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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

作者简介：王睿恒，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原发信息：《历史研究》(京)2016年第4期 第80-97页。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在中国设立分部，全面负责对华宣传。为促进美国战争目标和对华政策目标的实现，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通过一系列对华宣传项目，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正在崛起的抗日英雄国度。这种中国形象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全民抗战的英雄国度；第二，中国是肩负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第三，中国正在走向以美国为模本的“改革”之路。美国试图通过对战时中国国家形象的展现，鼓舞中国民众的战斗士气，同时向中国民众灌输大国意识和国际共同体理念。为了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战争信息署构建的中国形象经过特殊剪裁，没有完全反映中国现实，它体现了美国对中国想象与认知的局限性。

太平洋战争时期是美国对中国政局以及社会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阶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战时美国对华政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中美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关系上，鲜少关注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①而从美国对外宣传史的角度来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掀起一股对外宣传以及公共外交的研究热潮，但这些成果多集中在冷战时期，相对而言，对美国海外宣传的起源关注不足，具体到对华宣传，相关成果更加有限。②因此，本文所关注的战时美国对华宣传中的中国形象问题，不仅可以弥补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研究的不足，亦可丰富对战时美国在华文化传播活动的认识。
目前，国外学者中只有毕舍普(Robert Lee Bishop)和约翰逊(Matthew D.Johnson)对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宣传进行过专题研究。前者探讨了战时美国官方宣传机构战争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③在华进行的宣传项目和宣传政策，后者进一步勾画了战争信息署在华宣传活动的概貌，并分析它与国民政府之间既合作又对立的复杂关系。④国内学者大多对此一笔带过，只有贾钦涵探讨了美国战时对华宣传与对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战争信息署对待中共的态度。⑤但是，现有成果都没有从具体的宣传内容和文本出发。美国要在中国民众面前呈现怎样一种“中国形象”，这种“中国形象”如何促进美国的外交和战争目标，它背后体现出来的美式价值观与理念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
一、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政策
战争信息署成立于1942年6月13日，是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建立的专门负责国内外战争宣传的官方机构，包括国内部和海外部两大部门。它将以往分散在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信息工作整合在一起，旨在抗击法西斯分子反美宣传，鼓舞美国人民及其盟友对战争必胜的信心。一方面它向美国国内、盟国、中立国以及沦陷和新解放的国家与地区发布有关战争进程的信息与新闻，另一方面承担对敌国民众和军队执行心理战的任务。中国作为美国战时主要盟友，是战争信息署海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目标。
具体负责对华宣传事务的是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战争信息署的前身——信息协调办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就已雇佣合众社前驻华记者费舍尔(Francis MacCracken Fisher)，其依靠从越洋电报和旧金山广播中得到的消息，在重庆发布有关战争的新闻。美国参战后，战争信息署接手信息协调办公室在中国的工作，并扩大在华信息活动规模。1942年12月31日，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在重庆设立，任命费舍尔为首任部长，统领战时对华宣传和对日心理战。此后，它又相继在昆明、桂林、南平、永安、成都、西安和贵阳等地设立地方办事处，通称“美国新闻处”(以下简称“美新处”)。美新处利用各种媒介，如报纸、杂志、宣传册、海报、书籍、图片、幻灯影片、电影和广播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其范围基本覆盖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甚至包括东南亚一些地区。
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指令须根据美国战时整体对华政策制定。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仅使美国卷入战争，还把中美紧密联合在一起。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认为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目标，“一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二是承认并扶植中国成为一个大国”。⑥前者是短期军事目标，后者则是长期政治目标，越到战争后期，政治目标的重要性越加突出。为了实现这两大目标，美国对华战争宣传不遗余力。
战时美国对华宣传也有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短期目标是把宣传视为军事辅助力量，以巩固中美同盟，鼓舞战斗士气，加速战争进程；长期目标是把宣传视为传播观念的一种工具，通过宣传向中国灌输建立战后和平秩序的理念和美式价值观，使中国成为战后世界大家庭中负责任的成员。在战争信息署看来，它不但要通过话语力量给予中国人战斗勇气，促进中美合作，还要改变中国人“陈旧”的思想，为国民政府的“改革”引入美国的观念和制度，为战后缔造远东和平培养中国人的大国意识和合作理念。⑦
为了实现战时对华宣传目标，战争信息署向中国民众展现了一个正在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抗日英雄般的中国形象，他们希望以此推动中国按照美国意愿作出改变，并接受美国对中国的“改造”。实际上，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国民政府虽然一直坚持抗战，但其行动主要是“防御性”的，要取得最终的军事胜利就“必须发动攻势”，展现出“更多的军事主动性”，并接受美国的帮助。⑧但是，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骄傲、落后、排外的东方古国，只有通过宣传消除中国人的疑虑，将中国塑造成战争信息署想象中的理想形象，才能激发中国人的斗志。
首先，战争信息署认为，中国人存有“中央王朝”和“文化上的骄傲”心态。曾经的中国孤立于世界，自认为是“已知世界的文化中心，被野蛮的尚未开化的民族围绕”。但是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百年耻辱史无情践踏了中国人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他们逐渐产生“低人一等的复杂心理”。因此，战时中国人既“骄傲”又“自卑”，他们一方面认为西方军队“太过软弱”，是中国长期以一己之力抵挡日本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迫切想要得到联合国家其他成员的承认与真正的倾听”，使其承认中国的抗战成就，从而证明中国“并没有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⑨战争信息署认为，美国在华宣传必须尊重和理解战时中国人的这种复杂心态，才能切中要害。
其次，战争信息署认为中国是一个技术和教育程度低、“物质贫困和社会落后”的国家，其社会和政治组织尚“没有形成真正的现代形式”。中国人的贫困与美国人的富足形成鲜明对比。而中国的治国传统也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不同，它遵从的是一种“家长制”(paternalism)。近代以来遭受的种种挫折迫使中国承认有“向外部学习的必要性”，而美国应该适时向中国展现西方政治体制的“真实样貌”，供其学习。⑩战争信息署从西方文明优越论视角，把中国看成是一个贫困落后、亟待用西方制度和技术进行“改造”的典型。
最后，战争信息署认为中国存在“根深蒂固的排外主义”观念。它认为这些“东方人”怀疑“西方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体现在“商业、领土、文化”三个层面上，美国被视为其中一分子。日本的反美宣传充分利用中国人对西方大国的排斥心理，宣称“白人从来不会也永远不会给有色人种以他们应得的东西”。(11)因此，在战争信息署看来，这种由来已久的对西方大国的猜忌和排斥，经过日本宣传的夸大渲染，成为中国人接受美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障碍。
总之，美国对华宣传决策者根据他们所宣称的对中国现状的认知和对中国人心理的把握，描摹他们希望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中国形象。他们自认为是出色的心理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中国人克服心理障碍，“成长为现代国际大家庭中成熟的一员”。(12)他们试图依照美国的典范“改造”中国，野心勃勃地希望通过话语和思想改变中国的“排外心理”，纠正他们“自卑”与“自傲”混杂的自我认知，促使中国人的思想“美国化”。表面上，战争信息署认知的中国与它企图塑造的中国形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实际上却密切相关。前者主要基于美国政府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知，而后者主要基于它对中国未来的期盼和想象。
