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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天根：西北出版中心味经刊书处与维新氛围的媒介建构

书院教养的生员进行校勘，其刻书旨在“刊成善本”，以开通社会风气。刊书处出版的诸多论着为政治变革提供学理支撑，体现了近代救亡压力下维新氛围的媒介建构。中国传统社会地域文化色彩浓厚，这与农耕文明中社会通讯不发达，信息复制及其传播不通畅是一致的。近代意义上出版业兴盛是从维新运动开始的。维新变法需要舆论动员，舆论生产与传播多依赖书刊的出版与传播，书刊出版与发行离不开出版业。维新变法时期的出版业一个重要目的是建构维新舆论，积极营造变法维新的社会氛围，不断地生产政治变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探讨清末出版业生存样态与政治维新舆论建构关系，这是近代中国出版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课题，也是本文探索西北出版中心味经刊书处着力所在①。
味经刊书处作为晚清西北地区的一个出版中心，引起社会上层高度重视。味经书院刊书业绩，多次受到朝廷表彰，上谕称院长刘古愚“以主讲味经书院，教士有方，特旨加国子监学正衔；以味经刊书处校勘，劳绩晋五品衔”②。另有旁证显尔刘受嘉奖，“前学政柯公奏保加国子监学正。后以刊书积劳，学政沈公以通达时务，学识过人……奏保晋五品衔。岁壬寅，诏开经济特科，贵州学政赵惟熙以府君名荐，辞谢不赴”③。1899年④，刘古愚在《与沈淇泉学政书》中也云：“上月中旬，友人自省寄到邸钞，则公以通达时务、学识过人奏达贱名于朝，蒙恩将以五品衔。披读之馀，悚息自省，惭愧无地。”⑤味经刊书处的董事是周斯亿⑥，亦被赏加国子监学正衔⑦。由此可见刘古愚及味经刊书处在晚清西北地区的社会地位。考察味经书院及刊书处的成功之处，不能忽视味经书院及院长的人际交往及其人脉资源。下文逐一分析。
一　关学中心味经书院及其传播网络
近代中西学会通，中国传统的书院在文化传播中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学校未兴以前，各书院为研究高尚学艺之所，因而梓行书籍甚多……尤以晚起之南菁书院、两湖书院、格致书院新刊之书为多，乃我国倡兴新学之前锋”⑧。实际上这些说法未必准确，主要是忽视了西北、东北及西南等地的一些书院及出版中心。陕西味经书院既是近代关学中心，也是西北地区传播西学重镇，其强调治学讲求经世治用，这一点还可从“味经”两字含义得到印证：“通经味道，循名责实，不以浮华徼利达为。尽学人之职，庶不负味经之名，而诸贤苦心亦有以自慰也。”⑨味经书院名符其实也有个历史过程。
1.关学中心味经书院缘起。味经书院建立与战乱后关中文化重建有关。1862年初，英王陈玉成派扶王陈得才远征西北，陈得才率部入陕西，渭南数千回民投奔陈部，关中回民起义，呼应陈部，共抗清军，刘古愚称：“同治初元，陕西回匪创乱，州郡为墟，继以发捻交讧，备极屠毒。”⑩后捻军、回军在左宗棠率军镇压下失败，“越十一载，始得以次荡平，孑遗之民，疮痍未复，人少知学，家无藏书，时奉新许公振袆以侍读督学陕甘，慨然以振文教为已任，始假泾阳瀛洲书院，延师训课，既筹经费，设味经书院于泾阳城内东北隅，乃上疏”(11)，许振袆上奏折目的是请建味经书院(12)。《重修泾阳县志》、《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显示，味经书院经陕西主管教育的官方人士筹划及地方士绅的捐献，得以建成。书院后经管理者刘古愚等持久不懈的经营，遂成规模。书院兴办伊始，即重文化传承。
为总结味经书院办学的成败得失，刘古愚编成《味经书院志》，展示味经书院的办学风格及人文品格。刘古愚“起而收集散佚，都为一册，名曰《味经书院志》，藏之箧笥”。史家荣请刊印，刘古愚表示同意，“余承乏味经，得读一终。因悉创建之艰难，教法之详备，继至者之损益因革，均可沿流溯源，则志书院正，志创始诸公之心也。创始之心常存书院之益吾陕者，不永永无极哉！余因请付手民，永存书院，先生许之”(13)。《味经书院志》序文追述其办学的历史渊源：“味经书院自今河督前学院许仙屏先生崛起创建，即延余宗梦轩先生为师，详定规模，有益陕省者甚巨。夫其益之巨，正其法之善，用心之勤也。书院是而法与心，非创始者能不戚于心欤？”(14)作为书院史志，其用意在于“后之览斯志者，因先生之文以上求经营、缔造及因革损益者之心，必有不忍令良法湮没者，慨然、恻然而思变通，扶持以尽其宜，是则焕唐先生及余之心也。夫焕唐为许公所取士，故其言详且切焉”(15)。《味经书院志》记载味经书院的规章制度与办学特色，对缔造西北地区良好的学风贡献良多，特别是刊刻大量书籍以开通社会风气。
味经书院对近代维新舆论影响有其社会语境。近代书院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实体，不光有解经授道之讲堂，有的还兼有刊书处等。相比较而言，传统书院授徒兼刻书由来已久，味经书院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刊刻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学术着作，这一点并不落后于较为开放的沿海区域。
