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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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即对彼此意图和动向、对俄英为主的他国动向的认识和判断,一误一准,从而导致中方迟迟不立足于战守而忙于交涉,陷入全面被动,日方全力推行挑战方针,军事外交均占主动。双方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差异巨大,除了受制于各自立场动机外,也是由于了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对国际事务的不同观念和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所致。笔者认为,比较和研究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有助于对中国失败的原因得出新的认识。
1894年6月上旬,朝鲜半岛风云突变,日本蓄意向中朝挑起战争,接着是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介入中日争端,局面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如何,直接影响各自的决策和在未来战争中所处的地位。这个问题学术界似未专门研究,本文试以比较的方法进行探讨,以求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有一个较完整的认识。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中日对彼此意图、动向的判断。众所周知,日本借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的形势出兵,其始意在于挑起侵略朝鲜与中国的战争。就在日本政府以“保护公使馆和侨民”为名决定对朝出兵的6月2日,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与外相陆奥宗光等,已商定了“怎样进行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但中国统治者却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负责对朝事务的李鸿章、袁世凯在1894年5月底接到朝鲜政府请援要求时,虽然对日本援引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对朝出兵的可能性不无担心,但却被日方宣称“必无他意”所迷惑,轻易地放松警惕,很快派兵赴朝。当日本6月2日决定对朝出兵、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并实行军事动员之后,李鸿章等认为日本是要“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欲速退倭兵,惟有速图剿匪”(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甚至在6月16日和18日接到驻日公使汪凤澡关于日本增兵至5000余、“其布置若备大敌”的报告后,李鸿章还说“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似乎日本是否寻衅挑战,全视中方派兵多少而定。应该指出,李鸿章的上述认识与判断,至少在6月16日日本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六条之前,基本上是清朝统治集团的共识。即使李鸿章的对立面翁同龢,在6月14日还说“我兵将归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478页);至6月22日,总理衙门还认为“但能将贼事办有切实头绪,俾外人共见,彼时约倭同撤,当较顺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6月25日以后,一部分人改变乐观调子,说“口舌之争,已属无济于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即便如此,晚至7月18日,他们还是希望日本“悔祸”、“情愿就商”,幻想“不战而屈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
与中国统治者相反,日本当局自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之后,对清政府会作何反应,挑战后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与其较量,早有明确估计。他们深知清政府高度重视朝鲜与中国东北唇齿相依的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中朝传统的宗藩关系,料定东学党起义不断扩大,清政府必会应朝鲜政府之邀出兵,认定这是造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的大好机会。中、日在朝对峙局面出现后,日本政府又认准清政府最担心宗藩关系削弱,认为抓住这一点做文章,清政府“十有八九”不会轻易让步,这样就能激化矛盾,恶化中日关系。对清政府有无坚定决心对付日本挑战这一点,日本政府认为:清朝“依然墨守古习”,派系林立并且互相倾轧,“不确立自己立脚之地,单恃外力之援助”,李鸿章并非“豪胆逸才”,没有“非常之决断力”,只不过是“善视事机之利害得失之人”,清政府“缺乏中日两国间纷扰不解时不得不诉诸干戈之决断”(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
