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11年3期第65～77页
作者简介：陈勇，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史学史。
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钱穆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是传统史学派的大家、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本文以钱穆眼中的胡适为切入点，分析了不同时期两人的学术关联及其文化观的异同，认为钱穆对胡适的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尊崇到疏离再到公开批评的转变过程，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关 键 词：钱穆/胡适/交往/中西文化观/学术之争
一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8月，胡适从上海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后，高擎“文学革命”的大旗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在回国短短的几年中，便取代梁启超成为了思想界新一代的领袖人物。其成名之骤，崛起之速，令学界叹为观止。
胡适年长钱穆4岁，属同辈中人。1917年9月，当年仅26岁的胡适春风得意地登上北大讲台，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之时，此时的钱穆正辗转于家乡无锡的乡村小学任教，“日夜与学校诸童同其起居食息”。1918年8月，奠定胡适学术地位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完稿付梓，由北大校长蔡元培作序大加称赞时，钱穆正在家乡七房桥附近的荡口鸿模小学教书。这一年，是他读书最专最勤之一年。钱穆所读之书，固然多是《语》、《孟》、《老》、《庄》一类的古代旧籍，但他对当时学术界的新思想、新学说并非全然不闻。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揭地狂飙席卷中国大地之时，他对《新青年》杂志，皆逐月拜读，在拜读的文章中，自然包括胡适的文章，特别是他最有名的宣传白话文的文章。钱穆最初得知胡适的大名，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之所以“暴得大名”，主要得益于他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在胡氏的大力倡导、宣传下，一场提倡白话文的运动迅速席卷全国。蛰居乡间的钱穆对胡适倡导的这场白话文运动颇为关注。1919年秋，在无锡梅村县四高小任教的钱穆转入后宅初小任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亲自试验一下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所在。1920年2月，钱穆写成一篇研究白话文的文章，认为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是一种新语体，这种新语体的主旨在于：一方面要镕铸白话文的精神于文学之中，另一方面还要“以文学之兴趣，方便灌输于白话使用界之脑海，而求其两方面之相接近。”① 而他本人在后宅小学用白话文教授作文课，四年级学生“最短者能作白话文两百字以上，最多者能达七八百字，皆能文从字顺，条理明畅。”② 今收入《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中的《白话历史教科书》，就是当年他在后宅小学任教时用白话文编写的历史课本。
总体而论，钱穆与胡适一生论学多有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开始就对胡适的思想采取全盘拒斥的态度。1923年，胡适、梁启超应清华学生之请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入门书目”，尽管在胡适开出的书目中有《三侠五义》一类的小说而无《尚书》、《史记》等经典古籍而遭到梁启超的嘲笑和挖苦，然而钱穆1925年在《新教育》杂志上撰文仍将二人并提，称“梁任公、胡适之两先生，曾为学者开列最低限度之国学入门书目”，“梁、胡为并世大师，其言当信”。③ 在钱穆早年着作《国学概论》中，他对梁、胡二人的诸子学研究做了这样的比较：“梁任公谈诸子，尚在胡适之前，然其系统之着作，则皆在胡后”，梁书叙述时代背景，较胡书更为精密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从中不难看出，青年时代的钱穆对新一代学界领袖的尊崇。
钱穆早年治学由子学入门，其治学曾受过胡适的影响。比如在诸子起源的问题上，他就赞同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的新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之说。在他早年的墨学研究中，就直接引用过胡适的研究成果。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最后一章“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中，他对胡适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多有肯定，称其书“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④ 在研究子学的方法上，钱穆也明显受到胡适的影响。1928年夏，钱穆应苏州青年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开声称，他研究《易经》的方法正是采用了胡适“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并宣称这是“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⑤
钱穆与胡适初次谋面大约在1929年，当时钱是苏州省立中学的国文首席教师，胡则是上海公学的校长。据钱氏回忆，胡适是应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的邀请来校作演讲。久仰胡适大名的钱穆自然不会放过向他请教问学的机会。他在撰写《先秦诸子系年》时，有两书讨论《史记·六国年表》。因苏州藏书不丰，“遍觅遍询不得”。胡适是子学研究的名家，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实际上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的着作，遇到学术上的名家，钱穆自然会出口相问。也许他所问的两书确是罕见之书，胡适真没有见过，所以当时未能立即回答出来。初次见面，就以疑难相询，不免使这位学术界的领袖人物陷于某种尴尬的境地，钱穆事后也有“自念余固失礼，初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之自责。不过，因问题久积于心，“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属自然之事。
