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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江文君：万众一心：自由职业团体与近代上海的民族主义实践(1927-1941)

作者简介：江文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 200235
原发信息：《史林》(沪)2016年第2期 第149-157，189页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国家命运的重要关键点。与之相伴，近代上海自由职业团体也竭力与“国民大众”产生联系，通过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实践，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藉此发展，并努力界定它与政府的关联与边界。欧洲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他者的历史，这样一来，“民族书写”和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发生了矛盾。西方殖民主义的印记令中国人耿耿于怀，这也是民族主义产生于上海的重要理由。职业团体在上海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活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由职业者期望将专业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近代中国的民族身份的发展和国家的独立自由。
关 键 词：民族主义/自由职业团体/近代上海
[中图分类号]K262.9；K2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6)02-0149-09
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国家命运的重要关键点。本文尝试考察近代上海的社会职业团体与民族救亡运动的关联，探讨其公共政治生活和民族主义实践。①在现代性历程中，专业是最重要的现代性标准，因为它意味着标准、专业技术和一种职业。然在秉持专业精神之外，近代上海的自由职业群体也竭力与“国民大众”产生联系，他们既未躲藏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未丢弃自己的原则。他们忧国忧民，深刻体察到民族危机。譬如以上海大学教授协会为例，该协会加强了希望集体承担使命的人文学者、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联系。他们忧国忧民，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天然责任。此外，专门职业是都市职业群体共同的语言、是自我界定的形式。职业团体之类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被称为“支撑市场发展的从业者团体”(market-supporting professions and associations)。与之相伴，近代上海的自由职业圈也竭力与“国民大众”产生关联、遥相呼应，他们为了追求现代化也支持民族主义。通过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民族救亡运动中的实践，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也藉此发展，并努力界定它与政府的关联与边界。
一 公共参与和民族主义诉求：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例
国内各阶层精英无不大声疾呼救亡图存并力图唤起民族情感。这些民族主义的话语论述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然究其本质而言，它们大都代表了一种冀图在失范的和混乱的近代社会寻找归属感的渴望，上海会计师公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个案。随着1930年代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民族主义诉求愈加强烈。如早在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之际，上海会计师公会曾主动联络申城各社会团体，就讨论反日之具体方针及对日经济绝交等问题起见，共商对策，“特订于五月二十五日(星期五)下午二时假总商会招待本市商业团体交换意见。”②这一举动表明会计师公会很早便已开始关注民族危亡议题与日本的对华威胁。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上海会计师公会又为应对民族危机，专门开会商讨对策，公开表示：“日兵侵占东北，凡我国人同深深愤慨。公会除推举代表参加全市抗日救国会之共同工作外。”为此需商讨具体对策应对，特于“本月八日(注：1931年10月8日)召集紧急执监联席会议讨论抗日救国会具体方针”。③会计师公会还公开鼓励会员积极倡言国事，贡献自己的智慧，发表建议。这一倡议得到了会计师们的热烈响应。1931年10月17日，会员连启泰就来函请求，“此次日本肆虐侵凌，国人愤慨誓死与之周旋、同仇敌忾。”并积极献言献策，“为宣传起见，提请贵委员会搜辑一切关于此次日本暴行文件并各种方案加以编次发印抗日救国专刊。”④会计师公会的民族主义诉求并不是孤立无援的，而是在全民抗日的热潮下的自然反应。如同一年的9月26日，上海召开了由800余个团体的代表和20余万市民参加的抗日救国市民大会，督促蒋介石武力抗日，要求分裂的国民党摒弃私见，一致对外。⑤
