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清代北京业缘商馆的宗教民俗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化-清代北京业缘商馆的宗教民俗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代北京业缘商馆的宗教民俗
传统中国重视传统宗教，多将之视作辅佐统治的教化工具，所谓“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①]但古人又认为，圣人所设神道的深远含意，仅有极少数人能有明确体会，绝大多数人则仅能奉而行之。即如日常的祭祀，“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②]对于绝大多数生活于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而言，对他们能起到具体教化作用的地方，他们真正的宗教生活模式，不是各种制度化宗教教典中的细密教义、繁琐仪礼，以及贵族氏的精致信仰，而是与他们生产、生活紧密相连的宗教民俗。
一般说来，民俗是一定族群普遍公认的风俗与习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的总和。它包括该族群各种劳动的组织、操作的形式和技术特点，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年节风俗、人生礼仪、各种赛会、民间文学、艺术活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大致可以归结到语言、行动、心意传承三个大的方向。[③]由于民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共体中积久成习而逐渐层累形成的，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社会同化过程，因此它的各个方面，都与传统信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如祭祀、迎神赛会等活动，更表现出浓厚而直接的宗教内容，构成宗教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所谓宗教民俗学，是一门由宗教学与民俗学研究范式交叉而形成的新兴边缘学科。中文新版《辞海》虽在“宗教”条中提及，但并未单立条目，这说明国内虽然对宗教民俗学的许多具体内容早已有所关注，并多有贡献，但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加以系统研究与学科建设。[④]宗教民俗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各种信仰形式，如鬼神、图腾、灵物、前兆、魔法、占卜、巫术、迷信、忌讳、祭祀等等，广义上也包括民间传播的拜物教、多神教，甚至诸多的“邪教”。与宗教学研究的对象不同，宗教民俗学更侧重于上述各种信仰形式在下层社会中的流传特点，尤其是它们与人们的日常习俗紧密结合的状况，以及它们对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意义与作用。[⑤]
宗教民俗是传统民众教化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基层的和谐与稳定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诸学科对此都有加强研究的必要。本文仅剖析清代北京业缘商馆神祇奉祀为中心的宗教民俗活动及其社会功能，以为引玉之举。
