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州学刊-“激进”还是“保守” （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州学刊-“激进”还是“保守” （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激进”还是“保守” （下）

何爱国
（接前）
　 四、对论争的研究与总结
对激进与保守之争进行初步的总结主要有：杨思信《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以及2003年11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对此作了报道，《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以笔谈的形式摘编发表了其中的六篇谈话。
杨思信《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综述》主要从六个方面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进行了研究综述：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含义；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发端时间；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关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何为近代中国主导性价值取向；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等。他分析，90年代至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不断升温，对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研究也不断升温，直接研究这一思潮的论文已有20余篇，而其它相关文章也有上百篇。近年来文化保守主义研究之所以不断升温，其动因有三：海外学者的倡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反思；90年代“文化热”的影响。90年代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虽取得一定成绩，但讨论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如关于保守主义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同时代其它思潮（如封建顽固思潮、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突与交融；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现、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等，都值得深入研究。
李世涛主编的《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主要是选编了90年代激进与保守之争中的代表性论文39篇，具有重要的资料参考价值，有助于推进对激进与保守之争的研究。但遗憾的是该文集没有注明论战文章的发表时间与出处，也缺乏导言或详细的背景性的说明，只有一篇简单的《编选说明》。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比较全面地从批判激进主义；对批判激进主义的异议；梳理、研究文化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对存在问题的检讨等方面作了学术回顾与反思。郑大华、贾小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问题之一，是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相当严重。问题之二，是没有对两种保守主义和两种激进主义进行必要的区分。问题之三，是持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们一味地肯定革命，而否定改良。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有的人在研究或讨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时，一味地肯定改良，而贬斥革命。这两种观点表面看来针锋相对，但实际上都是一种僵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76）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讨会上，与会者认为，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存在着“激进”与“保守”两种思潮，二者长期处于矛盾对立状态，但同时也有不少共同之处，比如它们都以拯救民族危亡为主要思想动因，共同注重国民性的改造，并对引进西学、融会中西作出了贡献。总体上说，各自具有积极与消极的双重特性。两种思潮都是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宝贵财富。对这两种历史思潮应进行深入研究，注意加强个案研究，进一步挖掘新史料、开拓知识视野。以“激进”与“保守”作为理解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框架，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中国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到泾渭分明的激进与保守，而且，在激进与保守之外，还有顽固、稳健、盲动等诸多层次，尤其是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还有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中间力量。因此，以“激进”与“保守”这一问题框架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避免简单化与概念化。（77）
学术界对激进与保守之争的研究与总结仅仅是初步的，因为中国还缺乏值得保守的现代化现状，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深入发展，激进与保守之争将继续进行，对它的跟踪研究将富有更大的意义。
　五、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与留下的思考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尽管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并且留下了不少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认识到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二者之间是一种互相补充、互相依存的关系。呼吁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走出来，使得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现实语境中达到某种均衡性，呼唤建立能够使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互补的机制。王岳川就强调：如果激进主义长期占主导地位，很可能会出现极左思潮；如果自由主义长期无所顾忌地发展，也可能变成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保守主义如果没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之维，也有可能发展成某种意义上的国粹派。（78）陶东风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是自由与保守始终存在敌对性的背离而没有形成良性的互补，这是中国现代文化价值选择的一个重大误区。（79）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当成了反传统和赶超式强国工程的工具。而没有给予自由的根本原则与终极价值以本体的地位，最终与保守主义在许多问题上殊途同归。（80）李育民主张，从实际来看，激进与保守是历史进化中的一对不可或缺的矛盾体，均有不同的历史合理性。在近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未能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两者多体现为对立的一面，而缺乏必要的相互协调。（81）