在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后，与某些研究所认为的在1932年和1935年之间上海会计师公会几乎没有任何动作的结论不同，会计师公会在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刻意保持所谓低调。如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仅几天后的1月31日，会计师会员们自觉自动发起爱国募捐，“自日人无故侵犯以来，会员已于上月三十一日自动捐助十九路卫国军费四百两。”⑥第二天即2月1日，上海会计师公会又召开紧急执监联席会议，商讨危机应对事宜，会议当即议决，“在建筑会所基金项下拨洋三千元援助前方将士等因。”为了方便援助款项的及时支取，以免烦琐的转账程序延误抗战大事，又由会计师公会出面“向通易信托公司磋商在活期存款内提取洋三千元提交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并转交国华银行交十九路军军需处。”⑦3000元并非一个小数目，即使平素财力不俗的上海会计师公会一时也没有充足的储备现金(现金流)来周转支付。为了救援国难，支持前方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会计师公会并没有拘泥于自身组织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正在营建中的会计师公会会所的施工进度，临时从建筑会所基金项下拨洋三千元援助前方将士。最后，全部募捐款款项包括“自动捐助十九路卫国军费四百两。复由本会公款项下捐洋三千元，又聚餐项下捐洋一百元。”这三笔款项汇集在一起，嗣后统一募捐支持十九路军。由此可见，这种舍小家顾大家，身国一体的意识观念，是近代中国专业精英的普遍维度和面向。在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和行为的背后展现了会计师们作为城市精英的社会责任感。
除了倾尽全力，紧急予以经济援助外，公会的资深会员、着名会计师江万平更有感于“十九路军将士奋力杀敌，经大小数十战，连挫敌锋”的英勇壮举。⑧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满腔热诚，乃提议“吾会应紧急通告全体会员每日余一小时穷搜方针以应对危局。”⑨在呼吁会计师会员们人人自觉为国家谋划应对危机之对策之余，又思量当日正值寒冬，前方将士缺少御寒衣物，为此又特别发出倡议“又募得丝棉背心一百件”、“共计丝棉背心三百件，务请查收，即行送呈前线。”⑩与之同时，国民政府也试图将上海各社会团体支援前线抗战的义举囊括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显然国民党当局不想失去自身对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权，并试图按照自身“党国一体”的既有意识形态范式来塑造民族主义运动的话语论述。为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委员潘公展于1932年3月31日致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上海律师公会等职业团体，信函中指示鉴于“前方抗日将士冰天苦战……市党部亟需领导民众团体预备御寒物品或食品”，并交待所有职业团体在接到指令后应“即领导民众团体着手筹办，但一切开支需节省，不得浪费”。为了商讨具体事宜，特邀请“上海市各界慰劳抗日将士委员会聘请各界人士担任委员……于本月三十日召集工商学各界代表商议。”(11)
在会计师公会对前线抗战表示支持的同时，会计师会员也不甘落后，纷纷为抗日御敌出谋献策。一位会计师就有感于“此次暴日犯境，举国激愤，凡属国民自应协力。”建议为防备日方使用生化武器，应赶制防护装备。据他介绍“阅报闻，日寇已有施用毒瓦斯之装备”，鉴于前线将士身处险境，为了防备于万一“应备防护装备以保生命”。该会员又听闻“同志顾锡元君制成面罩一种”，认为“确有防毒之效用。每只公费计一元四角，现正积极赶制，以备输送前方。”(12)
会计师公会不仅自身积极参与民族主义运动，而且还与上海其他专业社团交流互动。上海律师公会在1932年战事爆发后曾为向国际社会宣传上海军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专门出版英文国难特刊以正视听，反驳日方利用其话语霸权对上海抗战的肆意造谣诬蔑与欺骗性舆论宣传。同时也藉此良机，向国际社会宣传上海抗日的事态发展，争取国际友好势力的同情。律师公会并向会计师公会请求经济补助。在得悉这一消息后，会计师公会当即开会议决应允给予资助，并在回函中表示“贵会编印英文抗日宣传刊物集资筹印征集敝会予以补助一节，曾经提出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补助洋一百元等，因记录在卷，兹附同上海银行支票一纸计洋一百元送请。”(13)在英文国难特刊发行后，律师公会为表感谢特意致函上海会计师公会，赠送该特刊。会计师公会迅即在回函中致谢表示“英文国难特刊百册为对外宣传之唯一创作，自当分赠会员以广流传。”(14)
即使在淞沪停战协议签订之后，会计师的民族主义怒火仍然没有平息。如1932年11月15日，该公会致电中央，表示最近“报载平协议与伪满通车通邮”，恳求“中央对外方针决以不损害主权为原则”，并对接下来华北复杂的局势甚感忧虑，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但闻华北风云仍属混昧，国人疑虑未消”，力谏政府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据理力争，决不退让。(15)为了更好的整合民族主义运动，会计师公会也积极参加上海各社会团体所组成的联合救亡团体如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等组织。然而也应看到会计师公会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是有高潮起伏的。如1932年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改选之际，会计师公会就表示“贵会此次改选，敝公会当选为常务理事，指派代表一人担任职务一节，曾经敝公会提出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决，本会代表尚未推出，暂缓参加。”(16)很明显公会以与会代表尚未选出的借口，婉拒了这一邀请。但与此同时，救国联合会致函恳请会计师公会义务查账，信函中表示“本会前三个月支付账目亟待公布昭示大众，经常务理事会议，应将各项单据及报告委托会计师公会代为义务查核。”(17)与前一次相同的是，会计师公会这一次又积极回应了救国联合会恳请义务查账的请求。