业缘商馆，也称工商会馆，为会馆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会馆起始于明代，清朝至民国时期盛兴，是“外地人在客地建立的一种同乡性社会组织”，以乡缘为其主要特色。其中在工商业者为主的会馆中，出于所业相同或相近的缘故，业缘逐渐超过乡缘成为组织与管理的主导因素，因而呈现出与一般会馆不同的特点。中国社会自进入清代以来，在人口压力增大、商品经济发展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口流动的现象逐渐增多。这些从传统社会逐渐剥离出来的流动人口，一方面流向尚未开发完毕的僻地、边陲，或者海外地区，如川陕老林流民、江西封禁山棚民，以及闯关东、走西口、渡海台湾等等。另有相当一部分则集聚于能提供一定谋生机会的交通沿线，以及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心城镇，如北京、广州、武汉、重庆，以及开埠后的上海、天津等地。这些流动人口，虽然多从事某一行业，但由于他们远在异地他乡，完全脱离了原来主要以血缘和地缘交织而成的熟人社会治理网络，随之也可能导致各种社会隐患。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控制，成为清代统治者的一项重要内容。各地日益繁兴的会馆组织，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在“辇毂重地”的北京尤其突出。
在统治阶层的鼓励与引导下，清代北京会馆的修建与活动，一度达到十分鼎盛时期，所谓“京师为四方士民辐辏之地，凡公车北上与谒选者，类皆建馆，以资憩息；而商贾之业同术设公局以会酌事谊者，亦所在多有”。[⑥]其中多数属于乡缘试馆，如湖广会馆、番禺会馆等，为外地省县为招待同乡应试举子和来京官员、士绅所设置，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政治与文化特色。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会馆为业缘商馆，如长春会馆、河东会馆、仙城会馆，以及各种名目的行业“公所”、“公会”等等。这是在京的工商业者为了维护本行业利益、协调同业关系而建立的，实际上成为由工商业者分别组成的“行会组织”。[⑦]
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多由本籍、本行业的工商业者集资兴建而成，故常以工商业者为主进行经营和管理。虽有部分业缘商馆在兴建或管理过程中羼入了地方官僚士绅的因素，因而兼具了试馆和商馆的功能，如北京盂县会馆，但仍以商馆之性质占据主导地位。与乡缘试馆不同，业缘商馆乃是阖行集会议事的主要场所，所以它们服务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官僚士绅等传统地方“精英”，而是在异地谋生的工商业者。[⑧]这些人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中下层，他们的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也与当地社会底层发生着密切联系。因此，他们举行的各种宗教民俗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一般大众的信仰需求，对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特殊的意义。
李华先生曾指出：“首先，（明清北京）行会组织和封建迷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每一个行会组织，它不但是工商业者开会议事的场所，而且是工商业者共同祭神的地方。”[⑨]玉行商人在《规约》中说：“长春会馆，为玉器行酬神议事之所。”[⑩]也明确将酬神置于议事之前，可见宗教民俗对于业缘商馆的首要意义。一般而言，业缘商馆的神殿及其附属建筑，均处于中轴线上的显赫地带，成为商馆中最主要的部分。典型者如当业会馆，“为面北神殿三间，殿旁东西耳房二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殿后厨房五间，临街罩房七，殿前大罩棚一座。棚内台址巍然，为岁时祈报演剧之所也。”