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常利兵：农民叛乱与革命是如何可能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农民-常利兵：农民叛乱与革命是如何可能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常利兵：农民叛乱与革命是如何可能的

一直以来，有关中国现代革命的起源及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赢得最后胜利、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等问题，是那些国外革命研究者所乐此不疲的课题。大多数的解释都集中于社会经济纲领、政治组织、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组织、操纵手段等。（马克·赛尔登，2002：267-310）不过，研究中国农民革命问题的美国着名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则认为，“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和政治文化在革命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述各个纬度上具有的共同性大大超出了它们的差异性。”（2001年）因此，裴宜理主张以情感的模式来重新开展对中国革命的研究。（《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也许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重视的解释架构，因为人情、关系与面子向来是中国社会里人际关系和行为的重要准则，那么，以情感的视角必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中共革命与农民动员关系的理解。不过，裴宜理最初关于中国革命研究的视角主要体现在生态学的解释上，它有别于其二十年后所提出的情感视角。
最近，在仔细阅读了裴宜理着的《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叛乱与革命》）一书后，笔者倍感兴奋，思绪万千，尽管裴着中译本的问世距离其英文本已过去了27个年头，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它在中国革命研究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和解释力。对于农民为什么会进行叛乱和革命的问题，与以往研究者的关注点不同，作者并没有将自己的视角局限于所谓的“农民特性，阶级属性，社会组织和政治倾向”（p9）上，而是另辟蹊径，以一种生态学方法，翔实地探究了一个特定地域社会里农民造反行为反复发生直至登上现代革命历史舞台的长时段原因。裴宜理认为，《叛乱与革命》采用生态学的视角，正是要对以往那种将农民看作是独立分散、软弱无助、缺乏组织的个体的论点提出质疑和修正。尽管此种论点有助于解释外来力量与组织在农民参与革命时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裴宜理看来，它无法解释持续存在传统叛乱发生的真正动因，而生态学的阐释理论即在于突出农民为适应生存环境进行选择与行动的重要性。当然，通读全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并没有将生态学的视角孤立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实；相反，正是对农民社会的自然生态因素的关注，使得我们在解决农民叛乱与农民革命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上有了新的解释。
具体而言，裴着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淮北地域社会里会不断发生农民叛乱，而且，作为农民造反行为的传统，它又是如何转向中共革命的。通过对淮北农民生活环境的长时段考察，作者认为淮北的居住条件异常恶劣，因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其生存环境艰难而不稳定，加上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管理者的软弱无力，苛捐杂税繁重，官兵掠夺成性等因素，使得该地域社会滋生了为适应特定环境而采取的具有攻击性生存策略的集体暴力。裴宜理将淮北农民的集体暴力归纳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保护个人财产的努力。这种策略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圩寨的构筑。”（p11）可以说，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是作者对千百年来淮北农民生存方式的精辟概括，而围绕该地19世纪中期的捻军叛乱和20世纪前期的红枪会造反两个案例对其阐释架构的具体说明，更加凸显了作者在概念建构和经验事实连接上的高超技艺。也就是说，《叛乱与革命》一书以丰富多样的历史画面展现了农民社会中那些日常生存策略是如何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多重政治危机的压力下转变为以政府为攻击对象的叛乱的。“就农民本身而言，武装叛乱是常见谋生策略的延伸，转而对抗国家实在是迫不得已之举。”（p62）显然，作者对农民叛乱的生态学解释侧重对农民社会中内在力量的揭示，这和我们以往习惯于生产关系变革的解释颇为不同。它展现出了更多的历史面向，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再者，淮北地区不仅是无数次传统叛乱的发源地，而且也是1949年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以前的共产党人的根据地，于是，在裴宜理看来，探究农民叛乱与现代革命间的关系也是其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论题。当“叛乱者遭遇革命者”的时候，作者没有简单地将两者视为对立还是统一的行动者，而是将论述的重点放在了两者关系如何生成的问题上。尽管淮北农民有着适应性生存策略的反抗传统，但是他们的“潜在动机是实际的，也是狭隘的、具体的”，所以，“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农民们主要是为他们自己的地方利益而起来斗争的”。（p209）那么，当革命者面对以掠夺性和防卫性策略为显着特征的红枪会时，他们是如何去应对那些业已存在的农村斗争模式呢？毕竟，相对于农民自身利益而言，中共革命者是以外来者身份进入淮北地域社会的，作者也正是以此为切入点，细致地勾画出了叛乱者与革命者之间由矛盾、对抗、冲突、甚至暗杀的僵局发展为支持、互助、合作直至成为革命同盟军的复杂画面。而且，作者重点强调了抗日战争的爆发在这种关系生成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点对我们重新理解共产党、农民、国民党及日本侵略者之间的关系和结构性影响也具有启发意义。因此，那种只是单纯地强调农民原本就有很高的阶级觉悟水平或者中共革命者的组织能力始终都能高效率地发挥作用的论点，显然是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给简化了。由此，裴宜理的《叛乱与革命》一书确实值得我们中国的读者好好去思量和借鉴。
当然，中共革命者之所以能成功地将叛乱者改造为自己的盟友，还有另一个根本性措施，即对淮北农民集体暴力模式背后的生存环境的关注，并致力于对地方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与改善，试图最大程度地去营造一个新的可以确保农民生计的生态环境。在根据地建设时期，中共开展减租减息、互助合作运动便径直地改变了农民集体行为的策略选择与结构。“当新`的政策指向更为有效的集体生存方式的时候，农民行为的改变就变成了可能。”（p254）在这一点上，尽管作者又与那些主张社会经济纲领论的研究者走得很近，不过，裴宜理在其书中着重强调的还是革命者进行生态变革的必要性及其重要作用。为此，作者在结语里又以1950年夏发生在淮北地区的一次特大水灾所引发的由原红枪会成员秘密参加的叛乱事件来凸显不稳定的生态环境与地方政治变革的高度相关性。（详见p266-268）由此看来，新中国建立后，大兴水利工程，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不仅是要积极进行国家政权建设，而且也意在从根本上改善数亿农民千百年来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逐步提高农民的生计水平，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进而去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前景。
总而言之，裴着中对农民生存策略的深层学术关怀即在于通过对一个地区加以研究来考察分析叛乱者与革命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及其胜利来说，堪称典范之作。此外，它对于我们如何将社会史和政治史结合起来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也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