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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中猛：晚清民初上海苏籍报人职业生存状态考察

作者简介：刘中猛，淮阴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化与社会（淮安 223300）。
原发信息：《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第85-93页
内容提要：近代江苏地区尤其是上海报刊业兴起早，规模大，众多江苏籍士子投身其中，成为职业报人。晚清以降，由于社会舆论和正统知识分子对西学和以此为业者的排斥，以及报人的仅为谋食的入职动机，对偏离“正途”的愧感，近代苏籍报人的社会和自我职业认同度较低。与他地报人相较，上海的苏籍报人职业收入相对较高。但受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晚近社会新兴的羡商心理的诱惑，报人频繁转换职业，缺乏稳定性。
晚清以降，随着社会的转型，知识阶层由士入仕传统与单一的出路逐渐为多元化的选择所取代，报人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类新式职业。近代江苏地区尤其是上海报刊业兴起早，规模大①，是接纳本地知识分子就业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少江苏籍知识分子如王韬、沈毓桂、蔡尔康、黄协埙、高太痴、陈冷、雷奋、彭翼仲、汪文博、罗振玉、朱祖荣、曾朴和包天笑等，都曾投身于报业。他们主要活跃于上海②，或短期从事，谋食求生，或长期服务，成为职业报人，甚至因此驰名社会。有关近代报人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知名报人的个案、报人论政、身份认同、地位演变和社会交往等方面，相对而言，对报人的职业生存状态关注甚少。报人的职业生存状态指以报业为谋生方式所显现出的一般职业生活境况，主要包括职业认同、自我满意度、职业收入和职业稳定性等方面。本文通过梳理和考察活跃于上海的近代江苏籍(包括上海)报人职业生活境况，管窥近代报人的一般职业生存状态。
一、职业认同度较低
鸦片战争后，社会舆论对习西学和以此为业者表现出很强的抵触，律师、西医、翻译和报人等近代新式职业都因非“正途”而为社会不齿，难以得到社会认可。如翻译，曾谋食于墨海书馆的王韬就坦称“向时中国之能操泰西言语，能识英人文字者，当轴者辄深恶而痛嫉，中国文士亦鄙之而不屑与交”，是“赤贫无赖，浅见寡识”之辈[1]31。早期报人主要供职于外人报馆，“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是非而轻薄之”，因当时“社会普通心理认为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专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其举动，猥琐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左宗棠更直白地表明自己的厌恶：“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2]109张之洞则道：“其始皆出自洋商牟利，故于事之是非虚实，不免失真，且所录多齐语郢说，无关宏远，宜为士大夫所不屑道。”[3]3317甚至梁启超也认为“从事斯业”的早期报人“思想浅陋，学识迂腐，才力薄弱”[4]48。初期报人不仅受社会非议，职业不被认可，在外人报馆中地位亦不高，王韬愤言道：西人“见我文士，亦藐视傲睨而不为礼”[5]26，华人“授书西舍，绝无善状，局促如辕下驹”[5]13。
对晚清投身报刊业的苏籍报人而言，最初涉足这一领域，往往是受生计所迫或屡试不第的无奈之举，“皆惟糊口于外人篱下，志在求食”[6]60。苏州高太痴、南汇黄协埙和嘉定蔡尔康都因科举失意转入报界。蔡尔康“及入秋闱，堂备满荐，八试不售”[7]，“秋闱屡荐不售”[8]5。1849年，王韬因父亲病逝，家境衰落，不得不赴沪谋食，“托迹海陬，为谋升斗计，以上奉高堂色笑，初非得已”[9]88。1850年，科场落第后的吴江沈毓桂在“家徒壁立，迹类蓬飘”之时，不得已“淡然于世俗”[10]，将讥笑置于一边，至沪佣书。在传统“士—仕”职业之路不通和生活压力之下，他们被迫选择寄身报馆，内心杂陈矛盾、无奈、沮丧与不甘多种滋味。