钱、胡二人初次谋面之事见于钱穆晚年的回忆《师友杂忆》中，在胡适的《日记》中没有留下记载。在钱穆的记忆中，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不大愉快，以后的进一步交往自然就谈不上。他在回忆中甚至用了颜斶齐王的典故来比喻两人间的关系，对新一代学界领袖胡适对自己不以为意颇有责备之意。在钱穆的印象中，胡适“既不似中国往古之大师硕望，亦不似西方近代之专家学者。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⑥ 其实，这段评论出自思想完全定型的老年钱穆之口，与青年钱穆对胡适的看法颇有距离。钱、胡二人再次见面，是在钱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之后。在北平近8年的交往中，两人时有通信往来，钱不仅以“领袖群伦”的学界领袖视胡，而且还多次到胡适府上拜访，“面候起居”，他还要胡适为他早年最重要的学术着作《先秦诸子系年》作序，所谓“惟远避为是”云云，那自是出自后话。
二
1930年秋，钱穆离开苏州赴北平，在燕京大学任教。此后不久，胡适离开上海公学赴北平，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两人同处一城，交往日渐增多。
据《胡适日记》记载，1931年3月17日，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给钱穆，讨论《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3月22日，钱穆与顾颉刚、郭绍虞入城到胡适家中拜访。3月29日，胡适夫妇到顾颉刚家中吃午饭，在那里见到了钱穆、郭绍虞、谢冰心、吴文藻等人。《古史辨》第五册收录了一封胡适在1931年4月21日写给钱穆的信，讨论“五德终始”问题。信末附有4月1日所写的《周官》“杂记”，讨论《周官》的年代问题。在《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书札”中，收有钱穆致胡适的四封信，其中有两封信是他在燕京任教时所作。
在钱穆进入北平学术界之前，已有多种着作出版，他早年最重要的着作《先秦诸子系年》虽未刊出，却已得到浏览此稿的蒙文通、顾颉刚、陈寅恪等人的击节称道。不过，钱穆被当时学术界普遍接受，得到主流学术界巨子们的认同，得到胡适等人的欣赏，却主要得益于他的成名作《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
《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930年发表在《燕京学报》第7期上，是一篇解决晚清经学上今古文之争的力作。《年谱》刊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原本相信康有为今文家说的胡适读到《年谱》后，很快放弃了古文经为刘歆伪造这一观点。
胡适痛快地接受《年谱》的结论自有他的道理。在胡氏的治学中，有一个由“疑”而“信”的转变过程。胡适原本是古史辨派的坚定支持者，他的疑古远远早于顾颉刚。早在顾颉刚发动“古史辨”运动之前，胡适就有“井田之辨”，认为古代中国并没有均产的井田制度，“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是孟子“托古改制”想像杜撰出来的。在胡适“井田辨”的启发下，顾颉刚提出了“古史层累造成说”，从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疑古运动。胡适对顾的“层累说”大加称赞，称这一见解“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是史学领域的一次革命，甚至提出了“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极端主张。不过，在20年代末，胡适逐渐由“疑古”转向“信古”。1929年3月，顾颉刚到上海中国公学去看望胡适，胡对他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⑦ 顾颉刚听后大惑不解，急出了一身冷汗。
作为现代疑古运动的首倡者、古史辨派的坚定支持者，胡适最终由“疑”转“信”，这是疑古派内部分化产生的一个标志。而钱穆《年谱》的发表，客观上促使了这一分化的加快。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一）。钱谱为一大着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⑧ 由此看来，胡适称《年谱》为“一大着作”，作得“谨严”，“十分佩服”，决不是泛泛的客套之辞，因为在他古史观转变的过程中，该文的确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1年夏，钱穆因不适应教学大学的环境，在燕京大学执教一年后南归苏州。离开北平前，他曾专程到胡适家中拜访，未能相遇，后留信一封：
适之先生大鉴：
日昨来城拜谒，末得晤教，深以为怅，即日匆匆南旋，不克走辞。《周官》一稿尚一二处拟改。
在君先生（丁文江）亦平素仰望之一人，不谓遂以芜文见赏，弥增慙恧。……拙着《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即如孔子行事，前人考沦綦详，至于江崔诸老，几若无可复加。拙稿于孔子在卫宋诸节，颇谓足补诸儒考核所未备。其他用力处，穆《自序》中颇有道及。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以一序，并为介绍于北平学术机关为之刊印，当不仅为穆一人之私幸也。
草此布臆，谅勿为怪。专上即颂
撰安
钱穆拜上十七日⑨
钱穆在信中希望胡适能为他的着作《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作序。《系年》是钱穆早年、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初稿在1929年就已完成，到燕京大学后，又利用北平丰富的藏书加以增补。钱氏晚年对门下弟子说，自己一生着书无数，“惟《诸子系年》贡献实大，最为私心所惬。”⑩ 在致胡适的信中，他也充分表达了对自己着作的自信。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也向胡推荐了《系年》，称该书“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着作，过数日当请他（胡适）奉览。”(11) 胡适对《系年》稿也有所闻，在1931年3月22日的日记中也有道及。不过胡氏最终没有如钱穆所愿，为《系年》作序，这大概与钱着主张《老子》一书晚出与其意见相左有关。胡适虽然没有为该书作序，但他后来仍然写信向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推荐了此书，对钱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精深的考证功夫表示佩服。
其实，胡适已有把钱穆请进北大之意。当时，北大史学系的实际主事者傅斯年因欣赏《刘向歆父子年谱》有意邀请钱穆加盟北大。(12) 当顾颉刚向胡适推荐钱穆时，爱才心切的胡适很快就点头答应了。在钱穆返回苏州家中不久，便得到了北大的聘书，聘为史学系副教授，比燕大国文系讲师提升了一级。钱穆之所以能进入北大任教，这其中无疑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