以上这些活动说明了会计师公会的民族主义活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在一时事态危急下的临时之举。对于国民政府积极介入主导民族主义话语论述的举动，会计师作为既得利益者也积极与政府配合，因为他们深知自身的利益系于这个政权。如1933年，上海市政府组织的国难捐款统一委员会就向会计师发出邀请，请求其推代表参加，在邀请函中表示“援助抗日将士及救济被难同胞组织统一募捐机构一案前经本处两度召集各机关各团体代表会商，经一致议决组织上海市国难捐款统一委员会，并订定该委员会章程十二条在案。兹依据章程第二条之规定应请贵会即日推派负责代表一人共同组织成立，并希望于本星期以内代表姓名公示寄交大陆商场三百零六号以便定期召集成立大会，相应检同章程一并函达。”(18)在这一明确暗示下，会计师公会主动参加了国难捐款统一委员会。事实上会计师公会主动参加民族主义运动不仅只是曲迎政府的奉迎配合，同时也是广大会计师集体心态的外露表现。如在1933年的一次例行会议上，会员徐鼎就提出一项临时动议，称“最近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阻止国联与我国经济合作。”面对日本对华的步步紧逼，建议会计师公会应向政府施加压力，即针对“彼坏九国公约，危害世界和平，本会应以会员大会名义电请政府坚决行为，表示与暴日决不妥协。”(19)虽然这一提议最后未被采纳，但是会计师们的激烈的民族主义诉求由此可见一斑。
1937年第二次淞沪抗战爆发后，会计师公会仍然一如既往的支持抗日民族主义运动。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会计师公会更加主动地介入民族主义运动之中，并在此过程中愈加强调与其他上海专业人士社团的互动与合作。如1937年10月27日，公会就致电上海律师公会，表示“九国公约会议即将在比国开会，本会拟联合各自由职业团体对该会议有所表示，以正国际视听，特于本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在高乃依路三十号本会会所开会商讨。”(20)为了表明事态紧急、刻不容缓，两天之后的10月29日，会计师公会再次致电律师公会表示“兹定于本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在高乃依路三十号本会会所召集本市各自由职业团体第二次会议商议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及中央文稿。”(21)言词恳切地再次催促律师公会以国家民族为重，务必参加这次会议的商讨，以昭显上海专业人士的集体心态与民族主义诉求。
会计师公会的民族主义立场是与它自身会员们的理念相一致的。甚至直到1939年上海沦陷之后，会计师公会身陷租界孤岛的险境之中，自顾不暇之际，其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没有丝毫的退让。有一则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39年，会计师公会的一名普通会员朱介人突然被日军逮捕，会计师公会闻讯后多方斡旋公关、设法搭救脱险。事情具体细节如下，在朱介人被拘捕后，其家属立即致函会计师公会请求援救，据家属陈述“本年九月十四日突有日本宪兵部将外子传至虹口询问有无参加黄砂石子公会等情事，外子一再表白，随后释放”，谁料时隔不久“本月九日(注：1939年10月9日)上午又有日本领事馆方面会同捕房将外子拘捕羁押。”(22)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认定朱介人有抗日的嫌疑，所以才出面要求巡捕房予以协助拘捕。然而来自朱介人家属的说法却是与之相反的，11月14日，其家属朱潘丽娟女士来函称“外子朱介人向在本市执行会计师业务，平素安分守己，岂料本月9日上午四时突被拘捕，现羁押在中央捕房”。(23)在此且不论事实真相到底如何?朱介人以抗日的嫌疑被拘捕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样于己不利的情势下，会计师公会并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置身事外。而是公开承认“证明朱介人会计师确为本会会员”。并要求租界当局协助“请予释放”。(24)在随后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信函中，会计师公会又再次确认朱介人会计师为该会会员，请求予以释放。正是在公会的全力斡旋下，最终朱介人会计师安然无恙、被予以释放。
与其他专业人士团体略有不同，会计师因为深深介入商业事务中，其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热情似乎不高，会计师们仍然比较顾虑在商言商的经济利益需求，对此持实用主义的价值判断。例如面对银行等企业的对日绝交举措，公会的立场似乎是并不赞同的，“近闻银行公会或有因国事停止放弃者，以致商厂周转不灵。”“本公会通函上海银行公会解释慎重放弃，因为信托重要之原则。然此次国家有生死关头之过渡，事出非常，吾人以非常反应报之。”(25)在会计师公会看来，单纯地抵制日货或对日经济绝交是颇不明智、因噎废食的举动，不足效仿。
会计师群体的民族主义诉求在这一时期不时地表现出来，这种民族主义诉求同时也是和当时中国的危急形势相始终。会计师公会适时地融入了这股民族主义浪潮之中，会计师群体灵活运用自己的财务专业知识和技能，发挥了自身独特的作用。正是由于诸如会计师公会这些自由职业团体的存在，民族主义才有了广大的有组织力量的支持，而不至于沦为孤军奋战的呐喊。
二 众志成城：其他自由职业团体的民族主义实践