正因如此，报人对自身偏离科举“正途”，进入为社会不齿的“末途”报业多存愧感，职业自我认同度较低。王韬对自己“佣书”西人心生悔意：“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足一失，后悔莫追。苛能辨其大闲，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11]921859年，管小异向王韬言及其拒裨治文延修西书之事，表示了不会“作不根之论着，悖理之书”的“气节”。王韬深感愧疚，申辩其佣书时“何尝肯尽其心力，不过信手涂抹，其理之顺逆，词之鄙晦，皆不任咎也”[11]92，试图以谋生与并未尽心译书来博得社会舆论的谅解。然而这不过是王韬聊以自慰之语，他自己也感觉辩解苍白乏力，内心充满着挣扎、自责与不安，“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9]51-52外界的压力与职业非正途的自我体认，使得早期苏籍报人内心充满自责，很难做到职业自我认同，甚至于不敢公开自己的报人身份。光绪年间，武进沈任佺谋生于上海某报，“然对人则嗫嚅不敢出口也”[2]113。
在这一情形下，诸多苏籍报人仅将报人视为谋生手段，缺乏提升职业技能的内在动力。早期报纸的内容空洞乏物，《申报》主笔黄协埙指出：当时报纸“多侈谈海外奇谈，以博阅者之莞尔”[12]116。曾任《申报》编辑的松江雷瑨批评道：早期报人“惟以省事为要诀”，“所摭拾报告者，大率里巷琐闻，无关闳旨。国家大政事大计画，微论无从探访，即得之亦不敢形诸笔端，故报纸资料大多模糊而琐细”[12]117。《时报》馆主笔陈冷坦承其职业生涯前期只是出齐报纸内容了事，而不会主动研究提高报刊质量的方法[12]35。正是缺失核心要素“新闻”，早期报纸虽兴数十年而在社会上“无纤毫之影响”[4]47，使得时人以为报纸不过是洋商的一种商业活动，与自己“无若何之关系”。报纸地位如此，其从业者自难引起社会关注，被视为“落拓文人，疏狂学士，或借报纸以抒发其抑郁无聊之意兴”，就不足为怪了[12]117。
至戊戌前后，随着中国人自办报刊数量的不断增加，报人形象开始有所改变，“迨梁启超等以学者出而办报，声光炳然，社会对于记者之眼光乃稍稍变矣”[13]85。清末新政实行后，开放报禁与言禁，报纸数量增长迅速，1901-1905年内地新办报刊数分别为33种、46种、54种、76种和88种。③报纸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东台戈公振将之归纳为“平民化”“艺术化”和“世界化”。报刊数量的扩大和内容的变化，表明了报刊正日益成为大众信息来源不可或缺的渠道，广闻博见“必赖乎新报馆之设也”，报馆“夙与学校并列”[14]。1905年3月，陈冷在《时报》上发表《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一文，指出“一人之见闻有限，一人之知识有限，唯报纸则能以天下之见闻集”，阐述了报刊传播信息的重要效用[15]。
与此同时，报人还对自身职业素养进行了初步探讨。王韬早就指出：报人不可“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否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1]207。沈毓桂强调报人“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16]。黄协埙谓不可“纯驳不一，信口雌黄，好恶从心。笔锋妄逞，以及杂采委巷不经之语，满纸榛芜，轻薄文人，好谈闺阃，同侪倾轧，诟詈多端”[17]。陈冷告诫：“报纸上之记载与舆论，记者断不可因权在于手之故，任以私意侵入其间。办报之人丝毫不可有利用报纸之心。”[12]包天笑指出报人应言行一致：“平日主持舆论者，放言高谭，一行作吏全背其所行，为因知官之，一物正为败德之阶，愿吾同业相赀勿污吾清操也。”[18]公正当是报人的基本职业素养成为他们的共识。报刊之益的认识和报人职业素养的讨论有助于扭转社会对报人的偏颇认识，塑造了报人群体的正面形象，有力地提升了报人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以往那种“往者之视报纸，盖卖朝报之流亚，报务其间者，文人之末路也”的观念得到一定的改观[13]291。
随着职业社会认同度的提升，报人的自我职业认同也有所加深。1922年，陈冷在入报人职业二十年之际，回忆其报人的后十年间改变了此前停留在“人阅我报”的职业理念，“时时自思曰必若何，而后人阅我报而有益”，开始思考报刊不仅供读者阅读，且须注意提高报刊质量，使人读后受益，他“视新闻事业恍如第二生命，新闻事业以外一切谢绝，二十年殆如一日”[12]35。苏州包天笑则谓其“素喜弄笔，兼之好闻时事”[19]322，所以毅然走上报人之路。陈冷、包天笑的言论代表了一些苏籍报人对职业责任的反省和对报人职业自我认同的深入。
