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简论太平天国后期的崇教排儒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太平天国-简论太平天国后期的崇教排儒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简论太平天国后期的崇教排儒

近几年来，史学界对太平天国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对起义前、起义后至二破江南大营，认识基本趋于一致。但对二破江南大营后，则见仁见智，仍存分歧。如有的学者认为，太平天国对中国传统文化，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肯定大于否定，继承多于批判，基本上是因袭和继承。或者认为，太平天国自设立删书衙后，那种大规模的焚书、毁书现象不再见诸史乘，代之而行的是保护书和对删书作出种种规定，表明太平天国已放弃了前期对儒家文化的强硬态度，开始运用儒家文化为其统治服务了。但有的学者则认为，1860年太平天国取得二破江南大营之后，洪秀全对儒家态度又发生了趋向激烈排斥的转变。此说虽未作具体论述，笔者依据史实是赞同这一意见的。所以本文拟以太平天国治下的苏南地区为例，对太平天国二破江南大营后的崇教排儒及其得失作一简论，以求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
1860年洪秀全重新刊印自1854年后停印的《钦定旧遗诏圣书》、《前遗诏圣书》，并作了批注。又在《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诏》里说：“天父上帝独尊，此开辟来最大之纲常”，还说：“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5页。），愈益推崇拜上帝教，突出“敬拜天父上帝造化万物大主宰”——皇上帝。为了“定一尊于上帝，以谋宗教上、思想上的统一化，于是遂排斥儒教”（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第51页。）了。所以太平天国颁行《钦定士阶条例》规定：读书人以攻习“圣书”为主，并重申四书、五经要“御笔改正”刊颁后才能“诵读”（《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55页。）。表明此时，以洪秀全为领袖的太平天国对儒家文化又趋向激烈排斥的转变。1860年后在文化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必然要在苏南地区尤其是苏福省境内热切地表现出来，盖天王在《谕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里说：“既列版图，各宜凛遵条命，信实认真，克守天教”（《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2页。）的了。
表现之一是废弃“圣像”，焚毁孔庙。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江宁府“圣庙木主已为所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五册，第81页。），“改作宰夫衙”。镇江府学、丹徒县学“焚毁无存”（光绪《丹徒县志》，卷十九，学校。）。1860年，太平天国雄师征苏常，在高淳，“咸丰十年庚申，贼匪窜踞县境，学宫被毁，仅存瓦砾”（光绪《高淳县志》，卷五，学校。）。在丹阳，大成殿“咸丰十年，经乱焚毁”（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卷十，学校。）。金坛庙学，“咸丰十年粤逆之乱，黉舍多圯毁”（光绪《金坛县志》，卷七，庙学。）。常州“文庙神牌亦弃掷”（《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165页。）。江阴庙学，“咸丰十年，毁于粤匪，所存者残缺不完之石梁与石岸石坊而已”（光绪《江阴县志》，卷五。）。无锡、金匮县文庙，“咸丰十年，经乱废圯殆尽”（光绪《无锡金匮县志》，卷六。）。宜兴、荆溪县，“咸丰之庚申，粤贼踞城，大成殿之旁屋，以次尽毁，复议取殿材为伪府”（《宜兴荆溪县新志》，卷四。）。苏州“圣庙有三，悉为瓦砾之区”（《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540页。）。连通贵坊阙里分祠，“庚申洪杨之役，毁于兵，祠址为邻居侵占”。吴江、震泽县学，“咸丰十年毁”。东山太湖厅文昌宫，“咸丰十一年毁”（《太湖备考续编》，卷一，祠庙。）。常熟、昭文县，“学宫已毁，像亦无存”（《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期。）。昆山、新阳县，“文宣王庙，……咸丰庚申毁于寇”（王德森《岁寒文稿》，卷三，第21页。）。太仓州镇洋县文庙，“咸丰十年兵燹毁”，“松柏杞柳等树，贼至尽伐之”（民国《太仓州志》，卷八。）。嘉定县文庙铸铜祭器，“咸丰十年匪毁”（光绪《嘉定县志》，卷九。）。青浦学宫，“毁于咸丰十年粤寇之乱”（光绪《青浦县志》，卷九，学校。）。奉贤文庙“咸丰十一年冬，被毁最甚”（光绪《奉贤县志》，卷五，学校。）。南汇县“咸丰十一年冬，粤匪陷邑城，学宫毁”（光绪《南汇县志》，卷七，学校志。）。以上大量史实，充分表明1860年二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开疆拓土，占有广大苏南地区，遵照天王洪秀全的命令，又普遍地废弃“圣像”，焚毁孔庙，足见其反孔排儒又趋激烈。
