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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迟维东：试析社会下层的动向对历史演进的影响
试析社会下层的动向对历史演进的影响
迟维东
唯物史观是我们认识历史现象的钥匙，它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立场与方法，但不能代替我们对历史全貌的观察，更不能取代历史本身。应该说，历史学是知识密集、疑团从生的学科，古往今来人们都力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廓清历史的迷雾，提示历史事实的真相。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历史总是与当时的事实有或多或少的差距，而历史研究的宗旨之一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借鉴历史来为现实服务。一般说来，历代的正史总是体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当权者或继权者的利益与思想，而后来对有些历史真相的重新认识，也往往是基于彼时当权者或统治阶级的利益。由于时代和当事者的局限，即使是前人留下的资料，也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甚至是当事者的记录，也难以避免缺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枝投射在霉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1]拾遗补缺乃是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固然，时过境迁，要想使历史百分之百地复原，似乎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史学研究做到从点点碎影中修复这历史的残缺，挖掘有关史料，从社会下层寻觅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则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
修补历史的残缺，善于了解社会下层动向并挖掘其中的有关史料，以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引起史学研究者特别是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
由于对社会下层和民心的隔膜，人们对事态作出判断，往往过多看重个人行为，一部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在其演进过程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例证，袁世凯的兴衰就是其中的一例。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孔孟之道受到冲击，有些地方的孔庙被改建成学堂或习艺所，取消了每年春、秋春季的祭孔典礼，甚至有人公开指出孔孟之道如“虎狼蛇蝎”，是“亡国灭种之祸根”[2]。后来，当袁世凯加紧进行复辟帝制之际，就又恢复了祀孔祭天。袁世凯企图依赖旧有封建礼教，投靠并借助帝国主义的势力来恢复封建帝制。袁世凯自1912年窃据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从独裁统治发展到复辟帝制，为此可谓绞尽脑汁，但结果却是众叛亲离，被迫撤销帝制和废除“洪宪”年号。这个独裁者、卖国贼只做了83天的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呜呼归去。是何原因导致倒行逆施者如此短命？不少学者都认为是孙中山兴师讨袁所致，其实个中的真正原因还在于下层的反对和各地人民的起义。袁世凯自上台之日起特别是称帝之后，全国各地人民便奋起反对，即使袁军之中也有哗变，特别是白朗起义声势浩大，所到之处，遍贴布告，直指袁贼，痛斥“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3]。遍及全国的民众反抗运动，是袁世凯倒台的根本原因。人民已经痛恨帝制而钟情于共和，封建帝制已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土壤。
民国初年立宪派的失败也不仅仅是因为立宪主张传自外邦，而是因为上层人物和下层民众相互脱节，从而使许多志在有为者陷入软弱无助的境地。有的比这种遭遇更复杂，最先敏锐地觉察到传统文化的积弊，力求正视现实、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多被人视为媚外忘祖从而受到攻击，郭嵩焘的郁郁而终就是明证。近代史学者也深知历史上的先行者成为孤独哲人的悲剧，在探究这一现象时，多注意研究力量的对比、个人气质或者笼统地说是历史的局限，缺少对社会氛围的把握。要真正揭示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还要把视角深入到下层民众中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怎样制约或促动这些人物观念的形成和变化，甚至是个人命运的悲欢。这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的异物(foreign body)。领导人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的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4]
辛亥革命是经过长期的预演和准备，得到了下层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否则是不可能取得武昌起义胜利的。当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不理解、不支持时，革命就归于失败；当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理解与支持时，革命就易于成功。孙中山曾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惠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得到民众和下层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尽管由于力量相差悬殊而失败，但景况却大不一样，“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5]。
任何变革都离不开时代风云和民众的价值取向。回顾中国近代史，由于西方先进文化信息的影响，少数处在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尽管他们不停地奔走呐喊，但往往收效甚微。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中国传统思想之深厚，致使变革维艰。它的艰难不仅表现在民众接受先进文明的迟缓，还表现在强大的传统对新事物的涵化，使之面目全非。在知识界盛行的西学源于中国说，虽然有引进西学的一面，但仍存有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倾向。什么“议会是哲王之均天下”，“新闻事业是古人陈诗以观民风”……种种滥调只能引导人们向后看，加深对新事物的排斥，延缓历史的进程。邓实在《古学复兴记》中说：“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梁启超为此自述道：“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积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不自免。”