然而此际报人职业并未能取得社会的完全认同，还不时为社会舆论所轻视。1901年，江苏南通士子拟办报刊，开书报公社，遭到当地官员查拿，训斥道：“朝廷取士，专重文章，你们只要做文章就罢了。士子们应该安分守己，那里可做这等摇惑人心的事?”[20]51906年，包天笑准备接受狄葆贤之请，入职《时报》馆而商于家人时，他的岳父陈挹之以“当报馆主笔，就是暗中操人生死之权的，最伤阴德”为由[21]74，予以反对。其他长亲也认为报人“最伤阴鸷，你笔下一不留神，人家的名誉，甚至生命，也许便被你断送”[19]322。显然，近代社会对报人职业持有的偏见在短期内难以根除。报人职业认同大体反映了西学东渐以来社会对士残守节操的期待和思想渐次的变化，同时也显现了报人在新职业与旧功名间游走，谋食与守义间取舍的迷惘心态。
二、职业收入较高
在职业收入上，现在学者一般认为早期报人收入较低。④近代苏籍报人也多有类似言论，雷瑨谓早期报人薪金“至丰者不过银币四十元，余则以次递减，最低之数，只有十余元，而饭食、茗点、茶水、洗衣、剃发，与夫笔墨等等无不取给于中”[12]28。王韬自称“以布衾质钱，金钗贳酒”[9]69，经济十分窘迫。戈公振也以为当时报人“以今日生活程度之高，而薪水之少如此(此就上海而言，它处恐尚不及此数)”[13]200。然而就整体情况而言，近代苏籍报人的职业收入情况还是较好的。
王韬谋生墨海书馆时每年所得为200多两。松江张蕴和任《申报》总主笔期间月薪为40余元，苏州士子孙东吴为南菁书院的高材生，1904年入《申报》馆做编辑，月薪28元。《时报》馆薪资略高，1906年，时任主笔的陈冷为150元。后来史量才以月薪300元聘请陈冷任《申报》馆总主笔后，包天笑代陈氏之职，月薪同时增至150元。孙东吴认为就是这28元，也比在苏州“坐馆地”“考书院”要好得多。1906年，包天笑入《时报》做编辑月薪则为80元，比他任青州府中学堂监督的一只元宝还多，因此包氏表示很满意[19]317。
与其他职业相比，晚清民初苏籍报人对收入的满意并非盲目乐观。1859年，王韬友人张筱峰在上海时“设帐于粤人家，岁得百金”[11]109。1887年，秀才罗振玉在淮安做塾师，最高时的岁脩仅近八万钱[22]5，约合银51两⑤。1894年至1896年，山西前清举人刘大鹏做塾师的修金为银100两[23]55。清末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华文教习月薪为20两，京师大学堂则为60～80两[24]39-43，1908年，苏州小学堂薪资为10两，中学堂则为20两[25]912。即使以教员最高的月薪80两计，也不过约合112元⑥。显然，苏籍报人的薪资要略高于藉舌耕度日的塾师或教员，甚至不低于一些新式企业的一般员工。1909年，商办铁路江苏职员平均月资只不过约为41两[26]。
我们再从当时的物价来考量苏籍报人的薪资情况。王韬月收入约银17两，而1860年3月至1861年12月上海县折报的银米市价为上等米每石2两3钱到2两9钱，1862年粗粳米每石价格为3两5钱到5两5分[27]31，即使以最高5两5分计算米价的话，王韬养家糊口理应没有问题。1912年，包天笑在《时报》馆的月薪涨至150元，而1911年10月份粮价每担从四元二角到十元二角不等[28]，初等小学堂学费6元至8元，高等小学堂8元至9元，最高的是初高等完全小学堂与速成学堂，学费为20元，膳食费则从26元至55元不等[29]。可见即使《时报》馆150元的月薪也足够包天笑生活的了，“按照当时的生活消费水平，这薪水是绰绰有余了”[21]73，如果再加上兼职收入，包天笑的生活应属较为宽裕的了。
消费情况也大抵反映出了苏籍报人薪资良好的情形。包天笑称：1906年，他迁居上海后家庭每月开支在五六十元，而他每月有报馆80元和《小说林》40元的固定收入，加之写小说的“副业”，他自觉“很有余裕”[19]324。因此，包天笑常与报馆同事，尤其是与毕倚虹等一帮苏籍朋友聚会，对于需要两元的两菜一汤，他直呼“真是便宜”[19]417。其妻子曾给他以百元买了件狐皮大衣，结果连遭三次打劫，前两次分别以40元和50元赎回了大衣，第三次连同一块手表被劫走了。从包氏的衣食上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较高，生活宽裕。王韬经济困窘缘于开支较大，一方面要负担八口之家的生活所需，另一面他还嗜好喝酒狎妓，“计家中食用，与弟杖头所需，月须得七八十金”。不过，王韬并非如他自己声称的那么窘迫，否则他也不会有能力在1889年买地造屋，兴建城西住房了，“弟近以三千金卜一廛于沪上，即在南怀仁里”[30]89。
最后，我们再将苏籍报人薪资与他地报人作简单比较。1904年，朱山入职重庆《广益丛报》后，月薪为银18两[31]229，约合25元。1907年1月，武汉《汉报》规定的记者薪俸和稿酬标准如下[32]123-124：
(甲)按月支坐薪，每日至少要寄新闻四则，头等月薪24元，二等月薪16元，三等月薪8元。