[11]这是群众进行神灵崇拜的主要舞台，业缘商馆组织举办的各种宗教民俗活动，包括神庙经营、年例祭祀、公演神戏、迎神赛会，以及日常供奉、凭神断事、临时动议的特别活动等等，都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因此，各神殿上崇祀的神祇谱，就成为研究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宗教民俗事象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前人对此有所探讨，但由于研究主题所限，多不完整。[12]现据前人有关的调查与研究，略将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崇祀的主要神祇整理如下：会馆名称行 业地 域奉祀神祇简况（仙翁庙）
颜料会馆颜料业山西平遥A4：馆之后院，正殿为真武宫，关圣帝君、玄坛财神列于左，葛、梅仙翁列于右。……其东南前院，北殿则火帝星君神也。
C199：崇祀梅葛谢三仙翁（应为梅葛二仙翁—引者按），香火修（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每岁九月，时值仙翁诞辰日，馆中献戏设供，敬备金钱、云马、香楮等仪。
D308：（神位示意图）真武殿，玄武居中，左火帝，右关帝。（正乙祠）
银号会馆银 号浙江绍兴B41：以后议定，年例正月初五日（五显财神）、三月十五日（玄坛财神）、六月二十四日（关帝圣会）、九月十七日（金龙四大王），一年四次演戏敬神。
C272：馆内供奉玄坛祖师。
D91：正乙祠魁星楼（照片）。浙慈会馆成衣业浙江慈溪A122：供奉三皇祖师神像。……三皇殿、老爷殿……年久失修。
B13：（三皇）原定年中六月十二日有一会祀之典。
D224：四月廿一、廿二日演戏祀神，第一日铺长，次日工师。北直
文昌会馆书 业北直隶A124：供奉文昌帝君、火帝真君，朔望拜跪，以肃观瞻。……每岁二月初三日文昌圣诞，演剧团拜，共襄盛举。……西房火神殿三间，……（临街）文昌殿三间。
C303：殿内供奉文昌帝君、火帝神君。晋翼会馆布 业山西翼县A30：中厅关夫子像，左间火神金龙大王，右间玄坛财神。
C203：内供关圣大帝、火神、财神，每朔望吉旦，同仁群聚馆内，以联其情而洽其意。通县
晋翼会馆布业、
染坊山西翼县A38，又C202：向设火德真君、关圣大帝、增福财神神位。每逢圣诞日期，合行咸集拈香，商议公事。河东会馆烟 业山西A46：堂中奉祀火德真君、关圣帝君。
A77：立关帝庙，配以火、财神。
C185：馆中建有关帝庙，主祀关帝，左右配祀火神、财神。……正殿之上有“义炳乾坤”、“万世人极”等题匾。
D938：守护神、职祖神：火帝、关帝、财神。盂县会馆氆氇业山西盂县A89、C198：内设关圣帝君神座，以展享祀而妥神灵。平介会馆钱行、当行、颜料行、缎行山西平遥、介休D1128：神殿中关圣帝，右火德真君，左增福财神。东元宁
会馆绸缎业江宁、
上江D857：门楼、厅屋、神堂、厢房共拾数间。
D861：守护神、职祖神：财神。织云公所绸缎洋货山东、河北、山西、陕西D392：佛堂三。
D402：以关帝为主神，附祀文昌帝君、观音大士。……每年于六月二十四日关帝诞生日祭神，并燕会。靛行会馆染 业山西平定、翼城A95：自修神殿三楹。
C295：（1946年）后院空地自盖大殿三楹，内供奉梅福、葛洪、谢科三仙翁。
D364：每年于九月献神戏一天。D365：本馆祀神日期开列于后：正月初二日、二月初二日、五月十三日、六月廿四日、九月初九日、九月十七日。（原书错简，据文意改）……每月初一十五日，拈香随意。四明会馆药材业浙江鄞县
延邵会馆南纸业福建延邵A98：为祀天后而建也。
C95：馆内正殿即为天后殿，内奉祀天后。（古林禅院）
纸行会馆纸行
D1040：（三圣殿神位：中关帝，西蔡伦，东药王。）
D1046：诚供三圣，向日垂庇。老羊皮会馆皮 局直隶枣强、冀州、武成等县B23：新创会馆，后院三间半，正房作为神堂祖师庙，每初一、十五日焚香。
D559：祀黄飞虎、毕甘丞相、关公、东岳大帝。药行会馆中药业
C300：建有三皇阁，中供炎帝神农氏、右济生上化孙真人思邈、左感应药王韦真人慈藏。（图示见D440）
D451：（祭祀）药王、历代名医。……每年阴历四月二十八日药王诞生日大会。梨园会馆优伶业
