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银元之战(向投机宣战!1949年的上海“货币战争”有多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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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播出的电视剧《破晓东方》,对上海解放后的“银元之战”着墨较多,可谓悬疑紧凑、场面热闹。实际上,历史上真正的“银元之战”远比电视剧更紧张。

“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这是上海解放初期,一部分投机商的猖狂叫嚣。面对恶性的物价上涨、猖獗的银元投机、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能否果断迅速地控制局面,直接关系到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军事战场上的硝烟逐渐散去,经济战场上的“淮海战役”却刚刚开始……。

伏笔:银元为何成主角?

中国使用货币的历史悠久,从夏朝的海贝开始,春秋时期进入金属铸币阶段,战国时确立布币、刀币、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汉武帝时,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成为当时唯一合法货币,从此确定了由中央--对货币的统一管理,影响深远。

到了唐代,唐高祖李渊废除了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铸造“开元通宝”钱。此后,历代铜钱均不再标明重量,而以通宝、元宝相称,铜钱进入了“通宝时代”

到了北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名为交子的--,这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

而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随着丝、茶出口贸易以及--进口贸易的发展,大量形制统一的本洋和鹰洋流入中国。起初,这些外国银元主要在粤、闽等东南沿海商埠流通,--战争、五口通商以后逐渐流入长江流域以及北方、内陆地区。

与随时可能遭到切割、破坏的银锭相比,外国银元的形制、价值更为完整。与价值偏小、易于波动的铜钱相比,外国银元面额更大、价值稳定,最终,银元逐步在与银锭和铜钱的竞争中形成优势,越来越受市场青睐。

看到这种情况,清末各省都坐不住了,纷纷开始铸造银元。清朝末年,无论是都市商埠还是乡间集市,都能看到外国银元、中国自铸银元、银锭、铜钱四种货币同时流通的奇景。

银元成了最终胜者。据统计,从19世纪40年代至清末,外国银元在所有货币中占据重要地位,市场份额达43.4%,中国自铸银元也占总数的9.6%,两者之和达到53%,银元已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

民国建立后,北洋--继续铸造机制银元,并在正面镌刻袁世凯像,正式名称是“袁世凯像背嘉禾银币”,俗称“袁大头”袁世凯虽然复辟帝制、身败名裂,但他铸造的银元却外形精美、质量上乘,从北到南、从城镇到乡村,均能使用。因而“袁大头”成为货币界的“爆款”产品,再加上鹰洋停铸,它日渐成为流通中的主币。

南京国民--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币制改革。一次在1930年前后,“废两改元”“发行法币”,逐步停用银元,中国开始进入--时代。法币发行之初,价值还算稳定。1937年,100元法币可以买两头黄牛。抗战开始后,随着财政支出增加,法币也“大放水”,发行总额达到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390多倍。到抗战结束时,100元法币只能买两个鸡蛋。等到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巨额的军费,蒋介石只能继续狂按印钞机。到了1946年,100元法币只能买六分之一块肥皂了。

如此情形,连蒋介石也怕了,他在日记中说:“上海米价每石已至五十万圆,闻之寒心。经济不安,社会动荡……奈之何哉。惟祈天父佑之。”

为了给国内战争输血续命,1948年8月,国民--宣布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金圆券每元兑换法币300万元。同时需要人们限期兑换持有的黄金、白银和外汇。

如果说法币贬值是“暗夺”,那发行金圆券就是“明抢”老百姓在“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的高压下,只好乖乖将手里那点儿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资本家们可就没这么听话了,他们太了解--了,怎么可能拿真金白银去换那一张纸做的金圆券呢?

看到这情形,蒋介石立刻委派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管制特派员,让他以铁腕确保币改顺利进行。蒋经国本来踌躇满志,想要在上海滩有一番作为。然而谁都没想到,金圆券的贬值速度更夸张,原本只准备发行20亿元,结果仅仅半年就发行了130.3046万亿元,最大面值达到500万元,买一颗鸡蛋就要数千万元。

无数老百姓因金圆券倾家荡产,蒋介石却捞走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在这种情况下,商户、市民已经将--视为贬值的代名词,而银元则成为财产保值的首选。这为银元之战埋下了伏笔。

疯狂:解放后的银元风潮。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起上海战役,历时16天,至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

次日,上海军管会就开始了人民币和金圆券的兑换。当时规定10万元金圆券可兑换1元人民币,而仅仅在三个月前,北平解放时,只需10元金圆券就可兑换1元人民币。之所以差距如此悬殊,原因仍在于金圆券的极速贬值,其实际价值只剩这么多了。

上海军管会在全市设立了120多个兑换点,仅仅七天就兑换金圆券35.9万亿元,约占金圆券发行额的53%。然而,被金圆券将财产搜刮殆尽的上海市民,已经不敢相信任何--了,他们将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后,又立刻到银元贩子手里将人民币兑换成银元,或者全部用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更有甚者,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干脆直接用银元标价,明确拒用人民币。结果,人民币往往是早上从--发出去,晚上又回到原地。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人民--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仅1949年6月6日一天,一个城区就抛出了1万银元,然而杯水车薪,抛出去的银元迅速被投机商们悉数吃进。