(乙)按条计算，每月新闻不拘多寡，凡以二号字列题目者，每条酬洋5角；以为记者，每条酬洋2角；以●○▲为记者，每条酬洋1角；无记号，每条酬洋7分；与他报雷同酬一半；落他报之后不酬。
(丙)抄奏稿另酬，紧要奏议每千字10元，千字以外减半算。寻常奏议每千字4元，千字以外减半算。已发抄及见他报者不酬。
(丁)抄公牍另酬，紧要公牍每千字4元，千字以外减半。寻常照紧要减半，告示照寻常公牍减半。已见他报不酬。
(戊)抄录电报，无论官商公私电报均可，紧要者每千字酬洋15元，寻常者每千字6元，千字以外另议。已见他报不酬。
以甲类按月坐薪的报人收入来说，武汉报人最高也不过24元，而同期上海要闻编辑、地方新闻编辑和本埠编辑一般月薪为80元左右，副刊编辑60元左右，普通访员10至30元，特别访员40至60元，体育访员30元左右[13]199。前文述及包天笑初任《时报》馆编辑月薪就有80元，即使苏籍报人中收入较低者如孙东吴，也有28元的月酬。时至1919年，张恨水经成舍我推荐任北京《益世报》助理编辑，月资30元，后任北京世界通讯社总编辑，每月只有20元，“只够吃饭”[33]247-248。这里比较虽较简单，但还是能够反映出主要活跃于上海的苏籍报人收入较重庆、武汉和北京等地报人略高的大体情形。
苏籍报人经济状况与其主要在上海谋食有关。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首批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逐渐取代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1855年，经上海出口的茶叶，超过广州和福州两口之和的30％。从上海运往美国一国的茶叶，比广州对外出口总和还要多[34]69。上海逐渐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失意政客与文人追名逐利及狎妓买醉，乃至贫民流浪讨生活的地方，报刊受众群体可观。1860年到1895年，上海新办报刊(含更名者)达86种之多，差不多占同期全国新办报刊总数的一半，中外文报刊都十分兴盛。从19世纪60年代起，上海已成为全国的新闻中心[35]17-20。上海经济与新闻事业的发展，使其给士人提供较多就业机会和较高报酬成为可能，这也是苏籍士子多赴沪谋生的原因之一。
三、职业稳定性较弱
虽职业较好地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像“视新闻事业恍如第二生命”的陈冷和包天笑“素喜弄笔，兼之好闻时事”者并不多，报人常有跳槽之举，职业缺乏一定的稳定性。跳槽分为行业内变换报馆单位和另择他业两种。前者如1876年，蔡尔康入《申报》馆，不久跳槽离开，先后至《沪报》和《万国公报》馆供职。1912年，《时报》馆顶梁柱陈冷跳槽至《申报》馆。学者认为这主要与报人自身、报馆组织和报业宏观发展环境有关[36]。易职另择他业者原因不一，具体来说有如下原因：
(一)低认同度的促动
早期社会的排斥和对自身职业缺乏认同，促使报人常不安心于报人本职工作，易职他图。外人报馆华人翻译“译书之时暂久不定，或因嫌译书为终于一事者，或因升官而辞职者”[37]13，或因重返科场而离开报馆。蔡尔康与黄协埙曾数次参加科考，惜皆名落孙山而不得不再回报馆。1905年始，江都王毓仁、宝应刘申叔、吴县杨千里、青浦张继斋、上海孙玉声、嘉定黄虞孙和黄久之，都曾先后服务于《申报》馆，但两年后就相继离职，“始终辛苦维持，绝不稍形懈怠者，惟金剑花、雷君矅、张蕴和等数人而已”[38]27。张蕴和回忆在他报人职业的二十年中，“见同事之朝来夕去，或数月数年而后去者不知数十人矣”，在职时间不长者居多。去职原因不一而足，或“以为一入报馆执笔政，即操无上威权，生杀予夺，无一不可，任我所为，迨执笔而后，始知其权能无异于常人也”；或“以入馆之初，屈就小卒，希望不转瞬即擢升大将也，不意待之久而屈居小卒如故”；或“以报馆为夜工，为收入计，日间可兼营他业也，不意个人精力有限，勤于彼必旷于此，则不得不择其所苦者舍之”[12]36。无论是企盼拥有权力和升迁，还是仅为谋生，归根结底这些都与报人对职业的低认同有关。民初报人频繁易职的现象并未发生多大变化。《民国日报》的报人“往往进进退退至五六次的。有高就则走，无饭碗则来”，“完全是借以度日，以遂其躲避风雨之意”，如“资望极老”的吴县报人管际安就“倏来倏去，曾经五六次”，去职皆因“衣食作用之故”[38]64。
(二)羡商社会环境的影响