与会计师公会相一致，上海其他自由职业团体也积极自觉参与到民族救亡运动中。上海大学教授组织职业团体的建立即是1931年成立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的建立时值“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组织是在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的刺激下所催生的救亡组织。九•一八事变后，沈钧儒与上海200余名教授联名致电“宁粤和平统一会议”，要求政府“1、对日交涉不能丝毫退让；2、集中全国贤能，组成国防政府；3、结束党治，保障民权”。(26)11月29日，各大学教授集会于新新旅馆，出席100余人，一致通过宣言成立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选出谢循初、金通尹、王造时、廖茂如、章益、鲁继曾、盛振为、左舜生、邰爽秋、吴泽霖、余楠秋为理事，沈钧儒、陆鼎揆、黄仲苏、郑通和、陈选善为候补理事；通过致南京国民政府电；反对以锦州为中立区域，称“锦州为我辽宁临时省政府所在地，若划为中立区域，是不啻自行放弃主权，故特电达，请迅令施代表撤销此议，仍坚持以日本撤兵为先决条件，并令东北军队严守防地，不得撤至关内，以保国土。”(27)次日即11月30日，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大约有100多人参加了该组织的开幕大会，沈均儒则当选为救国会的会长。(28)值得一提的是，沈均儒同时还兼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沈作为律师和大学教授的双重身份表明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职业流动性甚高，专业职业或者自由职业的职业规范仍然有待加强，专业人士的兼职情况或者多重职业身份仍然是形塑独一职业认同的严重障碍。这同时也说明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并不稳定，其职业化之路依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的建立激发了大学教授们的自由结社热情。1931年12月27日由50名教授发起的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其成员大约有200多人。(29)与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相比，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的包容度更广，几乎囊括了主要的大学教师群体，而且其成员也不仅限于教授，甚至连讲师也能有资格参加这一团体。
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和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都是在深刻民族危机的历史背景下创立的，这两个大学教授团体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和激情。作为爱国团体，他们对国民党避而不战的对日政策大光其火。例如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于12月4日致电警告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指责其对日外交直接交涉，划锦州为中立区、卖国求荣，甚至“不惜为曹章陆之续”，并警告其“若不幡然变计，国人将以对曹章陆者对公。”(30)仅仅事隔一天之后的12月6日下午6时，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在东吴大学法科召集临时全体大会，开会决议致电南京政府，请求其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禁止请愿命令，停止检查新闻，对于一切抗日救国运动，不得加以压迫。(31)为了扩大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在公众舆论中的影响，12月12日下午3时，抗日救国会假座威海卫路中社，招待各报记者。在这次招待会上，救国会向上海各新闻媒体表达了自己对日前抗日局势的深切忧虑，并陈述：“敝会以为必须实施武力抵抗，一面坚守疆土，一面收复失地。”为此就必须首先促成统一，并寄希望于“握重兵者能奋起卫国”，如此不难恢复民众信任。在表达完对形势紧急的担忧后，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也以相当激烈的言辞指责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态度，严厉谴责国民党“党自身对于抗日救国工作既不努力，能不能指导民众呢?只看见他们压迫言论，干涉集会，扣押新闻，对于异乎己者，动辄加以反动头衔，以报私怨。”并最后认定国民党党部原非行政官署，“今后应将其权限加以限制”。(32)12月22日，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致电届时正在召开的南京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电询国民党对日攻锦态度。恳请党国要人以国家民族为重，表示“日军进攻锦州，情势异常严重，公等群聚首都，对此作何态度，务请提前决定，明白宣告国人，幸勿重蹈覆辙，仍以空言搪塞。”(33)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在1932年1月8日致电中央表示：“中央果有政府，应负何种责任，所谓党国要人，或潜伏观变，或托故逍遥，阋墙之争又日在酝酿之中，似此各徇其私，害及于国，我国民若不急起自救，势必至四万万人被卖作猪仔而后已。”(34)其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在此前后，该会还极力主张严惩张学良的避战行为，强烈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1月13日。因日军侵犯山海关，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致电驻守山海关的何柱国旅长，恳求其“尚望坚持到底，誓死抵抗”，并鼓励“敝会将唤醒全国同胞，为将军后盾。”(35)
积极支持抗日运动之余，大学教授社团也继续同情和关注学生的爱国运动，如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毫不迟疑的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宣言指出：
