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梁涛：章太炎《訄书清儒》评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论语-梁涛：章太炎《訄书清儒》评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梁涛：章太炎《訄书清儒》评注
章太炎《訄书清儒》评注梁涛由于学术渊源的关系，清代学术自近代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方面有影响的成果有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而章太炎的这篇《清儒》则是其中较早的一篇。
作者在本文回顾了清代学术的发展历程，对清代乾嘉考据学中的吴、皖二派，重视史学研究的浙东学派，主要由文学家组成的桐城派以及常州今文学派的思想主旨，为学方法、学术传承作了分析和评价。作者认为，清初顾炎武、阎若璩等人考订音韵、辨伪古书，奠定了清代学术的规模，但直到乾嘉时期的吴、皖二派，清代学术才趋于成熟完善。吴派代表人物为惠栋，其学术特点是“好博而尊闻”。惠氏在其着作中广泛搜罗汉人经说，加以排比罗列，而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除六经外，还兼及史集，涉猎很广。惠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等，着名学者王鸣盛、钱大昕也受其影响。他二人曾教于扬州，汪中、刘台拱、贾田祖等人“以次兴起”。皖派始于戴震，其学术特点是“综形名、任裁断”，即主张实事求是，在训诂考证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戴震在乡里时，即有金榜、程瑶田、凌延堪、三胡与其论学；后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其问学。而弟子中最知名的有段玉裁、王念孙，二人的《说文》和《广雅》研究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
浙东学派始于清末，特点是重视史学研究，代表人物有万斯大、万斯同兄弟以及邵晋涵、全祖望等，而到章学诚时达到高峰。章氏着《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成就超过唐代刘知几。浙江学派还十分重视礼学研究，这方面以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的成果最有代表性。
清代桐城派文士与戴震等朴学家的争论在士林曾震动一时。章太炎认为这是因为文士善治文辞而轻视经术，他们这种浮华的学风往往遭到朴学家的蔑视。加之桐城派诸子尊奉程朱，而戴震着《孟子字义疏证》，对程朱多有指责，遂使二者交恶，互相攻击。
桐城诸子虽遭到戴震等人的批评，但其浮夸的学风却被常州今文学派继承下来。常州今文学派宗《公羊春秋》、齐《诗》和伏生所传《今文尚书》，而以《公羊春秋》为主。他们立意奇特，文辞华丽，与朴学家质朴的学风迥然有异，而受到文士的欢迎。常州今文学始于与戴震同时的庄存与，后经刘逢禄、宋翔风得到进一步发展。道光时，魏源、龚自珍、邵懿辰治今文经学，三人好为“姚易卓荦”之辞，利用经术表现文采，又不守家法，故其所论往往陷于支离。
需要指出的是，章太炎是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来评论清代学术发展的，因而对清代今文经学的评价不够客观公正。这一点也曾被后人指出。但总体来说，作者对清代学术发展线索的梳理，对各派学术特点的分析，对清代学术成果的总结基本还是符合实际的，许多论点也被后人接受。作者指出，古文学家“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说明他并非一味偏袒古文，还是有求实精神的。作者反对用六经为后世“制法”，要求把六经当作古代历史看待，把一贯至高无上的儒家经典还原为一批据以研究古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珍贵资料，并以此来认识古代社会的发展，了解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可以说是章氏研究经学的最后心得和最终结论。这一观点虽出自章学诚“六经皆史”，但与后者相比，无疑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
本文首次收入《訄书》重刻本，收入《检论》时有增删。
古之言虚，以为两纑之间，当其无纑(1)。本《墨子·经上》。纑，即栌，柱上小方木也。六艺者，凡言六艺，在周为礼、乐、射、御、书、数，在汉为六经。此自古今异语，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无为甘辛互忌。古《诗》积三千余篇，其佗益繁，■触无协(2)；仲尼剟其什九(3)，而弗能贯之以纑间(4)。故曰：“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5)。” ■左角右厥
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6)，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宗教学概论》曰：“古者祭司皆僧侣。其祭祀率有定时，故因岁时之计算，而兴天文之观测；至于法律组织，亦因测定岁时，以施命令。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记录之属。如犹太《列王纪略》、《民数纪略》并列入圣书中(7)。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记录(8)。印度之《富兰那》(9)，即纪年书也。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10)；或因神祗以立传记，或说宇宙始终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繁矣。”案：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学说则驳。
《易》之为道：披佗告拉斯家希腊学派。以为(11)，凡百事物，皆模效肤理(12)，其性质有相为正乏者十种(13)：一曰有限无限，二曰奇耦，三曰一多，四曰左右，五曰牝牡，六曰静动，七曰直线曲线，八曰昏明，九曰善恶，十曰平方直角。天地不率其秩序(14)，不能以成万物，尽之矣。案：是说所谓十性，其八皆《周易》中恒义。惟直线曲线、平方直角二性，《易》无明文。庄中白棫《周易通义》曰(15)：曲成万物，在《周髀》为句股弦(16)，引申之为和为较(17)，言得一角则诸角可以推也。《易》不言勾股弦，而言曲成，何也?勾股弦不能尽万物，故一言“曲成万物”，又言“不遗”也。天之运行十二辰，曲成也；地之山川溪涧，曲成也；人物之筋脉转动，曲成也。故言“曲成”可以该《周髀》，言《周髀》不可以该“曲成”也(18)。
《诗》若《薄伽梵歌》(19)，《书》若《富兰那》神话，下取民义，而上与九天出王(20)。惟《乐》，犹《傞马》、吠陀歌诗。《黑邪柔》、吠陀赞诵祝词及诸密语，有黑白二邪柔。矣(21)。鸟兽将将，天翟率舞，观其征召，而怪迂侏大可知也(22)。
《礼》、《春秋》者，其言雅驯近人世，故荀子为之隆礼义，杀《诗》、《书》(23)。礼义隆，则《士礼》、《周官》与夫公冠、奔丧之典(24)，杂沓并出而偕列于经。《诗》、《书》杀，则伏生删百篇而为二十九(25)。《尚书大传》明言“六誓”、“五诰”(26)，其篇俱在伏书。伏书所无，如《汤诰》者，虽序在百篇，而“五诰”不与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杀之，特托其辞于孔子耳。谓授读未卒遽死者(27)，非也。知杀《诗》、《书》之说，则近儒谓孔子本无百篇，壁中之书(28)，皆歆、莽驾言伪撰者(29)，亦非也。《齐诗》之说五际、六情(30)，庋《颂》与《国风》(31)，而举《二雅》。迮鹤寿曰(32)：“十五《国风》(33)，诸侯之风也；三《颂》(34)，宗庙之乐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35)，故四始、五际专用《二雅》(36)，不用《风》、《颂》。案：刘子骏《移大常博士》曰(37)：“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盖过矣。三家《诗》皆杀本经(38)，而专取其一帙；今可见者，独《齐诗》。《齐诗》怪诞，诚不可为典要，以证荀说行于汉儒尔。虽然，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39)，其诵法既狭隘，事不周浃而比次之(40)，是故齵差失实(41)，犹以师说效用于王官，制法决事，兹益害也。