在北大共事期间，钱穆对胡适颇为敬重，胡适对钱穆的博学也深为推崇。两人对先秦诸子深有研究，钱穆把自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着作《墨子》（1930年）、《惠施公孙龙》（1931年）送给胡适指正(13)，胡适对钱穆治诸子学的成绩也多有肯定。有人问胡适先秦诸子事，胡适说可去问钱宾四先生，不要再问他，对钱氏尊重有加。胡适甚至将自己私藏的孤本潘用微的《求仁录》借给钱穆研究，以至他的论敌、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都认为钱穆是在随胡氏做考据之学。(14)
三
钱穆与胡适的交往主要是建立在对学问的研讨上，换一句话说，两人的交往主要是学术之交。在治学上，两人有同也有异，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相互间也有不少分歧。
钱穆与胡适在学术上的第一回合往来，是关于经学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如前所述，胡适原本是相信晚清今文家言的，后来他读完《刘向歆父子年谱》后改变了看法，逐渐从今文家的主张中摆脱了出来。此点连胡适本人也不讳言。1931年4月21日，胡适主动写信给钱穆，表示愿意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中来。他在信中说：“我以为廖季平的《今古学考》的态度还可算是平允，但康有为的《伪经考》便走上了偏激的成见一路。崔觯甫（适）的《史记探源》更偏激了。现在应该回到廖平的原来主张，看看他‘创为今古学之分以复西京之旧’是否可以成立。不先决此大问题，便是日日讨论枝叶而忘却本根了。”(15) 钱穆对胡适加入讨论颇感兴奋，在4月24日的回信中说：“先生高兴加入今古文问题的讨论，尤所盼望”。随后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窃谓西京学术真相，当从六国先秦源头上窥。晚清今文家承苏州惠氏家法之说而来，后又屡变，实未得汉人之真。即以廖氏《今古学考》论，其书貌为谨严，实亦诞奇，与六译馆他书相差不远。彼论今古学源于孔子，初年、晚年学说不同。穆详究孔子一生，及其门弟子先后辈行，知其说全无根据。又以《王制》、《周礼》判分古今，其实西汉经学中心，其先为董氏公羊，其后争点亦以左氏为烈。廖氏以礼制一端，划今古鸿沟，早已是拔赵帜而立汉帜，非古人之真。(16)
胡适突破康有为、崔适“尊今抑古”之说后，回到廖平“平分古今”的立场上来，主要借助了钱穆《年谱》中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廖平以礼制的不同划分今古二派，实非得古人之争。言外之意，胡适赞同廖说，实际上仍未从今文家说的牢笼中摆脱出来。在胡适那里的所谓“本根”之说，在钱穆这里早已得到了解决，他是先摆脱了“平分古今”的束缚，故对“尊今抑古”之见就有了势如破竹的胜算。(17)
钱穆力攻今文之非，但他并没有站到古文家的立场上来申古抑今。在他看来，今文、古今都是清儒主观构造的门户，与历史的真相并不相符，他的目的就是要破除晚清以来学术界今古门户的成见。钱氏自言经学上的问题，同时即是史学上的问题，他“全据历史记载，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钱穆最终是否说服胡适放弃廖平“平分古今”的主张，囿于材料，不敢妄断，但在胡氏日渐脱离今文家言，相信古文经决非刘歆作伪的问题上，钱穆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是钱穆影响了胡适。
钱穆与胡适学术上交往的第二回合，是关于《老子》成书年代问题的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主张老子先于孔子的代表人物是胡适，梁启超对“早出说”观点不以为然，其《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首先向胡适发难，提出《老子》为晚出之书，赞同梁氏意见并续有讨论的着名学者有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等人。
钱穆对《老子》早出说很早就发生怀疑。1923年夏，他写成《老子辨伪》一文，即主《老子》为晚出之书。1930年12月，钱穆把《老子辨伪》易名为《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发表在《燕京学报》第8期上。在文中，他紧紧抓住《老子》书中关于“道”和“名”这两大观念，就先秦学术思想的系统立论，来探求这两大观念的由来以及承先启后递嬗转变的线索，得出了《老子》一书出《庄子》内篇之后。
钱文刊出后不久，就受到了胡适的注意。1931年3月17日，胡适致信钱穆，对他考证《老子》的方法，即“思想线索”的论证法提出了批评：
去年读先生的《向歆父子年谱》，十分佩服。今年在《燕京学报》第七期（应为“第八期”——引者）上读先生的旧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我觉得远不如《向歆年谱》的谨严。其中根本立场甚难成立。……此文的根本立场是“思想上的线索”。但思想线索实不易言。希腊思想已发达到很“深远”的境界了，而欧洲中古时代忽然陷入很粗浅的神学，至近千年之久。后世学者岂可据此便说希腊之深远思想不当在中古之前吗？又如佛教之哲学已到很“深远”的境界，而大乘末流沦为最下流的密宗，此又是最明显之例。(18)
在胡适给钱穆写信后的第四天，即3月22日，钱穆在燕大同事顾颉刚、郭绍虞的陪同下，到胡适家中拜访。那天恰好是星期天，主客之间谈论的话题尽是《老子》的年代问题。钱、顾主晚出，胡仍坚持前说。对于这次面对面的争辩，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留下了记载：
颉刚与郭绍虞、钱宾四来谈。宾四费了许多年的工夫着了一部《诸子系年考辨》，凡数十万言。老子的移后是其中的一个要点。故他今天仍争辨《老子》不会出于战国以前。他问，《老子》已说“礼者忠信之薄”，似是很晚的一证。我说，《论语》不曾说有林放问礼之本吗？此问与孔子所答正足证其时“礼”已发生疑问了。
他又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似也是很晚的证据。有退必有“进”，那时贵族政治之下，有什么个人进退。我说，又错了。《诗三百》篇里已可看出私人的入政治场中，《论语》里已有家臣同升之事，吴越杀功臣不是春秋末年的事吗？再上去，周公居东，祭仲、管仲都不是先例吗？
他又问，散文夹韵文是否散文成立以后的事？我说，韵文成立最早，纯粹散文在后，而《老子》的文体正在过渡时代。(19)
钱、胡二人关于《老子》年代争论的第二次交锋是在钱穆任教北大之后。1932年春，钱穆应北大《哲学论丛》征文，写成《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一文，从时代背景、思想系统以及文字、文句、文体等方面对《老子》一书进行了全方位考证，力证《老子》出庄周后，为战国晚期的作品。该文也受到了胡适的重视。大体而言，此一阶段的争论是钱穆主攻，气势逼人，大有推到“早出说”之势。胡适主守，仍持旧说，未有改变。