本市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昨发表第二次时局重要宣言，略谓国人对于时局，应坚持下列主张：(一)严饬外交阵容，集中全国之力量，以维护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不容国内有破坏统一之特殊行政组织，以防汉奸之变相卖国。(三)全国知识分子应尽其天职，率领全国民众努力于有效的救国工作，以为政府抗敌后盾。(四)青年学生爱国之热烈情绪与运动，凡属中国人均应予以十分赞佩与援助，苟非有乘机扰乱的越轨行动，行政当局慎勿亡施制止。(36)
到了1936年，在日本策谋的华北自治运动的刺激下，上海救国会运动也顺势兴起。作为救国会系统下的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也于同年1月宣告成立。在其成立宣言中痛陈政府已“误了国事，我们再不能容许误国事情再犯。”“民众已经表明了抗日的决心，政府必须符合民众的心愿，明白表示抵抗，使得民众的爱国情绪有所寄托之处。”在随后的文本表述中，这种源于民族共同体的、防御性的民族主义话语论述更是充斥其中。宣言指出：
准备【的】时候到了。现代的国防是化学的攻防技术，对天的防御设备，机械化部队，民众的救护的组织，在战时补充运输等等都褂有现代知识的青年来担任，不然是不会完成任务的。没有爱国热情青年舍身报国也不可能。百万青年即是国家的最精炼的队伍。政府必须给他们加以训练。
我们认为政府应明白表示抗日决心，加强作战准备，即日传达给全国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加强军事训练，厉行军事生活，同时变更原有的课程，使之学习中外时局，战时防御技术，民众救护等，必须把各个有热血的青年训练成为抗敌战士。
这就是说抵抗则生存，不抵抗就灭亡。若抵抗的话，则万众一心成了政府的后盾，若不抵抗的话，万众的心离散，成了汉奸腐败分子威胁的地方。即时下决心，一刻也不许犹豫。
全国学生已经表示决心站在最前线。同人们也牺牲一切，想和战士站在一条线上。热血在胸膛，愤火在眼睛，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断手宣言：
一、反对一切丧失主权、领土完整的秘密外交。
二、反对由于外力所策动的变相自治组织。
三、要求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的伪组织。
四、要求集中全国兵力反对侵略，确保领土完整。
五、要求严办镇压救国运动的长官，保证民众的救国运动。
六、反对目前的文化统制，要求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绝对的自由和即时取消检查新闻。
七、对敌经济绝交。
八、全国民众自动的站起来，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37)在30年代的救亡运动中，大学教授群体纷纷自发组织职业团体，试图引导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通过舆论乃至社会压力，迫使国民政府采取对日强硬政策。然而遗憾的是文人相轻的陋习以及知识分子崇尚特立独行的独立思考所衍生的对个体表达的偏执性倾向，都妨碍了集体认同乃至集体行动的形成和产生。但也要看到，大学教授协会加强了希望集体承担使命的人文学者、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联系。他们忧国忧民，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天然责任，在国家纷乱、野蛮登场的情势下，他们没有选择明哲保身，而是竭力将自身命运与“国家民族”产生联系。大学教授们试图运用新的异域思想资源如民主、民族主义重新建构自己对民众的权威，重新掌控对国家构建的话语权。仅仅对着一小群知识分子说话的魅力不够了，一些人想要寻找更广阔的听众。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挑战太急迫了，这些启蒙者们不能像是他们十八世纪的欧洲先辈那样，在沙龙内、在书籍里、在谈话中，从容优雅的讨论他们的观念，让这一切更清晰、更深入。他们被催促着要行动。
上海医师公会也积极介入民族救亡运动，赶赴前线救助伤员。1932年2月，时值第一次淞沪会战之际，医师公会积极开展救护活动，“自此次暴日侵犯以来，对救护事宜，进行不懈”。照顾伤员的同时，医师公会对于各难民收容所难民健康，亦颇关注。经上海市特区市民联合会函请担任医疗工作。医师公会照办，并通知各会员，“以后如有那难民收容所送请诊疗之难民，一律免费。”(38)另一则事例是，庞京周医师赴绥慰劳抗日将士之后，医师公会邀请他在1936年12月1日“下午八时半，假中华医学会，请该会常务委员庞京周医师演讲赴绥慰劳前方将士。”(39)同年11月，医师公会秋季大会上也将民族救亡议题引入大会议程，该会“于昨日下午五时在一品香开秋季大会，到会会员二百余人。”其中涉及的主要议题除了请卫生当局注意中医，诸如此类排斥中医的例行议题外，还特别加入了“应募捐征集药品及防毒等材料，运送前方，积极参加援助。”(40)与其他自由职业团体一样，医师公会也积极参与民族主义运动，不落人后。
在捍卫新闻自由，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外，记者们也顺应时势，对民族主义话语发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就发挥了自身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优势，“以暴日横行，而日人复籍其新闻政策之惯技，颠倒黑白，大事宣传，以混淆世界各国之视听。该会特于今日(二十六日)假座沙逊大厦华懋饭店，招待欧美各国驻沪记者。”(41)并殷切盼望西方新闻界同仁能秉持公义，期许他们能“主持公道，详实报道”。(42)招待会当日盛况空前，到会各西报通讯社记者来宾，共50余人。在这次招待会上，记者公会汇报揭露了此次日本强占东三省之真相，并谋划日后与西方新闻同行做宣传上之联络。抗战爆发后，身处上海孤岛的记者公会亦不顾安危，毅然于1939年1月致电中央表示，“本市新闻记者公会昨电中央拥护抗战建国，原文如下：国难正亟，众偾益深，抗战建国，上下同心……必成必胜、薄海同钦，谨电申祝，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扣敬。”(43)记者公会的政治参与热情在先前就充分表现了出来。尽管许多记者也承认记者团体的不成熟与幼小，“我国的新闻记者在资格上并不像会计师和律师那样有着法定的标准，我国记者的团体组织还幼稚得很。那些已经成立的团体来说，会员资格都是限于日报和通讯社的记者。”(44)对上海记者而言，专业是最重要的现代性标准，因为它意味着标准、专业技术和一种职业。但记者毕竟是国民的精神食粮的供给者，对于国事也是国民的代表之一。于是，为发出民族的声音便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深刻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主义的情感，都市社会中的个体也藉着职业团体融入到抗日救亡的民族运动中，激荡的民族主义促使国家与民众间的联系变得紧密，塑造出了“现代中国”的概念。