近代士商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士对商从充满艳羡到开始效仿。朱峙三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认为读书“皆穷因无聊，不能得其志以行其道”[39]17。一些苏籍报人也往往中途离开报界，转而投身实业。19世纪末，高太痴辞去《消闲报》的编辑工作，转入商界。1903年，罗振玉与张謇、徐尔彀在南通吕四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同年曾朴受友人鼓动投资经营丝业。1907年，朱祖荣在家乡如皋投资1万元创办广源制靛厂，后又出任本地广福木业股份两合公司的监察人。辛亥革命之后，汪文博将主要精力转向实业，成为浙江铁路公司、轮船招商局和汉冶萍公司的股东。1915年，青浦王钝根离开《申报》，经营铁业。
(三)体制内就业的诱惑
长期以来，士人入仕与体制内就业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习于“以官为生，舍此则无以为业”[40]，“以寒士无恒产，为一生出路计，舍科举一途不能救贫”[39]135。对此，1915年梁启超指出：“其现在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问其皇皇求官之故”，非“为作官荣耶，为作官乐耶”，而以为“舍作官外更无道以得衣食，质言之，则凡以谋生而已”。其根源就在于“学而优则仕之思想，千年来深入人心，凡学者皆以求仕也”[41]，固守“士为四民之首，那是第一项的生计”[42]和“高尚卑下的陈腐观念”[43]，崇尚“官吏之尊荣安逸而多金”，“俸给优而势位显”，而“群趋于官吏之途”[40]，终不肯降低知识分子身份去工厂做工，谋小本营生[43]。
这种习惯性的谋职取向显然成了报人缺乏稳定性的重要原因，“而全国社会优秀分子，大多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新闻事业”[12]27。蒋芷湘、韩邦庆、黄协埙与蔡尔康等热衷科举考试，希冀博取功名，谋取体制内就业的机会。甚至到了1910年留学人员还“运动廷试一节热度甚高”，“欲藉系本年毕业为辞，要求明岁再举行廷试一次，以免向隅，日来已屡次会商，竭力运动，拟日内即行呈请学部堂官，务达其目的而后已”[44]。一些士子对废科举表示强烈不满，称“设清代科举不停，予取功名或已早作官吏”[39]433。一些苏籍报人也弃业从政。1906年12月，上海宪政会成立，雷奋出任副总干事，后包天笑也加入了研究会。1909年9月，江苏谘议局成立，张謇任谘议局议长，雷奋和狄葆贤等当选为议员。辛亥后，李涵秋应李石泉之邀任扬州军政府民政部秘书。1916年，许指严应乡人、袁世凯政府财政部次长赵椿年所请，任该部机要秘书。
要言之，职业低认同度的促动，社会羡商环境的影响，体制内就业的诱惑等，都是报人频繁转换职业的动因。但从总体上看，在晚清民初社会求新求变、繁复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普遍存在着浮躁和功利心理，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既在各种诱惑前难以自持，产生尝试新式职业的诉求，又难以摆脱“士—仕”传统就业观的影响，折射出其内心的迷茫与两难选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由传统而近代、由封建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变动”[45]。
注释：
①据1905年5月11日—18日、28日《大公报》所刊载的《报界最近调查表》(包括《补遗》和《再补》)统计，国内各省报刊数前五位的是：江苏124种(其中上海119种)，北京25种，天津和香港15种，浙江11种，广东10种。
②其他地区如苏南、北京、武汉、广州等地也有少许苏籍报人活动。参阅刘中猛：《论清末民初苏籍报人的地理分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③据史和，等：《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6-403页统计。
④如赵建国：《从“边缘”走向“中心”——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程丽红：《清代报人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⑤1887年江苏地区银钱兑换率为上半年每两1593文，下半年为1560文，取1570文计，八万钱大约为银51两。汇率参见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1页。
⑥1910年，清政府的《币制则例》规定银圆为本位币，每枚重7钱2分，这样1两白银约为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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