表现之二是毁神佛像，拆改庵观寺院。洪秀全创拜上帝教，从一神教思想角度出发，“禁拜泥木偶像”。起义后，始终如一。1859年颁行的《资政新篇》也规定“禁庙宇寺观”。太平军在苏南，“称寺庙为妖庙，神佛像为大死妖”。所到之处，“神佛像非毁坏即搬去”（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125页。），或改作他用。此类记载甚多，兹略举苏南几处着名宫观寺院为例。太平天国在天京，“寺观庙宇，或焚或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五册，第372页。）。在镇江金山、北固山寺院到即放火，甘露寺“仅存天王殿长廊及石■楼数椽，余则荡然无存”。1860年太平军经句容，毁曲山宫观，“茅山自西汉迄今数千年，灵贶照耀寰宇，……贼遂将山下宫观数十区，投诸一炬”（《续纂句容县志》，转引自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第676页。）。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165页。）。有名的天宁禅寺，“庚申之变，案卷沦失，碑毁无存”。苏州寒山寺，“咸丰十年被毁”（《木渎小志》，卷五，第4页。），“虎丘惟剩一塔”（《太平天国资料》，第115页。）。城中心玄妙观，改作姊妹馆，“三清大菩萨早已毁去”（《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42页。）。后殿原建三层楼，曰弥罗宝阁，城中壮观第一。太平军“去其神像”，于阁顶跨脊更起两层，建一台于上。目穷城外十余里，号曰望妖台。灵岩寺在灵岩山巅，“咸丰十年被毁”（《木渎小志》，卷五，第1页。）。在昆山，太平军“登马鞍山，焚毁庙宇”（《太平天国资料》，第137页。）。所以苏南的地主文人哀叹：“寺庙庵堂，一概拆毁。圣庙学宫，亦所不免。三教（儒、释、道）俱废”（《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期。）。
表现之三是“经书典籍，弃等废物”。太平天国建都初期，对儒家典籍以武器的批判，一度达到高潮；删书衙设立后有所缓和，即从毁弃“孔孟妖书”到删改儒家经籍的转变。1860年后，洪秀全对传统文化又趋向激烈排斥。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毁弃和焚书的事屡见史册。“溧邑学宫奉颁书籍，经乱无存。士子贫苦者多志力相违，鲜能讲习经史大要”（光绪《溧水县志》，卷七，学校。）。据《漏网喁鱼集》记：苏州“书籍字画，可谓罄洗一空”。《苏台糜鹿记》也说：“即如书籍，贼皆无所用，……或抛散一■，或抽弃一册，甚至顺风扯去，片片飘扬，灰尘溷厕中，时有断简残编。”在昆山巴溪，“经书典籍，弃等废物”（《巴溪志》，杂记。）。在常熟昭文太平天国以“每斤价三文”收书，置于南门大街颐庆堂药店和花园浜刘宅廒内。“乱书悉置文庙后，因焚化不禁以至诞烧大成殿”。尊经阁藏书，“经庚申兵烫，荡然无存矣”（《海角续编》，《漏网喁鱼集》，第128页和《常昭合志稿》卷十四，学校。）。嘉定、奉贤学宫，“奉部颁发书籍，咸丰十年被毁无存”（光绪《嘉定县志》，卷九和光绪《奉贤县志》卷五，学校。）。此外，释道之书，早在《资政新篇》里就明文规定“焚其书”了。诸种史实表明，二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对儒家经籍，虽不象建都初期那样，“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35页。）的猛烈扫荡。但也没有去保护、运用儒家典籍，而是在广袤的苏南地区仍是相当激烈地焚毁儒、释、道三教的典籍。正因如此，苏南的地主知识分子哀叹：“经典书籍，弃等秽污，自古流寇之毒祸，未有如是烈者”（《太平天国资料》，第138页。）。或谓“我恐焚书坑儒之后，未有如此之大劫也”（柯悟迟《漏网喁鱼集》，第51页。）。