那么，为什么战争信息署要在中国人面前呈现一种并非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这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这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新闻审查的结果，任何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都可能被过滤。其二，这是出于美国战争宣传的实际需要。美国人认为，若要树立中国人必胜的信心，鼓舞中国士气，美新处就不能在中国本地大量报道前方阵地的战败消息和伤亡情况，而且在国民政府的监督下，美新处也不能大规模公开报道国民党的专制腐败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如果脱离事实一味宣传中国的战绩，战争信息署又担心中国人对战争结果过于乐观，加深一种业已存在的“漠不关心、自信满满、认为不需要中国进一步参与就可以赢得战争的自信”，把战胜日本的重任推到美国和其他盟国身上，将美国的援助积攒下来用于“剿共”。(13)综合两方面考虑，美新处的宣传采取所谓“现实主义的美国对华宣传政策”，“基于对中国的同情、欣赏和理解，同时符合现实”。(14)它旨在“公正地”、“真诚地”夸赞中国，合理地“美化”中国形象，而不是与国民党“合谋发起一场相互吹捧的运动”。(15)这就将美国的宣传与国民党的宣传区别开来。
总之，在一整套宣传政策的指导下，美新处试图将中国描述成一个英雄式的抗日国家，以鼓舞中国民众的士气；把它刻画成反法西斯联盟的重要成员和“四强”之一，以培育中国的国际共同体意识；还将它描绘成一个正在走向现代的东亚大国，以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微调，第一种形象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占主导地位，开罗会议之后，后两种中国形象成为美新处宣传的重点。这种变化也反映出美国对战后中国走西方道路的期许。
二、全民抗战的英雄国度
在美新处的对华宣传中，中国被描绘成亚洲抗日的先锋：它是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古老国家，拥有“英明神武”的领袖，有大量受过美式训练的士兵，还拥有众志成城的战斗士气，必将战胜日本、保卫中华。这样一种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是战争信息署在华宣传的基调，其目的在于鼓励“一种不断增长的进取精神”，促使国民政府从防御性的消极抗战转为进攻性的积极抗战。(16)
首先，美新处向中国民众阐释了一个基本问题：中国为何而战？关于这一问题，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可能有不同答案。对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来说，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政权、防止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而战；对于中共而言，他们是为了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驱逐帝国主义列强、寻求民族解放而战；而对于中国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可能是为了生存、为了家人和不做亡国奴的气节而战。正因为中国人对为何而战有不同理解，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抗日态度和决心也不一样。
为了让中国民众对这场战争的意义有更为一致的认识，坚定中国人的抗日意志，美新处竭力向中国人推销他们的抗战观。在战争信息署看来，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了保家卫国，更重要的是为了自由理想而战。这与战争信息署呈现给美国人、英国人以及其他盟国人民的作战理由相同，即他们是为了人类自由而战。这一共同使命不仅将中国与盟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还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一场意识形态之争，变成“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之间的战争，只有法西斯势力无条件投降，才能实现“自由世界”的最终胜利，任何妥协和让步都是不能接受的。
美新处在中国各地播放的宣传电影《中国战事》(The Battle of China)集中体现了它的这一观点。(17)战争信息署下发的《电影制造业政府信息手册》中曾明确指出，所有描写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电影都要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的和自由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世界中，我们(美国)将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战时制作和播放的有关中国的宣传电影都要体现这一中心思想，以突出战时中国的重要性。《中国战事》亦不例外。它是美国系列宣传电影《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中的一部，集中展现了抗日战争爆发的根源以及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该片在美国国内、欧洲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地区上映，引起各地观众的热烈反响，是在华“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19)
在《中国战事》中，中华文明被描述成一种“和平的文明”，中国在四千多年历史中“从来没有发动过征服战争”，其发明了火药，却用来“庆祝节日和宗教庆典”。电影中的日本形象与此截然相反。影片追溯了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拟定“田中奏折”，揭露了日本征服世界的野心。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构想中，中国只是他们征服世界的第一步，“是日本征服全世界的根基，就像德国想奴役俄国(指苏联——引者注)一样”。(20)在美国人看来，抗日战争的爆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有预谋地征服全世界的野心所致，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相连，只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才能抵抗日本极权主义的奴役和欺侮。影片对战争起因的阐释从根本上排除了中日媾和的可能，意在打破少数意志不坚定的中国人对单方面缔约停战的幻想。那么，中国人该如何自保？电影给出的答案是：与其他盟国共同作战，“争自由反奴役”“争文明反野蛮”“争正义反邪恶”，整个人类的未来都依赖中国和盟国的共同奋战。(21)在这样一套宣传话语下，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被赋予为自由而战的意义，还上升到维护人类普遍福祉的高度，为动员中国民众提供动力。
除了阐释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之外，战争信息署还在中国树立了抗日英雄典范，以激发中国民众的斗志和对英雄的崇拜。这一典范效应首先体现在蒋介石身上。在战争信息署的决策者看来，美国对华宣传不仅要将蒋介石视为“中国人民的抵抗象征”，还要把他描述成一名“世界领导人”，“代表着联合国家的理想”。(22)在这一政策指导下，蒋介石被塑造为中国抵抗外辱、振兴中华的“民族象征”，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共同肩负拯救世界的重任，其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被过度美化。
事实上，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领袖地位多为中美宣传所营造的幻象。据美籍华裔学者齐锡生研究，战时国民政府的权力基础相当薄弱，虽然号称是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但在1937年之前，它只能有效控制“长江下游五到六个富裕的省份”。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疆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城乡处于“地方势力掌控之中”，国家统一名存实亡。在军事实力上，蒋介石嫡系部队也仅占全国军队数量的十分之一左右。(23)作为一个“弱势独裁”(24)政党的领导者，蒋介石的威名与其实力并不匹配。但对美新处来说，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在对华宣传中蒙蔽民众，将蒋介石夸大成带领四亿中国人民顽强抗日的“民族英雄”。
在中国各地的宣传活动中，美新处突出强调蒋介石在领导中国抗日和革命方面的“领袖”作用。战争信息署曾特别指示美新处，要利用蒋介石生日这一契机，塑造其高大的“领袖”形象，使其成为“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抵抗日本的意志的体现”。(25)美新处的宣传电影《中国战事》和《今日中国内情》(Inside ChinaToday)中也有类似情节，旨在将蒋介石塑造成孙中山革命遗志的继承者，具有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且是他“一直独立抗战，等待着国际支持”。(26)除电影之外，美新处还向中国各地的中文报纸提供大量称颂蒋介石的新闻稿，如《蒋介石：中国的灵魂》等。对于此类“没有事实根据的”对国民党和国民党领袖的称赞，就连美新处核心成员派克(Graham Peck)也感到非常不屑。(27)
宋美龄则是美新处重点宣传的“领袖夫人”。1943年，宋美龄访美寻求援助，重庆美新处的伯克(James Burke)和沙尔(George Shull)一路陪同，对她在美国的访问活动进行了全程报道。途中两人撰写的新闻和拍摄的照片，通过战争信息署的全球通讯网络“以最快速度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28)战争信息署电影部还专门制作了纪录片《蒋夫人访问美国》，通过美新处设置在中国各地的放映点播放，试图扩大国内民众对宋美龄访美产生的国际影响的认知度。(29)可以说，美新处的吹捧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人和美国人对蒋介石夫妇抱有过高的期待。
除了鼓吹蒋介石夫妇外，中国战士也是美国宣传的对象。战争信息署刻意回避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力差、武器落后的现状，而是把受过美式训练的士兵作为报道重点。它借此传达的信息是，经过美式训练和使用美式武器装备的中国士兵可以成为像美军一样英勇善战的斗士。这一方面证明美国对中国抗战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显示出美国在“改变”中国，特别是在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美新处的宣传中，中美空军混合联队(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中的中国飞行员以及参加滇缅战役联合作战的中国远征军成为“新式军队”的典型。美新处印刷了大量《中美图画壁报》，将展示滇缅战役中英勇无畏的中国军队作为一大主题，连载刊发。如1945年第42期刊登了滇缅战役报道，“滇西缅北我军，为打通中印间公路之先锋部队，此等国军，均由美方予以相当训练及配备，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旁配美国教官指导中国军人的照片，以及魏德迈将军视察滇西前线、慰问受伤士兵的照片。(30)这说明美新处在宣传中国军队连连得胜、英勇无敌的同时，不忘强调美国军官扮演的“教导者”角色，突出美国对中国军队的“成功改造”。