其二,中、日对他国动向的判断。甲午战争前的朝鲜半岛,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国际关系错综复杂。中、日军事对峙的局面一出现,俄、英等国便打着“调停”的旗号,频繁插手。它们的真实立场与动机,事后虽然尽人皆知,但在当时,却是扑朔迷离,不易判断。在一段时间里,俄、英表现出希望中、日同时撤军、维持朝鲜原状的倾向。如俄驻华公使喀希尼向李鸿章表示:“极愿两国撤兵”,“断不容倭妄行干预”(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俄驻日公使希特罗渥,6月30日对日本政府发出措词严厉的照会,称:“若日本政府拒绝与中国政府同时撤退其军队,则日本政府应自负重大责任。”(《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1册第284页。)英国则在6月中旬就对日本驻兵朝鲜表示不满,7月初又劝日对华妥协(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俄、英的表态,使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倍受鼓舞,断定俄国会阻止日本在朝挑衅,“必有收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英国也会与俄国形成“夹攻”之势,最终迫使日本就范(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当然,清政府内部对俄、英动向的判断并不一致,如6月25日上谕,便对俄究竟“有无助我收场之策,抑另有觊觎别谋”,提出疑问,告诫李鸿章“勿堕其术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但也只是怀疑而已,并未完全推翻李的判断。帝国官员文廷式、志锐等言俄、英不会实心“调停”,不可能“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是在7月10日俄国出尔反尔、声称“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之后,可算是马后炮。
在日本方面,它借朝鲜局势挑战,原本隐含与俄国争夺之意,又一心倚英国为靠山,因此对俄、英动向决不敢掉以轻心。当俄、英施加压力,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日本当局十分紧张,“悚然栗肤”(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不得不稍为放慢对朝军事进逼。但他们没有轻易作出俄、英将阻止日本战争行动的判断。对俄国,日本当局虽一直担心它的干涉,但同时认为,俄之企图并非袒护中国,而是要防止日本占据朝鲜,而且西伯利亚大铁路尚未贯通远东,英国又牵制着俄国的行动,因此,“俄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还不可能进行武力干涉”(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对英国,日本当局认定它要借助日本阻止俄国势力南下,不会轻易开罪自己,英国“调停”中日争端,主要是担心“本国政略及通商之利害”受到中日争端影响,同时也是为了防止俄国利用“调停”加强其对东方国家的影响,因此,“若自己之主张不成立时,似无以兵力干涉之决意”(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日本当局还认定:只要尽量做到无损英国利益,强调其牵制俄国的作用,英、日不仅不会处于敌对状态,还可能得到它某种程度的支持。日本当局的上述判断,都在战争前夕得到证实,俄国于7月13日照会日本政府,对其保证“并无侵略意图”,表示“甚为满意”,不再严词促其撤军(《日本外交文书》第27卷,第2册第301页。);英国于7月16日与日本签订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以示对日本的外交支持,7月23日又发出照会,要求日本对华开战后不要进攻上海及其附近,这无异于为日本发动战争大开绿灯。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判断的一误一准,极大地影响了各自的决策与行动。清政府由于迟迟没有深刻认识到日本志在必战,又对俄、英动向作出误断,因而在日本准备挑起战端的危急关头,仍立足于和平解决争端,将主要精力投入外交,“以口舌文告,日劳精弊神于英、俄、德、法、美五国之交,重五十日,迄无要领”(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战备、动员均迟迟不用力进行,致使战未开便陷入全面被动的地位。而日本却窥透清政府动向及其弱点,又准确地判明俄、英实际动向,因而一以贯之地推行挑动战争的方针,军事上先发制人、早早动员、从容布置,外交上设法拢英绥俄,同时千方百计恶化中、日关系,使清政府穷于应付,从而以完全主动的地位挑起了战争。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相差如此之大,发人深思。清政府避战求安和日本当局蓄意挑战,从根本上制约着各自的判断,是毫无疑问的,也是史学家向来着重指出的。但笔者认为,还应注意当时中、日了解外情的不同水平、在国际事务上的不同观念、以及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也是影响双方判断准确度的重要原因。
关于对外关系的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必须以了解外情为基础。上述中、日统治者对形势认识和判断准确度的差异,究其主要根源,就在于双方对彼此和欧美列强的了解水平不同。
中国方面,李鸿章等当权者自70年代以来,虽一直认为有必要了解日本情况,但所下功夫实在有限。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等重臣无一人到过日本,不曾直接观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关于日本的知识,都是来自二手材料,其中主要的是1876年后派驻日本的清朝外交官的报告。这些外交官都未受过专业训练,思想观念一般比较陈旧,除黄遵宪这样个别的例外,对日本状况都缺乏深刻的判断力。他们对日本扩张的野心、准备虽有所察觉和报告,但强调得更多的还是日本内部的困难与危机。就拿甲午战争前夕的驻日公使汪凤藻(1892年赴任)来说,日本对朝出兵前,他只凭日本“官民之争逐日激烈”的表面现象,“妄断日本决无对他国生事之余力”(陆奥宗光:《蹇蹇录》(龚德柏译本,改名《甲午战争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4、12、13、30—31、21、22—23、25—26页。);日本出兵后,他也只是向国内报告日本外交、军事决定和派兵情况,而不曾综合日本各种动态、深刻分析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与动机,以供国内当权者参考;甚至在中日决裂、他离日回国后见到翁同龢,还说“倭人佥兵多半脆弱”,“彼船实无铁甲,只钢甲数只,吉野一船最新,有快船行廿三迈者二只而已”(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492页。)