第二，既认同本国传统可以创造性转化，也认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或许更需要激进思想的激励。因为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史上突破现状的变革，总是难以取得圆满的成效。近代中国更需要激进思想打破自闭状态，以唤起整个社会的开拓进取意识。湘山居士认为，无疑，如果能实现本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那自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化的道路至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人文重建时的“比慢”精神，作为学者是可以或者说应该坚持的，但对于一个面临民族危亡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主张就显得太不切实际了。（82）王桂妹也认为，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帝国和农业社会在传统政治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积淀了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并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迟滞。近代以来政治和文化日渐峻急的激进主义，正是对这种深固的文化惰性的反动。（83）
绵延10多年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虽然使得有关概念和历史得到了更多的澄清，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有：
其一，概念的界定不清晰，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仍然没有规范性的认同。表现在：如何看待西方语境与中国语境？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否与西方一样，是以自由主义为底线？在不同的语境下，其相对的坐标或参照物应该如何选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传统文化是什么关系？与社会现状是什么关系？与“革命”或“造反”是什么关系？与现代化是什么关系？与西方文化又是什么关系？中国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自身的复杂性应该如何认识？
从概念而言，激进或激进主义、保守或保守主义，是一个至今仍不很清晰的用词。尽管如此，中外学术界还是在广泛地使用。要使其概念清晰化，必须有一个定位坐标。
马克锋以“传统”为坐标，认为保守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注重家庭、伦理、宗教和社会稳定，反对一切激进的革命和革新，主张渐变和改良。激进主义一般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突变性和时代性，反对固守传统，主张革命和剧烈变动。这种划分，有其合理性。但是，这种划分，也有其局限性。主要因为，传统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84）
李强、刘军宁、陶东风等人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坐标来诠释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
李强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保守”自由主义的成果，而激进主义则企图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85）
刘军宁主张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都是理性主义，但激进主义是极端的理性主义。保守主义相当程度上是传统主义加上古典自由主义，实质是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爱走极端、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激进主义者极力主张造反有理，大乱才能大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彻底决裂，更换人间等一系列极端路线。但激进主义并非没有理性，恰恰相反，激进主义极其崇拜理性，奉行理性至上主义。理性主义是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激进主义是理性主义的政治表达。（86）
陶东风认为“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都是外来词，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对文化传统、现实秩序与社会变革所采取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保守主义倾向于在保持社会文化传统与现存秩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逐渐促进社会文化的改进。对理想和激情采取一种较为约束和抑制的态度；而激进主义则要求从根本上彻底改造社会，砸烂旧秩序，创建新世界，创造一个完全没有历史继承关系的新社会。它更钟情于理想主义和理性至上，更相信人类有通过自己精心的理性设计并建构社会的能力。（87）
还有分别赞成余英时和姜义华以“现状”，或以“现代性”为坐标的。
据郑大华、贾小叶的观察，就学术界的主流意识而言，激进主义的内涵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激进主义”即是激烈的反传统文化，或是在一种焦虑、急躁心态支配下的激进改革和暴力革命。正因其不言自明，所以学者在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很少解释其含义。（88）
不过，诚如刘桂生所言，概念本身有很大相对性，更不用说它们传到中国后所产生的各种变异了。所以，不论在中国也好，欧洲也好，若不把这些概念本身放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使用时要想把问题说清楚，是很难的。（89）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事实上都无法摆脱中国语境，传统——生活在其中的文化道德，潜在制约着中国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发展和论争。（90）
其二，激进与保守之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中国的现代化实际，而过多地从理论上探讨。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不断发展，激进与保守之争需要动态考察，而不能仅仅作静态观察。静态观察的弊端是把“现状”与“文化传统”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其实，中国近代既存在“千年老传统”，也有“百年新传统”。对激进与保守之论进行动态观察就会发现，激进与保守的坐标在一定的方向上不断地游移。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不断变化，其主潮地位将有易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现代化还很微弱，占社会思潮主流的仍然是守护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而要求现代化的激进主义实际处在思潮的边缘。只有当工业社会与市场社会在中国成熟的时候，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可能会占据上峰，当现代性的弊病暴露得很明显的时候，解构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即相对现代主义的激进主义才可能成为思潮主流。
其三，对精英的思想与大众的思想没有分辨。激进主义主流说，更多地只是看到精英的思想变动，忽视了大众的思想，尤其是中国农民的思想结构。综观世界现代化历史，在农民还没有转换为市民之前，其思想的农业文明保守性仍然是主流。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和小农主义、政治上的救世主主义、文化上的反智主义等方面仍然是摆脱不了的。
其四，争论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干扰。主要是国内政治思想地图的变动和国外社会思潮的广泛影响。当然，讨论激进与保守何者为社会思想主潮这样的问题，要想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是很难的，问题是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学术界广为认同的研究坐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坐标，争论可能是无休止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其五，研究方法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存在一个“类似黑格尔式的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朱学勤认为，余英时先生对五四思潮的反省，如果说曾经发生过某种偏差，并不是简单地直接来自意识形态立场。或许是来自一个更深层次，来自历史学家尤其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史家很难避免的一个职业性偏向，即历史本质主义的偏向。五四一代激进人士，正是因为过高估计思想文化的观念性力量，才接受欧陆历史理性，发生了被余英时批判的激进思潮。但在七十年后，当我们开始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时，一旦抽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以这一思潮的观念性力量，将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凿空打通，这样的治史方式与思维方式，不也发生了同样的失误吗？（91）其实，有这种偏差的远不仅仅是余英时一人。