2.味经书院的经营与地缘意义上的人脉资源。味经书院通过刊书处进行政治变革氛围的营造及维新舆论动员，涉及社会通讯网络本身。晚清社会通讯网络无疑包含媒介传播网络与人际传播网络。单从传播阶梯来看，媒介传播无疑比人际传播高一级别。但在近代政治思潮建构或解构的历史变迁中，两者并非单向度演进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媒介网络在近代中国并没有立即取代以往人际传播网络。相反，书籍报刊等舆论建构网络背后有着利益集团为本位的人际传播网络存在，人际传播往往为媒介网络提供地缘、利缘、血缘等纵横交错的信息沟通。因救亡图存的压力，保国、保种、保教下的人际沟通多有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出版传播背后的人际网络在学术与政治对峙交流的状态中有形或无形的存在着，面临道统与政统之间抉择两难，这就是近代中国出版系统的现状。兼有出版重任的味经书院亦如此。
味经书院院长及刊书处的灵魂性人物刘古愚，就是近世以关学身份出现的维新舆论中意见领袖。梁启超称：“清季乃有刘古愚以宋明理学自律，治经通大义、明天算，以当时所谓新学者倡于其乡，其门人同县李孟符(岳瑞)以之比习斋。关学稍稍复苏矣。”(16)刘古愚(1843-1903年)，字焕唐，陕西咸阳人。1865年入关中书院，受学于翰林院编修黄彭年，学优，黄氏颇器重。刘古愚交游治学很广泛，“先交咸阳李寅、长安柏景伟究心汉宋儒者之说，尤取阳明本诸良知者，归于经世务，通经致用，灌输新学新法新器以救之，以此为学，亦以此为教”(17)。执掌书院后，刘古愚特别讲求经世之学，甲午中国战败使他痛切地反省，其门人张季鸾称：“(先生)掌味经书院时，提倡经世之举，三辅从风，鄙制艺为不屑。”(18)针对“今以中国之大，不能御一日本，割地赔费，无辱不有，非地广大，荒而不治之实乎？”(19)认为“外国之富强有实事，中国之仁义托空谈”(20)，因此，刘在《时务斋学规》(21)中提出办事要“求实”。这种针对现实而来的实事求是，决定了刘古愚治学讲求经世致用，办院注意经营。
从地缘关系上来看，味经书院作为晚清关学中心，虽地处西北，但同京派、海派文化中心及两湖地区皆有联系。从人脉资源来看，院长刘古愚同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汪康年等近代舆论精英皆有交游。其中康有为等筹办的强学会及其序言表露的维新价值取向，亦基本上成为味经书院办院的旨趣所在。总体而言，刘古愚对地缘意义上的人脉资源的把握与味经书院成为西北学术重镇的地位取得，密不可分。
其一，味经书院与奔走于上海及京师的康梁之关联。救亡压力下，味经书院院长刘古愚刊书思想与康梁倡导维新之学理，密切相关。1895年，他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的影响，参与创设时务斋，“甲午中日役后，惕然于救亡，纵谈于时事，开时务斋于泾上，应强学会于沪滨，研中外之异同，辟西北之榛芜”(22)。所谓时务斋基本上为呼应强学会所设。
味经书院与康、梁联系还源于师生友朋等人际关系，刘古愚的学生李岳瑞(字孟符)与康、梁联系密切。梁启超与刘古愚相识缘于李的介绍。1897年梁启超写信给刘古愚，称：“启超自交李孟符，得念先生言论行事。”(23)1897年，梁启超致刘古愚信论及他与康有为是师承关系(24)，指出康学经世致用(25)。梁启超信称：“二三月间，叠由杨君风轩两赐手书，及《味经随录》、《创建书院折片》、《机器织布说略》诸稿，循诵数四，钦佩千万。”“先生以织局、书院两义立富教之本，可谓知务……小农小工最可用也。先生若有意于是，则此间续译此类之书，当以次寄上，以备采择。其旧译《格致丛编》《西艺知新》等，亦多可采。”(26)可见味经书院有译农学等方面的书籍之举，梁启超答应为刘古愚等挑选一些原着。这些原着选择的标准无疑和维新变法所要采取的变革生产、改良思想相切合的。
刘古愚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也注意与维新人士的交游。1896年(27)刘古愚致信时在《时务报》报馆的梁启超：“今命杨孝廉蕙、陈孝廉涛、孙茂才澂海游沪、郢，择购机器。杨孝廉等虽非奇特之士，然皆有志者，愿足下进而教之，毋吝裁成也。”(28)是年，梁启超收到刘古愚两封信，他在《复刘古愚山长书》中对于在陕兴学、致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他将康有为撰《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及自撰《西学书目表》赠刘(29)。《长兴学记》、《新学伪经考》、《四上书记》及《西学书目表》等都是从道统或政统方面探讨近代维新之路。刘古愚信称：“ 蛰伏里门，闻见浅陋。