就民族主义的理论而言，着名的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研究起点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将民族主义这一人造物追溯到18世纪末，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期。由法国大革命始，民族主义的现代形态，也就是公民民族主义应运而生。从此，民族再也不是被统治阶级所宰治、借以愚弄操纵黔首的符号图腾，而是被国民所普遍认同的民族国家成员的身份。这一身份认同的历程，由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19世纪中期的美国内战一直延伸到20世纪30年代身处民族危机中的近代中国。由近代上海自由职业团体的民族主义实践，可以感知到，共同面临的危机，使平日沉浸在大众消费社会中的芸芸众生认识到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从历史上看，富有爱国心的民族主义者大部分不是穷人，他们是资产阶级，确切地说以中产阶层为多。他们是渺小的人物，但他们也不受穷，本民族里的思想者常常很关注社会上的穷苦大众，同情穷人的处境，考虑着是否能为他们做点什么，这种感情可以移植、扩大到他们对民族状况的认知上。而这些方面又在近代上海表现得尤为明显。由此可见，民族主义一直都是精英政治阶层的意识形态。
本文想强调的是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思潮发展的重要主题，在传统中国，正好是儒家思想让九州臣民承认有一共同语言、文化的华夏文明，在此一文明的哲学思想中，以人为中心成为了大家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士大夫们进而将人的角色放大到天地齐一，故而“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中国人最终极的价值观。况且江南历来是科举繁盛，人文荟萃之地，承继江南文化的上海处于中国与西方文明相遇的最前沿，深受外国思想和舶来事物影响，竭力摸索自己的文明身份。于是，近代上海社会的民族主义便有着中国人矛盾和机巧的一面，一方面是希图摆脱落后停滞的中国，所展现的“恨铁不成钢”的自怨自艾心态，进而期望上海负有引领中国其他地区步入未来的天命，但面对外来者的时候又时刻提醒自己的国族身份。
不同于传统社会网络如同乡组织，职业社团是近代性质的团体，以共同职业取向和经济利益为连接点，将从业的职业群体聚合成横向社会网络，参与公共生活。直到20世纪，中国社会才开始发展横向社会网络，而这种网络在欧洲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那些以协会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利益集团组织承担了一种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中间角色。但在中国，对家族和村庄的忠诚妨碍了这种流动和团结的出现。中国人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从来便有不愿受过多约束的倾向。孙中山说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都是指此而言。于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如梁启超鼓吹“新民说”，因为社会的现代化不但需要经济多元化作为基础，而且需要一种公民文化作为精神条件，而公民文化培育最好的地方是社会组织。人们在社会组织中，可以学会沟通与表达自己的利益，学会在妥协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这就是现代的政治文化，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最重要的文化条件。
尽管中国从未彻底沦为外国的殖民地，但帝国主义势力当年确实是上海等重要通商港口城市大片区域的统治者。欧洲现代性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他者的历史，现代化话语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现代与传统的二分。民族主义一方面是现代性的产物，另一方面民族的成立需要历史赋予意义，这样一来，“民族书写”和现代性对传统的否定发生了矛盾。由此可见，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以民族团结应对世界挑战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度里，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不是由于内部历史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压迫和外部观念刺激所致，这样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这种多重架构的民族主义，因为是新的观念，加之受达尔文主义影响，新的即发展进化的，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政治运动(就中国来说是革命)的有力号召。再加上近代上海的许多街道旁栽种着法国梧桐、矗立着欧式别墅，陈年旧怨很难消散，尤其是在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中。