A106：其（东岳庙）西廊喜神殿，则南府供奉所修，□奉梨园祖师者也。……诸人倡议重典，就正殿□楼东北隅静室上下六楹，奉祖师喜神于中。
C296：（崇文门外）精忠庙建于明代，殿内原供奉岳飞。而后，戏行艺人又在正殿兴建了一座天喜宫，内供戏行祖师——喜神。（据D572图示，为二层喜神殿，在精忠庙北院）当商会馆当行业
C304：馆内建有火神殿、财神殿，内祀火神、财神、关帝。殿内挂有有关祀神的牌匾：“昭灵锡佑”，“广福祈多”。每年旧历三月十五日为祀财神之日，六月二十三为祀火神、关帝之期，届时演戏酬神。
D431：旧历三月十五日祭财神，六月二十三日祭火神、关帝。长春会馆玉器业
A117：崇祀邱祖诸神，春秋致祭，典极隆重。
B30：诚供财神、邱祖、鲁班圣像。
C301：馆内有神殿，同仁们称为“祖师宝殿”，内供邱处机、鲁班和财神爷赵公元帅。……每年正月十九日（邱祖诞辰日）和七月二十八日（邱祖成仙日）举行祭祀神礼。……每年正月，长春会馆都要把全体会员召集到白云观内进行拜祭活动。
D21：北大殿三大间，内供奉邱祖之神位。（精忠庙）
木瓦作公会木瓦作
B7：（精忠庙南院）有鲁祖殿一座，殿设六间。……因此年例端阳节，起鲁祖圣会。（精忠庙）
油画作公会油画作
D605：（精忠庙北院鲁班殿，神位图例）（右）吴道、（中）普安、（左）鲁班公输子祠木厂、石厂
D672：（神位图例）（中供）鲁班像。（又右）福德正神土地之位、（中）先师公输子鲁班之位、（左）增福聚宝财神之位。天仙宫
斗母坛石匠
D1189：斗母娘娘，神位前另塑两位手执工具的石工。棚行会馆棚行
D1140：鲁班殿内图示：中先师鲁班神位，左右各一童儿。东岳庙
马王殿马行
骡行
D693：（神位图例）（右）通兵元帅像、（中）三界伏魔大帝像、（左）青山水草马王像、马王。（真武庙）
描金行公会描金行
B12：众末供奉北极真武上帝香火，由来旧矣。……助修（慈源寺）无量殿内，供玄天上帝、关圣帝君、火德真君、福德财神。愿同在斯，永远香火。
D843：关长子神□□□□□□□□□□□以火神、财神，法相东西列坐，仪从壮丽。……夫真武帝□上□神……（药王庙）
香行公会香 行
B25：自来香行原有公会，祈谷坛关圣帝君神前进香，其来久矣。……永议定于宣武门外金鱼池药王庙东廊寝宫前，设贺献戏。（哪咤庙）
绦条公所绦带业
A130：祖师庙，吴姓守管。
C306：哪咤庙建于明末，……（庙内）主殿三楹，内供哪咤三太子塑像，左右内墙上有壁画，……自乾隆年间起为绦行工业者聚集之地，并在哪咤庙内议行会之大事。尤以三月十五日最甚，整个绦行业在哪咤庙举行盛大祭典。……祀奉者除旧时绦行商人外，多为全国各省来京赶考之举人。
D1005：守护神为哪咤（三月十五日）。（马神庙）
糖饼行公所南北案
糕点业江南、
北京A130：马神庙原系糖饼行雷祖圣会，乃先人所置，遗留至今。
A132：内敬祀雷祖大帝。
A134：雷祖圣会：伏魔大帝、观音大士、九天雷祖
D1031：供观音菩萨、关帝、雷祖（六月二十四日）。（归子庙）
刻字行公会刻字行
A162：择后殿设（文昌帝君）位祀焉，礼也。前殿旧祀七圣，今仍之。
D1210：刻字行所（归子庙）守护神：关帝。东晓市
财神庙诸行
D258：财神庙内大殿三间。（孙祖殿）
靴鞋行公会门卖缝绱靴行
A166：金鱼池西财神庙东跨院，建有（孙膑）祖师圣殿三间，历年春秋，献戏致祭，接办已久。
D265：独立修盖祖师殿三间、配房一间。
D601：自前清乾隆四十五年三月，由切拉包果公议会集资重修捐助（精忠庙）孙祖殿三楹、财神殿，每年春秋来此祭祀。帽行会馆帽业
D527：祖师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孔子画像。（东极宫）
皮箱行公会皮箱行
A170：大殿内塑鲁班先师、关圣帝君、增福财神三圣神像。
D1097守护神、职祖神：鲁班、关帝、增福财神。猪行公所猪行
A151：每年公（庆）财神，献戏一天。
B34：每年于三月十六日，公庆财神圣前献戏一天。（窑神庙）
煤行公所煤行门头沟A155：圈门外有窑神古庙，岁时致祭，奉俎豆，荐馨香。安平公所水会琉璃厂A168：供奉天仙圣母、增财、锡福诸神像。理发会馆理发业
D280：罗祖殿（图例）。
D292：七月十三日为罗祖诞生日，会员大会。弓箭会馆弓箭业