习惯势力是最难克服的。古人所谓习俗移人，贤者也不例外。作为新思潮的领头人尚且不能免俗，更何况一般民众。旧有的精神思想方面的惯性是如此，物质生活方面也不例外。钟表，作为现代社会的计时工具，在18世纪末的英国已普及到家家户户，但在中国到19世纪末依然是皇室和权贵的奢侈品，甚至做成纽扣缝在衣服上显阔气。西方人也顺势投其所好，做成各种玲珑的玩具送给中国人收藏。所以故宫博物院荟萃了18、19世纪的天下名表。然而令人汗颜的是，这样先进的技艺传到中国竟然与生产无缘。究其原因又在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自然运转，只要不违农时，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便有好收成。缓慢的生产节奏，形成松懈而散漫的生活方式，好像没有必要精确时间，养成的时间观念是粗线条的。古代夜间由更夫敲击竹杠报时，一夜分五更，一更约两小时，粗放而不精确。人们对于时间，惯用吃顿饭、抽袋烟的工夫来约略估算，这是因为生产和生活都无须争分夺秒。所以中国古代有世界最发达的天文学，却不能最早把计时准确的机械钟表运用到生产，正因如此，近代中国最着名的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反对输入奢侈品，也把钟表归入此列。由于中国的小农社会里的财富主要表现为土地，即使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也无法超越历史环境从而发现时间具有创造财富的功能，对钟表的真正价值不理解也就不足为怪了。西式马车输入中国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西方，马车本来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交通工具，但刚来到中国就变了味，被派上的首要用场则是用于游乐活动，增加夜生活的喧闹。正如当时有人所议论的那样：“西人之尚马车，原为事迅速起见，非徒为游观计也。若华人之坐马车者，大率无事之人居多，故马车若专为游观而发。”[6]近代社会陈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狭小的眼界又排斥了新鲜事物，甚至使新生事物扭曲变形，变相增加了陈旧事物的力量。
二
不难看出，未开化的社会具有一种消极力量，这股力量不但可以延缓政治进程，而且呈现着抵制科技进步的惰性。这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敬惜字纸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海峡两岸出版的文化史着作中都对此称颂备至，然而随着现代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商标”这一品牌意识时，却明显地表现出落伍倾向。1873年1月22日上海县令发出晓谕，通知各制鞋店铺不得在鞋上用文字标写店号，认为这有损文字的神圣。对于某些纸制品更在禁止之列，同年12月3日两江总督李宗羲通令各纸坊铺“不准于草纸等项纸边加盖字号戳记，更不许将废书旧账改造还魂纸，以免秽亵”。这也是封建统治的等级制特点的物化现象。然而，社会下层的老百姓却没有这些顾忌，只是按着方便行事。这年3月14日《申报》刊载消息说，一女子用字纸拭秽，扔入便桶，遭雷击跪倒。笔者认为这是故意喧染，事实未必如此。不管怎样，这说明生活在下层的民众与上层的价值观念不尽相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受经济生活的驱动，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日用品就是日用品，以便民适用为生产使用的价值，与伦理价值大相径庭。当现代商品经济刚刚在中国起步的时候，将日用品划分尊卑等级的伦理意识，误导敬惜字纸的传统去抵制某些商品，这是始料不及的后果。官方与民间对草纸出现禁用与使用这两种生活态度，是伦理意识与商品意识的冲突与较量。一切事情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沉住气，等待变异和潮流的到来，这大概就是我们常说的“慢慢来”的意思吧。曾记否，现代媒体的广告由西方传入中国只是近20来年的事情，当时我们初看到电视上的广告是那么不习惯，而现在面对着连篇累牍的电视广告也就习以为常了。
这些社会现象又启示人们，思想启蒙要收到如期的效果，还要有一个过程，还有待于经济发展的支持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习惯势力，只有靠现代化的启动，加速社会转型，这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推陈出新的源动力的真正所在。
婚姻家庭关系上的观念的变化、男女地位的变化之艰难又是一充分例证。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夫权统治，“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伦理观念的影响异常深重，以致解放以后，我们下了那么大决心、费了那么多的气力，才基本上实现了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但直到现在，重男轻女、歧视妇女的习惯势力还有一定的影响，男女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还不是实际生活中的平等”[7]。20世纪50年代，刚刚做了主人的中国民众家庭禁止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的事例比比皆是，在后来的“记工分”年代，克服了重重困难走出家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妇女为争取个“同工同酬”竟是那么的不容易！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尽管我们在婚姻家庭夫妻关系方面逐渐摈弃了“夫妻同体主义”转而实行了“夫妻异体主义”，夫妻各自享有独立的人格，具有平等的姓名权，但表现在子女姓氏的确定上仍未完全摆脱封建的束缚。即使现行《婚姻法》明文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就全国而言，却有99%的家庭其子女仍然沿袭只随父姓的做法。