表现之四是是革新科举，擢拔人才。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与天国的需要，不久，便开科取士，擢拔治国安邦之才。1860年，在新置苏福省续行科考。可以说苏南是太平天国辖区内科举考试资料最丰富的地区。太平天国虽沿用了科举考试的形式，而在内容上都作了种种革新。首先是投考资格无限，打破了清朝旧制的种种封建限制。其次是改革文体，反对八股文，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87页。）。所以有人惊诧道：太平天国在苏南开科取士，“文亦不拘长短”（《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49、144页。）。再次是命题不本四书、五经，而选自太平天国所规定的“圣书”。违者即为“变妖”，必予严处。1862年，太平天国曾断然处决在苏州以四书、五经命题的掌试官（《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第401页。）。四是太平天国科考取士中式标准，以“才德兼备者为尚”，“德本也，才末也”（《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45页。）。就是要选拔既忠于太平天国，又能为农民战争服务的读书人。通过科考等形式，太平天国在苏南擢拔了一批读书人。吴江大官僚大地主殷谱经在一封奏折里说：“至于（苏南）失守地方，颇有举、贡、生、监逢时佐逆，献计殃民，如臣所知吴江生员锤石泉其一也。他处闻亦不少”（《求阙斋奏疏》（钞本），卷四。）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太平天国严重缺乏知识分子的状况。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旧式农民战争。难免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内奸、叛徒钱桂仁到常昭后，第二年春，举行县试，“徇曹和卿之请，出四书题”。取中的莠士，还“择日送学习仪，至圣像已毁重塑”（46）。甚至“欲重建大成殿”。他“又令和尚三十余名在兴福破山寺拜大悲忏焰口五昼夜”。受到“广西老贼详天义侯”裕田“面责慷天安（钱桂仁）违背拜上帝教教义”，“欲禀伪天王，赖诸头目劝释而止”。但钱毫无悔改之意，仍“每唤乡间缁流羽士，入馆祈修”（《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期。）。钱桂仁在常昭大搞尊孔与崇拜偶像活动，这些违背太平天国崇教排儒的做法，并不代表太平天国文化政策的改变。否则，侯裕田怎敢“面责”钱桂仁“违背教门”而欲禀明天王呢？同时，就整个苏南地区而论，也不居主导地位，不过是局部地方发生的事例。
（二）
二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在苏南地区的崇教排儒活动，对太平天国事业起了什么作用呢？现就其得失问题略作探讨。
以得而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战争，但那时，统治阶级都“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一卷，第788页。）孔孟之道成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统治思想。当时，苏南是经济、文化发达之区，统治阶级对孔孟之道倡导尤力。汤斌在《抚吴告谕》里说：“为政莫心于正人心，正人心莫心于正学术。朝廷崇儒重道，文治修明，表彰经术，罢黜邪说，斯道如日中天”。苏州系省会之城，一府三县又分境而治之，故一城有三孔庙一阙里分祠之多，而府庙又素有“东南学宫之首”的美称，连吴县县学，也有“天下各县之有学自吴学始”（《重修吴县学记》，冯桂芬《显志堂稿》。）的称誉。后“县必设学，学必立庙”。崇儒重道在苏南为尤甚，给人们思想上桎■至深。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2页。）。若是，在中国要反封建制度，必然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反对孔孟之道，冲破这种精神枷锁的束缚。洪秀全利用西方基督教，创建自己的拜上帝会，规定“凡入会者皆毁除偶像而拜上帝”（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58、451页。），是为人们奋起反对清朝反动统治。1860年后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对孔孟儒学的批判，是在意识形态里给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苏州士绅冯桂芬叹道：太平军“踞吴，始举三学而一空之，为八百余年未有之大劫，吾道之厄于兹极矣”（《重修吴县学记》，冯桂芬《显志堂稿》。）。所以它适应了广大群众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令人们的精神风貌起了极大的变化。什么农民“中解元”，“王秀才自诣贼中参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49、144页。）。吴江生员锤石泉，名志成，年近花甲，乡试中博士，授吴江县监军。他忠于职守，勤于理事，直至以身殉职。昆山“廪生孙启懋”乡试中式后，“逢人辄曰：吾道行矣”（王德森《岁寒文稿》，卷三，第21页。），积极为苏福省政权建设效力。