C298：供奉黄帝为祖师，东西配殿供历代神箭手钟卫、养由基、飞卫、谢映登、王伯当、花荣、庞万春等神位，东西配庙又各供一白发老将军，据说为三国时期名将黄忠与严颜。临襄会馆油、
盐、
酱、
醋、
粮山西
临汾、
襄陵A24，又B51：内供协天大帝、增福财神、玄坛老爷、火德真君、酒仙尊神、菩萨尊神、马王老爷诸尊神像。
C200：因为临襄会馆包括盐、油、酱、醋、粮、酱菜等行业，所以诸神齐全，就连酱祖、醋姑、关云长也要请进这三楹及东西配殿之中。
D150：神殿示意图：西侧马王殿、正中关帝庙、东侧观音殿
D208：（请柬从左至右神位）马王老爷、酒仙尊神、增福财神、协天大帝、玄坛老爷、火德真君、菩萨尊神。
D164：（山右会馆）旧有佛殿三楹。
D178：（地安门外财神庵）北房圣殿五间。（炉神庵）
潞安会馆冶行山西潞安A40：以供奉李老君像，故炉神之。……其伏魔殿、佛殿，前后修举于潞商。
B2：道君之圣像，赫然而金碧辉煌，焕然改观矣。其后又建如来佛殿五楹，西建关帝君殿五楹。
C189：馆内供奉太上李老君之像。
D1081：守护神、职祖神：老子、观音、关帝。临汾东馆杂货、纸张、颜料、干果山西临汾C185：馆内有乡贤祠。临汾会馆临汾商人
A108：上供列圣，易以木主。仙城会馆广帮商人广东广州A15：楹三之，中设关帝像祠（祀）焉。
E1000：虔祀关帝天后财神诸神。
D987：以关帝（五月十三、六月二十四）为主神，配祀关平、周仓，并财帛星君（七月二十二）、天后神位（三月二十三）。浮山会馆浮山商人
A100：其馆北位五圣像，神德灵位。
C190：西院内有五圣殿，……奉祀五圣像。太平会馆太平商人
A85：南横街小猪营，旧置有高庙一所，仅建殿宇三间。中□关帝君，增福财神居左，黑虎玄坛居右。西南阜另建财神一祠。
D1154：（财神祠内奉）福禄寿三神。襄陵北馆襄陵商人
A127：又名三官庙。襄陵南馆襄陵商人
A90：内供三尊财神。全浙会馆诸行
D1195：戏台图。绍兴会馆诸行
D1204：而于堂中奉祭邑儒先，使后进有所景仰愿，其堂曰仰蕺，斋舍皆有名。资料来源：A为李华主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B为彭泽益选编《清代工商业碑文集粹》，C为胡春焕、白鹤群：《北京的会馆》，D为(日)仁井田陞等辑《北京工商会馆资料集》，E为《北京会馆档案史料》。由于各文对祀神情况多有节略，故尽量将不同的记载整理录出，借以窥全貌。又部分记载虽成于清代以后，但考虑到民间祀神的稳定性，亦并列于表中，以资参考。
从上表可以看出，清代北京业缘商馆供奉的神祇，名目繁多，种类极其复杂。但从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之大略分为三类。[13]一是祖师神。如颜料会馆供奉葛、梅二仙翁，梨园会馆供奉喜神，浙慈会馆供奉三皇祖师神像，绦条公所供奉哪咤三太子，糖饼行公所供奉雷祖大帝，煤行公所祀窑神，弓箭会馆供奉黄帝，临襄会馆供奉酒仙、酱祖、醋姑，潞安会馆供奉李老君。这些神灵，都是各行业内代代相传的“祖师爷”。一般来说，有一行业，就必然有其崇拜的祖师。其中有的是多种行业供奉同一祖师。如山西潞安在京业铜、铁、锡、炭诸货者，“以其有资于炉也，相沿尸祝炉神”，均以老君为祖师神，故共建炉神庵（即潞安会馆）祀之。[14]而木瓦作与皮箱行公会均供奉鲁班祖师，北直文昌会馆与刻字行公会供奉的祖师都是文昌帝君，却各有自己的会祀公所。也有的是一个商馆神殿上供奉有多位祖师神，如靛行会馆供奉梅福、葛洪、谢科三仙翁，长春会馆供奉邱祖、鲁班圣像，药行会馆供奉炎帝神农氏、济生上化孙真人思邈与感应药王韦真人慈藏等等。
二是财神。财神是工商业内香火较为广泛的通祀神祇，时人即称“盖闻神之默佑人也，惟财神为最；人之供奉神也，以财神为先，何也？神惟善人是富，国非财而不立，家非财而不兴，故凡兴财有道之善人，无不深感默佑之恩，而独工商感之尤切”[15]。有的业缘商馆，将财神奉为主神，如正乙祠，其得名亦源于财神正乙玄坛（赵元帅）。有的业缘商馆，一年中祭祀最隆重的即为财神祭，如临襄会馆，规定的一年十二次宗教民俗活动中，涉及到财神的就有五次，特别是三月十五日、七月二十二日阖行两次演戏酬神，都安排在恭庆财神圣诞的时候。[16]有的干脆以财神庙为行内集会之所，如东晓市财神庙，为干果鲜果行、估衣行、绸缎行、刀子行、皮箱行、皮行等共奉。由此可见其重视程度。