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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孔飞力：开创“他者”中的华侨研究

美国着名汉学家、畅销历史书《叫魂》作者孔飞力于2016年2月11日逝世，引发国内学界、读书界对他的追思热潮。日前，孔飞力生前最后一部专着《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本书被誉为孔飞力教授研究中国海外华人史的全景式着作。该书中文版首发式于3月12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
“孔飞力与海外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也同期举行。国际着名华人移民问题研究权威、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教授，来自厦门大学的译者李明欢教授，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所长张春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刘宏，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林如鹏等来自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的近30位知名专家、学者与会。
孔飞力是美国着名汉学家，与魏斐德、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三杰”，也是继费正清以来，欧美汉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其着作包括《叫魂——1798妖术大恐慌》、《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等书，他还参加过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若干章节的编撰。
《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以大历史、大叙事的手笔，将中国移民走向世界的五百年历史，融会贯通于同期世界格局发展变化的大框架中，读来令人领悟深远。更重要的是，孔教授在展示全球华人移民五百年历史精彩画卷的基础上，有力论证了其重要观点:海外华人历史是中国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研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海外华人研究被提升到新的境界。
此后，羊城晚报记者获王赓武先生授权，整理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并专访了该书译者李明欢教授。两部分文稿经他们本人审阅后，节选发表于本专题。二位学者分别以同窗、同辈学人及译者后学的角度，追忆孔飞力先生。
李明欢先生专访
潜移默化：实证而批判，做让人读得懂的研究
羊城晚报：作为译者，您是如何参与到《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这本书的翻译中的？
李明欢：孔飞力先生的名气很大，所以他这本书一出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就把版权给买下了。他们先是找了一位英文很好的人去翻译，但是很快译不下去了。我想，翻译到一定程度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是知识结构的问题。
2014年的时候，王保顶编辑跟我联系，请我翻译这本书。那时我刚刚退休，比较有时间，也出于对孔教授的尊敬，就接受了。但我知道翻译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很辛苦，尤其是翻译大学者的着作，要对得起原着，更难。
接了翻译任务后，我马上按以往联系的方式，发邮件跟孔飞力教授联系，但他没回。后来我又通过与孔飞力先生相交半个多世纪的好友王赓武先生联系，但也一直未成功。最后听说孔先生重病后把原来的房子都清卖了，住到养老院去了。
我很尊敬孔先生，很希望能够让他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本着作的中文版。但很遗憾还是没有赶上。前两天我看到一篇悼念孔先生的文章，其中说孔先生一生只写了三本书，即《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和敌人》，《叫魂》，还有《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许多学者都不知道孔先生还有这样一本重要的着作，《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孔先生一直认为应当强调一种观念，中国的大历史观必须包括海外华人的历史，应当关注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影响，关注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影响。
羊城晚报：孔先生在学术道路上是如何给您支持和帮助的？
李明欢：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海外华人问题。记得第一次接到孔教授发给我的邮件时，我非常意外，因为当时我还很年轻，无法想象这样世界知名的学者，会很客气地向一位年轻人了解一些问题，很感动。
后来他请我到哈佛去，那是1998年。我去哈佛之前，提前一个星期先到了纽约的唐人街，跟那里的福建人（其中好些是还没有拿到合法身份的无证移民），跟这样一批生活在美国社会最底层的人共同生活了一个星期。那个时候（上世纪90年代），福建在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影响很大。我通过种种路径找到了他们，跟他们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在他们放工回来后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偷渡的故事，讲在美国如何生存的经历。我印象很深，从纽约华尔街步行到唐人街只需半个多小时，但却完全是两个天地。华尔街是世界金融中心，高楼大厦，大楼里进进出出的人西装革履。而住在唐人街的非法移民没日没夜工作,住处更是简陋得难以想象。我受到了福建移民们的热情接待，他们当我是朋友，我理解他们，我也是真心诚意地听他们倾诉自己的故事。