所以，西方殖民主义的印记令中国人耿耿于怀，这也是民族主义产生于上海的重要理由。治外法权诸如大英按察使司衙门等，正是这类事情构成了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城市精英——民族主义的基础。民族主义背后的社会心理学乃是人们要形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曾经是家族和部落，之后就变成了民族国家。为了让“我们”之间互相“认同”，就必须有一个“他们”。而民族主义实践在近代上海的展现除了这一系列冲突实质上也反映了中国的进步，展现的是近代中国在跨入世界之林过程中生涩的步伐和自我调适，也是兴起的中等阶层的传统角色向现代国家公民身份角色转换过程中的踉跄步履，过程有时极为惨烈，有着撕心裂腹般的阵痛。自由职业社团的民族主义实践，表达了上海这座城市更深的渴望，去发展一个政治身份，进而使得人们必须有连续感，共同分享一个过去，更重要的是，分享一个他们可以为之负责的未来，他们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公民、而非帝国主义驱使下的臣民。
近世以降，中国历史中便充满着悲情意识和认同困境，就现代国家理论而言，国家除却地理和民众的意义以外，更是一个充满共同历史记忆和情感意义的指称。就1930年代的时代格局而言，由于身处乱世，精英与民众存在着事实上不可言说的疏离感，于是构筑整个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价值便是当时责无旁贷的责任。通过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这一共同历史经历，有助于重建民众的文化同一性，去除近代中国这一变动社会中悲情的疏离感。
也要注意的是，民国时期职业社团的社会经历表明，这些经济利益协会更喜欢政府的强力政治，并且完全支持以一种以政府权威为基础的多元主义为标志的政治体制。而且，这些于20世纪出现的新型城市利益集团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与既有政治体制牵扯上关系，呈现出典型的国家管理导向。近代以来，干预型国家始终保持着权威型、民主集中制的明显特征。它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稳定性成果，通常是在保守性、稳定性的特征下顺利实现的。这种稳定性成果不仅有利于那些狭隘意义上的经济利益集团，而且总是有利于那些追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集团(经济利益协会)。从某些角度看，职业社团也是现代化集中进程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向有组织的、合理化的工业社会过渡的一种表达方式，是要求部分地操控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种表现。
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危机激发起了广泛的社会参与意识。通过抗战的具体救国实践，国民的爱国心被空前激发，普通国民对共同体事务的关切，对公共事务的关切犹如火山爆发般被动员了起来。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抗战时期的民族救亡活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自由职业者期望将专业知识与超越距离的担当结合在一起，以反映近代中国的民族身份的发展和国家的独立自由。
注释：
①学界关于民族主义的探讨，近十年来有以下论文：陈蕴茜：《日常生活中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以中国近代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彭南生：《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织：1923年上海民间团体的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等。由上可见，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多是从思想史与宏观层面展开论述，除了彭南生的研究外，聚焦于从微观层面相当稀少，本文以为城市社会是孕育民族主义的温床，这都有赖于城市人口的集聚性、都市社会组织所编织而成的密集网络。
②《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第1页，档案号：S447-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③《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第6页，档案号：S447-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④《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第11页，档案号：S447-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⑤陈觉：《国难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90页。