。这就是他对日本扩军备战状况的了解!由于得不到足够和准确的信息,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光绪帝、翁同龢、文廷式等,都不能依据日本现实情况判断其意图与动向,都只能随着事态的变化被动作出判断。李鸿章固然一误再误,其他人也并没有先见之明。至于对欧美列强的了解,则更是糟糕。李鸿章、奕劻等外交决策人物,甲午战争前不曾亲履欧美国家,主要依据欧美各国驻华使领人员的言谈、外国在华所办报刊和清朝驻欧美使臣的报告,来了解欧美国家情况、特别是其对外政策。而在甲午战争前夕,曾任驻英国等国公使、了解欧美情况较多的郭嵩焘、曾纪泽,都已谢世,驻英法等国公使龚照瑗毫无外交素养、不通英法语言、又是1893年刚刚赴任,在英主要依赖英籍雇员马格里;驻俄公使许景澄虽长年出使欧洲国家,但1892年后主要致力于中俄边界问题谈判交涉,未能深入研究俄国对东亚的政策。因此,当俄、英出面“调停”中日争端时,许景澄与龚照瑗均未对俄、英真实动向作出有根据、有预见性的分析和推断。龚照瑗7月11日前一直逗留法国,只凭马格里的探报,接连向国内发回“英廷力劝和平议事”、“俄将请各大邦与闻”(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英廷向倭云,定不能请中弃上邦权,催速和结”(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一类信息。李鸿章等判断俄国动向,几乎完全依据俄使喀希尼的词令,判断英国动向,又受龚照瑗提供的上述信息误导,岂有不作误断之理?光绪帝一派人即使对俄、英等国有所怀疑,也讲不出充足理由,自然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了。
反观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为对外扩张的需要,一贯致力于多方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情况。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日本政界、军界要人借各种机会来华窥探,如甲午战争的政治策划人伊藤博文,1885年就借朝鲜甲申事件善后谈判问题来华,在京、津直接观察清朝高层情况,还“带来水陆各弁,到处察探虚实,形踪殊为诡谲”(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回日后,伊藤述其窥探结果,说清朝“执权大官,腹中经济,只有前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水陆各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再如甲午战争的重要军事策划者之一川上操六,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93年)亲赴朝鲜、中国,刺探军情,观察地形,也是周知之事。至于日本驻华外交官,更是以窥探中国内情为重要任务,如1882年至1885年任驻华的公使榎本武扬,便曾“自俄国由中国新疆并绕历中国沿海各省回国,曾着有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其山川险要,人情土俗,无不详载,……按册而稽,俱无错误”(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此外,日本军方和民间对外扩张团体,从1873年以后便有组织地向中国内地不断派遣谍报人员,这些间谍系统地搜集了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社会的情报(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527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华外交机构与谍报人员竭尽全力刺探各种情况,仅“驻津倭领事及武随员二人”,便“日派奸细二三十分赴各营各处侦探”(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3册,第11页。);日海陆军的间谍泷川具和、神尾光臣搜集的大量情报,使日本当权者相当及时、具体地了解到中方动向(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日本了解、刺探中国情况完全可以说是多层次、全方位、持续不断地进行的,这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当局何以能做到准确判断中方动向。在了解欧美列强方面,日本也下了极大功夫。且不说明治维新刚开始时就有大批日本政府官员前往欧美,就说甲午战争中日本军政要员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川上操六等辈,无一不曾长期逗留欧美,悉心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外交。他们对西方列强的实际状况、对外政策的认识水平,与李鸿章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在80年代,尤其是1887年俄国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日本当权者便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特别是朝鲜)的形势将会出现,加紧策划在未来争夺中的方略。为此,他们加强了对俄、英等国状况的了解。