此时,一些上海金融界的旧势力也看到了可乘之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每天有数千银元贩子聚集于此,传递消息、炒作交易、投机倒把,更有数万人活动在上海的街巷弄堂里,不断询问路人“要不要大头”据估计,高峰时曾有30万人从事银元投机。原来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到6月3日涨到了720元人民币,6月4日突涨到1100元,五天后又突破了2000元。

--潜伏下来的特务开始兴风作浪,他们鼓动商家囤积货物,甚至有人暗中叫嚣:“解放军可以进上海,人民币绝对进不来。”这种情况下,银元成为当时上海的实际货币。虽然到了6月4日,上海已投入人民币近20亿元,但大部分都没有实际流通,最多只能购买小额商品,无法买到整批货物。有些商户甚至拒绝以人民币作商品标价,把人民币排斥在市场之外。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持续,不仅会造成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影响普通市民的生活,更会让群众对新生的人民政权产生怀疑。

出手:三管齐下效果显著。

此时,陈云来到上海,他亲自对银元风潮的起因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楚了症结所在,随后对症下药,主持起草了《--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指示》指出,对待银元的斗争既要采取果断的政治手段,还应采取更多具体的经济手段。

6月5日,上海市举行了“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游行和宣传。陈毅在全市集会上大声警告投机奸商“赶快洗手不干,否则勿谓言之不预”冥顽不灵的投机商们对此警告充耳不闻。

6月10日上午10点,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带领全副武装的--以及200多名便衣警察,兵分五路,包围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控制了所有进出通道。随后他们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员立刻停止交易活动,就地接受检查,并取缔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这个银元投机的大本营。这次行动共抄没黄金3000多两、银元3万多块,处理投机商人200多名。

重磅消息传开后,市场上银元价格随之暴跌,每枚银元的价格从人民币2000多元急降至1200元,受其影响,大米的市价跌落了20%左右,让上海市民倍感欣喜。

经济手段上,上海按照中央《指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总之,让人民币真正流通起来,成为市场里唯一可用的货币。

除此之外,上海军管会还放手发动群众,让工人、学生宣传人民币、反对银元投机,很快就形成了打击银元投机的舆论热潮,树立起了人民币的权威。

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宣传攻势三管齐下,上海的银元风潮终于被彻底击退,为恢复经济秩序、发展生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后续:稳物价就是稳民心。

经过一场又一场的银元之战,人民币终于成为市场上的主币。但投机风潮却没有停歇,而是转换到了其他商品领域,从1949年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为先导,其他地区陆续跟进,一个月内,全国物价平均上涨44.9%。

这波涨价潮中,粮食、棉纱成了领涨商品,北京、天津个别粮商叫价甚至高出7月底的四五倍。为了击退这波恶性涨价,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又发起了粮食之战、米棉之战。

陈云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认真分析,决定采取收缩通货、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等措施。同时,他还慎重地选择了采取制止物价上涨措施的时机。

经过一个月的疯涨,到了11月中旬,各类商品涨势渐趋稳定。陈云敏锐地感觉到时机已成熟,是时候出手了。

陈云给各地发电报,要求在11月25日之前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11月25日这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开始大量抛售粮食、棉布。

刚开始,不少投机商人认为物价还会上涨,借高利贷继续买入。没想到,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商人哄抬物价的阴谋破产。他们竞相抛售存货,但市场已经饱和,越抛越跌,形成了价格踩踏。

最终,许多投机商遭到了致命打击,不得不宣布破产,一些私人钱庄因借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也宣告倒闭。一场波及地区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物价涨幅最大的涨价风潮就此被平息下去。

当时的上海申新厂主荣毅仁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国--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然而,有一部分资本家还是不死心,他们看到华东、华北因为受到旱涝灾祸而粮食紧缺,便在1950年春节前后,又把目标瞄准了粮食市场。他们预料春节的上海市场物价一定大涨,于是准备了大量资金购买、囤积粮食,准备大赚一把。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春节过后,上海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实际上,国营企业已从外地调来了充足的粮食,投机资本彻底失去了操控物价的能力,他们不得不在亏本的情况下把囤积的粮食全部抛售。

1950年春,全国范围内的物价水平得到初步控制。到1952年春,物价指数出现下降,其中4月份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下降了16.6%,5月又下降了3.4%,彻底结束了自抗战以来连续10多年物价上涨的局面。

毛泽东主席曾高度评价--银元风潮、反对市场投机、平抑物价的斗争,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斗争的胜利使新生的人民币的市场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此后,中央人民--又采取了整顿税收、发行公债、紧缩开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等措施,让新中国的财政状况持续好转。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家财政顶住了1950年以来抗美援朝战争的压力,并随着各项措施的稳步落实,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继续好转,到1952年时,已实现了财政盈余1.87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