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馆在京城百姓心目中的印象大为改观，改善了中国民众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状况，十分便利了俄罗斯馆配合俄国对华政策的实施，顺利完成其政治使命。
[1]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1833年木刻本，卷9《俄罗斯佐领考》。
[2] .（清）马齐等编《清世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2，1986年，中华书局。
[3] .（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
[4] .（清）托津等撰《大清会典事例》，卷142。
[5] .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И.: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СПБ.1905г.стр.44.
[6]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2006年，中华书局，第2页。
[7] .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Н.И.: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СПБ.1905г.стр.38-53/
[8] . Бунаков Е.В.: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ⅩⅨв..см. Совет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56г.№2.стр.101.
[9] . Скачков К.А.Пекин в дни тайпин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М.1958г.стр.19.
[10] . Скачков П.Е. Русские врачи пр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см.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1958г. Ⅳ.стр.140-142.
[11] .Там же стр.143.
[12] .(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40。
[13] .(清)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一卷，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87页。
[14] . Скачков П.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1977г.стр.148.
[15] (清)奕绘《明善堂文集·流水编》卷4《自题写真寄容斋且约他日同画》。其一云：“北极寒洋俄罗斯，教风颇近泰西规；十年番对新游学，百年重来好画师。图我衣冠正颜色，假君毫素见威仪；神巫何术窥壶子，地壤天文各一时”；其二云：“忆昔与君同咏遨，虚亭共坐石床高；何时贱子侍末座，重倩此公挥健毫。听水看云同入定，据梧挟策各分劳；且令后世传佳话，殊胜登台享太牢”。见张璋编校：《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96页。
[16] . Скачков П.Е.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М.1977г.стр.154.
[17] . Там же .
[18] .陈开科《巴拉第与满清西北边疆史地学家的学术因缘》，《西域文史》，2006年，科学出版社，第一辑，第189页。
[19] .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1979.М.часть 1,стр.38.
[20] . Палладия. Стари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сказание о Чингисхане.см.Вос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Вып.1,СПБ,1872г.С.151.
[21] . (清)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2。
[22] .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1977年，中华书局，第11507页。
[23] . АВПР,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Ⅰ-5，1823г. д.Ⅰ,п.91，л.6.
[24] . АВПР,Ф. главный архивⅠ-5，1823г. д.Ⅰ,п.89，л.10~11.
[2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中华书局，1979年，卷25，第920页.
[26] . Дневник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за 1858г..См.Известий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анных Дел，Книга2, СПБ，1912г. С.33~34.
[27] . Дневник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за 1858г..См.Известий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анных Дел,Книга2, СПБ，1912г. С.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