杜、贾、马、郑之伦作(42)，即知“抟国不在敦古(43)，”博其别记，稽其法度，覈其名实，论其社会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44)。神话之病(45)，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以，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乱于魏晋，及宋明益荡(46)。继汉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楛(47)；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48)，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49)，亦以纾死(50)，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52)，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53)。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54)，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55)；而德清胡渭审宗地望，系之《禹贡》(56)，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其成学着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58)，其学好博而尊闻(59)。皖南始戴震(60)，综形名，任裁断(61)，此其所异也。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62)，皆尚洽通(63)，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64)，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65)，始精眇，不惑于謏闻(66)，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祯诗(67)，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68)。声为《尚书集注音疏》(69)，萧客为《古经解钩沉》(70)，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已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71)，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72)，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73)。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74)。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75)，后有凌廷堪、三胡(76)——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77)，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78)，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79)。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80)，《说文》明。念孙疏《广雅》(81)，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82)，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王引之尝被诏修《字典》(83)。今《字典》缪妄如故，岂虚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质不足刻彫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84)，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近名家者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85)。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86)，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87)。
然自明末有浙江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88)，皆鄞人，师事馀姚黄宗羲(89)，称说《礼》，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馀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90)，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91)，以复歆、固之学(92)，其卓约过《史通》(93)。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94)，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95)，三代度制大定。唯渐江上下诸学说(96)，亦至是完集云。
初，大湖之滨(97)，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98)，以博依相问难(99)，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100)，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字，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覈而无温藉(101)，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102)，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103)。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櫆(104)，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105)，亦愿尸程朱为后世(106)，谓之桐城义法(107)。震为《孟子字义疏证》(108)，以明材性(109)，学者自是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110)，大言自壮。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111)，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他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靖(112)，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113)。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114)。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115)，徽章益分(116)。阳湖恽敬、陆继辂(117)，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俪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他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
文士既已熙荡自喜(118)，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119)，务为瑰意眇辞(120)，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121)；《诗》，齐(122)；《尚书》，伏生(123)；而排斥《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124)。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125)，独喜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126)，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127)，始专主董生、李育(128)，为《公羊释例》(129)，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130)。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131)。及长州宋翔凤(132)，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133)，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藏》也(134)。”其义瑰玮(135)，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道光末，邵阳魏源(136)，夸诞好言经世(137)，尝以术奸说贵人(138)，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139)，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140)。