面对钱穆咄咄逼人的攻势，主守的胡适也在伺机反击。1933年5月，胡适在北大《哲学论丛》上发表《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一文，对钱穆等坚持“晚出说”的论者进行了全面回击。这是钱胡之间讨论这一问题的第三次交锋。此时胡适由守转攻，对钱穆等人在考证中使用的“思想线索”论证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证明《老子》之书不能出于春秋时代，应该移在战国时期，梁启超、钱穆、顾颉刚诸先生都曾有这种论证。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责任。我现在很诚恳地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危险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20)
对于文字、术语、文体的论证法，胡文也作了反击。他说：“这个方法也是很危险的，因为（1）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2）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3）文体的评判往任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21)
胡适的反击并非没有道理。“思想线索”的论证方法，如果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思想线索”实不易言。这种方法的确难以排除研究者的主观之见。这诚如胡适所言，它就像“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朝两边割的。文字文体的论证方法也有缺陷，因为“同一时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谨与豪放的不同，还有地方环境（如方言之类）的不同，决不能由我们单凭个人所见材料，悬想某一时代的文体是应该怎样的。”(22) 钱穆在《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一文中，试图用“刍狗”一词证明《老子》承自《庄子》，但反驳者提出，根据《庄子·天运篇》的记载可知，以“刍狗”供祭祀，是古代通行的制度和习惯。《庄子》一书可以用它，《老子》为什么就不可以用它呢？(23) 可见，单从文体修辞方面来判断老在庄后，也并非妥当。
在这场《老子》年代问题的激烈争论中，论辩双方都没有说服对方。胡适提出在没有寻得充分的证据之前，对老子其人其书应延长侦查的时间，“展缓判决”。这种“展缓判决”的意见在方法论上是值得重视的。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书二种问世。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战国中期楚墓出土的竹简中，也有甲、乙、丙三组《老子》抄本。从地下出土的新材料所提供的证据来看，似乎更有利于主张“早出说”的胡适。
钱穆与胡适学术往来的第三回合，是关于儒的起源的争论。1934年，胡适写成一篇他终生都引为得意的文章《说儒》。胡适认为，儒的本义是“柔懦之人”，最初的儒者都是殷遗民，他们穿殷服，习殷礼，以治丧相礼为职业，奉行“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老子正是这种“正宗的儒”的代表；殷人亡国后有一个“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预言，孔子被时人认为是“应运而生的圣者”，孔子的贡献是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亡国遗民柔顺以取的儒改造成弘毅进取的新儒。胡适对他的这篇长文颇为自负，认为这篇新论“可以使中国古史研究起一个革命”。(24) 该文发表后，又一次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冯友兰、江绍原、郭沫若、钱穆等人纷纷撰文反驳。(25)
《说儒》写于1934年3至5月间。据钱穆回忆，胡适在撰稿期间，多次向他“道其作意”，他也随时“告以己意”。钱穆认为儒为术士之称，术士即娴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士，故知儒为当时社会生活职业一流品。此论与胡适以生活职业释儒字所见略同，但两人持论则大异。钱穆讲上古史课时论及儒的起源和儒学演变时，学生常举胡文设问。他对学生的问难一一加以解答，详细解释自己与胡适《说儒》新论的不同所在。有学生希望钱撰文反驳。他告诉学生，学问贵自有所求，遇两说异同，贵自有折衷，不必申己抑彼，各走一端。又说冯友兰已有《原儒墨》一文驳诘胡文，自己的见解对胡适已一一当面相告，不必再撰文辩论。当时北大史学系学生邓广铭、傅乐焕等人为天津《益世报》编《读书周刊》，邀请胡适、钱穆等人担任编委，主编该刊的一同学约钱穆的助教贺次君根据钱在课堂上讲授的大意写成一文，发表在《周刊》上。据说胡适看后，很不高兴，但也未撰文反驳。(26)
其实，《说儒》的主题虽然是讨论儒的起源和流变，但胡适撰写此文的最终目的仍落在讨论老子在孔子之前这一问题上，是想彻底解决自己久悬于心的“老在孔前”这一根本问题。所以，《说儒》一文实际上可视为先前讨论《老子》年代问题的继续。在该文最后一部分，他着重论述儒与道、孔子与老子的历史关系。胡适认为，老子也是儒。儒的本义是“柔”，而《老子》书中的教义正是一种“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柔道，所以老子的教义正代表“儒的古义”。古传说里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丝毫不值得奇怪，因为孔子和老子本是一家，“老子代表儒的正统，而孔子早已超过了那正统的儒”，后来孔老分家，也就不足为奇了。(27)
胡适自认为他的这篇新论已解决了“老在孔前”的问题，但主张“晚出说”的学者大概对他的新见会大不以为然。胡氏在1934年的《日记》中曾自言道：“这篇《说儒》的理论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这些理论的成立可以使中国古史研究起一个革命。但有些人——少年人居多——一时大概不会接受这些见解。如刘节先生来信就说，‘大着甚多卓见，然吾辈深信老子晚出者殊未敢苟同也。’如林志钧先生（宰平）、如冯友兰先生，如顾颉刚先生，大概都不肯接受。”胡氏所言不虚。以顾颉刚的反应为例，顾氏认为《说儒》是胡适“为了信古而造出的一篇大谎话”。在胡的《日记》中，没有提到钱穆的名字，不过可以推测钱氏的反应：胡适的新论虽新，但新得离奇，甚至达到了“兴到乱说”的地步。与胡氏“持论大异”的钱穆原本不想写文一辩，但是7年后（1942年），他还是忍不住的写下了《驳胡适之〈说儒〉》一文(28)，以回应胡适的新论。
钱穆与胡适学术之争的第四回合，是关于《坛经》作者的争论。胡适对中国禅宗史的研究用力颇深，提出《坛经》为神会所作的新说。钱穆对禅宗史也有研究，但却不赞同胡适这一创说。1945春，他写成《神会与〈坛经〉》一长文，对胡适的新说加以批评。该文发表在当年7月的《东方杂志》上，胡适生前大概能看到这篇反驳文章，不过他并没有撰文回应。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去世，不过由他的新说引发的有关《坛经》作者的争论，并没有因他的辞世而停止。
