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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德明：1931年江淮水灾中的基督教救济

1931年夏，长江与淮河流域发生了民国以来最大的水灾，水灾波及10多个省，数千万人受灾，民众深受其害，无数家园田地被淹，导致灾民饥寒交迫，生计困难。此次水灾发生后，政府及社会各界都大力参与了救济，相关研究论着已经对此着墨颇多，但学界却对基督教会在此次救济中的贡献关注甚少。当时在华各基督教会也本着耶稣博爱的精神，通过成立救济组织、募款捐助，积极参与到灾民救济活动中，成为全国救灾团体中的重要力量，用实际行动赢得了灾民与舆论的好评。
水灾发生后，作为社会服务机关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专门成立了全国青年会水灾急赈委员会，决定救灾方针及计划。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干事还减薪助赈，并通电全国各城市及学校青年会紧急动员参加救灾活动，进行募捐等各尽所能的救灾工作。该会还与国民政府成立的救济水灾委员会核准，开展募捐及救灾事业，并将各地水灾实况及赈灾情况随时报告国内外。
在具体救助活动上，青年会一面派遣干事赴灾区青年会办理急赈事宜，一面与华洋义赈会等机构合作承办灾区善后的规划。身处灾区的武昌、汉口、芜湖、南京等地的城市青年会，则负责办理难民收容所，或参加救济灾区难民的工作。据1935年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记载：在灾情最严重的武汉地区，青年会派干事梁士纯赴武汉实地查看水灾实况，并与武汉青年会商议合作救灾。武汉青年会还每日施粥一次，达20多天，并分发寒衣棉被。青年会还派干事到武昌的抚台衙门旧址设立的灾民收容所服务，除供给衣食及办理医药救济外，更有教育及娱乐等项，此处收容的灾民最多达到三千多人，该会周到的服务也满足了灾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各收容所结束后，武昌青年会又联合中华慈幼协会等团体合办了武汉水灾孤儿教养所，前后收养灾童500多名。汉口青年会也派干事在灾区散施赈粮及衣物，并竭力保障汉口的公共卫生，为市民注射防疫药苗。在安徽芜湖的青年会，除协助华洋义赈会散发赈粮外，还派干事举行电影赈灾会及衣被赈会，并将募集到的大批寒衣寄往灾区。该会还积极进行救助老弱病残及灾区防疫工作，并成立灾童收容所一处。南京青年会则募集数千元赈款交由当地水灾委员会散发，并在各区办理合作借贷所，以帮助农民恢复农作。
在灾区之外的青年会，也联合当地各级组织尽力募款及衣物交给各救济机关进行发放。如北平青年会为救济水灾则与当地基督教会联合办理，并以总干事名义致电青年会北美协会、世界协会及全国协会，号召共同救济水灾。据统计，在此次水灾救济中，有青年会单独募集或联合各团体募集之款不下六万余元，而赈衣则为三万五千余件，其中募集到款项有三万元交给华洋义赈会用以芜湖建筑防洪工程中，其他则用以办理各地急赈、农赈等事宜。甚至连国外的青年会也在积极捐助，如丹麦男、女青年会共募集到赈款8.2万克罗诺，邮寄到中国协助赈灾。在水灾结束后，青年会水灾急赈委员会还将收到的部分捐款专门用于灾区农民的善后事业，诸如灾后修堤工程及为农民提供购买种子、农具的贷款等，为灾区农业恢复提供了一定帮助。此外，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也在积极募款，曾将五千五百元捐款交给武汉女青年会以救济灾民之用，并在南京附近办理农村灾区的复兴事宜。上海女青年会为救济水灾，恳切函达各会员吁请解囊，并成立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征募衣被第十七分处，征集一切破旧衣帽鞋袜等，送交该会代收后，转交灾民使用。天津女青年会则为水灾征募中外女士赈品，除送交市政府水灾赈济会及直接送交汉口水灾赈济会衣服八百余件外，还对征募到的衣裳、玩具、古董等进行公开拍卖，然后将所得款项捐给灾区。