去岁辽海之祸，觉中国之势不可终日，反复思维，不得其故。后由李工部孟符寄归《京师强学序》及《上海强会序》，再三环诵，‘不群不学’一语，洞见中国受病之源，始知世间尚有康先生……吾辈无尺寸之柄，亦惟自群自学而已。”《京师强学序》及《上海强会序》基本上属维新派早期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就是阐述维新之学理，从刘信行文可见刘基本上把握这一要旨。刘信还提及：“《时务报》得阁下主笔，必有以大振吾人之聋瞆。陕省僻远，祈每月妥寄一份，前曾托李孟符，想与阁下已有成约。其费及如何寄法，均祈裁酌妥当。”“康先生近日行止，祈便示知，并代候起居。《时务斋随录》一册，附呈清览。”(30)《时务斋随录》“每月排印一册”，现存《时务斋随录》第二册末有“丁酉秋刘光蕡古愚识”的落款(31)，即1897年秋。《时务斋随录》刊行及传播从侧面体现了西北地区维新人物与康、梁的互动。
刘古愚在梁启超的介绍下与康有为书信往来，刘古愚称：“长素先生道席，蕡迂腐庸才，自安畎亩，固知大局芨芨，然谓尚可苟安，不料甲午一战，情见势绌，中国之大直如漏舟，危在瞬息，悄然以悲，无可为计。及读先生《强学会序》，恍然于中国受病之由”(32)。这里所指《强学会序》，当是刘信提及的“李工部孟符寄归《京师强学序》及《上海强会序》”。刘古愚称：“天生先生于今日，正所以衰中国而予以回生之方也。彼时即拟肃函，远叩起居，适闻已赴新嘉坡，只得通问于贵高足梁君。后又得读《时务》、《知新》、《湘学》等报，皆先生之绪论， 愈想望丰采，寤寐不忘。又蒙梁君转惠所着各书，云先生将由滇、蜀入秦，不胜狂喜，谓此生有幸，竟能亲炙下风。近又得陈涛函，云先生已返澳门，将由沪入都，为之怅然。”(33)信中提及的《知新报》于1897年创刊于澳门；《湘学报》由湖南学政江标于1897年4月22日在长沙创刊。这些报刊都以宣传维新为旗帜。刘古愚写信给康有为主要缘于他对康有为倡导的“托古改制”今文经学的做法有些看法，刘古愚本着同行交流的心态，希望康有为能作答复或指点。信中还显示味经刊书处已刻成康有为《桂学答问》，梁启超1897年赠刘古愚的《长兴学记》拟于1898年刊刻，见“《桂学答问》味经亦已刊成，《长兴学记》拟来岁刊之”(34)。康有为回信称：“古愚先生执事：伏处海滨，闻先生高义久矣。昔门人梁生启超，获通迅问，道华山古长安之地，有耆硕大儒如古安定，泰山，议论通古今，喟然动人心，誓雪国耻，而救世者创‘强学会’而应和。私心常叹，方今朝无元臣，野无巨儒，故令道丧俗敝，人才衰微，得梁生言，乃喜极距跃，以为有安定、泰山者，所以发聋觉昧，人心不死，救于迷途，将有属也。”(35)康有为引刘古愚为同道。后刘古愚学生张鹏一评论：“时门人李君岳瑞官工部，以南海先生屡次上书稿暨《强学会序》章程寄先师，并以南海之学术传来，此为南海学说传入‘味经’之第一次。师以救时为志，‘味经’教法时为改变，而陕人目师为洋学，谤言日至矣。”(36)其时，刘古愚的一些维新思想基本上源于康、梁。
其二，味经书院与两湖地区张之洞幕府的人际联络。由于晚清交通闭塞，西北又地处一隅，刘古愚也仅光绪二年(1876年)春去过京师会试，余生足迹未出陕甘，但他很重视与外界交往。甲午中国惨败，味经书院创设时务斋。刘古愚亲释斋规，其中强调学生要勤阅报章，“《京报》、《申报》、《万国公报》以及新出各报，时务斋均拟购一份，俾诸生分阅”(37)。时务斋还决定“刊行西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七月刘古愚曾派学生陈涛、杨蕙等到其时洋务中心张之洞所在两湖考察洋务，一方面刘上书张之洞，称：“陈涛为前学使柯逊庵之弟子，则公之再传弟子也，渊源不隔，然乡曲学生未知能领略至敦否也。”(38)请张之洞多加指导；另一方面让自己学生与在陕西西安做过知县的吴小村联系，“此次为吾陕人学问起见，须择西学各书，遍购之。《图书集成》亦购一部。洋板《廿四史》，亦购一部。余则中国时事各书亦购之。再往振华报馆，询达县吴小村为陕所订报，即令按月照寄味经，再询活字铅板价值，如不大贵，可购一付。印书排字机器，汝等可同洋教师往阅。如吾乡能造，则归而自造。不能，购一副归，贵则不必也”(39)。吴小村，又名吴德潇，四川达县人，曾参与筹划成立上海强学会，后与汪康年、黄遵宪、梁启超、邹凌瀚列名《时务报》创办申告“公启”。刘古愚打算从刊书款项中拨款以助机器织布局的建设，“告知牛从九，牛与宗促令造机招工、购线矣。牛从九以为此事三千金即可办到，渠自集股不足，则 拟以刊书之项益之”(40)。这体现了他兴学与办实业相济的思想。可见，味经书院刘古愚等办洋务实业充分地利用了地缘意义上的人脉资源。