在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也被美新处刻画成中国战士的典范。他们受训结束后，与美国飞行员组成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共同执行轰炸日军、为国民党军队提供空中掩护的重要任务。《在美国受训的中国飞机师》是战争信息署制作的中文宣传册，它使用大量彩色照片，展现了中国飞行员在美国受训时的学习情况以及日常生活。它借美国教师之口，对中国学员的出色表现大加夸赞，称其“学习精神及其待人接物之彬彬有礼，不特可为中国青年之代表，且足以为美国学生之模范”，他们能够“提高各联合国(家)在美受训各学生之精神”。(31)这说明在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不仅代表中国新式军队的形象，还符合美国人眼中国际战士的标准，代表着中国战士的国际化程度。宣传册还向中国民众解释了美国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初衷：“援华即为自助”，只有反法西斯国家联合起来，才能共同抵抗日本的穷兵黩武。文中引用罗斯福总统的宣言，“提供美国所有之资源以为中国及所有民主国最后胜利之担保”，以表明美国作为中国抗日战场后援的“决心”。(32)这种表现手法凸显了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者”形象，将中国的军事抗战与美国的物质支持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实际上，在混合联队内部，中美飞行员之间的关系并不像美国宣传中展示的那样和谐友爱。美新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弗里曼(Thomas E.Freeman)在一封信中曾透露出他对混合联队中人际关系的观察。他认为美国人其实不太了解中国以及他们驻扎的地区，大部分人也“不屑知道”。在联队内部，美国人很少“努力建立同僚之谊和理解中国人”。少数美国军官喜爱和尊敬他们的中国伙伴，但是大部分美国官兵根本“没有意愿”去了解“和他们一同飞行的中国人”，“他们不认为这些人是有价值的人”。对弗里曼而言，混合联队里的中国飞行员时常显得“精神状态不佳”，看上去压力很大，“排外，而且太过傲慢”，这与美国宣传中表现出来的自信满满、积极合作的中国士兵形象形成巨大反差。此外，中美飞行员的物质待遇也有明显差别：中国飞行员的工资比美国飞行员少很多；美国飞行员的宿舍和帐篷里都有电力供应，而中国飞行员的住处则没有；加油站和发电机这些设备只有美国人可以使用。(33)物质待遇上的差别直接导致身份感受的不同。美新处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显然没有将它真实地反映在中国士兵形象的宣传中。
除了隐瞒中美军人之间的隔膜，美新处还刻意不报道国民党军队中的负面新闻，以突出中国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英勇形象。战争信息署每周下发的《中央指令》(Central Directive)都会就如何“称赞中国”做出具体指示，它要求美新处利用“最新的有利于国统区的正面材料”，“避免使用那些给人留下对中国形势心灰意冷或沮丧印象的材料”。(34)比如在报道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的新闻时，要强调中国人用“持久战”打破了日本“闪电战”的策略，获得了“重大的战略胜利”；(35)在报道日本近期的攻势时，要“称赞中国游击队的机动性和持久性”，展示出日本军队正在同时受到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攻；(36)在赞扬第十四航空队和地面部队的合作时，不要空喊口号，要展示出“中国的军官多么优秀，受到多么大强度的训练”等。(37)这些指示为美新处如何“委婉”地报道中国战况提供了指导。在战争信息署的要求下，美新处发表的中文稿件中，多以“新军的军官正在接受训练”、“改善国军生活”、“福州完全克复”、“大量伪军在福建投降”、“数万新兵候机出国”为主，几乎很难看到军事上的负面消息，仿佛败绩根本不存在。(38)
在美新处着力打造的中国战士形象中，除了对国民党军队着墨颇多，还对敌后“游击队”——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了大量描述。据战争信息署旧金山分部负责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说，美国宣传一般不会单独提到中共，“如果共产党在中国某地对日本人进行了一场成功的游击战，我们只说‘游击队’而不讲‘共产党游击队’”。(39)这样就可以规避敏感的政治问题。对美新处而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除了中国远征军和中美空军混合联队之外，已经很难找出可以报道的正面新闻。在华美国人，包括美新处员工，大多“憎恶国民政府抗战不力”，同时还带有对国民政府“国内政策的反感”。甚至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国民党并不比纳粹好”，(40)而1944年豫湘桂战役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美国政府为了向国民政府施压，同时与中共进行情报和军事上的合作，决定派出一个军事使团前往延安，与中共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美新处把目光投向了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
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为美新处的报道提供了大量信息。美军观察组从延安陆续传来的报告表明，共产党一直在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这给美新处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41)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似乎包括了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务实的爱国者和农业改革派”，他们现在的计划是动员民众“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并进行军事抵抗”，尚没有表现出“控制整个中国的意愿”，暂时不会对国民党政权构成威胁，而且不管他们与苏联“维持着何种关系”，二十年后都会变成一场“中国的本土运动”。(42)因此，美国对华宣传的重点应该放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以及未来美军沿海登陆时中共能够提供的帮助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暂时可以忽略。可以说，战时美国对中共性质以及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判断，决定了它在对华宣传中对中共抗日行为的模糊处理。战争信息署虽然不愿直接提及中共，但下令美新处“更多使用游击队的新闻”，向中国人展现世界其他地方游击战活动的情况，譬如菲律宾、苏联、南斯拉夫等地的游击队，以鼓励中国的游击行动。(43)
得到指示后，美新处开始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为中国人树立另外一种中国战士形象——敌后抗战的“游击战士”形象。它希望向中国人证明，即使在沦陷区，中国民众也从未放弃过抗日斗争。为此，美新处向《新华日报》投寄了大量有关共产党军队的稿件，如“盟军在中国登陆时敌后我军必可配合，上海敌伪对这种形势非常害怕”“延安总部发布命令限令敌伪缴械投降”“加强沦陷区对敌斗争，交通员工实行破坏”等。(44)它还在中国各地的图片展中展示敌后抗战情形，打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信息的封锁，让国统区民众看到中共军队和领袖的形象。比如在1944年成都美新处举办的大型图片展上，陈列着一组介绍美国援助延安，并给八路军抗日提供医药用品的照片，此外还有美国记者拍摄的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受到很多群众围观”，轰动一时。这次展览让国民党方面“惊慌失措”，并向美新处提出抗议，美新处回复：“我们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介绍各战区反法西斯斗争的真实情况，何过之有？”(45)
面对国共表面合作、实际冲突不止的情况，战争信息署站在美国立场，希望利用国内外舆论压力，迫使国民党放弃“剿共”，团结抗日。它将中国民众对统一和团结的呼吁发表在报刊上，希望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和公众的支持，如“成都知识界要求在旧金山会议前实现统一”“苏联和美国希望中国统一”“看到民族统一的曙光”等报道。(46)这些对国内外公众舆论的报道，有力支持了中国民众的团结抗日。
美新处对中共的积极报道，一方面与中共取得可观的抗日成果有关，另一方面与美新处内部部分美籍员工以及一些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密不可分。(47)在谈及中共军队时，美新处将他们的抗日行为视为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希望中国和全世界民众知道，在中国敌后广大地区仍然存在积极抗日的力量，并为他们顽强抗战的精神所鼓舞。这丰富了美新处宣传的中国战士形象，突出了国共士兵合力抗敌。美新处对中共抗战事迹的称颂，也反映了它对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不满，这对国民政府造成了舆论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面战争，需要全民动员才能确保最终的胜利。因此，除了直接参与战争行动的国共两党外，间接为战争效力的普通民众也是美新处宣传和报道的重点。在宣传中国人民的战时形象时，美新处把重点放在为抗战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劳工身上，描述了一种默默无闻、勤劳勇敢、为国效力的中国大众形象。在战争信息署制作的宣传片《今日中国内情》中，收录了中国劳工为美国空军修建飞机场的画面，美国人对中国人竟然可以“使用10世纪的工具为20世纪的战争”服务而大为惊叹。《中美图画壁报》也刊登了中国民众仅凭个人力量和简易工具修建美国机场的种种场景。(48)美新处希望通过宣传勤劳勇敢的中国民众形象，督促更多中国人为抗战发挥自己的光与热。
总之，为了鼓舞中国的战斗士气、推动抗战进程，战争信息署将中国描绘成全民抗日的英雄国度。显然，美国宣传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存在差距，它刻意掩盖了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负面信息，过度吹捧蒋介石夫妇的领袖形象，让部分中国民众对国民政府依然抱有幻想，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国战场拖住日本，防止蒋介石与日本单独媾和。但不可否认的是，美新处传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顽强抗战精神的认可，有利于中国人民树立民族自信心，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