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141)，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混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142)，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143)，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144)，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145)。要之，三子皆好为姚易卓荦之辞(146)，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讝语(147)。惟德请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148)，为有师法。而湘潭王闿运并注五经(149)。闿运弟子，有井研廖平传其学(150)，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151)，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大氐清世经儒(152)，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153)；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154)。短长虽异，要之皆徵其文明(155)。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156)？魕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157)，以宗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158)，徒料简事类(159)，不曰吐言为律(160)，则上世社会污隆之迹(161)，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进化；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故惟惠栋、张惠言诸家(162)，其治《周易》，不能无捃摭阴阳(163)，其他几于屏阁(164)。虽或琐碎识小，庶将远于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陈澧(165)，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166)，不调洽于他书，始勼合汉、宋(167)，为诸《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168)，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169)，必有其分寸色理同者。澧既善傅会，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170)。仲长子曰(171)：“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172)，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173)，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
自古今文师法散绝，则唐有《五经》、《周礼》、《仪礼》诸疏，宋人继之，命曰《十三经注疏》(174)。然《易》用王弼，《书》用枚颐，《左氏春秋》用杜预(175)，《孝经》用唐玄宗，皆不厌人望(176)。枚颐伪为古文，仍世以为壁藏于宣父(177)，其当刊正久矣。毛、郑传注无间也(178)，疏人或未通故言(179)，多违其本。
至清世为疏者，《易》有惠栋《述》(180)，江藩、李林松《述补》(181)，用荀、虞二家为主(182)，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诸纬书(183)。张惠言《虞氏义》(184)。《书》有江声《集注音疏》(185)，孙星衍《古今文注疏》(186)。皆削伪古文。其注，孙用《大传》、《史记》，马、郑为主。江闲入己说。然皆采自古书，未有以意■析者(187)。《诗》有陈奂《传疏》(188)。用毛《传》，弃郑《笺》(189)。《周礼》有孙诒让《正义》(190)。《仪礼》有胡培翚《正义》(191)。《春秋左传》有刘文淇《正义》(192)。用贾，服注(193)；不具，则兼采杜解(194)。《公羊传》有陈立《义疏》(195)。《论语》有刘宝楠《正义》(196)。《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197)。《尔雅》有邵晋涵《正义》(198)，郝懿行《义疏》(199)。《孟子》有焦循《正义》(200)。《诗》疏稍胶(201)，其佗皆过旧释。用物精多，时使之也。惟《礼记》、《谷梁传》独阙(202)。将孔疏翔实(203)，后儒弗能加，而谷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前无所袭，非一人所能就故。
他《易》有姚配中，着《周易姚氏学》(204)。《书》有刘逢禄，着《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205)。《诗》有马瑞辰、着《毛诗传笺通辞》(206)。胡承珙。着《毛诗后笺》(207)。探啧达旨(208)，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于《周礼》，惠有《礼说》(209)，段有《汉读考》(210)。段玉裁、王鸣盛之于《尚书》，段有《古文尚书撰异》(211)，王有《尚书后案》(212)。刘逢禄、凌曙、包慎言之于《公羊》(213)，刘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214)。凌有《公羊礼疏》(215)。包有《公羊历谱》(216)。惠栋之于左氏，有《补注》(217)。皆新疏所本也。焦循为《周易释》(218)，取诸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者，从其方部(219)，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或以“天元一术”通之(220)，虽陈义屈奇，诡更师法，亦足以名其家。黄式三为《论语后案》(221)，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极者也。《谷梁传》惟侯康为可观(222)，着《谷梁礼证》(223)。其余大氐疏阔。《礼记》在三《礼》间，故无专书训说。陈乔枞、俞樾并为《郑读考》(224)，江永有《训义择言》(225)，皆短促不能具大体。其他《礼经纲目》(226)，江永着。《五礼通考》(227)，秦蕙田着(228)。《礼笺》(229)，金榜着。《礼说》(230)，金鹗着(231)。《礼书通故》黄以周着。诸书(232)，博综三《礼》，则四十九篇在其中矣(233)。
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234)。唯《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235)，使专为一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监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后汉书·曹褒传》：《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是官书之长，周、汉不异。《孝经》谦半之(236)。《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本《钩命决》及郑《论语》序(237)。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凡名经者，不皆正经，贾子《容经》(238)，亦《礼》之传记也。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239)。
至于古之六艺，唐、宋注疏所不存者，《逸周书》则校释于朱右曾(240)；《尚书》欧阳、夏侯遗说，则考于陈乔枞(241)；三家《诗》遗说，考于陈乔枞(242)；《齐诗》翼氏学，疏证于陈乔枞(243)；《大戴礼记》，补注于孔广森(244)；《国语》疏于龚丽正、董增龄(245)。其扶微辅弱，亦足多云。及夫单篇通论，醇美确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视而不惟其道(246)，以俟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社会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247)，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四个工(上下各并排两个)
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纂修七经，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澔为之臣仆而不敢辞(249)；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250)，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污点耳(251)。而徇俗贱儒，如朱彝尊、顾栋高、任启运之徒(252)，瞢学冥行，奋笔无怍，所谓乡曲之学，深可忿疾，譬之斗筲(253)，何足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