⑥《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6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⑦《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1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⑧《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3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⑨《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4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⑩《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6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11)《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第3页，档案号：S447-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12)《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12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13)《上海律师公会以编印英文宣传抗日刊物请予补助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年第24-27期合刊，第41页。
(14)《覆上海律师公会赠送英文国难特刊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年第28-29期合刊，第15页。
(15)《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16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16)《覆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以代表尚未推定暂弗参加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年第24-27期合刊，第35页。
(17)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请推员查帐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2年第24-27期合刊，第35-36页。
(18)上海市政府秘书处：《上海市政府组织国难捐款统一委员会请推代表参加函》，《上海会计师公会会刊》1933年第35-37期合刊，第8页。
(19)《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会员提议案(卷三)》，第31页，档案号：S447-2-36，上海市档案馆藏。
(20)《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第38页，档案号：S447-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21)《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第39页，档案号：S447-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22)《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18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23)《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20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24)《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筹募捐款慰劳一九路军抗日将士与会员的来往文书及请蒋伪国民党二中全会委员火速增援上海的电以及请力争日本撤兵期限致郭泰祺代表的函》，第23页，档案号：S447-2-59，上海市档案馆藏。
(25)《上海市会计师公会关于抗日救国、对日经济绝交的建议意见，呈请国民党军政机关首长采纳的函电及各会员对日经济给绝交不购日货的誓词》，第18页，档案号：S447-2-60，上海市档案馆藏。
(26)《上海各大学意见》，《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14版。
(27)《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成立》，《申报》1931年11月30日，第8版。
(28)《时报》1931年11月30日。
(29)《各大学教职员联会昨日成立》，《申报》1931年12月28日，第8版。
(30)《各大学教授抗日会昨日警告顾维钧》，《申报》1931年12月4日，第9版。
(31)《上海各大学教授抗日救国会紧急会》，《申报》1931年12月8日，第8版。
(32)《各大学教授抗日会招待各报记者》，《申报》1931年12月13日，第17版。
(33)《各大学教授抗日会电询对日攻锦态度》，《申报》1931年12月22日，第13版。
(34)《时报》1932年1月8日。
(35)《各大学教授会电致何柱国》，《申报》1932年1月13日，第12版。
(36)《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立报》1935年12月26日。
(37)《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成立及其宣言》，周天度等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38)《医师公会注意难民健康》，《申报》1932年2月13日，第5版。
(39)《医师公会定于明晚请庞京周演讲，欢迎医药界听讲》，《申报》1936年11月30日，第11版。
(40)《医师公会秋季大会记》，《申报》1936年11月24日，第11版。
(41)《记者会今日招待西报记者》，《申报》1931年9月26日，第13版。
(42)《记者会招待各国驻沪记者》，《申报》1931年9月27日，第14版。
(43)《记者会昨电中央，拥护抗战建国》，《申报》1939年1月25日，第9版。
(44)宜：《时评：国选与新闻记者资格问题》，《申报》1936年8月23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