其六，学术界在讨论或研究文化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时，存在着一种褒保守、贬激进的倾向。主要是受民族文化情绪的影响导致评价标准的错位，郑大华认为是以“学理的和道德的标准”取代了“历史的标准”的结果，根据“历史的标准”，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起过积极作用的历史人物就应肯定，反之，则应否定。然而我们有的学者在评价文化思想上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时，主要用的是学理的或道德的标准，从而导致在评价五四时期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和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以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贬斥前者，而肯定后者，这同样是片面的，不是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92）
通过以上的观察和思考，我们还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其一，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该如何界定？能不能够离开中国的现代化实际来界定？能不能够静态地、非历史地、抽象地去争论保守与激进的问题？
其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关系实际如何？就中国现代化程度而言，三种思潮谁占主导地位？人们应该如何准确把握和正确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思潮？
其三，为什么学术界会出现旷日持久、席卷全国和各学科的“激进与保守之争”？其背后的非学术因素是什么？学术界应该如何做到“学术独立”？
其四，从“激进与保守之争”来看，海外华人学术界以及国外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影响如何？对这种影响如何评价？
【注释】
1 参考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s May Fourth Era.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3 据单世联观察，国内学者首先对林着作出回应的，是王元化和袁伟时。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传统与反传统》，对现代中国是不是存在一个“全盘性反传统”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五四”主要反对儒家的“吃人礼教”，而儒家并非传统思想的唯一代表，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领袖人物都并没有全盘反传统的问题，甚至对于儒家也未进行更全面的批判。“文革”固然把封资修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其本质正是封建主义的复辟。林毓生的理论图式不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袁伟时在中国文化书院主办的“五四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五四怨曲试析》一文与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学与民主的立场。载单世联：《话到沧桑句便工——袁伟时与现代思想史》，《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8日。
4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5页。
5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94页。
6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79页。
7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292页。
8 朱学勤称之为“九十年代时风变换的权威文本之一”，“保守主义思潮的权威性学理”。并认为大陆学界大约在一九八九年以后流传他的这一观点，一时应者云集。载朱学勤：《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
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该文收入大陆出版的多种文献之中，如许纪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等。
1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1页。
11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0页。
12 法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9日。
1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0页。
1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0页。
1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16 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1991）一文也谈到：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严格意义的“保守主义者”，从所谓中体西用论、中国本位文化论、到全盘西化论、马列主义，基本取向都是“变“，所不同的仅在“变”多少、怎么“变“以及“变”的速度而已。因此接近全变、速变、暴变一端的是所谓“激进派”，而接近渐变、缓变一端的则成了“保守派”。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第39页。
17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9页。
1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19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0、211页。
2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6——198页。
2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93、195、197页。
2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2页。
2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5页。
2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09页。
25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第216页。
26 姜义华：《激进与保守：与余英时先生商榷》，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4月号。
27 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开放时代》1997年第2期。
28 姜义华：《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68页。
29 姜义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和平革命与新理性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96页。
30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3——45页。
31 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王德胜：《关于文化现状、道德重建的对话》，《东方》1994年第5、6期。李泽厚的“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大哗”，李锦全《中国近代史几个问题评价的再评价》和陈小雅《谁应当对辛亥革命负责？——与李泽厚先生商榷》等文章对李的观点和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当时立宪派不可能逼清政府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辛亥革命是客观形势使然。辛亥革命也未必必然带来军阀混战。对于革命的历史作用要具体分析。
32 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创刊号）。
33 陈平原《史家的位置》，《读书》1992年第7期。