三、肩负国际责任的世界大国
太平洋战争时期，扶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长远目标。特别是到了战争中后期，随着美国对日反攻路线出现变化，在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构想中，“中国作为军事斗争舞台的意义在减弱，但作为政治斗争舞台的意义则在增长”。(49)故而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国际大国是美国对华宣传的重要工作。
罗斯福总统提出让中国成为大国乃至“四强”之一，主要是从远东对日作战的实际需要以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两个角度出发。美国参战后，奉行“欧洲第一”战略，不会给予中国战场大量援助与支持。为了保证中国抗战士气不受损害，美国除了物质援助之外，还需要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对罗斯福而言，“把中国当作大国对待”不仅鼓励了中国人，还“迎合美国大多数人要求”，满足他们“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情感”。(50)另一方面，在罗斯福的设想中，维持战后新秩序的核心是集体安全体系，美、英、苏、中“四大警察”将发挥支配性作用。美国之所以扶植中国，正如国务卿赫尔所说，是因为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唯一重要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如果远东要保持稳定，就必须保证中国占据任何一种安排的中心”。(51)美国战时力排众议抬高中国地位，其实质是为了在东亚地区培育亲美力量，防止国民政府战后倒向苏联，忠实维护有利于美国的战后安全秩序。
但是，要实现罗斯福的设想，就必须让中国民众首先接受“大国身份”，并认识到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将要担负的责任和义务，这些都是战时美国对华宣传的重要内容。战争信息署利用它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渠道，一方面为国民政府编织美妙的“大国梦”，一方面要让他们知道，“如果中国要在战后世界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她就必须在战时表现出更多的军事主动性”。(52)也就是说，中国的积极抗战实际上是美国兑现“大国梦”承诺的一个前提条件。美国所许诺的“大国地位”，就好比让中国人“望梅止渴”的梅子一样。
战时中国的“大国身份”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过其实际内涵。用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的话来说，“罗斯福总统的政策是把中国看成是个大国”，(53)却在实际的国际合作中，常常忽视中国这个“大国”。战时盟国最重要的两个权力机构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和军火分配委员会(MunitionAssignments Board)都没有邀请中国参加，一些涉及中国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没有中国代表。这种表面上抬高中国国际地位实际上区别对待的做法，也引发了中美之间的矛盾。
在宣传中国“崛起的大国”形象时，战争信息署对这一形象背后暗藏的深刻矛盾与种种争议避而不谈，仍以正面报道为主。为了使美国的宣传与实际情况不出现明显矛盾，美国政府还尝试消除中美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至少要在表面上给予中国平等的盟国地位，不让日本宣传有可乘之机。1943年1月1日，英美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与中国缔结新约，就是这一举动的典型代表。美新处在报道这则新闻时，尝试传达的信息是：“英国和美国采取这一举措是它们作为民主国家自身天生的正义和良善使然；它们并不是换取中国人的支持，而是欢迎中国加入自由和平等国家的大集体。”(54)也就是说，美国人并不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纠正历史错误；恰恰相反，他们将缔结新约视为美国的“美好天性”使其接受中国进入平等和自由的大同盟，中国为此应更积极地为同盟作贡献。与此同时，美新处的对华宣传还把缔结新约作为中国国际地位转变的标志，突出强调在美国的帮助下，中国终于“摘掉”半殖民地国家的帽子，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平等的身份”。(55)此后每年的1月1日，美新处都会重复强调新约在提升中国国际地位上的重要作用。(56)实际上，美新处的这种宣传方式，掩盖和粉饰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新约缔结并非英美的“恩赐”，它建立在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场对盟国做出有力支持的基础上。
尽管如此，美新处对新约的宣传在中国依然产生了反响。据战争信息署报告称，美国取消治外法权和废除《排华法》后，“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倍增”。(57)国民政府虽然一开始对英美国家的傲慢和拖延废约非常不满，(58)但从大局出发，蒋介石依旧公开赞扬英美废约的这一举动。他说“英美各友邦对世界人类的平等自由建立了一座最光明的灯塔”，“尤其是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希望完全一致”，并无一点保留的要求，“他们这个举动，不仅是增加了我们同盟国战斗的力量，尤其对侵略各国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一个最大的打击”。(59)蒋介石对《中美新约》的评价，实际上将两国关系放在了大同盟的背景下，使得《中美新约》的缔结成为巩固同盟的一股助力。
除了宣传新约，美新处还对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贡献大加赞赏，以彰显中国的大国作为和中国战场的世界意义。在美新处翻译出版的《天下一家》中，美国共和党国际派领袖之一威尔基(Wendell L.Willkie)对中国战场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充分肯定。他针对西方国家普遍忽视东方战场、无视中国人抗战努力的行为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在中国独立抗日期间，很少有美国人“体会到中国抗战对我们整个文明的重要作用”，也没有人“用些功夫去了解中国人民所扮演的英雄角色”，这是错误的。在他看来，“除非我们在亚洲与中国完全携手合作……否则便不会得到真正的胜利”。为此，威尔基呼吁美国政府和人民援助中国人的抗战，正视远东战场对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场“争取人心的战争”“一个政治的战争”，中国战场与欧洲战场同等重要。(60)对中国人来说，威尔基“欧亚并重”的观点和对中国抗战成果的夸赞都极具吸引力。他的看法并不完全代表美国官方政策，但是美新处在中国推出这本书，可以达到鼓舞士气和“赋予”中国更高国际地位的效果。
在展现中国抗战上，中国远征军在滇缅战役中取得的辉煌战绩是美新处大力宣传的一个具体案例。作为中美英三方联合作战的成果，滇缅战役集中体现了中国军队与盟国军队协同作战的能力，以及对于世界战局的特殊贡献。战争信息署要求美新处在中国全力报道“中国军队在缅甸的出色表现，以及中国人在那里得到的一等的装备、训练和物资”。(61)为此，派克专门撰写了小册子《缅北行——缅战是怎样打胜利的？》，美新处还编译了《怒江战役述要》宣传册，集中描写中国军队如何与美军合作，并在美国顾问指导下顺利完成任务。(62)另外，美新处出版的《联合画报》和《中美图画壁报》也刊载大量缅北战役的图片新闻。(63)通过利用生动的图片，美新处将缅北前线的战争情况以及中美合作的情形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让中国民众切实了解到本国军队为抗战而走出国门与盟国并肩战斗。
1945年1月12日，美国《时代》(Time)杂志刊载了战争信息署赞扬中国抗战成就的一篇文章。文中引用战争信息署的报告认为，“中国依然是世界大战的一个要素”，“一直都在消耗日本的战争资源，并且牵制住了大量的日本军队”。虽然现在的中国已经“丧失自身80％的工业、铁路和交通系统，而且因为被封锁无法获得一切空运的进口救援物资”，但是它依旧使用所有“可能的方式在战斗着”。(64)这篇战地报道一方面突出了中国战场上的供给困难和运输难题，另一方面对中国在艰难情况下依然坚持抗战的行为大加赞赏，强调了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
美新处的对华宣传不仅将中国描绘成同盟国中平等的一员，还将中国描述成战后维持世界集体安全的“四警察”之一，即“四强”之一。这是罗斯福总统对中国战后地位的设计，也是美新处需要向中国民众灌输的理念。自美、英、苏、中成为《联合国家宣言》的领衔签字国后，美国就开始大力宣传中国最新获得的“四强”之一身份。在战争信息署印刷的“联合国家为自由而战”的英文海报中，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赫然位于海报最上方，与美、英、苏国旗并列第一排，形象地代表着中国的“四大国”之一身份。海报背景是高举火炬的美国自由女神；象征着在四大国主要是美国的带领下，联合国家将团结一致，为自由而奋战。(65)这样一张看似简单的海报，却体现着国家地位与权力关系的巨大变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只能坐在会场外圈，听任他国决定自己的命运；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四强”之一，至少名义上得到他国的尊重和承认。
为了增强中国民众对大国地位的认同，证明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实至名归，美新处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夸赞中国为国际社会作出的特别贡献。宋美龄组建的“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India Famine Relief Committee)就是美新处极力宣扬的。当时，由于日本占领缅甸，并切断缅甸对印度的大米供应，印度的孟加拉邦发生饥荒，“饿死大约二百万人”。因此，重庆的一些知名人士和宋美龄一起组建“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筹措钱款拯救饥民。他们的行动被中国报刊和美新处“大加赞颂”，这引起美新处成员派克的不满。在他看来，同时期在中国河南发生的饥荒不亚于印度饥荒，但国民党却不负责任地企图掩盖，只热衷于在国外做些表面文章。中外媒体对宋美龄等人善举的宣传，“不仅是因为国民党的要求”，还因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海外饥荒救济的接受者”，现在居然能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这让中国显得更像是‘四强’之一了”。(66)可见，用一些具体事例证明中国的大国作为，不仅仅是美新处宣传的主题，也是国民政府的宣传内容，二者在这个问题上不谋而合。