对俄国,早在1888年,伊藤博文与西乡从道便“亲赴海参崴联络俄官”(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实则刺探俄在远东力量的虚实;1892年,日军有名的间谍福岛安正,又从德国柏林出发,入俄国后单骑横穿西伯利亚,全面观察俄国在远东的军事部署情况,1893年6月他回国后向当权者报告:“俄国在远东的兵力是弱小的,不具备军事介入朝鲜的能力”(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对英国,日本通过英国在俄决定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后对日态度的变化(如在日英修改条约谈判中作出让步),看出了其利用日本阻遏俄国的意图,山县有朋在1890年便认定日本与英德有所谓“东洋共同利益”(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85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又凭其20多年的外交经验和熟谙列强对外政策的素养,向本国政府强调指出英国重视日本阻遏俄国势力南下的作用,并在形势微妙的情况下,设法促使英国与日本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接着非常迅速地向国内当权者转达英国外相金伯利的言论:“对日本来说,此条约之性质,远胜于打败中国大军”(《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上册,原书房1978年版,文书部分第152页。),从而有力地影响了日本当局对英国动向的判断。总之,甲午战争前夕日本之所以能在扑朔迷离的状态下准确地判断俄、英的动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长期以来对欧美列强的深入了解。
人们认识和判断对外关系的形势,既依赖于对外情的了解,又受关于国际事务的观念影响。中日统治者对国际公法、国际均势的不同观念,影响了双方对战争前夕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所谓国际公法,在近代本是西方列强以实力为后盾处理相互关系的一套规范,当它们的力量对比改变时,相互争夺与扩张毫不受国际公法约束。西方列强还借国际公法欺骗、压迫半殖民地国家与民族,巩固以“条约体制”为形式的半殖民地秩序。19世纪6、70年代以后,国际公法相继传入中国和日本,然而两国当权者在国际法上观念却截然不同。中国当权者奉行“外须和戎”的方针,迷信国际公法,以为“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只要遵守国际公法,恪守条约,就能维持和平局面。日本当权者通过对西方列强的深入了解,并基于自身对外扩张的需要,认为国家之间实际上是弱肉强食关系,“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它“既不足恃,亦不足守”(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467页。)。中日当权者观念的不同,在1876年李鸿章与日本使臣森有礼的谈话中,就充分显示出来:李说“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而森却称“和约没甚用处”,“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4,第34页。)。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依然本着上述观念看问题,认为中国在朝鲜的举措“均照公法条约办事,无一错处”(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4页。),“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1页。),日本恃强横行,“各国当动公愤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65页。)。他把国际公法当做制止日本挑战的法宝,算定俄、英等国会因清政府严守国际公法而表示同情、支持。这无异于给自己的眼睛蒙上黑布,导致不可救药的误断。而日本当局判断形势,只围绕其挑战意图,紧盯住中方军事、外交动向与国内状况,对俄、英也只根据其利害与现实条件来推断其实际动向,而所谓国际公法、条约,除了必要时当作工具利用之外,根本不作为判断形势时考虑的因素。
在近代国际事务中,利用或打破国际均势以使本国趋利避害,是常见的现象。自19世纪76年代以后,由于俄、英、日等国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一种国际均势。中、日两国当权者都认识到这种国际均势,甚至还不约而同地将当时的朝鲜比作欧洲的比利时、瑞士等国。但双方关于国际均势的观念完全不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当权者是以僵化、死板的观念看待国际均势,认为绝对可以依靠,“倘遇一国有侵占无礼之事,尽可邀集有约各国公议其非,鸣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无忌”,“钤制日本之术,莫善于此”(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尤其是在80年代后期,俄国与日本争夺朝鲜的矛盾不断加剧的形势下,李鸿章等因俄使拉德仁、喀希尼等“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踞朝鲜土地”(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46页。),更加确信朝鲜国际均势牢靠,只要“壹意联络俄人,使不侵占韩地,则日必缩手”(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他们完全不懂得:随着列强相互不平衡发展,国际关系中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再加上各国的许多复杂情况,所谓国际均势定会发生变化,决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均势。日本当权者对此倒是看得清楚,他们既看到了所谓国际均势对其侵朝步伐的牵制,又决不因此而打消侵朝的野心,认为“外交之事,端赖实力如何”,“我国利益线实在于朝鲜”,“防护利益线之道谓何?在于各国所为苟有对我不利之事时,我将负责排除之,不得已时甚至以强力达到我之意志”(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82页。)。对日本当权者来说,朝鲜的国际均势不是牢固与否的问题,而是必须打破的问题。为此,他们大肆扩军备战,同时密切注视列强(尤其是俄国)动向,窥伺有利时机。甲午战争前夕,李鸿章等丝毫没有改变对朝鲜国际均势的定见。因此,俄、英等国一接受他们的“调停”要求、作出劝告日本撤兵的姿态,他们便以为自己的定见应验,大为放心,判断俄、英必会压服日本,而日本也必然不敢挑战。因此,他们并不立足于战守,而专注于联络俄、英等国的外交。与之相反,日本当权者是在深入了解和刺探中国、朝鲜、欧美列强情况,多方搜集有关情报的基础上,认定“此际乃欧洲各大国不及容喙之时期”(《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5页。),清军内部腐败、没有在军制上实现近代化、已落后于日军,因此是打破朝鲜的国际均势、挑起战争的有利时机。于是,日本从出兵朝鲜之始,便将挑起战争作为“最后目的”,一切伎俩均服务于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