妇女的地位最能表现文明程度。19世纪以来，妇女的解放程度就被认为是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尺。鸦片战争后，礼教衰微，许多思想家对中国妇女的命运作过深刻的反省，但是女性解放形成社会思潮则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这是就知识界这个层面而言的。实际上早在19世纪80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动勇敢地突破礼教的禁区，争得自己的社交自由与自主择偶，而这时社会上层尚未解冻。譬如，19世纪80年代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携其夫人宴请外宾，由此引起舆论大哗，郭氏受到朝野上下的同声指责。如果由此认为这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氛围，那就有失偏颇。我们再从社会下层探察，就会发现另外一番情景：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农民进城打工日益增多，其中不乏女子走出家门外出打工的情况。江南乡镇单身女性更加解放，她们流入城市就职，扩大了女性生存空间，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在个人的人身关系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1877年《申报》专栏《津门纪略》记载说：“乡间妇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则无不心思骤变矣。妆风雅，爱打扮，渐而时出吃茶，因而寻姘头，租房子，上台基，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有些大台基的女子往往出自中产阶层的富裕之家。这种风气之盛，使得时人惊呼：“是将使上海之人，男无不有外舍，女无不有姘头夫也！”这些资料说明，真正导致婚姻家庭关系松动的，并不在于少数文化精英的思想启蒙，在这背后潜动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单身女子的存在和男子的独居，造成家庭的空隙和寻求爱情的渴望。这种“露水鸳鸯”，是不能简单地用道德观念来评判的，虽然其中也不乏有道德问题，但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要带来两性关系的新变动，这比什么说教和宣传都有力量。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历来是礼法并用的，不管是封建礼教还是封建立法，都强调男尊女卑，在正式婚姻之外的交往则要恪守“男女授受不亲”的信条。近代新式学校开办以来，为了男女是否同校的问题竟几费周折，难以解决。“自从有了‘礼教’两个字，那么男女有起界域来了！有起礼防来了！因为这种种的缘故，就生出什么‘奸淫’、‘贞操’、‘节操’等的问题。”[8]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争取男女社交公开才提到议事日程。即使如此，在1920年有的女校还要检查学生的信件，规定男教师要年满54岁，留胡须，讲课时双目仰视，不准看女学生。至于争取婚姻自由，则需更多的磨难。这些都是社会上层的禁锢，我们书写历史的时候一般都是由此着笔的。然而，从男女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方面来看，当社会上层还是森严壁垒难以突破之时，社会下层却开始我行我素，有些“无法无天”了。由此可见，从社会下层看历史，与社会上层可能是一幅全然不同的情况。视角不同形成的历史就不相同。
三
社会下层的动向可以延缓历史进程（在守旧意识支配下的下层动向是如此），也可促进历史的发展（当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动向被当权者关注从而在民意的推动下快马加鞭地推进时）。这里的关键是，当权者是否能及时洞察下层民众的动向，做好引导工作，对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观念与行为不失时机地予以说服、教化，对利于社会进步的意向与行动及时褒扬、倡导并纳入政府行为加以推动。20世纪70年代，下层民众对“四人帮”的极左行径的不满情绪日增，党和国家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从顺应民意的角度讲无疑是正确、必要的，也是十分及时的，从而扭转了局势，促进了中国社会向良性方向的发展。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之后，一段时间内我们过分强调“舆论一律”，在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堵塞了言路致使腐败现象蔓延，引起民怨。下层民众对我们当今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咬牙切齿，已是不争的事实。“怒火在地下运行”，对我们的事业来说，这才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中央也已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江总书记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严肃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们党和国家明显加大了反腐力度，全国共查处腐败案件130414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有132447人，其中县（处）级干部4092人，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17人。可以预见，在新千年开初的几年，反腐败的任务仍很繁重，这也是百姓审视我党有无希望的焦点所在。如果说建国初期由于我们对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从而及时遏制了党内蜕变现象的话，那么在新时期的今天照此办理，从严整肃，决不手软，也会令一些心存侥幸的人悬崖勒马。不管怎么说，社会下层痛恨腐败、渴求民主的动向，现已对上层决策产生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下层民众就其总体而言是有正义感的，是蓬勃向上的，是有自信力的。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不忘在历史上补书这一笔。鲁迅先生说：“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9]从古到今，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变化，从而推动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某些理论见解。从社会下层自发的变化，到文化精英们的有序思考与操作，在社会前进的历史中起了某种中介作用。无论思想史的研究还是社会史的研究，我们都没有理由忽视对社会下层动向的考察与研究，如果无视下层民众对历史的改写作用，那么所留下的历史篇章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参考文献】
[1]《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2]张知睿：《〈四书白话解说〉始末记》；江希张：《新注四书白话解说》卷首。
[3][5]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1、366页。
[4]《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54页。
[6]1878年11月15日《申报》。
[7]《列宁全集》第30卷第339页。
[8]《男女社交公开》，载1919年4月《新青年》杂志。
[9]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
（资料来源：《理论学刊》200101，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6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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