在美新处的宣传中，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常常与战后中国将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的领导作用联系在一起。战争信息署印发的传单《杜威博士告中国人民书》集中体现了这一宣传特点。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在中国知识界享有很高威望，美新处在中国分发的这份传单借他之口，表达了美国对战后新世界的展望以及对中国战后领导地位的肯定。用杜威的话来说，正是中国人的英勇奋斗使他们“在国际上获得新的地位”，之前中国蒙受的“不平等待遇”一定会被完全清除，美国保证中国将得到“国际间平等的待遇”。他还作出令中国人心驰神往的展望：中国将在未来的“新世界”中占据“东亚精神文明的领导地位”，将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全人类的文化和幸福”。(67)显然，战争信息署制作传单时已经研究过中国人的心理，知道从一位受人敬仰的美国学者口中说出这样一番话，要比从美国政府口中说出更令人信服。实际上，杜威所设想的未来新世界就是战后国际共同体的代名词，他认为中国将在这样一个新世界里扮演东亚的精神文明领袖，无疑是对中国大国地位和文化价值的肯定。
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经《联合国家宣言》确立后，又在之后的几次国际会议中不断加强，特别是1943年11月召开的开罗会议。这是蒋介石第一次以大国首脑身份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商议战争计划和战后世界秩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三巨头”和宋美龄共座的照片被战争信息署第一时间传真到重庆，立刻见诸大小报端，成为中国变成世界大国的一则铁证。(68)美新处也多次举办开罗会议图片展，吸引了大量中国观众。在昆明举办的一次专题展上，美新处工作人员曾描写道：“数千人涌入我们不大的阅览室里，观看罗斯福、丘吉尔和委员长第一次会见的照片。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人群塞满了整个房间，一列长队沿着楼梯蜿蜒而下，整栋办公楼看上去就像巴别塔一样。”(69)
《联合画报》社出版的《中美图画壁报》也将开罗会议作为第16期主题，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会议”。这一期特刊不仅刊登了“三巨头”会晤的照片，还有罗斯福总统与蒋介石夫妇会谈的照片，蒋介石夫妇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合影，以及参会的中美英要员的合照。(70)这些照片直观地展现出，中国领导人已经与大国领袖平起平坐，共商未来。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列强争相瓜分的对象，一跃成为与世界大国共商大计的“四强”之一。
除了开罗会议，美新处还报道了1945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盛况。当时战争信息署发出指示，要求美新处充分报道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制造对旧金山会议的兴趣”。(71)美新处从会议筹备工作、参会代表的背景、着名人士对会议的评论到中国代表在会议期间的活动都进行了全面跟踪报道。(72)这些新闻几乎占据中文各大报纸的重要版面，在国统区被广泛阅读。
美新处还利用中国代表团参加旧金山会议的契机，突出强调了中国对战后国际组织作出的贡献。1945年4月30日，《中央日报》刊出了美新处记者撰写的“旧金山会议中我国地位重要”的新闻。这篇报道用几条简洁有力的事实证明，中国代表团在旧金山会议上扮演了关键性的大国角色，为联合国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事例包括：(1)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参加“四大国”在华盛顿举办的筹备会议；(2)宋子文使英国、美国和苏联在选择会议主席和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问题上达成一致；(3)中国的首席代表是全体大会的四位主席之一；(4)中文成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5)所有参会国都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表示尊敬，并认可中国对世界战争与和平作出的贡献；(6)王宠惠在起草世界法庭的草案中作出很大贡献。(73)这些事实远胜夸张的宣传话语，表明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中不仅是以四大国之一的身份出席，而且出色地完成了这一身份赋予它的使命。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中文版本的《联合国宪章》从美国总部电传至美新处，由它转发给中国各大报社公开发表或出版，引起国人热议。(74)战争信息署充分利用它在通讯设施上的优势，以及在世界各地采集新闻的便利条件，在向中国传播《联合国宪章》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要让中国民众了解即将建立的战后国际组织，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识到中国在创建这个战后组织的过程中扮演了大国角色，培养中国人的“国际共同体”意识。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大国地位是通过艰苦抗战得来的，并不是美国的“恩赐”。无论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出兵缅甸还是参与联合国的创建，都是中国争取国际新地位的努力。美国宣传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吹捧”，口惠而实不至，其主要目的是让国民政府作为亲美力量参与美国的战后规划，帮助美国维护远东秩序。
四、走向以美国为模本的“改革"之路
美新处宣传中国形象时，除了突出中国的英勇抗战和国际新地位外，还致力于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正在仿照西方经验走向“改革与现代化”的国家。鼓励和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目标，对美国政府来说，制度革新和经济改造可以巩固脆弱的国民政府，使它变得强大而稳固，这是中国战胜日本、成为实至名归的战后大国的必要条件。从美国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若能仿照美国进行“改革”，将成为美国经验在海外传播的一个成功范例，证明美国模式的普适性。近代以来，在“天定命运”思想和宗教热情的推动下，美国人惯以“恩人”、“导师”和“家长”自居，不切实际地想要“教导”中国学习西方制度，依据美国模式“改造中国”，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的对华宣传政策。
但是，战争信息署非常清楚，当时的中国状况与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尚存在巨大差距。给予中国大国地位，也是考虑到这种国际承认能够激励国民政府尽快变革。然而，美国的宣传策略是先给予中国大国头衔，鼓舞其士气，再告诉中国人：“一个国家在国际领域的信誉和影响力”依赖其公民的支持度、健康的国家经济以及成功的政府管理。(75)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拒绝引进西方的政治与经济体制，那么“大国地位”终将成为泡影。战争信息署的任务就是要让中国人知道，若想真正实现“大国梦”，中国不仅要积极抗战，还必须使自己达到西方设定的大国标准。为此，美新处利用每一个机会，或正面鼓励，或旁敲侧击，或借他人之口，或暗中批评，利用舆论力量将中国描绘成一个亟待“改革”、正在美国引导下走向现代的国家。
在美新处的宣传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国民政府的“改革”必须继承和弘扬孙中山思想。在它看来，谈论孙中山思想、纪念孙中山仪式以及展示孙中山一家的照片，都是向中国民众宣传西方自由思想的重要手段。在美国人眼中，孙中山就是国民政府政治实验的先驱，代表着改革与进步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美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典范。美新处必须经常提醒孙中山的继承者们，不要忘记革命遗训，不能放弃改革承诺。1943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战争信息署对他的生平事迹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全面报道，将他描绘成伟大的“民族英雄”、“历史性的人物”，称其“一生的工作和政治教导将中国带入进步国家的前列”。(76)
战争信息署在下达给美新处的《每周宣传指令》中曾特别指出，在有关孙中山的宣传材料中，要“寻找他的思想和美国过去具有创造性的政治思想家之间的相似之处；与现在的罗斯福、新政哲学以及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之间的联系”。(77)这不仅可以暗示孙中山学习和参考了美国典范，将中国的政治思想与美国的制度理念相联系，还能引导中国民众认识到美国制度与观念的特性。在宣传片《今日中国内情》中，战争信息署突出强调了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制定的基本纲领：民族、民权、民生。值得注意的是，影片同时展示了这三项原则的译文，分别是“Freedom from foreign slavery，Freedom frompolitical tyranny，Freedom from poverty and exploitation”。(78)这种译法与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颇为相似，让人联想到美国的政治原则以及中美两国制度的相似性，显然是美新处有意为之。
除了展现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和改革宏愿，《今日中国内情》还展示了中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并提出希望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快“改革”的要求。该片开篇就点明中国的统治者是国民党，它自诩代表着“中国未来民主的信誉”，但是在战时紧急情况下，“独裁统治是必须的”。紧接着，镜头对准中共，在北方的广阔土地上，“大约有1.8亿人民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下对抗国民党”，他们积极抗战，是“强悍的斗士”。长期以来两党分歧显然已经“威胁到对抗日本的战争努力”，因此中共和国民政府在1944年末重启谈判，希望达成共识。旁白对此评论到，中国的政治改革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它依然存在，而且还有很多人支持”。(79)也就是说，美国一方面极力粉饰国民政府的独裁统治，称其正在走向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又从团结抗战的角度积极肯定了中共的抗日努力，要求两党抛开政治分歧，一致抗战。
