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转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民俗-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转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转向

陈进国
一直以来，中外学界关于中国民间宗教(教门或教派)的研究，比较重视“是什么”的研究，即关注教史、教典、教义本身。随着民间教门在乡土社会的复兴，关于民间宗教“为什么”或“怎么样”的研究，已越来越引起重视，视角业已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在研究取向上，所谓的“社会学角度”俨然成为主流的学术话语，教门或所谓秘密社会与传统政治的关系仍是备受关切的话题。不过，该话题的叙事立场已发生了一些变化。如程歗《晚清乡土意识》、宋军《清代弘阳教》、刘平《文化与叛乱》等都对民间教门在乡土生活中的展现问题有所关注。这类研究仍然不自觉地忘却了民间教门中的弱势群体的原声曾经被官方或知识精英有意“污染”的遭遇。
近年来，随着宗教人类学和民俗学、语言学等方法的引进，我国的民间教门研究范式已开始了学术转向。部分学者已将教门重新楔入地方社会与文化网络当中，尝试还原其“地方性知识”和“民间宗教”本色，特别是教门的社会存在方式及乡土记忆也相应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元。当然，海外汉学家已经较早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丁荷生（KennethDean）将三一教放在福建莆田的乡土社会结构变迁及地方文化网络中考察，探讨了该教的学派分化及其仪式传统构建所生产的权力关系，并分析了该教派为地方社会所容纳的方式及历程。
早在十年之前，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堪称是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研究民间教门的典范之作。作者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但也意识到“民间宗教与底层文化系统的关系”。梁景之的《清代民间宗教与乡土社会》则借鉴主位和辩证的方法，关注史实的生态性，关注民间教门的教义或教典与宗教实践、经卷教义与口传教义、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共通性与多样性、超域性与区域性、要素与结构等方面的统一。作者还将目光转向民间教门的结构模式、形态特点及其与乡土社会、世俗信仰的关联等问题，目的是“勾勒出一幅全景式的清代民间宗教的实态相”。该书对教门或教派“因俗成教”、“因俗行教”问题也进行了较深入的反思。
由于民俗学者对民俗“场(情)景性”的职业敏感，以及对信仰民俗和民俗认同的关切，使得他们经常注目于民间宗教教门、民俗层面上的正统宗教与乡土生活及地方信仰传统的相互交融。特别是民俗学者侧重从民间叙事的视角去审视民间教派与地方民俗的关系，重视宝卷和民间口头叙事文本的实现过程，扩大了研究视野。如董晓萍通过对河南马街书会的分析，探讨了民间宗教是如何被民众所认识和实践，以及讲唱经卷如何成为民众自我教育的方式。董晓萍和欧达伟研究了河北定县的宝卷与秧歌的互为文本的意义，指出地方性的宗教朝拜仪式是这两种文本的纽带。尹虎彬在《河北民间后土信仰与口头叙事传统》中，则强调地方性的宝卷和民间叙事传统，是在本地的后土祭奠中发展起来的。《后土宝卷》及其演唱是被包括在民间神灵与祭祀的现场活动中，神灵与祭祀也是民间叙事传统的原动力。后土崇拜是一种膜拜仪式，是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近年来的民俗学研究范式的运用，让我们看到，“生性活泼的民间宗教，主要不是活在国家政治里，而是活在民众的民俗文化中的”(董晓萍)。
大体来说，中国民间教门研究新近出现的学术转向，其重心亦是要追寻教门“为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即尽可能地将教门放在其当下所在的时空语境中参与观察，将教门带回地域历史的文化诠释之中。学者所描绘的一幅文化图景，更应该是那些“活态”的教门信仰形态的“乡土本色”或“地域底色”。其中的一个视角是，透过区域的个案研究，探讨转型时期民间教门复兴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关系，思考民间教门如何结合地方信仰和民间口头叙事，并借助“仪式的合力”，因土成俗，从而化为民间社会文化网络的一部分。因为民间教门复兴是传统宗教的膜拜群体在乡村社会自发地整合的必然结果。地方性普化型的民间信仰及正统宗教的民俗形态，先在地规定了教门的信仰生态和存在模式。地方膜拜仪式是种混合性的“信仰合力”，它不仅构建了民间教门的现场活动方式，而且左右了民间教门在聚散之间的若即若离的辩证运动。
民间宗教教门新的研究取向既应强调将文献作为田野，以进入和解释当地人的信仰文化和信仰生活的真实的历史；也主张以田野作为文献，即通过观察、参与，适当地运用口述史方法，以探查地方信仰活动各种新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用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的话说，口述史“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而“口头证据，通过将研究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有利于一种不仅更丰富、更生动和更令人伤心的，而且更真实的历史的形成”。特别是在近世宗教史及信仰变迁的研究方面，口头资料(活态的)甚至比原始文献(死去的)更真实而具体地展示了普通信众在当下场景中的自主性的信仰与实践，使得我们有可能融入到俗民在乡土变迁中逐渐生成与完成的信仰文化与生活之中，进而对俗民的宗教认同有“心性之体认”，对俗民的文化表述有“同情之默应”。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回避俗民宗教文化在传统社会秩序统合中的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