而上表中三十七家业缘商馆中，明确塑供财神像的，包括玄坛财神、五显财神、增福财神、福德财神等不同名目，计有颜料会馆、正乙祠、描金行公会、临襄会馆、晋翼会馆、通县晋翼会馆、河东会馆、平介会馆、东元宁会馆、当商会馆、长春会馆、木石厂公输子祠、描金行真武庙、靴鞋行公会、皮箱行公会、猪行公会、安平水会、仙城会馆、太平会馆、襄陵南馆等，占到总数的40%左右。此外，有的商馆虽未标明财神，但供奉有关圣神像，如盂县会馆、织云公所、纸行会馆、糖饼行公所、刻字行公会、潞安会馆等。按清代北京典当行曾经供奉“三财”即三位财神：赵公元帅、关夫子、增福财神，太平会馆的神坛也是如此布置，可证清代北京将关羽视为武财神，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17]因此，业缘商馆中的关圣帝君神座，在没有财神专位的情况下，也就具有代替财神的功能。
三是保护神。除了体现了工商业者行业特点的祖师神崇拜、财神崇拜以外，清代北京业缘商馆普遍崇祀的另一类神祇，是各种意义上的保护神。其中对关公的崇奉，在清代北京业缘商馆中是较为普遍的。晋翼会馆、通县晋翼会馆、河东会馆、盂县会馆、平介会馆、织云公所、纸行会馆、太平会馆、当商会馆、仙城会馆、皮箱行公会，都以关公作为商馆主神，占到清代北京业缘商馆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其他如颜料会馆、正乙祠、描金行真武庙、临襄会馆、潞安会馆等，关公虽不是主神，但也被视为重要的保护神祇。各类火神，也在较多商馆中受到崇祀，如颜料会馆、正乙祠、晋翼会馆、河东会馆、当商会馆、北直文昌会馆、描金行公会、临襄会馆等多家业缘商馆，均供奉火帝星君，或称火德真君。其他商馆供奉的保护神，则各具特色，但多数是广具法力的民间大神。如颜料会馆正殿为真武宫，描金行供奉真武庙玄天上帝，乃是以北方大神真武大帝为主神。糖饼行公所雷祖圣会除以九天雷祖为祖师外，又供奉观音大士、伏魔大帝。潞安会馆建有如来佛殿五楹，以及伏魔殿。临襄会馆内加供协天大帝、菩萨尊神、马王老爷诸尊神像等等。
清代北京业缘商馆的保护神数量多少不一。有的只有一位，多数在两位以上，有的商馆保护神的名单更是长长一串，相当可观。弓箭会馆东西配殿祭供历代神箭手，有钟卫、养由基、飞卫、谢映登、王伯当、花荣、庞万春等神位，东西配庙又各供有一白发老将军，据说是三国时期的着名将领黄忠与严颜。又如正乙祠仅正式的祭祀活动，就几乎月月都有安排：正月祭五显财神、天官大帝，二月文昌帝君、观音大士，三月天王大库、玄坛财神，四月吕祖神君、天仙圣母、药王会，五月单刀圣会，六月火德真君、关帝圣会，七月地官大帝、增福财神，八月灶君会、文昌字纸会，九月金龙四大王，十月水官大帝，全年近二十种。[18]正乙祠规定的规模较大的专祀，再加上每月初一、十五例行的祭供，银号商人保护神之多，由此可以概见。清代北京业缘商馆对这些神祇的普遍供奉，有着较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因另拟专文论及，兹不赘述。
[①] 《易》，彖传，观。苏勇点校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印刷版，第41页。
[②] 《荀子》，礼论。
[③] 缩印本《辞海》，第117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5月印刷。
[④] 缩印本《辞海》，第2288页。相关研究，参见张桥贵《宗教民俗学刍议》（《宗教学研究》1992/Z1）、任丽新《汉族社会的民俗宗教刍议》（《民俗研究》2003/3）、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开放时代》2006/4）等文。“宗教民俗”与“民俗宗教”、“俗信宗教”、“世俗宗教”等词，虽各有侧重，其实质却基本相近。
[⑤] 参见《社会科学学科大全》，第281页。及《当代学科大全》，第711页。