吴县“村学究”周兆奎“取为博士，首扎黄绸，日游街市”（《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26页。），“扬扬然自鸣得意”（柳商贤《闲存小舍日记》，钞本。），奔走劝说“纳贡”。连黎里塾馆学生也参加太平军去了（《黄熙龄日记》，残稿本。）。可见，它唤起了受压迫人民奋起斗争的极大热情。至于反对释道，破除偶象崇拜，“尼僧逼令留发还俗”（《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期。），不仅减少了坐食者，还增加了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打击了地主阶级的神权统治。所以有人说：群众“见彼所为，谓天垠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不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丛刊《太平天国》，（五），第599页。）。苏南有个地主文人也评论说：太平天国“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二，第10页。）。这一切都说明，太平天国在苏南的反孔排儒在农民运动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以失而言，主要是妨碍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归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在19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东征苏常，深入苏南常州、苏州、松江、太仓三府一州之地。际此，鸦片战争虽已打开了东南沿海的门户，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尚未结束。西方基督教势力还限于五口，内地尚未开放。《北京条约》订立后，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国传教士虽可进入内地，然尚属伊始。苏南人民对泊来品的西方基督教，不仅信者极少，还带有疑虑与憎恨。流传的是儒、释、道三教为主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自汉以来，独尊儒术，自宋而至明清，倡导尤甚。“圣庙”大成殿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两旁有“四配”、“十哲”，东西两庑有历代先儒名贤牌位。春秋致祭，朔望焚香，备极“隆礼”。道光、同治年间，苏州府文庙，每年在田赋项内支付春秋致祭银288两6钱，朔望香烛银15两4钱，两项合计304两（62），数目可谓不小。儿童入塾，朝夕礼拜孔子牌位，诵读经书，接受儒家系列思想教育。在这样环境里成长的读书人，对于拜上帝会的教义以及对儒学简单、过火批判的行为，是很不易于接受的。在那个时代，读书人都礼拜“万世师表”的“至圣先师”，经籍是进身之具，科举成名是他们由民变官的终南捷径。如今的突变，改变了读书人的登进之途，失去了传统趋向与重心，使他们感到震惊而困惑，甚至产生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当然，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敌视农民阶级的反动立场所致，二是与太平天国崇教排儒有关。如苏南有些读书人对太平天国毁孔庙弃经籍称为“文运之厄也，为之一哭”，或说“见之欲哭”（《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40页和丛刊《太平天国》，（五），第285页。）。《避难纪略》作者见太平天国“将四子书涂改，称孔圣人为孔阿二”而咒骂为“侮圣毁贤，罪不容于死”。还有些对太平天国科考破口谩骂。在苏南出现“怀才者，……莫敢应试”的现象。故每逢科考，捉考现象严重，甚有令曰：“不应试者斫其手”（丛刊《太平天国》，（五），第254页。），或“罚修圹充役”（《吴江庚辛纪事》，《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太平天国虽求才若渴，但也太简单化了，缺少一个正确的态度与方法。因此赴考者中，有的“均未终场”或“故以语疵致剔”（66）。“故稍知文理者皆抡首选”（《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二册，第149、144页。）。这样，太平天国明知“江南人才最多”，也难于吸收到高层次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同时，由于太平天国文化思想上的崇教排儒，使其不能正确对待读书人。他们既欢迎、优待“文弱书生，但使写算，伪造文书告示，……或作管账，俱称先生。