由于国民政府的改革进度远远落后于美国的期望，战争信息署还尝试利用公众舆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营造国内外民众热切呼唤加速中国政治改革的舆论氛围。为此，美新处不仅在各类宣传材料中引用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的观点，呼吁“立刻实现更广泛的民主”和“中国内部的政治军事团结”，(80)还利用中国人要求改革的呼声向国民政府施压。
中国人要求国民政府改革的意见集中体现在国民参政会中。虽然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成员数量很少，但是战争信息署对国民参政会依然抱有非常高的期望。在一份内部流通的研究报告中，战争信息署称“国民参政会几乎是至今为止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政府机构”，“它标志着国民党经过一段时期的训政之后，迈出了将政府交还给中国人民的第一步”。虽然国民参政会的力量还相对薄弱，但这是中国实现政治改革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81)出于这一认识，战争信息署将国民参政会的言论和活动视为中国政治体制转变的表现而大力报道，但它高估了国民参政会在民众当中的代表性，及其在促进国民党改革方面发挥的作用。
与前两种国家形象不同，美新处在打造中国走向“改革与现代化”的形象时，并非一味地传达正面信息，而是在国民党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内，也报道了国民政府的一些负面新闻。美新处希望国民政府认识到，在追随西方模式的道路上，它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用美新处职员华慈(Richard Watts，Jr.)的话来说，美国的批评至少可以推动国民党做“一场民主秀”，对这个国家来说，“即使一个自由主义的幌子也将是一种显着的进步”。(82)
鉴于国民政府严格的新闻审查，战争信息署制作的负面新闻主要通过旧金山广播“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发布。特别是1944年之后，美国国内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和政治腐败的不满急剧增加，“美国之音”开始播送一些如《美亚》(Amerasia)这类左派杂志对国民党的批评，而国民政府对美国的批评越来越不满。为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曾多次向美新处表示抗议，但都无果而终，他们无法控制远在旧金山的广播电台。(83)为了维护盟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美国之音”有所收敛，但它依然是对国民政府改革进行监督和施压的重要媒介。
在中国国内，传统纸媒在新闻审查之下更为保守。直接批评国民政府会打击抗日士气，激化中美矛盾，因此美新处报道的负面新闻主要以经济和社会新闻为主，如报道中国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批评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报道各种原料短缺、运输中断、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以及披露国民政府官员和军队贪污腐败的个案等。(84)这些负面新闻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国民政府的管理不善与改革不力，表现出美国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正是通过这两种强度不同的批评方式，美新处对国民政府的改革起到一定敦促作用，它所宣传的中国形象也更为丰富。
总体而言，美新处虽然在推动国民政府改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设定的改革方向过于狭隘。它一厢情愿地向中国输出民主，“教导”中国走向“现代化”，显然忽视了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意愿，也高估了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是一种文化的傲慢。
太平洋战争时期，战争信息署为了鼓舞中国民众的战斗士气，培育中国的大国责任意识以及加速国民政府的改革进程，针对中国人呈现了极为正面的中国形象。它借助战时美国对中国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利用多种媒介、先进的设备和全球通讯网络，向中国民众全面推销美国关于“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以及“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看法，旨在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与观念，从而推动战争进程和对华外交。
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反响。一些中国青年在观看美新处播放的宣传影片后，产生了共鸣。一位中国观众称赞《中国战事》“将我国英勇抗战之光荣史绩充分表扬”，该片在中国各地放映时，“智识青年观之无不涕泪交流，热血沸腾，大增从军之志”。(85)一些留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对美新处的宣传有更强烈的认同感，甚至写信要求加入美新处。在他们看来，中国人不仅是为了民族存亡而战，还在为民主、自由与和平的理想而战。他们赞同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划，认为“在战胜轴心国和恢复世界和平之后，所有的国家将为其邻居和遥远的人们始终敞开大门”。(86)就连国民党的官方报刊也逐渐开始接受美国宣传中对中国大国责任的强调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描述。比如《扫荡报》为盟军的负面信息辟谣，并将中国视为盟国中的一员，在论及同盟国时用“我们”取代了“他们”。这种态度和口吻上的变化，曾让美新处的负责人费舍尔激动万分。《扫荡报》甚至因为大量刊载美新处的材料，被其他重庆记者调侃，称它正在变成一份“美国报纸”。(87)沦陷区的敌后民众也争相阅读空投的美国宣传材料。据《联合画报》主编舒宗侨回忆，沦陷区的“群众如饥似渴地盼望从画报上看到反映战争实况的新闻图片。画报传到穷乡僻壤或前方阵地时，你抢我夺，往往把画报翻成碎片”。(88)借助多种宣传渠道，美新处呈现的中国形象得到中国民众比较广泛的认知。
总体来说，美国战争信息署在中国发动的大规模宣传活动及其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价值和历史意义。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民众认识到抗日战争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以及这场战争的崇高意义，从而激发了他们的抗战决心。美新处对中共抗战成果的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有机会了解中共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它对国民政府消极抗战和改革迟缓的侧面批评，揭示了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对国民政府施加了舆论压力。美新处关于大国责任意识的说教，也有助于改变中国人相对狭隘的国际观念，促使其在战后参与国际事务。
其次，美国对华宣传虽然有渲染和夸张的成分，但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突出贡献，肯定了中国战场的价值和意义。美新处在中国采集的新闻材料，不仅面向中国受众，还通过全球通讯网络第一时间传播到美国本土及分散在海外各大城市的站点，向全世界展现了一幅中国全民抗战的感人画面，有助于树立中国正面的海外形象。
最后，太平洋战争时期是中美合作的高潮，也是美国对华影响力最为显着的时期。战争信息署在华宣传工作的大规模开展，与国共两党的配合以及中国民众的热烈响应密切相关，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民众对战争新闻的需求，迎合了中国渴望得到国际承认与鼓励的愿望。这说明战时中美两国在对待反法西斯战争、反殖民主义、民族自治、政治改革，以及战后构建更为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方面，存在诸多共识。
但是，美国对华宣传亦存在局限性。战争信息署的对华宣传服务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其最终目的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美新处展示的中国形象经过特殊剪裁，与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存在差距。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参战”，让中国人拖住日军主力，以减轻美军负担，美新处对中国战况报喜不报忧，盲目维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帮助国民政府蒙蔽和误导了中国民众。另一方面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美新处一厢情愿地向中国输出美国价值观，用美国人对中国、对美国、对世界的解释和认知来“改造”中国人的思想，试图使中国走上以美国为模版的“改革”之路，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扶植中国的亲美势力，抵制苏联影响，扩大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影响力。但事实上，中国并不是美国宣传话语的被动接受者，美新处有大量中国职员参与了宣传信息的筛选、阐释和传达，中国民众也因自身需求和见解的不同，对这些宣传内容进行了有选择性地接受。从这些意义上来说，美国战时对华宣传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独特的时代特征，其历史影响也是复杂、多面的。

注释：
①关于战时中美两国文化交往的研究，如Wilma Fairbank,America's Cul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1942-1949,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 Frank Ninkovich,"CulturalRelations and American China Policy,1942-1945," Pacific HistoricalReview,vol.49,no.3(Aug.1980),pp.471-498；张洁洁：《扶植自由主义的失败努力——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研究》，博士论文，北京大学，2011年。