1968年3月，钱穆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六祖坛经〉大义》一文，杨鸿飞读后着文批评，接着钱穆又连续撰文加以回应。以此为契机，台湾学术界、佛学界不少学者纷纷加入了这场讨论。在这场讨论中，由于杨鸿飞等人的文章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和论证，只是顺着胡适的观点，重申了30年代胡氏的创说。所以，在争论中凡是不同意《坛经》出自神会之手的论者，都以胡适的新说及其禅宗史的研究为批驳对象，于是胡氏《坛经》出自神会的创说顿时成为众人攻击的箭垛。
在这场讨论中，钱穆与主张《坛经》为慧能思想的学者，对胡适新说的主要论点做了全面回应。胡适根据唐人韦处厚《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断定《坛经》为神会门下习徒所作，以此视为“一个更无可疑的证据”。钱穆则指出，这个“更无可疑的证据”，实际上是胡氏误解文义所致。胡适称《坛经》的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根据完全是考据学所谓‘内证’。《坛经》中许多部分与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据。”(29) 然而胡氏在考证时只采取《神会语录》与《坛经》思想相符合的部分，至于两者之间的差异，却很少提及。钱穆在反驳时，把两书的差异部分勾勒了出来。他说神会先事神秀3年，遂往岭南，拜谒慧能，其时年方14岁，故称为“菏泽寺小沙弥”。后又北游，在西京受戒，又再来岭南，直至慧能去世。这时神会年方27岁，在慧能门下是后辈，故《坛经》中犹称之为“小僧”，而王维则称其“闻道于中年”。及神会48岁始在滑台大云寺定“南北宗旨”。当时神会敢在神秀一派如日中天的北方，大胆提出异议，他使用的传道武器自然是慧能的思想，故神会思想与《坛经》思想有大部分相同，并不足奇。纵谓两书有字句全同处，或可由神会与其徒羼入，但《坛经》的精要处，则决不能说是“神会之造作”。(30)
在讨论中，钱穆对胡适研究禅宗史的方法也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固然不能抹杀考据工作，但也不能仅凭考据便认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科学地发挥考据工作的作用，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须先渗透思想本身。如果对思想本身无甚深的理解，一篇即便是“尽量运用考据的论文，骤看起来像是很客观，但有时却可能有极深固的主观意见包藏在内”。对《坛经》的研究也不例外。如果对《坛经》下一番考据功夫，应先对《坛经》中的思想有所认识和了解，不能放下《坛经》思想于不顾。钱穆认为胡适研究《坛经》和中国禅学史的最大毛病就在于只讲证据，不及思想。他在《略述有关〈六祖坛经〉之真伪问题》中说，“我认为学术研讨不能抹杀考据工作，但考据工作在学术研讨上其地位亦有限，不能单凭考据，便认为已尽了学术研讨之能事。”“胡博士平常教人，每喜说‘拿证据来’，但在思想本身范围之内，有些处只能就思想论思想，证据只能使用在思想之外皮，不能触及思想之内心。”(31) 在后来所写《评胡适与铃木大拙讨论禅》中也尖锐地批评道：“胡适对中国禅学，并无内在了解，先不识慧能、神会与其思想之内在相异，一意从外在事象来讲禅学史，是其病痛所在。不仅讲禅学史犯此病，其讲全部中国思想史，几乎全犯此病。”(32) 在钱穆看来，研究禅学史应与以前的儒道思想及以后的理学思想一并研究，应把禅宗放到整个中国佛教史、中国思想史中去考察，才能得出一确当地位。否则，专言考据，只根据一些书籍上的材料，偶见一些小破绽，便轻生疑猜，这就如同疑毫芒而疑泰山，只能触及外皮形象，并未触及禅学思想的内在本质。当然，这些严厉、尖锐的批评之语，胡适早已听不见了。
四
钱穆对于胡适，有一个由尊崇到疏远再到公开对立的转变过程。钱、胡关系开始疏远始于1930年代后期，疏远的原因主要与二人所持的不同的文化观有关。
胡适主西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西化派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全盘西化”一词，是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所写的一篇英文《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提出来的。在30年代中期爆发的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论战，当主西化最烈的陈序经把胡适归为折衷派时，很不服气的胡适立即站出来公开声称“我完全赞同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胡适对自己的观点作了部分修正，用“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不过名异实同，并没有改变他一贯主张西化的实质内容。
钱穆主本位，是文化民族主义者。不过，早年的钱穆对五四时期的新思想多有接受，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有正面的肯定和评价。他在1928年春完成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实验主义态度与方法的评价是：
胡氏自述其实验主义之态度，亦即新文化运动背后之哲学根据也。自严复开始介绍西洋思想以来，能为有主张的介绍，与国人以切实的影响者，惟胡氏之实验主义而已。新文化运动之经过中，有功于社会者，皆能明了此实验主义而不背焉者也。至于新文化运动中之一切流弊，正缘不能了解此实验主义之真精神与确切应用其方法耳。(33)相反，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学衡派，他似乎并不看好，称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对于学衡派“引依西说”，介绍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也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的介绍仅是“零篇短章，未为读者所注意也”。(34) 不过，随着钱穆文化观的日渐成熟，他对新文化运动否定性的批评代替了原来肯定性的评价。
事实上，自1930年代中期以来，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西化倾向的反省和批评就不断见诸于笔端。1936年9月，钱穆撰成《略论治史方法》一文，把西化论视为“一种崇洋媚外观”加以批评。在1937年1月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他批评西化论者“言政则一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难通，则激而主全盘西化，以尽变故常为快。”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对西化派主张更是痛加挞伐，“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转而疑及我全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国史大纲》是钱穆文化观成熟后的一部力作。从此以后，他展开了对西化派的全面批判。