与共寝处，相待如宾，倘走长路，必给马轿舟车”（《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1963年1期。）。或授与县级政权负责人。但又存在着恐惧排斥读书人的心理，如笼统地“称士曰‘妖士’”（丛刊《太平天国》，（五），第279页。）或谓“妖儒”（丛刊《太平天国》，（六），第858、451页。）。这样就不利于团结争取大多数读书人，也很少见到吸收读书人参与高级机构的谋划与决策。苏福省儒士黄畹（即王韬）《上逢天义刘肇均禀》可算一例。1862年1月初，他上书总理苏福省民务刘肇均。此时忠王已攻克杭州，挥师进兵上海。英国参赞巴夏礼与流亡沪上的苏常士绅合谋，“在洋泾浜设立会防局中外合力拒守”（吴云：《致乔松年信》。）。谋保上海。王韬在书中指出：清兵在沪“所持者洋人耳”，“与我争天下者菁（清）也，而非英法也”。建议“于今天下未宁，方将经略中原。中原之疆土，十仅克复二、三，所欲资兵力者甚多，则我之待夷宁和而毋战”（《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66—467页。）。应该说在当时形势下，此议具有策略意义。然太平天国未见采纳。事为清政府获悉，薛焕惊叫“其虑甚周，其计甚毒”（转引自《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第六章。），要缉拿王韬，王被迫流亡香港。
理学家曾国藩则明乎此，当咸丰帝命他办团时，他筹建了一支反动新军——湘军，以儒生为骨干，主要将领有进士、举人、秀才等功名。各级将领可靠者179人，儒生出身的有104人，占可靠人数的58％。统帅3人，全为儒生（罗尔纲《湘军兵志》，第66页。）。在出师东向时，还特地写了一篇《讨粤匪檄》，极力维护封建制度，宣扬纲常名教，鼓吹孔孟之道。攻击太平天国“崇天主之教”，“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还说什么“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叫嚷“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他号召“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之宾师”（《曾文正公全集》，卷二。）。打出“卫道”旗帜，用煽动性的语言，号召那些对太平天国怀有敌视或恐惧、疑虑的“读书识字者”，跟着他一起来反对太平天国。檄文直接间接地在社会上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当1860年太平天国苏福省建立后，麇集沪上的苏常士绅，遂集合到曾国藩的“卫道”旗帜下，成为他的“幕府”和“宾师”了。士绅，官僚们首倡“安庆乞师”，递呈《公启曾协揆》。继之以倡借洋兵“助剿”，成立上海会防局。最后促成奉曾之命抵沪的李鸿章部淮军与英法侵略者勾结一起，绞杀苏南大部分太平军，最终实现他们一伙颠覆太平天国的罪恶目的。
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的崇教排儒活动，既起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李秀成在回答清方的问话时说：“官兵都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4页。）。这是忠王在敌我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指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又訹于异教之说，士大夫虽欲与之谋不可得，国藩之屈而之彼，势也”（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72页。）。其实，太平天国在建都天京尤其是“天京事变”之后，“人心冷淡”，内部凝聚力削弱时，应该淡化拜上帝教，不应“过事迷信”，而应深刻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卖国罪行，激发中华儿女民族自尊和爱国热情。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应批判继承。虽然后来太平天国曾经宣布“天父前降有圣旨云：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太平天国印书》，下，第746页。）。但农民领袖受阶级的局限，不可能科学地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因此，也看不出有什么实际效果。诚如贾熟村先生所云：太平天国“反孔孟之道的主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又是超越了时代，脱离了群众，首先是不为读书人所接受，并成了其所以失败的一个文化原因”。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