②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信息署的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宣传与美国国内政治文化的关系，美国对德、法等欧洲国家的宣传，以及海外宣传的手段和策略。如Allan M.Winkler,The Politics of Propaganda:The Office of WarInformation,1942-1945,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8; HollyCowan Shulman,The Voice of America:Propaganda andDemocracy,1941-1945,Madison,Wis.: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 ClaytonD.Laurie,The Propaganda Warriors:America's Crusade Against NaziGermany,Lawrence,Kan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6; Charles AlexanderHolmes Thomson,Overseas Information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Government,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48.
③关于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译法的解释，参见王睿恒：《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的对华宣传：起源、政策与机制》，《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
④Robert Lee Bishop,The Overseas Branch of the Office of WarInformation,unpublishe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66; MatthewD.Johnson,"Propaganda and Sovereignty in Wartime China:Morale Operations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under 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ModernAsian Studies,vol.45,no.2(March 2011),pp.303-344.
⑤贾钦涵：《战时情报局与美国对华政策(1942-1945)》，《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2期。
⑥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vol.2,New York:MacmillanCO.,1948,p.1583.
⑦"Guidance for OWI Informational Work in UnoccupiedChina,October 24,1944,"Box 3,Entry 6C,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WarInformation,Record Group 208(以下简写RG 208),NationalArchive II,College Park,Maryland(以下简称NACP);"Long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12/23/44,Box 808,Entry 468,RG 208,NACP.
⑧"Long 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12/23/44.
⑨"Long 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12/23/44; GeraldF.Winfield,"A Report and Tentative Suggestions," Box 1,Entry 6I,RG208,NACP.
⑩"Long 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12/23/44; GeraldF.Winfield,"A Report and Tentative Suggestions."
(11)"Guidance on Pictures and Features for The Far East,"Oct.13,1944,Box 2,Entry 6B,RG 208,NACP; Gerald F.Winfield,"A Report andTentative Suggestions."
(12)"Long 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12/23/44; GeraldF.Winfield,"A Report and Tentative Suggestions."
(13)"Guidance for OWI Informational Work in Unoccupied China,October24,1944."
(14)"Chinese Propaganda,American Publicity for China,and A PossibleChinese Policy of Restoring Popular Enthusiasm for the United States,"Feb.1943,Box 1,Entry 6I,RG 208,NACP.
(15)"Long 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12/23/44.
(16)"Guidance for OWI Informational Work in Unoccupied China,October24,1944."
(17)Frank Capra,Why We Fight:The Battle of China,Series 6,produced by the WarDepartment,Signal Corps,Army Service Force for the Morale ServicesDivision,1944,New York.
(18)Clayton R.Koppes and Gregory D.Black,Hollywood Goes to War:HowPolitics,Profits,and Propaganda Shaped World War II Movies,Berkeley: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1990,p.236.
(19)"Monthly Outpost Report,China Division:Motion Pictures,"12/10/44,Box 2,Entry 6B,RG 208,NACP.
(20)Frank Capra,The Battle of China.
(21)Frank Capra,The Battle of China.
(22)"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July 1,1943,Box 820,Entry363,RG 208,NACP.
(23)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24)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年，第408页。
(25)"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October 30,1943,Box820,Entry 363,RG 208,NACP.
(26)Frank Capra,The Battle of China;"Inside China Today,"MT-MT-114,RG 208,NACP.
(27)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Ba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67,p.401.
(28)"Fortnightly Report," March 15-April 1,1943,Box 4,Entry 6B,RG208,NACP.
(29)"Madame Chiang Kai Shek," 18-CS-980,RG 208,NACP.
(30)《联合画报》社：《中美图画壁报》第42期，1945年2月。
(31)《在美国受训的中国飞机师》，Box 18,Entry 462,RG 208,NACP.
(32)《在美国受训的中国飞机师》。
(33)"Report on Sian,March 1945," May 28,1945,Box 3,Entry 6C,RG208,NACP.
(34)"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March 20,1943,Box820,Entry 363,RG 208,NACP;"Excerpts from Central Directives on U.S.Opinionon China,"Box 7,Entry 6B,RG 208,NACP.
(35)"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Feb.6,1943,Box 820,Entry363,RG 208,NACP.
(36)"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March 6,1943,Box 820,Entry363,RG 208,NACP.
(37)"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June 14,1943,Box 820,Entry363,RG 208,NACP.
(38)《纳尔逊使华报告：乐观我国战时生产》，《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28日；《改善国军生活》，《大公报》(重庆)1945年2月26日；《福州完全克复》，《大公报》(重庆)1945年5月19日；《数万新兵候机出国》，《大公报》(重庆)1945年6月4日。参见"Chinese Press Review," no.25,52,134,151,Box 380-381,Entry370,RG 208,NACP.
(39)Owen Lattimore,China Memoirs: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Japan,Tokyo: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1990,p.171.
(40)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5-136页。
(41)如"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PoliticalControl in the Guerrilla Bases," Sept.10,1944,and "The Need of anAmerican Policy Toward the Problems Created by the Rise of the ChineseCommunist Party," Sept.3,1944,Box 227,Entry 366A,RG 208,NACP.
(42)"Long 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12/23/44.
(43)"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April 17,1943,Box820,Entry 363,RG 208,NACP;"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Dec.31,1943,Box 821,Entry 363,RG 208,NACP.