34 萧功秦：《近代思想史上的“主义与问题”之争的再思考》，《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142页。
35 马勇：《甲午战败与中国精英阶层的激进和困厄》，《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36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69页。
37 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1页。
38 许纪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37、38、40页。
39 郑大华：《辩证看待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0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25、430、436页。
41 汪荣祖：《激进与保守赘言》，《二十一世纪》1992年第6期。
42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75页。
43 马克锋：《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8日。
44 陈晓明：《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东方》1994年第1期。
45 刘桂生：《循名责实：跨文化，跨语际》，《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6 陈其泰：《关键在于作具体的分析》，《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7 郑大华：《对保守与激进的辩证思考》，《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8 马克锋：《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49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292页。
50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8页。
51 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增订本，第41页。
52 从80年代到90年代，王元化的思想有较大转向。他对“‘五四’激进”一说从反对转向认同。不少学者都有这种转向，如李泽厚等。
53 参考王元化、傅杰：《关于近年的反思问答》，《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l期。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73、281、284——285页。
54 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东方》1993年第1期（创刊号）。
55 许明：《人文理性的展望》，《文学评论》1996第1期。
56 王树人：《文化危机、融合与重建》，《原道》第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57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 期。
58 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中华文史论丛》第60-61辑。
59 胡国亨：《迈向德智合一的社会——对五四的反思》，《科学•经济•社会》1999年第4 期。
60 单世联：《话到沧桑句便工——袁伟时与现代思想史》，《南方都市报》1998年11月8日。
61 袁伟时：《新文化运动与“激进主义”》，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3、268、269页。
62 严家炎：《五四•文革•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32、238页。
63 陈少明：《低调一些——向文化保守主义进言》，《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509页。
64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65 耿云志：《研究历史要靠历史事实》，《走什么路》，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66 王东：《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问题辨析》，《哲学动态》1999年第4期。
67 严家炎：《五四、文革、传统文化》，《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36页。
68 张光芒：《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世纪中国》网2004年11月16日。
69 朱学勤：《问答录：对一种反省的反省——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日本《中国研究》1996年第9期。
70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
71 苏文：《“只有一次，等于没有”——关于“保守”与“激进”的经验之争》，《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518——519页。
72 范钦林的文章《民族自尊的误区与现代文化的选择——对一种东方怀古情结的批判》对郑文作了进一步的批评性回应。该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直在以顽强的姿态与新文化运动激烈地竞争着，只不过是以一种隐形的文化结构模式在不声不响地制约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由于传统的巨大潜在影响，现代文化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尊严。该文收入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73 沉风、志忠在《跨世纪之交：文学的困惑与选择》，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229页。
74 唐晓度《时间神话的终结》与赵毅衡《“后学”：新保守主义与文化批评》均参考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75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一种反省的反省》，《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
76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77 法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2月9日。
78 王岳川：《当代文化研究中的激进与保守之维》，《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23、438页。
79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84——485页。
80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84、485页。
81 李育民：《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82 湘山居士：《五四与传统：继承还是超越？——试论当代汉语思想界对“五四”反传统思潮的反省》，《光明观察周刊》2004年5月11日。
83 王桂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84 马克锋：《有关激进与保守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85 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86 刘军宁：《保守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202——203页。
87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75——476页。
88 郑大华、贾小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89 刘桂生：《循名责实：跨文化，跨语际》，《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90 陶东风：《保守自由主义：中国文化建构的第三条道路》，《知识分子立场：急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480页。
91 朱学勤：《五四思潮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对一种反省的反省》，《现代与传统》1995年第1期。
92 郑大华：《对保守与激进的辩证思考》，《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
原载《文史知识》1999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