离开纽约唐人街之后我就去了哈佛见孔教授。他觉得作为一个学者，能深入到最底层亲身体验，扎扎实实做调查，是不容易的。我虽然只是和唐人街的福建人相处一星期，但在那之前我已经做过很长时间的研究，交了许多朋友，这因此才有可能进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一周的收获来自多年的积累。
当时孔教授跟我说，我们在这里这么多年，一直想进入这个群体却未能如愿。你来这里待一个星期，所知道的比我们几年的了解还多。他邀请我在哈佛做公开演讲，并亲自为我主持讲座。孔教授还特地请我到他家中，长时间交流。孔教授鼓励我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做扎扎实实的、让人能够读得懂、看得懂的研究。我在与孔教授的交流中，还能够体会到他重视对现实的关怀。所以我的研究中很强调的一点，为什么有这么多福建人到美国来？最主要当然是美国有这个需求，是移入国有这个空间让他们去生存、去发展。
在交流当中孔教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可能也对我有影响。美国占有了那么多的资源、空间，资本为了牟取更高利益就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对于外国移民，你不能既需要他们又打压他们。这是政策上的自身矛盾，不能把这些都转嫁到劳动者身上。
在潜移默化当中我受到了孔飞力治学态度、理念及批判精神的影响。所以我一直非常尊重他。
学术脉络：华人海外迁移是中国历史的延伸
羊城晚报：这本书侧重研究海外华人，这在孔飞力先生的学术脉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李明欢：孔教授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我们所说的中国近代史。这个时候也正是中国人大步走向海外的时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走向海外出现一个高潮。孔教授在研究清代史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清代的海禁政策。研究中国史的人往往不关注海外移民，大多只关注在中国本土发生的事情。但是孔教授认为海外移民是中国历史的延伸。（中国历史）不能够只到东南沿海就终止了，实际上中国历史还在往外发展。可以这么说，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出国”这么清晰的概念。在南方的福建、广东，当地人叫做下南洋，而不是说出国。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生存空间的延伸，是去寻找一个新的更好的生存空间。
福建人、广东人大多自身也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他们的先辈是从中原地区一步步南迁下来，来到了海边。但是，大海对他们来讲并不是国界，而是进一步发展的屏障。他们要突破这个屏障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所以孔教授将中国人下南洋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延伸。这些人把本土的文化、家族关系、血缘纽带，宗教信仰、把他们在家乡祭拜的神灵都带到南洋去了。他们认为自己还是中国皇帝的子民，是中国人。
“我还是汉人，还是中国人。”所以海外会形成唐人街。中国的今天与历代人口流动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家都知道，中国今天的版图变化是随着人口流动而一步步形成的。
孔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中国人的海外迁移问题，开始将人口迁移融入到整个中国大历史的研究当中。他认为这是一个大历史观。这也是我们做史学研究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羊城晚报：您个人长期从事海外的华人研究，那么作为相关领域的专家，您如何评价这本着作？
李明欢：我在译后记里对孔教授这本书作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我觉得他这本书的整个写作方式、研究方法和《叫魂》正形成比较鲜明的对照。《叫魂》的特点是以小见大，通过挖掘原始档案，梳理蛛丝马迹去重构历史事件，进而解读封建王权统治机器，社会民众心理及影响等等。但现在这本书则不同，它不是去发掘一手的档案资料，而是在宏观历史观之下去利用前人已经使用过的资料，梳理其他学者的评论，把碎片式的东西归总到一个宏大的主题之下。这个宏大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大历史，就是你不能够只是关注中国“本土”的发展历程。当然，这个本土是加引号的。中国“本土”是哪里？在每个朝代是不一样的。所以孔先生在这个大历史观之下把别人的资料重新梳理以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路径恰恰显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大家、国际一流学者的能力。
现实关怀：昔日华侨今日农民工都曾是“他者”
羊城晚报：孔飞力先生及其老师史华慈在治学中均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这本着作中是否也有体现？
李明欢：对，他关注在中国整个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中，人们怎么去看海外华人，从最高政权到普通民众，从海外华人的祖籍国到他们的移入国。而且，时至今日，国际移民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不可改变的一个大的潮流。当今世界跨国流动的人口，从绝对数量来讲，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中，流动已经成为当今民众生活的一种常态。
那么，如此大量人口的跨境流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会对祖籍国及移入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人们现在非常关注的问题。曾几何时，欧洲还是一片太平盛世，但现在被一个难民问题冲击得一塌糊涂。这种事情在今天世界上到处都在发生。所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他者”的问题。移民与当地人之间互为“他者”。我想这就是他这本书今天的意义之一。