其三，味经书院与西潮中心上海的《时务报》报馆及汪康年之关联。味经书院以人际传播的方式与督责两湖地区的张之洞、奔走京、沪等地的康、梁有人脉上的关联；作为关学中心味经书院亦以印刷传播的方式与上海的《时务报》报馆密切关联。《时务报》对维新舆论建构，贡献良多。曾主持《万国公报》的李提摩太在其自传中谈到“变法维新的过程”，称：“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叫《时务报》(The Chinese Progress)，作为改革派的喉舌。报纸在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41)其时《时务报》以鼓吹维新变法而大受欢迎。味经书院曾是《时务报》代销网点。《时务报》派报处销量表显示1896年陕西西安尚无人订阅《时务报》；1897年上半年，整份为130份、零售为733份，下半年为30份、零售为666份、旧报为10份(42)。而陕西的派报处只有西安。可见1897年6月18日前后，味经书院与《时务报》报馆已有联系。刘古愚作《劝不缠足会后序》显示“时务斋”师生阅报颇多，其中包括《时务报》，“时务斋学友刑瑞生、柏厚甫等阅报，得新会梁君卓如孝廉为其乡赖君弼彤、陈君默庵《戒缠足会序》，欲行之吾陕，求予言于后，余曰：梁君言至矣，尽矣。阅之不惕然动心者必无人理，予又何言？然梁君之言法，语也。破数百年之沈迷锢蔽，不得不大声疾呼，如雷霆之震，人将望而畏之。畏之而不甘其厉，则且假他词以饰其非。中国之人每好谀而恶直，此会又有外夷倡之于前，必借‘用夷变夏’之说而吹求梁序以阻遏于其后”(43)。《时务报》在维新运动中宣传“戒缠足”材料，引起刘古愚等人重视。其时，《时务报》报馆不仅鼓吹维新思想，也多为维新举措奔走，为地方维新实业代购器械。刘古愚还曾委托《时务报》馆购买仿“西洋之农具”及印刷设备。一句话，刘古愚在西北倡导诸如废缠足等维新举措，亦多与《时务报》报馆密切相关。
《时务报》也对刘古愚等在陕西为人、治学讲求经世致用予以呼应。刘古愚在陕西兴农学、办机器厂、译西书、讲西学等举措很受官方重视，《时务报》第35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刊有“陕西巡抚张学政赵会奏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称：“味经各书院肄业诸生，多能讲求实学，研精典籍。”特别提及味经书院“敦请博通今古，体用兼备之儒，主讲其中，分科学习。建书院缘由，谨会通署陕甘总督臣陶模合词具陈”。比照刘古愚遗着及其致梁启超信提及的变革主张，可见折子中诸多维新举措的筹划者当为刘古愚。
刘古愚与《时务报》经理汪康年也有交往。1897年刘古愚派出考察的学生陈涛致信其师，称：“汪穰卿屡遇之，意极殷恳，导往书局观石印。”(44)丁酉腊月廿二日(1898年1月14日)刘古愚致信汪康年，汪于二月初八收到。刘在该信中称：“读贵报，先生所为《商战论》及《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法》，悲悯之诚，识见之远，规模之宏，真救时之第一流人物也。”(45)查《商战论》载《时务报》十四册，出版日期为1896年12月15日；《华民宜速筹自相保护法》载于四十七、五十二册，其时分别为1897年12月4日、1898年2月21日。时叶尔恺任陕西学政。刘信云：“为不缠足会及请立女学堂，而上游驳斥。”(46)比照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实行变法，6月13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即有“掌陕西道监察御使臣黄均隆跪奏，为抚臣请求时务，有名无实，请旨饬令核办理，以杜横议而靡费、恭折仰祈使圣鉴事”，大肆攻击湖南变法举措、南学会及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为(47)。戊戌政变后，黄氏于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连上两折(48)，主张对维新派予以绞杀。据此可判断陕西维新举措受黄均隆诋毁，后来刘被“午帅”辞退实属必然。刘在信中称：“为译书筹入千金，亦来春汇寄也。”(49)与致梁启超信中表述一致的是，刘信再次提及杨风轩等来沪之事，并表感谢，重申“来岁大局倘能支持，复拟使人来沪请教”(50)。1898年6月13日刘古愚再次致信汪康年，又一次提及“去岁”杨风轩来沪之事，重申谢意，“又购铅字，以为印报、印西书之用”(51)，此距叶尔恺任陕西学政8个多月。刘信说：“公推萧孝廉钟秀来沪，妄附同调，依先生为东道主人，祈诸事详为训诲。”(52)较与《时务报》主笔梁启超的通信交往而言，刘古愚与汪康年通信晚，交情也一般。
总体而言，在味经书院进行的维新氛围的媒体建构过程中，书院的媒介传播网络与人际传播网络，都离不开社会关系网络的运作，味经书院派学生外出考察重要目的是采购印刷机器等，旨在办好刊书处。味经书院充分利用地缘关系上的人脉资源，译印图书及刊布报纸，多受康有为的《上海强学会序》及康有为、汪康年等发起的《上海强学会章程》的影响。这亦与味经书院院长顺应时务的经营意识密不可分。
二　官督商办与西北出版中心味经刊书处的生存样态
