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黄宗羲-“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3年12月6日至7日，由宁波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在宁波成功举行。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加拿大、法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以及内地各省市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会议，提交学术论文近百篇。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学者以大会发言、分组讨论的形式，围绕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术文化这一会议主题，就其思想内涵、代表人物、历史地位以及对海外的影响等问题，充分交流，畅所欲言，发表真知灼见，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进一步发掘其历史价值，阐释其时代意义。
一、浙东学术文化的定位
浙东学术，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对浙东学术文化加以清晰而合理的定位，于釐清其独特的学术思想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会学者从检讨浙东学术的名义、研究方法、思想特征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由于学者间认识上的差异，近数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浙东学术的范畴、内容以及所含括的人物等，不同程度地存有一些争议。为了使这一问题更为明晰化，有学者对自宋明至二十世纪以来各种对“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的说法，加以详细的疏理和检讨。在揭示各种说法存在重大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看法：本学派中的人是如何自我认识的，学派之外的他人是如何看这个学派的，后人又是如何看那个学派的，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考察，才会对浙东学术文化演进、传承的内涵与外延有一种较为真实的体认。
为使浙东学术文化的研究更为健实地发展和深入，与会学者在地域视野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拓宽浙东学术文化研究视野的一些看法。有人指出，拓宽的方法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将浙东学术文化放到更长、更宽的视野下加以考察，不仅要从长时段对浙东学术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思考，而且要从更广的区域甚至全国范围内来把握浙东学术文化，从而在更精确、更宽阔的坐标上来定位浙东学术文化。如有的学者将浙东学术文化的研究视野上溯到宋代，或从近现代学者对浙东学术谱系的建构着手，来反思浙东学术文化学术构建的历程；而有的学者则将浙东学术文化研究的范围，由小浙东扩展到大浙东、浙江全省乃至其他省份，以一种学术文化互动的心态来审视浙东学术文化与外界的交流、影响与彼此互动。基于此，有的学者对浙东学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给予了关注，而国外学者也从国外对浙东学术文化接纳和研究的视角，对浙东学术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颇富启发性的定位。更为有意思的是，与会学者还就关于借鉴和吸收国外某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如有的学者将王阳明的心学与现代西方的现象学加以比较，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层理论对浙东学术文化的研究能有所裨益等。
把握和定位浙东学术文化的思想特征，是学者们十分关注和讨论的一大热点。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经世致用，兼容并蓄，领异立新，以及原创、民间学术等观点，无不体现出浙东学术文化所富有的博而精的为学致思路向。当然，在把握和定位这些思想特征的时候，学者们亦存有一定的差异。如关于“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讨论，大家对其中“史”的性质即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应将其理解为是一种精神，有的人认为是一种方法，有的人认为既是精神又是方法，有的人则认为其含义指的是史学。尽管这一问题不能马上达成共识，但在各种思想的对话和碰撞下，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则彰显了出来，同时也体现出学者们对一些问题有着共同的关注和思考。
学术研究，离不开基础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利用；而对基础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利用的程度，则直接关系到学术研究的有效性和深度。在这方面，有的学者对海内外较为罕见的《良知同然录》（王阳明着）加以检讨，有的学者则对研究较为薄弱的黄式三、以周父子的生平学行，以年谱的形式进行了勾稽整理。有的学者还指出，作为文献的有机组成部分，现存浙东学者的文物古迹应纳入到我们的视野，对其保护和开发是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二、浙东学术文化的演进过程
明清两代，凭藉深厚而久远的文化积累，加以良好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这里才人辈出，着述如林。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等，一代接一代的学术大师，以其创造性的思维和专精的学术业绩，号召四方，领袖群贤，展示了浙东学术普遍性的文化价值。在本此学术讨论会中，大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学术大师。