(44)《盟军在中国登陆时敌后我军必可配合，上海敌伪对这种形势非常害怕》，《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3月1日；《延安总部发布命令限令敌伪缴械投降》，《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8月12日；《加强沦陷区对敌斗争，交通员工实行破坏》，《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5月21日。参见OWI Chungking Branch:"Chinese Press Review,"no.55,218,136,Box 380-381,Entry 370,RG 208,NACP.
(45)朱文志：《中共地下党员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秘密活动》，《成都党史》1991年第1期，第19-20页。
(46)《成都知识界要求在旧金山会议前实现统一和民主》，《云南日报晚刊》(昆明)1945年3月29日；《苏联和美国希望中国统一》，《云南日报晚刊》(昆明)1945年3月29日；《已经看到民族统一的曙光——美国大使返回执行重要任务》，《华西日报》(成都)1945年4月3日。以上材料译自"Translation Service",no.485,Box 383,Entry 370,RG208,NACP;"Translation Service",April 3,1945,Box 384,Entry 370,RG208,NACP.
(47)朱文志：《中共地下党员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的秘密活动》，《成都党史》1991年第1期，第19-20页。据笔者整理，战争信息署中国职员中有大量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例如：纽约分部的冀贡泉、唐明照；重庆办事处的刘尊棋、金仲华、朱葆光、孙承佩、曹未风、孟用潜、于友、孙少礼、郭达、韩幽桐；成都办事处的汪骏、邹荻帆、安亚奇、苏西、林友民、谭允平、余所亚、陶虹、龚国荣、李肇基、孙贡山；永安办事处的杨潮(羊枣)、彭世祯、萨一佛、郑公盾、蔡龙冈；桂林办事处的田价人(解放后改名赵范，后加入昆明心理战小组)、柳无垢；昆明办事处的刘思慕、郝诒纯、张彦等。
(48)《联合画报》社：《中美图画壁报》第35期，1944年10月16日；第45期，1945年3月。
(49)陶文钊：《中国战场，缅甸战役与盟军战略的转变——写于太平洋战争爆发50周年前夕》，《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2期。
(50)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伊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74页。
(51)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p.1587.
(52)"Long Range Policy Directive for China," 12/23/44.
(53)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31页。
(54)"Central Directive:Week of Oct.23-30,1942," Box 817,Entry 363,RG208,NACP.
(55)"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October 9,1943,Box820,Entry 363,RG 208,NACP.
(56)"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Jan.7,1944,Box 821,Entry363,RG 208,NACP.
(57)"Far Eastern Attitudes toward United States,Russia,GreatBritain," September 15,1944,Box 2,Entry 6B,RG 208,NACP.
(58)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抱怨“美国对新约一再延搁”、“拖延”，令他非常不满。参见《蒋介石日记》，1942年10月26日，1943年1月9日，1943年1月10日“上星期反省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59)《总统告军民书：新约告成责任加重，军民更须自立自强》，《中央日报》(重庆)1943年1月13日。
(60)威尔基：《天下一家》，刘尊棋译，北平：中外出版社，1945年，第83-87页。
(61)"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Feb.12,1944,Box 821,Entry363,RG 208,NACP.
(62)裴克(派克)：《缅北行——缅战是怎样打胜利的？》，陈翰伯译，重庆：美国新闻处，1945年；美国新闻处编译：《怒江战役述要》，重庆：美国新闻处，1945年。
(63)如《联合画报》社：《中美图画壁报》第36期，1944年11月1日；第35期，1944年10月16日；第27期，1944年6月15日。
(64)"OWI Praises Chinese for 7-Year Defense," Time,Jan.12,1945,Box3,Entry 6C,RG 208,NACP.
(65)海报原图来自美国西北大学图书馆数据库：http://img.80065.cn/202309/18/09/ww1645-36.jpg.
(66)Graham Peck,Two Kinds of Time,pp.417-418.
(67)《杜威博士告中国人民书》，Box 20,Entry 462,RG 208,NACP.
(68)"Monthly Report of Radio Department Operations inChina:Dec.1943," Box 134,Entry 362,RG 208,NACP.
(69)"Monthly Report:Dec.1943," Box 134,Entry 362,RG 208,NACP.
(70)《联合画报》社：《中美图画壁报》第16期，1944年1月1日。
(71)"China Regional Directive,Feb.21-28,1945," Box 823,Entry 363,RG208,NACP.
(72)如《旧金山会议我代表八人》，《大公报》(重庆)1945年3月8日；《适应世界民主潮流在国际上才有地位》，《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3月8日；《出席旧金山会议：我国代表分批赴美》，《大公报》(重庆)1945年4月2日；《我国农民对抗战贡献最大，应该参加旧金山会议》，《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4月11日。参见OWI Chungking Branch,"ChinesePress Review," no.62,63,87,96,Box 380,Entry 370,RG 208,NACP.
(73)《旧金山会议中我国地位重要宋外长等劳绩卓着》，《中央日报》(重庆)1945年4月30日。参见"Chinese Press Review," no.115,Box 381,Entry 370,RG208,NACP.
(74)《中文版的新世界宪章抵达昆明》，《中央日报》(昆明)1945年7月3日，译自"TranslationService",no.568,Box 383,Entry 370,RG 208,NACP.
(75)"Guidance for OWI Informational Work in Unoccupied China,October24,1944."
(76)"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March 13,1943,Box820,Entry 363,RG 208,NACP.
(77)"Weekly Propaganda Directive:Pacific," March 6,1943,Box 820,Entry363,RG 208,NACP.
(78)"Inside China Today."
(79)"Inside China Today."
(80)"Central Directive,March 14 21,1945," Box 819,Entry 363,RG208,NACP.
(81)"Notes on Social Advances by the United Nations-The Chinese People'sPolitical Council," July 10,1943,Box 378,EN 370,RG 208,NACP.
(82)"Informal Account of Personal Reactions to Recent Events inChina(April)," May 7,1944,Box 1,Entry 6I,RG 208,NACP.
(83)参见"Report on trip toLondon,China,India:November 21,1944-January 19,1945," Box 1,Entry 6I,RG208,NACP;"Fairbank to Frank P.Lockhart," Dec.9,1944,Box 4,RG 59,NACP.
(84)如《重庆到广西的黑市票价高达＄15000!》，《大公晚报》(重庆)1945年7月9日；《重庆的物价记录再次飞速上涨》，《新民晚报》(重庆)1945年7月20日；《政府的黄金政策遭到批评》，《商务日报》(重庆)1945年5月25日；《5月本地煤炭供应减少了2000吨》，《商务日报》(重庆)1945年6月10日；《据称军用供给司挪用政府资金》，《商务日报》(重庆)1945年4月3日；《由于管理不善，煤炭生产、运输和流通出现了重大问题》，《国民公报》(重庆)1945年4月20日；《〈华西晚报〉遭到流氓攻击》，《华西日报》(成都)1945年4月19日。以上材料译自"Chinese Press Review," no.185,195,141,157,89,108,Box380-381,Entry 370,RG 208,NACP;"Translation Service," April20,1945,Box 384,Entry 370,RG 208,NACP.
(85)《从军运动上银幕——“中国为何而战”》，《电影与播音》1944年第3卷，第7-8期，第39页。
(86)"Reception of the San Francisco Radio Stations as Compiled by theRadio Wave Research Laboratory in Chungking," Sept.1,1943,Box 134,Entry362,RG 208,NACP.
(87)"To See Enemy's Weakness Through Enemy's Rumors," March5,1944,Box 385,Entry 370,RG 208,NACP.
(88)舒宗侨：《1942-1949年〈联合画报〉的光辉历程》，http://www.fotocn.org/shuzongqiao/article-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