西北出版中心味经刊书处的生存样态，亦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科举制度的式微及官督商办的洋务兴起，晚清知识分子开始职业化的进程。职业化出版组织零星的出现，体现了近代中国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就清代印刷出版而言，“清代印刷界之特色，乃辑刻古籍之多是也”(53)。“藏书、读书、爱书而外，特及于奖劝刻书，乃有清学者之一大特色。”(54)晚清印刷传播在地理区域上也不平衡。“自同治已己江宁、苏州、杭州、武昌同时设局后，淮南、南昌、长沙、福州、广雅、济南、成都继起，所刻四部书，亦复不少矣。”(55)张百熙称：“近来东南各省，如江南、苏州、杭州、湖北、扬州、广东、江西、湖南等处官书局，陆续刊刻应用书籍甚多。”(56)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局面，这些官办书局常在刊刻古籍善本的同时，也出版西学洋务方面的应用书籍。地处西北的味经书院及刊书处亦如此。
味经书院对国学传承与对西学传播，主要通过讲堂及味经刊书处。味经刊书处是陕西督学使柯逢时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奏设的(57)。柯逢时称：“刊书为陕省千百年未有之举，千百士取益之资，所关甚巨。故首择人，得人而理各任其勤，故专责成。次之，校雠之善，为有益于古书。校雠之精，实足觇士所学，故严校雠。次镌刻之初，经史为急。镌刻之势，积渐始成，故限镌刻。次之，鸠工居肆。良莠不齐，漫无纪纲，弊生内溃，故立条规。次之，雕成善本，藏宜名山，日积月增，阁架林簇，故建房屋。次之，嘉惠士林，势成纸贵，揭示书价，无致居奇，故便售卖。次之，一切事务不钤束以官法，则势涣而不聚；尽用官法又恐分隔而弊生，故慎报销。次之，用人不可不养，故议薪水。次之，仗义输赀，名不可没。筹之维艰，守之不敢或易也，故以筹经费终焉……中兴以来，各直省多设书局，然领于官吏，不领于师儒，则存书籍之意多，而教士子之意少。陕独后起，制乃合于古，则独后者，安知不独久也。昔阮文达设诂经精舍于浙，浙之古学大兴，他日陕士辈出，此举殆为之兆矣。”(58)柯逢时论述刊书益处及运作办法，倡议设立味经刊书处。柯逢时设立刊书处，刘古愚等人的劝说起了很大作用，“(刘古愚)又以秦士购书不易，说使柯逢时设刊书处，刻《十三经》、《二十四史》，广为流播，冀矫学人空疏之弊，一时士习丕变，多勉为博雅，练达立才，非故儒(指刘古愚)诱导激励之力不至此”(59)。可见，刘古愚等倡议刊书的动机初为扭转学风。
陕西学政柯逢时倡议设立刊书处，其重塑关学学风、培育一方人才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陕甘味经书院志》称：“是时，武昌柯公莅关中，其造士也，合汉宋而一之朱子，小学必兼训诂，心性之说必贯之以经史，尤加意于书院。择陕西英俊者数十人养之。月有课，日有记。公亲评阅，觉陕士非使之沈潜于经史之中，不能救其弊，而刊书之意决矣，往复商酌于省中院司，殷勤条告于各属州县。经营二年有余，始克有成。”(60)味经书院对创始人柯逢时予以表彰，对其培育人才以及扭转学风之举表示敬意，希望后来者承其余绪(61)。味经书院刊书处设立的时间、分工及初期的刻书范围等，有文献记载：“光绪十七年，岁在辛卯秋八月。陕西提督学政武昌柯创立刊书处于味经书院之东。以院长总其事。以监院为局董事，司财用出入及一切刊刷之事。以肄业生任校雠。其刊书以《十三经》、《廿四史》为主，旁及《通鉴》、《通典》、《通志》、《通考》一切子集、掌故有用之书。”(62)味经刊书处虽为官方创设，但这不代表衙门、书院可随意干预其业务经营，“他衙门不与闻其日行事，学院亦不与闻也。其司事之人，则公举三十人，上其名于学院。岁更一人之(衍字？)，十年则遍有，缺则举之，此书局之规制也”(63)。这说明刊书处为官督商办性质，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是企业运作方式。下文作具体探析。
其一，味经刊书处的管理方式。味经刊书处的管理采用书院院长负责制，“绅为经理，官为督察，费不得虚糜，庶可持久。已敦请味经院长刘古愚总理，一切凡董事、账房、视勘诸生及经费出入，皆归院长主持”(64)。《办法章程十一条》中“在得人”一条，规定刘古愚总理一切；章程中“专责成”对主管人员的分工也十分明确，“已请院长酌举董事三十人，排定名次，分为二十班，每班正副二人。正董一年，更换即以副董改充为正董，蝉联而下，既资熟手，亦不至盘踞滋弊。若更换届期，其人不能亲至，即请后班之人办理。如不胜任，公同禀去，毋得瞻徇，每三年后，再举三人，以便接替，应备公文，由董事立稿禀知院长，会同监院，即用书院戳记。账房人收发书籍兼发刻工底本样本，银钱出入及琐屑细事，亲为督理，毋许推卸”(65)。这显示味经刊书处是近代公司管理模式。