曾经拥有过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发展到近代，的确是衰颓不振，病痛百出。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必须要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整和更新，这是钱穆、胡适二人都承认的。所不同的是，西化派的主将胡适认为，这种调整和更新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必须要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推动，中国要进行近代化、现代化，必须要全面向西方学习，全盘西方化。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钱穆认为传统文化的调整和更新不能自外生成，它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因为“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35)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把这种调整、更新称之为“更生之变”，“所谓更生之变者，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生长。”在钱氏看来，近代的中国文化虽然不幸走上了“病态”、“顿挫”阶段，但是“其人虽病，尚有内部自身生力可以为抗”。所以他极力主张用中国文化自身的力量来医治文化病，把失落的文化自信重新找回来，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杀开一条出路”。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西化派的批评引起了该派的强烈反应。据说胡适的密友毛子水读后“愤慨不已”，欲作一文批驳。胡适手下另一位大将傅斯年称钱穆“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36) 言外之意，没有留学欧美背景的钱穆对西方文化知之不多，是不配在这一问题上大发议论的。远在美国作大使的胡适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由历史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多从文化问题入手来思考和研究问题。他自述1940年代初自己在学问研究的重心上之所以有如此的转变，实由“国内之社会潮流有以启之”。这里所谓“社会潮流”，实际上主要是指流行当时学术界的西化思潮。钱穆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立场表明了自己的学问宗主：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以批判西化主张为己任。自此以来，无论是在他的文章着作中，还是在西南后方各地的演讲中，他对西化思潮都作了不遗余力的谴责和批评。
钱穆对西化派的攻击，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并非全然不闻。钱穆1940年代前半期所写的文章大多发表在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月刊上。1943年张其昀赴美讲学，其间把已出版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各期送胡适指正。胡适读后在当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评论：
这几天读张其昀借给我看的《思想与时代》月刊（I—XX，卅年八月卅二年三月），是在贵阳印行的。
这是张君主编的，钱是蒋介石先生拨助的，其中重要人物为张其昀、钱穆、冯友兰、贺麟、张荫麟。他们没有“发刊词”，但每期有启事，“欢迎下列各类文字：
1.建国时期主义与国策之理论研究。
2.我国固有文化与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讨。
3.……6（从略）”
这两条就是他们的宗旨了。此中很少好文字。如第一期竺可桢兄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真是绝无仅有的了。
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37)
胡适读完《思想与时代》月刊的第一印象是“此中很少好文字”，竺可桢在创刊号上发表的《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一文，“真是绝无仅有的了”。据竺可桢在1941年8月7日的《日记》中自道：“晓峰（张其昀）交来第一期《思想与时代》之目录中，余着《科学之方法与精神》文稿，觉其文字大欠润色，而余以限于时间，许多生硬地方，有时间则应加以纠正。”(38) 看来竺氏本人对他这篇长达6千字的文章本来就不甚满意，胡适却宣称这是该期中“绝无仅有”的好文字。显然，胡氏在评论时带有某种情绪化的色彩。在评论张其昀、钱穆时，胡氏刻意指出二人“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其见解“多带反动意味”，这大概是与他看了二人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对中国传统政治看法的文章有关。钱穆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并非专制政治，张其昀也持类似的见解，称科举制为“中国式的代议制”。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大师，胡适对这些看法自然不会认同，他批评钱、张二人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也就不难理解了。自1940年代开始，钱、胡二人在思想取径上泾渭分明，分属二个不同的阵营，一个是西化派的主将，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代表，文化观的南辕北辙最终导致了二人的失和，30年代那种平等论学的局面至此不复存在。
五
1949年，大陆政权易手，不认同新政权的钱穆和胡适都选择了离开大陆：一个跑到美国去作寓公，一个只身南走，客居香江兴学。二人皆因“不食周粟”，而遭到了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点名批判。对胡适而言，他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甚深，“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点名自在意料之中；对于坚守中国文化传统、视中国文化为生命的钱穆而言，对中共高层的点名实出意料之外，多年以后，他仍耿耿于怀。
1954年，大陆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自1957年起，大陆学术界也展开了对钱穆史学的“清算”。对于大陆的批胡，客居美国的胡适反应极为强烈；对于大陆批钱，寓居香江的钱穆反应却是平静的。钱氏晚年对门下弟子说，我有些学生留在清华、北大教书的，后来都得写文章批评我，但我相信他们文章虽然写了，但心里却不一定那样想。(39) 钱穆的心态较之胡氏，显得更为宁静。