关于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体系，学者们从历史渊源、时代潮流、地域特征、思想内涵、为学方法、致思路径、概念意蕴等视角，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学者们指出，王阳明的学术观念、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清代乃至后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呼唤启蒙的时代观念、倡导革新的政治思想、关注民生的经济思想诸观念，在历史进程中是浙东学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将王阳明的心学体系视为形而上的认识不同，有的学者认为，阳明心学体系的产生不是理性思辨的产物，而是生活实践、生命体证的结果；其“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立言宗旨，均是实践工夫的学术性表述，其“心即理”的人格本体论则是这种实践工夫的理论诠释。有学者亦指出，无论是深入心性本源寻找生命成长的主观动因，或是依据经典重新诠释以求客观印证，王阳明最终的理想都是亲证亲历形上道德理境，使每一个体及人类整体的生命获得真实可靠的永久安顿。学者们还对王阳明的经学思想、对朱熹学说的改造、“六经皆史论”中的经书与心的问题、涩泽荣一与阳明学、近世朝鲜中期柳成龙对王阳明的认识、 “致良知”在戏曲评论中的体现等问题，进行了考辨和阐释。
关于刘宗周，学者们从“理气论”性格之衡定、与宋明儒学的终结、历史哲学意识，以及其对日本幕府末期思想家们（关于春日潜庵和池田草庵）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哲理性的思考和评判。作为体现刘宗周为学宗旨的《人谱》，受到某些学者的关注，有人指出，从刘宗周学问宗旨变化的意义而言，虽是从慎独到诚意的变化，可是慎独说并不是被诚意说取代了，而是被包含吸收于诚意说的里面。关于黄宗羲，学者们对其哲学、经史之学、政治伦理、易学思想，以及《明儒学案》等着作中的有关问题，展开了全面而富有深度的揭示。有学者从理气心性一体而圆融的哲学思想、博赡而返约、通变以致用的学术精神、综罗百代集南宋来浙东学术大成、史学成就及其贡献等层面，对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加以体认。有的学者则从黄宗羲与白云庄的关系入手，认为黄宗羲是浙东史学的开创者，白云庄是浙东史学的主要阵地，万斯同是浙东史学的继往开来者。更为有意思的是，有的学者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黄宗羲与约翰弥尔的政治观，从两人的时代背景及学说意向、国家理论之比较、对政治理念的实践原则三个方面进行了诠解；而有的学者则从剖析《明夷待访录》的进步思想着手，关注到其对西方文官制的影响。
关于章学诚的研究，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有的学者指出，考察章氏史学理论的成因，应当从他的治学实践活动中、从他思想意识的修养历程中来探寻，才更能加以确切的理解。具体来说，章氏史学理论的形成，主要根基于以下三个方面：校雠（目录）学的知识基础，程朱理学的思想基础与纂修方志的实践基础，而纂修方志的实践，是其中最为主要和关键的因素。有的学者则对章学诚学术批评的旨趋（别识心裁；六经皆史；道不离器；史学经世；究性命于史。）、原则（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学有宗主、不守门户；严于去伪、慎于治偏；临文主敬、论古必恕。）和标准治乱；是非；曲直；天人。）进行了总结。
学者们还对浙东学者间的交往给予了关注。如有的学者对黄宗羲与吕留良二人间“始欢终隙，其间是非，言人人殊”的学术公案加以剖判；有的学者对全祖望与杭世骏交往的风波，从两人的交谊、全祖望文集归杭世骏经纬、卖友说、全杭构隙远因、杭序用意试探、恶疾说辨析六个方面加以辨析，认为两人间应是友好关系，对杭世骏的指摘不能成立（有的学者则认为全、杭二人间的关系是存在问题的）；有的学者对全祖望的学术成就与宁波、杭州、北京、扬州学术圈的交互影响进行了详细的论析，并指出：考察这些地区学术圈的形成与代表人物及主要学风、讨论议题，不仅有助于了解全祖望思想的形成，同时，对清代学术的形成与其后发展脉络也才能有更深一层的认知；有的学者还对章学诚与邵晋涵之间及二人与浙东史学的关系提出新的看法。
除以上主要人物外，学者们还探讨了陈确《大学辩》、王艮“淮南格物”式爱的当代意义、朱舜水的教育哲学李邺嗣及其诗文、浙西“隐儒”董沄、杭世骏与三礼馆、清初文人对“阳明学”的新诠释等问题。另外，有的学者还就浙东学术与道家、道教、佛教的关系，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的发展，以及明清之际浙东学人与耶稣会士的关系、欧洲人对宁波的最早记述等等问题，提出了视角独特的看法，展现出与会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三、浙东学术文化的历史地位
中国古代的浙东文化，尤其是明清时代的浙东学术文化，已经远远逾出浙东的地域范围，深刻地影响了全国的学术文化，乃至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历史财富。由于共同的儒学文化背景，阳明学以及黄宗羲、朱舜水等浙东学术大师的学说，还曾经对我们的四邻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过有益的影响。研究阳明学，早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
关于明清时期浙东学术文化的历史地位，有学者将其精辟地概括为三句话，这三句话是：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的为学精神；转移风气、领异立新的学术品格；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普遍文化价值。也有的学者还指出：中国有学术思想史，自黄宗羲、全祖望撰写《明儒学案》始，为史学创新猷；发展数千年的中国史学，专门讨论史义者，则推章学诚一人；史学家以纯真精神，表彰气节，发明幽隐，留真历史于为难之际，浙东史学家表现最为突出；真正的史学家，必须以学者兼为思想家，浙东史学家博罗文献，兼治理学，具备了学者与思想家两个条件。
热烈而融洽的学术讨论虽然暂告一段落，但本次国际盛会所展现出的务实、求真、关注社会发展的精神与学风，以及学者间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所产生“火花”的巨大成就与魅力，无疑为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今后的深入开展，以及宁波与周边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空间，提供了一种智力支持。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本次大会达成了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共识：为推进和深化浙东学术文化的健实发展，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尽快建立一个研究平台。所谓“研究平台”，就是要建立一个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中心。为此，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何福清主席、宁波市成岳冲副市长在大会闭幕式上表示，依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将尽快促进和搭建起这一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祖武先生、副所长辛德勇先生，也就早日在宁波合作建立浙东学术文化研究中心，明确表达了意向。陈祖武先生表示，今后将与浙江社会科学界长期合作，为推动浙东学术文化，乃至浙江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