其二，味经书院刊书处的资金管理及运作。味经刊书处“其资则柯公倡捐千金醵之，本邑者五千金益之，以咸宁节妇赵刘氏捐千一百金，三原绅商捐千金，及各州县所集合为万金，典田发商岁取其息，以为经费”(66)。味经刊书处筹资得到社会多方面的捐助，包括官方(67)。资金管理有具体的办法：“现存捐款尽数交院长、董事发商生息。岁取息银，刊书不准动用存款。又咨准抚部院鹿，岁发刊。”(68)味经刊书处采用将资本借给商人作本钱，以收取利息的方式资助刊书，实质是变相的高利贷经营。刊书处将本金发商以获利，还可从刘古愚《与曾怀清方伯书》(69)中窥见一斑：“前代递味经刊书董事王寿祺恳请发商一禀，近日陕省街市惟当商大为获利，故开设日多，味经刊书奏咨只准用利，不准动本，现有五千余金未曾发商，则每年必少刊五六百金之书，而此银空存刊处，诸多不便，不能不日夜悬心。闻临渭盩与平五县均有新开典当，似可均领营运，不致病商，惟恳俯念刊书之举，事关陕省文教者甚巨，且远力为设法，则陕西士子幸甚。”(70)由此亦可见“官督商办”模式下，味经书院刊书处运转较为困难。
其三，味经书院刊书处校勘工作及其刊刻善本宗旨。味经刊书处作为味经书院的一部分，主要利用书院中教养的生员校勘出书(71)。其刻书的宗旨是“刊成善本”，以资扭转陕西学风。“刊成善本”关键在于校勘。味经刊书处有详细而又严格的《校勘章程》(72)，《校勘章程》分“识本意、严校勘、储书籍、程功课、别等第、严初校、明责罚、重道义、广储才”等九个方面。严格校勘是学术训练，也是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式，其章程称：“初校、复校，人人乐于用功，人人知刊书处为有益于吾陕；同心维持，众志成城，刊书能延数十年，则吾陕之人材、学问必有可观，是则予之厚望也夫。”刊书处刊书与书院学风结合，意在良性循环。
味经刊书不仅仅关系社会效益的问题，还涉及经济效益。无经济来源，刊书处难以支撑。在黎壁侯倡议下，味经书院于1892年创立味经售书处(73)。味经售书处最初的基本资金来自于求友斋，“以求友斋旧款改为售书处”(74)。味经书院对其附属部门刊书处、售书处实现企业化管理与运作，严格成本核算(75)。对财务报销进行周密的管理(76)。正是借助严格的行政制度及严密的账目管理章程，味经售书处为近代陕西图书市场化运作开了风气。
三　味经时务斋及刊书处刊成善本思想下的学理生产
甲午战后舆论动员的重要目的，是在新政的政治变革思维中营造变法维新氛围，而维新舆论的建构是戊戌变法前的政治动员重要途径。这须借助出版业提供学理论证，作为西北出版中心的味经书院刊书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关学中心，也是西学传播的重镇味经刊书处追求刊刻古籍善本，更关注西方学术着作的出版和发行。《陕西督学使柯逢时奏刊官书疏》略曰：“陕西藏书既少，板本无多。自南中贩运来者多由陆路，其价甚昂。寒士每苦难得，往往购买俗恶坊本。经文则删节不全，字名则讹谬不堪。积久相沿，遂成风气。南北路距省更远，并坊本亦复难寻。”(77)可见其时陕西等地急需专业化的出版企业。柯逢时、刘古愚等筹办的味经刊书处后来在传播西学及开通西北地区社会风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原委，值得深究。
味经书院的刊书处作为职业化的出版部门，刊布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着作。作为味经书院院长，刘古愚非常认可西方“器物”之学，注意搜集、刊行西学着作。他结合授课讲义撰有《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等。刘古愚研习及传播西学，身体力行，特就学生南下考察撰写《南行诫约——示杨蕙、陈涛、孙澂海等》，强调“访问西学”。他指出：“吾陕所来洋人我均未见，所以不解西学。近看《格致须知》等书，觉有其器，皆能渐窥端倪。如上海有讲西学之人，宜虑心访问。各等机器皆亲自往观。化学各物能见，则求观之，询问为中国何物。炼磺、强水、玻璃瓶及器具，宜买一付。日日阅看西书，甚有益。军国不难学者，均学，以归造为火轮船、铁路。如有译成之书，可持以归。或水上、海道往招商局，细看轮船。求刘云搏看铁路、火轮车办法。外人之长，我等必期尽得，惟在诸君立志坚卓耳。”(78)早在1895年，味经书院即创设时务斋，是年初，刘古愚拟定《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提出“刊行西书”：“中国之悬，西祸为急，则时务莫大于洋务。西国之谋人国也，以商贾笼其财，然后以兵戈取其地，故今日中国以整顿商务为先，宜急刻商务及通商条约、各国交涉等书；西商所以获利者，制造精也，故宜急刻造器各书；造器之原，均由格致，故宜急刻格致诸书；商贾之中即伏兵戎，故宜急刻战阵军械等书；西学之精，非算术不能窥其奥，故宜急刻算术各书。然吾中人则虚骄自大，谓读洋书者即为变于夷，则请以中兴诸贤文集。事涉洋务者，先为焉。其他则从算学始。”(79)他认为借算术等学科的深造，方能进入西学之奥堂。刘古愚还称：“时务斋须设法购活字、铅版及印书器具一架，择各报之有用者，每月排印一册，散给时务斋诸生及会讲各友人各一册，余存刊书处货卖。此项尚无的款，拟先从刊书处垫力，俟有机会筹定的款，则报纸不取钱文，不阅报者，不准入斋会讲。”(80)可见，刘古愚主张时务斋要“每月排印一册”的《时务斋随录》，属学术期刊或报纸性质，注重学以经世致用。时务斋亦刊刻一些书籍。刘古愚学生张鹏一所作《刘古愚年谱》有按语枚举“时务斋此后所刊的各书”，其中有叶浩吾《天文地学歌略》、《初学读书要略》(81)(《初学读书要略》为1898年闰三月“时务斋”刊，“刊书处成定夫、杜云樵、校字诸生阿伯纯题签，先师为之序”(82))、《沧泾渔者》、《地球各国考略》、吴廷桢《五大洲国名歌》、刘古愚《濠堑私议》等(83)；“诸生之作有汉律考、有讲义、有随录”(84)等。刘古愚主张“刊行西书”及国人的新学新着，体现了近代救亡图存条件下关中大儒治学讲求经世致用。