1958年4月，胡适结束了在美的寓公生活，回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59年初，胡适在台北农学院发表演讲，对张君劢、唐君毅等人大加攻击。在此之前，即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上同时发表了四人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在这一篇被当今学者视为海外新儒家形成标志的纲领性的文件中，对西化派反传统思想作了系统的检讨和批判，这自然会引起西化派主将胡适的强烈反应。在《宣言》发表前，张、唐诸人邀请钱穆联署，遭到了他的婉拒。不过在坚守中国文化传统方面，钱穆与现代新儒家的见解并无二致，所以胡适自然把钱穆划归这一阵营对之作了点名批评。对于胡适的公开点名，钱穆的反应是强烈的。他在致余协中的信中说：
胡适之在台中农院讲演，公开指名张君劢、唐君毅等四人之外，又把弟名字加进，共五人，谓此五人绝不懂中国文化云云，亦可想见其意态之一斑矣。其实在学术上争是非，并非一不该有之事，惟求勿越出学术范围，各在着作上以纯学术之立场争之。胡氏常言拿证据来，若谓此诸人绝不懂中国文化，亦该从证据上立论始得耳。(40)
令钱穆最为反感和不满的是胡适一派控制的“中央研究院”对他的长期排斥。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便是一例。据钱门弟子余英时言，在当时“中研院”领导层中，对钱穆成见最浅的还是胡适，但对钱穆本人而言，却并不一定作如是观。当时“中研院”史语所、台大历史系是胡适一派的“耕耘之地”，钱穆几无立足之地，这也是他在1949年之后长期滞留香港，不愿作迁台之想的主要原因。李敖曾撰文称“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虽然李敖对钱穆在理学方面的见解深不以为然，但他认为钱氏“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41)
1950年代，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中国》（台北）与坚守中国文化的《民主评论》（香港）隐然形成对立之势，以徐复观为核心的民主评论社学人和钱穆、唐君毅等新亚学人结成批胡同盟，对胡适的西化主张进行了公开的批评，由此形成了自由主义与现代新儒家的论战。其实，在40年代，钱穆对西化派的主张就屡有批评，只是未公开点过这一阵营的主将胡适的大名。自50年代开始，他对胡氏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在文化观上对胡氏的谴责和抨击不断见于他的演讲、文章和书信中。
1952年，钱穆在致徐复观的一封信中说：“胡君治学，途辙不正，少得盛名，更增其病。其心坎隐微处中疚甚深，恐难洗涤。将来盖棺论定，当远不和章太炎、梁任公。”又说“胡君一生不讲西方精微处，专意呵斥本国粗浅处，影响之坏，贻害匪浅。”(42) 在晚年的钱穆眼中，胡适中学、西学，皆无根底，“享盛名已远过其实”。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适之幼年，即赴美留学，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旧学根柢不深。其在美国，读其《藏晖室日记》，可知其西学根柢亦不深。特闻杜威实用主义之绪论，归而加以宣扬。”(43) 在晚年的钱穆看来，胡适仅仅贩卖的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唾余，对西方思想并没有精深的研究，对中国思想界实无贡献可言，这与他早年对胡适宣传实验主义的肯定截然相异，表明晚年的钱穆对胡适的思想已作了根本性的否定。
唐德刚在纪念胡适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中说，大陆批胡，台湾也批胡。所不同的是，“大陆明批，台湾暗批而已。最近去世的国学大师钱穆，就暗批了一辈子。”(44) 其实，钱穆岂止是“暗批而已”。钱氏批胡，40年代是“暗批”，50年代以来是“明批”，是指名道姓的攻击，愈到后来，愈趋激烈。据杜正胜回忆，他在台北东吴大学任教时，与钱穆比邻而居。每周一次到素书楼听课，逢年过节也去拜年贺节，“但基本上钱先生给我的印象，除了还留下批判胡适之等西化派的激昂神情以外，没有什么更清楚的记忆力了”(45) 钱穆痛斥胡氏“一生不讲西方精微处，专意呵斥本国粗浅处”，胡门弟子也大可反唇相讥：“钱氏所批的只限于国学，至于胡氏最精彩的西学，他就无从置喙了。”
钱穆的西学未必如胡适之广，中学则肯定较胡适为深。钱对胡“中学”部分的批评，不少问题切中要害。但是由于受成长环境的限制，他在成名之前没有到过欧美，沐浴西方文化的雨露，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远不及胡适之深，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对胡氏西学部分的批评，恐怕就没有那么准确了。诚如胡门弟子反批钱氏所言：“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贡献并不是‘整理国故’，而是他所说的‘再造文明’，要走上‘再造文明’这一更高阶层，那就不是专倒中国字纸篓、专钻中文故纸堆的国学大师们听能胜任的了。因为这是一种‘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工作。”(46)
据钱穆回忆，他在香港新亚书院时，胡适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他“未脱理学家习气”。宋明理学家先争陆王，后争汉宋，门户之见甚深。胡氏之意，钱穆论学和批评他人，仍未摆脱门户的偏见。“学问不可无宗主，但不必有门户”。此为清代学者章学诚的名言，亦为钱、胡二人屡屡道及，然而在二人晚年的彼此批评中，均陷入门户偏见中而不能自拔。胡适一派所控制的“中研院”对钱穆的排拒，钱穆对胡适及“中研院”的攻击，的确存在着不少意气之争。
余英时在论胡适时有这样一段评价：“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因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纲领而‘暴得大名’，到1962年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遽然逝世，他真是经历了由‘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47) 钱穆对胡适的评价，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由“誉”到“谤”（批评）的转变过程。钱穆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胡氏的尊崇到40年代的疏离再到50年代以后的公开批评、指责，完成了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轮回。研究这个转变过程，对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而言，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注释：