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与判断,还与双方处理两国争端的不同经验颇有关联。
甲午战争前,中日争端曾多次发生,如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把中日两国推向战争边缘;1875年后日本强行吞并中国藩属国琉球,挑起中日外交之争;1882年和1884年,日本先后派兵侵入朝鲜镇压反日起义、控制朝鲜政府(壬午之变)、策动亲日派在朝鲜发动宫廷政变并直接派兵入宫挟持国王(甲申之变),迫使清政府对朝出兵,形成中日在朝军事对峙。这些争端,在中方,基本上都由李鸿章主要负责处理。他一贯立足于妥协求安,尽量借助于外国“调停”,“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在朝鲜问题上,虽然对日本反复强调中朝宗藩关系,最终还是在1885年订立中日《天津条约》,承认双方对朝鲜的同等派兵权。每次争端的结局,都是损害中国而使日本得利,但两国关系终未决裂,正式战争没有打起来。通过处理上述争端,李鸿章虽然感到日本“最贪小利”、“寻衅而来”、“其愿望未尝不奢”,但似乎认为总有办法避免“事机决裂”,“无伤中、日和好之谊”(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4册,第255页。)。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挑起争端后,李鸿章凭这种经验,加以认为国际公法有效,俄、英的“调停”可恃和不明外情,便作出“当无战事”的误断(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总理衙门也希望象解决1884年甲申事变那样,平息中日争端(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2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553、554、558、562、568、626、574、561、569、607、624、593、589、81、340、113、624、615页。)。而在日本方面,它从以往历次挑起和了结争端的过程中,逐步摸清了清政府、尤其是直接对手李鸿章的底蕴,认为“不足惧”(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日战争》第1册,第77、478、600、601页。);此外,欧美列强“调停”中日争端的先例,如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难以为继之时,英、美促使清政府承认日本侵略行径为“义举”、付给50万两白银;又如1884年甲申事变后,日本借助英国驻华公使巴夏礼“斡旋”,促使清政府同意中日对朝鲜的同等出兵权(《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3,岩波书店1976年版,第25页。)。如此这些,也让日本当权者深深地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实际倾向。本着这些经验,日本当局在完成陆、海军扩充计划、作好充分准备而利用甲午朝鲜局势兴师挑战时,就料定不会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抵抗,即使俄、英出面“调停”,也认准它们不会真正帮助中国而与日本采取敌对立场,因而毫不动摇,坚定其发动战争的决心。
以上探讨的中、日统治者对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在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中,只是一个片断、一个侧面。从对比中不难看出:尽管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已办了30多年洋务,但无论是对外情的了解,还是对国际事务所持的观念,都根本不能适应与处心积虑的侵略者作斗争的需要,在其错误观念、妥协经验的思想指引下,将国家和民族引入深渊。在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的今天,总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对此问题的研究是不应忽视的。
(资料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5期)window.variablesForComment={"IsNeedLogin":false,"isDisplayCommentButton":true,"Prefix":"/","FrontAppContext":"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ntentID":356240,"CatalogID":15791,"Commi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commit","CommentListUrl":"http://www.historychina.net/history/comment/list?ContentID=356240&SiteID=21&CatalogID=15791","PersonTotal":0,"CommentTotal":0,"CommentStartTime":"","CommentEndTime":"","Catalog_ContentType":"Article","CheckDisplay":"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