正是本着治学经世致用，味经刊书处以“善本”为旨趣，大量刊行西方新书，刻印了不少涉及时务和科技着作，既有“物理”，也有“政理”，如《立政臆解》、《蚕桑备要》、《泰西机器必行于中国说》、《西洋史要》、《支那通史》、《中国现势论》、《舆学入门》、《重学须知》、《化学歌括》、《伦理学》、《英文文法》、《东语初阶》、《法国格物课程》、《简明物理教科书》、《富国学问答》、《理财学课本》、《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等。在“物理”方面，刘古愚在味经书院大力倡导数学教育，使明清之际在陕几成绝学的算学在关中有很大转机，他亲自校勘不少算书，并为之作序，如《九数通考》、《白芙堂算书二十一种》、《代数术微积溯源》、《泛倍数衍笔谈》、《学计韵言》、《补借根方》(85)、《代微积拾级补草》、《盈朒勾股互求公式》、《味经书院通儒台经纬仪用法演草》等，后六种即为书院师生的研究着作。刘古愚学生数学着作有：王章《勾股细草》、邢廷荚《借根衍元》、张元勋《径求和较术》、张秉柩《《盈朒勾股互求公式》、《炮法画谱》、《火炮量算通法》等(86)。这些书的出版，为兴办维新事业奠定科学的基础，也在陕西培育维新人才起了重要作用。正由于刘古愚的倡导，“清末陕士多精几何学，明测量术”(87)。除算术、经史之外，刊书处刊刻了一些介绍西方史地、天文、军事方面的书籍，以开阔国人视野。刊书处对近代“政理”方面着作亦很重视，诸如翻印《明夷待访录》、《校邠庐抗议》、张之洞的《劝学篇》等(88)。当然，作为味经书院山长刘古愚尤关注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变法维新。正是关学大儒刘古愚看待新学如饥似渴的迫切心态，故凡为晚清社会提供变法的可能性与合法性的书籍，味经刊书处也大量翻刻，诸如《万国公法》、《原富》、严复《天演论》、康有为《桂学答问》、《强学会序》、《五上书记》、《七上书记》、《密联英日摺》、《俄彼得变法记》(后四书为1898年闰三月“时务斋”刊(89))、梁启超《幼学通议》。特别是味经本刻《天演论》，扉页题“光绪乙未春三月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给后人留下了不解的历史之谜。就社会变革的政统、道统而言，这些着作的刊布从学理上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正当性、合法性。就出版在舆论中扮演的角色来看，清末出版功能的发掘与学者或政客对政治舆论环境的建构有内在的一致性。
四　维新舆论受挫与刊书处经营式微
味经刊书处等创设因维新图强而起。随着维新运动的式微，部分官吏对维新变法的态度由支持转向反对。特别是刘古愚的学生李岳瑞等后被罢职，味经刊书处的负责人刘古愚本人亦有被逮捕之虞，以制造与建构维新舆论合法性为己任的味经刊书处的衰落，势所必然。总体而言，刘古愚治学虽没有超越“西学中源”说，但他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倡导的维新变法。康有为开强学会于京师，刘古愚为康有为讲堂写序，又派学生张鹏一、陈涛等十多人向康有为请益。康有为称刘古愚为“在野大儒”。据张季鸾《从学记》记载，戊戌变法失败后，刘古愚称，“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实吾党耳”，刘以自己与康、梁引为同调而自豪。康有为后为刘古愚文集《烟霞草堂文集》作序，亦称：“先生感甲午之败，发愤救国。时吾开强学会于京师，先生书吾序于讲堂，率陕人为桴鼓之应，遣门人陈涛、刑廷荚、张鹏一等十余人来问学。其高弟李郎中岳瑞孟符，博学而高节，以亲吾牵于戊戌之难，先生亦以党人被疑谤，避地躬耕于烟霞洞，忧愤既甚，目为失明，则吾之累先生亦甚矣。”(90)康有为认为，戊戌政变氛围下，自己的维新思想连累了身处西北的刘古愚。
康梁影响下的刘古愚对西北维新舆论之影响，主要通过味经书院及其刊书处。刘古愚一直执掌味经书院，叶尔恺到陕西情况才有所改变。1897年叶尔恺就任陕西学政，“九月廿八(91)自京动身，初四抵三原，初七接篆”(92)，即1897年11月1日就任。叶尔恺初对刘古愚并无好感。叶尔恺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一日(1899年1月2日)致汪康年信中说：“味经书院所刻书可为捧腹者甚多，或字本古体必改从俗体……弇陋至此。”(93)“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一书，所校各节，极可发噱……句法之古奥近子者必以为有脱讹字，或径增改原句读，以求文理之平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味经每刻一书，其初校之笑话，必须逐一签出，甚是淘神，而刘及院中诸生或竟大惑不解，反不能无疑也。