[⑥] 《新置盂县氆氇行六字号公局碑记》，嘉庆二年十月。见李华主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⑦] 参见王日根《明清民间社会的秩序》（岳麓书社2003年10月出版）、宋伦《明清工商会馆的产生及其社会整合作用》（《兰州商学院学报》第19卷第5期，2003年10月出版），以及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前言”）、王国华《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前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刘凤云《清代北京会馆的政治属性与士商交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等。对于清代北京的会馆，学者普遍认为按其性质可大体分为两类，但称呼各有不同。本文以“乡缘试馆”和“业缘商馆”分别称之，并认为，虽然部分行业仅有组织而没有专属的馆舍，但它们每年在固定场所举行特定的宗教民俗活动时，同样具备专属场所的社会功能，因而从广义上也可视为“临时的”业缘商馆。
[⑧] 刘凤云教授认为北京士人会馆与工商会馆虽“畛域分明”，但两者之间存在较为广泛的“士商交融”现象。不过该文未提及士、商在会馆管理中谁居于主导地位的问题。参见前引文。
[⑨] 李华：《前言——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见《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31页。
[⑩] 《玉行规约》，光绪二十九年七月。见(日)仁井田陞等辑《北京工商キルド资料集》（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センター刊行委员会，1975年，第18页。
[11] 《当业会馆碑》，嘉庆八年九月。彭泽益选编：《清代工商业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45页。
[12] 主要参见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宫宝利《清代会馆、公所祭神内容考》、王日根《论明清会馆神灵文化》、习五一《近代北京的行业神崇拜》等着述及论文。
[13] 李华认为，北京行会组织崇祀的神祇，大体上可分为三类：本行业的祖师、本乡本土的神、福禄财神。（《前言——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31页。）李乔则提出，“从行业神崇拜的整个历史看，行业神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为祖师神，一个单纯保护神。”（《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年6月版，第2页。）这两种分法各有侧重，亦各有千秋，但均未将对工商业者影响最大的财神信仰单独列出。
[14] 孙嘉淦：《重修炉神庵老君殿碑记》，乾隆十一年八月。《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第40页。
[15] 《重修财神庙碑记》，道光二十九年三月。(日)仁井田陞等辑《北京工商キルド资料集》（二），1976年，第257页。
[16] 《临襄会馆祭祀条规》，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日)仁井田陞等辑《北京工商キルド资料集》（二），第183-185页。按：此条规虽然成于1932年，距清亡已有二十多年，但考虑到民间活动的延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清代的祭祀情况。
[17] 参见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第293页。
[18] 《正乙祠新议条规额》，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清代工商业碑文集粹》，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