这个他者——当地人看华人是他者，华人看当地人也是他者。在今天的世界，这种他者的冲突时时发生。又比如近期涌入欧洲的难民，也被大多数欧洲人看成是他者，这里所表现的不是阶级意识，而是一种族群意识。就中国国内来讲，同样也存在类似问题。农民工进城不是也曾被当成他者吗？所以，这都是孔飞力研究的现实深刻之处。
羊城晚报：今年2月孔教授去世的新闻无论在学界、传媒，甚至公众领域都成为一时热点。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明欢：我觉得他最大的影响是《叫魂》那本书。《叫魂》里讲了一个盛世危言的故事。乾隆时社会一片繁荣景象，可是，一个小小的事件却引起从最高皇帝，到底层平民百姓上上下下的大恐慌？孔飞力借此解读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他探讨了历史上怎么去压制这个事件，为什么要去压制这个事件？
我有一次见到他，他说他没有想到《叫魂》这一本学术着作会在中国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说因为你讲得好，因为你引导大家去深刻解读了历史。就像现在，但凡比较有影响的电视剧，都能引人深思。《潜伏》，大家看到的是今天职场的竞争；《琅琊榜》，大家看到的是已经远去的忠义。民间是不会关注纯学术研究的，更多关注的是身边的事。
不过，现在我们的影视剧中出现了大量的清宫戏，让人对清宫产生了一种想象。这就使得人们想去知道清朝的一些真实情况，这种影响还是蛮大的，倒不一定是人们真正想去探究一些历史专业问题。两者还不太一样。
羊城晚报：孔教授对西方中国史的研究，对中国学者有何借鉴或者启示？
李明欢：实际上这也是以他者的眼光看中国，他有不同的角度、视野。西方学者有不一样的学术传统，当然个体的努力也很重要。北京的中国档案馆开放以后孔教授是第一批进来的，他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认真阅读档案。现在的学术界整体比较浮躁，虽然也有人在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事，但好些人是被指挥棒指挥得东摇西晃的。学术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断地追赶新的时尚议题，而缺乏一种扎扎实实的、在自己既定的学术道路上认真走下去的精神。当然，国外学者也有国外学者的问题。但是，像孔教授这样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一直被中外学者所称道。孔飞力先生一生几乎是十年一书，文章也不多。但他每一本书都在史学界具有标杆性的意义。这就是大师的价值！
当然，我始终认为，中外学者各有所长，很多问题大家都是平等交流的。中国学者现在已有更多机会能与国外的学者交流和对话。中国学者有中国学者的长处，外国学者有外国学者的长处。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不亚于外国最优秀的学者，外国最差劲的学者跟中国最差劲的学者是一样的。
王赓武先生演讲（节选）
他比中国学者更早关注华侨史
孔飞力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61年前，我们在伦敦相会的时候算是同学，一个学期的同学。当时他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而我在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当研究生。我们一同上日文课。孔飞力的老师之一史华慈跟他讲，如果你对中国感兴趣的话，可以先学日文，接着学汉语会比较容易一点。
我很惊奇，我当时刚好也开始学日文，也是听人家说要研究中国历史可以先看看日文材料。我本来就会中文，但那个时候孔飞力还不会中文，他学汉字是从日文开始的。他也向我坦白地说，他只是感兴趣，还没有决定要研究中国历史。于是我们就同学了一个学期。但是在我们一块念日文的几个月中，我们不是练文法，而是一起念日本近代史的课本。在那之后，我就知道他对东亚历史、对日本、对中国已经十分感兴趣。
1960年，我在哈佛重新跟他见面，孔飞力那个时候还是研究生，已经开始做研究。我特别注意到他的兴趣。他本来是历史系出身的，但对人类学很感兴趣。他看许多人类学家写的有关中国社会、风俗习惯、文化史等方面的东西，这是从他在费正清手下念研究生的时候开始的。他开始从这两个不同的角度看中国。之后他在费正清历史系的传统之下，专门研究中国的档案文件（Ching Documents）。费正清很重视这一点。
另外一个问题，我到欧洲的时候发现他们主要研究的是汉学。所谓汉学就是古代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中国历史，而近代的东西根本没有人研究。当时整个西欧差不多没有人做中国近代史，有的话也是从外国帝国主义时代或者从冷战的那种情况来看中国的近代变化。学术界根本不重视现代中国、当代中国，他们所了解而且非常尊敬的是中国的古代文化。
而像孔飞力这样研究中国近代史，在美国也才刚刚开始。美国本来也有这种欧洲汉学的传统，不过在冷战时期，大家开始注意到，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实在太浅了，仅靠汉学了解中国古代，是不够的，一定要重视近代史。我记得我到美国去的那一年（1960年），福特基金会给了美国主要大学一大笔钱，鼓励他们研究近代现代中国。那段时期相当关键，孔飞力和他那一代的美国学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重视中国近代史的。所以他可以说是开创者之一。他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面贡献很明显。到现在为止，对于现代中国、当代中国，美国的学者要比欧洲强得多。欧洲一直是拖着，不太愿意走这条路，他们传统的汉学非常重视古代的文化和哲学，到目前为止还有这种偏见。
所以从现在来看，我觉得孔飞力可以说是代表了他们最先进的一批人。有一次，我到北京社科院时碰到研究近代史的学者。我问,你们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没有人研究华侨问题，他说这个留给侨办的人去研究吧，我们研究中国内部的发展跟中外关系。后来我也问了其他的历史系，但好像没有人研究华侨华人历史。我当时有点惊奇，也问了孔飞力，他说他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我猜想他自己后来转到研究中国移民史，是感觉到中国学者没有足够重视中国的移民史和海外华人移民史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