① 钱穆：《研究白话文之两方面》，《教育杂志》第12卷第4号，1920年。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18页。
③ 钱穆：《编纂中等学校国文科公用教本之意见》，《新教育》第10卷第3期，1925年。
④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3、324页。
⑤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72页。
⑥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49页。
⑦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⑧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34页。
⑨ 钱穆：《致胡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91—192页。
⑩ 钱穆：《致余英时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第413页。
(11) 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12) 参见陈勇《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3) 钱穆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昨奉小书《墨子》一册，谅已邀览。顷商务又寄来新出《惠施公孙龙》一种，敬再呈教。此书乃逐年积稿，历时数载，用心较细，所得较密。公孙子五篇新解，颇谓超昔贤以上，倘荷卒读，详赐诲正，尤所盼幸。”《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第193页。
(14) 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88页、183页。
(15) 胡适：《论秦畴及周官书》，《古史辨》（五），第637页。
(16) 钱穆：《致胡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第187页。
(17) 参见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18) 胡适：《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胡适论学近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19)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101页。
(20) 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论学近着》，第83页。
(21) 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论学近着》，第86页。
(22) 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论学近着》，第87页。
(23) 参见张福庆《对钱穆先生“从文章的体裁和修辞上考察老子成书年代”的意见》，《古史辨》（六），第565—566页。
(24)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第424页。
(25) 关于胡适《说儒》一文所引发的学术争论，可参阅陈勇、朱恺《现代学术史上的〈说儒〉之争与原儒真相》，《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26) 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66页。
(27) 胡适：《说儒》，《胡适论学近着》（第1集）卷1，第57页。
(28) 《驳胡适之〈说儒〉》1942年发表在《学思》第1卷第1期上，1954年收入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1卷第1期中。
(29) 胡适：《菏泽大师神会传》，载潘平、明立志编《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30) 参见钱穆《再论关于〈坛经〉真伪问题》，《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9册，第208－209页。
(31)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9册，第197页、198页。
(32)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钱宾四先生全集》第19册，第289－290页。
(33) 钱穆：《国学概论》，第337—338页。
(34) 钱穆：《国学概论》，第347页。
(35)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2页。
(3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28页。
(3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7），第539—540页。
(38) 竺可桢：《竺可桢日记》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5页。
(39) 逯耀东：《读书种子未绝》，《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第306页。
(40) 钱穆：《致余协中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第204页。
(41) 李敖：《“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白眼看台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154－155页。
(42) 钱穆：《致徐复观书》，《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素书楼余渖》，第322页。
(43) 钱穆：《维新与守旧——民国七十年来学术思想之简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第26页。
(44) 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45) 杜正胜：《徘徊于素书楼门墙之外》，台北《钱穆先生纪念馆馆刊》2000年，第8期，第122页。
(46) 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纪念胡适之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第7页。
(47)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