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在水灾发生后，除发表《本会慰问长江水灾被难各教会函》，其主办的月刊《中华归主》还连续刊文呼吁信徒捐款，并通过多期《赈灾征信录》的形式将捐款信息公布。如协进会在1931年9月的该期杂志上发表了《为五千万灾民请命》的文章，呼吁信徒捐款，文章简要叙述了此次水灾波及地区的受灾情况，并号召称：“我基督徒同道倡导救济，素不后人，前于西北灾区，已集成数，救活多命，对此次大水灾，必能本博爱牺牲之精神，已饥已溺之素志，竭力资助。”在1931年10月的该杂志中，还发表了《水灾概况述略》一文，又分省介绍了各地的受灾情况。值得一提的是，金陵大学的农业传教士卜凯还率团队受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委派，就灾区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共调查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90县248处，包含农村2366个，农民11791户，还在武汉、南京、武昌三处的难民聚集区进行调查，其调查估计水灾区域全部损失达20亿元，所调查报告《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于1932年初上交救济水灾委员会，为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借鉴。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还指派富有经验的罗炳生负责救灾工作，统筹教会救灾事宜，与国民政府、华洋义赈会均有密切联络与合作。该会曾将获得捐款的35000元交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芜湖分会的司库万兴仁牧师，指定办理安徽筑堤工程所需美麦的运输费用。该会还指派乡村事业干事张福良进行农赈，将捐款一部分作为农赈借口，根据互助合作及信用借款原则，由各灾区教会组织“基督教乡村互助社”，向协进会赈灾委员会申请借款，然后转借各该社加入为会员之农民恢复农事工作之用，或赊放粮食农具等必需品，作价借给会员使用。协进会利用募款在受灾省中举办的此类农赈贷款，均由中西专家负责调查指导，使农民得以贷款购置农具及种子等，以从事耕种。凡农民之借贷赈款，均须按时归还。归还时，该款即作互助社之基金，以为发展农村合作事业的资本。安庆、芜湖的中华圣公会，宿州的长老会，黄梅、九江的美以美会，汉口中华圣公会，长沙信义会等地教会，均成立了乡村互助社的组织，用以帮助灾区农民恢复生产。
当时全国基督教信徒与外国传教士纷纷踊跃捐款，自1931年8月25日至1932年10月14日, 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共收到国内及西人捐款52169.9元，国外及华侨信徒捐款116479.98元，合计共168649.88 元,其中用于受灾的安徽、江苏、湖北、江西、湖南、河南等各省急赈及工赈、农赈贷款的款数为154651.29 元，这些都由当地教会进行支配发放。各地教会也积极募款捐助灾区，如仅上海基督教会先后为水灾募得3万余元，苏州也成立基督教水灾救济会，曾捐助面粉五百袋，赈银500元。苏州三牧境内的美国监理会则募集赈洋5669.47元，旧衣9000件。杭州教会也向教友劝募赈款与衣物，向城内灾民提供救助，并且派传教士及教友向灾民布道，散发福音册子及圣经书籍。如杭州教会曾将募集到的衣服两百件，派员送往城隍山，分赠该处湖北灾民。扬州基督教水灾救济委员会1931年9月7日成立后，即开始募捐并派员调查灾情，号召教友节衣缩食，尽力捐输。随后该会派7人准备面粉多包，先后向15个村庄的123户478名灾民发放，每人发放面粉十斤，可作半月之用。1931年9月，上海基督徒董景安等组织的“基督徒水灾救济会”，向全国募捐救济，前后收到捐款一万五千元，先后支付汉口花楼灾民收容所五百元、秦州粥厂赈济一千四百元、兴化粥厂赈济四千四百元、宝应县四百三十元、东台邵伯七百元、闸北收容所服务赈济五百元及湖南津市水灾五百元。西方基督教会也派代表前往中国慰问灾民并进行调查募款，如仅美国教会赈务委员会曾提供五万美金（合国币二十余万元）用以中国水灾救济。到1932年夏，基督教会的水灾救济工作基本结束。
基督教会的此次水灾救济，充分体现了基督教的博爱与互助精神，各教会打破了派别的限制，利用各自优势，在借鉴之前数次灾荒赈济经验的基础上，采用西方成熟的赈灾模式，通过调查、募捐、工赈等多种方式联合赈灾，其还与地方政府、华洋义赈会、民间团体等合作，最大限度的救济了灾民。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国民政府及其他团体的广泛参与救济，基督教在此次水灾救济中的作用，已经远逊于清末民初时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