总之，此间人士除八股外，直不知有他书(得见《輶轩者》不过十年)。一言以蔽之曰，陋而已矣。”(94)“刘”即“刘古愚”。《輶轩者》乃张之洞之作，湖北官书局营业书目中有“《輶轩语》，一册，竹连纸售洋二角，官堆纸售洋二角”(95)字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九月，刘古愚编“近年师、友、官于陕西者所刊教士抚民之书，汇为丛编，名曰《循绩汇存》”(96)。刘古愚为《循绩汇存》作序，称“书凡十八种”，其中十八即“《輶轩者》，一卷，南皮张之洞孝达着，南丰赵惟熙芝山补刊”(97)。叶信又说：“刘古愚孝廉其人……惟服膺康党甚至，是其无识之处。”(98)从信中言辞可知康梁为之奔走的维新变法已失败。刘古愚的学生张季鸾从另一层面指出刘与康梁，以及戊戌变法的关系：“戊戌以还，先生遭清吏之忌，归居自澧泉，少与世接，门人至则时与痛谈，尝笑曰：‘世俗不知，目我为康梁党，康梁吾党耳。’盖维新救国，先生早在陕倡之也。戊戌之变，门人李孟符、陈伯澜株累甚，先生尤笃念之。”(99)这可旁证叶尔恺对刘古愚的指责，基本符合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社会氛围。刘古愚此时心态复杂，他在《复叶伯臬学政书》中说：“顸奉惠书，借谂文旌，返辕道履，叶吉为慰。世事变幻，祸何酷烈？闻波及者多少年英俊，有甫以为贤而用之，旋以为罪而戮之。我朝二百余年刑戮，未有惨于此者，经此挫折，恐此后士气难再振也。陕中近日始纷纷立会读书，复值此变，外间传言有禁学会之说。”(100)叶尔恺写上信时，刘古愚已被味经书院辞退，见“现刘已辞退，明岁味经延请何人，尚未定也”(101)。刘与叶尔恺有矛盾，但叶对刘人品很看重，刘被辞退主要的是“日前此间大位自京中致书午帅，于刘极力丑诋，目为康党”(102)，联系后文“秦省大位如魏午帅，人颇沈毅，亦极开通”(103)。“午帅”指魏光焘。关于刘古愚与叶尔恺相识乃至被辞退之事，叶尔恺撰于甲子冬《烟霞堂遗书续刊》序，回忆说：“光绪丁酉，余视学秦中，始识咸阳刘古愚先生。”可见，叶是在1897年任陕西学政时认识刘古愚的，“逮戊戌政变，秦之官枢要者驰书当道，于先生诋甚，先生微闻之，遽引去，余固留不得”。(104)戊戌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京官赵舒翘联名电抚台魏光焘，以师(刘古愚)与诸生传布南海学说，刊刻所着各书，目为康党，属即逮捕。抚台得电，又电商制台陶公，既得陶公复电，置赵等电于不理，‘味经’康党得以无事”(105)。叶虽对刘尊崇康、梁表示反感，但对刘古愚的学问很看中。他对刘古愚引退表示挽留。刘古愚此时心绪纷扰，他在《复叶伯皋(即叶尔恺)学政书》中称：“蕡学问迂浅，滥竽味经，年复一年，实为愧悚。今又加以‘崇实’，陨越更多，素不工制艺，为人指摘(责)。今闻又复制艺，‘味经’、‘崇实’两席，万不敢恋。祈择德望硕儒，学通中西者主讲两院，俾蕡得遂田园之乐，则所赐多矣。”(106)随着慈禧太后囚禁光绪以及进一步秋后算账，刘古愚实际上被撤职。他在《复王介夫学正书》中说：“弟去岁辞味经而就崇实，不获其志。今味经、崇实(107)并撤，弟得遂其私，以藏拙于山下，弟之大幸也。然此心耿耿不能自释者如故，耕牧树畜农人之常、仿织、制造、工商旧业。四者而外，益以《孝经》、《九通》而外，加以《通鉴》。与人相讲习，以求性善。备万物之学，治生为学，以终余年。同人有相从者，幸也；无相从者，亦听之，而亦无可如何也。”“吾乡人心、学术，则鄙陋如弟。六哥望之过厚，不敢引为己责也。谊忝葭莩，语无伦次，牴冒，谅能签恕。”(108)刘古愚去职基本上宣告陕西维新事业的衰败。
尽管叶尔恺就任陕西学政后，在刘古愚受挫的情况下试图重振出版事业。但陕西出版事业作为维新业绩的一部分，前景已不妙。他在致汪康年信中说：“此间举人萧钟秀赴沪，为复邠学会考察汽机、采办活字机器，经弟札委，到沪后，一切尚望费神招呼指教为幸。去岁此间到沪购买书籍者，颇有笑话。”(109)所谓复邠学会，前身为刘古愚等于1895年1月创设“味经讲会”，鼓吹维新，比康有为等发起的强学会还要早，1896年易名复邠学会。叶信末尾署“三月三十日”，收信日期为“四月初八日”，故可推断萧钟秀赴沪当在1898年6月前后。戊戌政变后，康梁逃往海外。1899年1月2日，叶尔恺致信汪康年，称：“萧孝廉人极不堪，渠赴申时，此间颇有人交银托购书籍器具，近闻与此间人信云，查拿康党，所有各物均已遗失云云，是直一骗子耳。”(110)此时维新变法寿终正寝，作为西北出版中心的味经刊书处在出版理念及出版经费上遭受巨创后，其衰败无可避免。
总之，维新派、保守派在政治利益上的共谋、冲突，是甲午战后出版业运作的动力机制。善于利用人际网络进行舆论动员的意见领袖，斗争中往往在更大程度上牟取政治功利。与传统的人际传播网络相呼应的是专业化的出版机构。后者之所以在政治中有呼风唤雨的作用，主要是政治意识的意见领袖对其掌握与控制。无论是维新派代表刘古愚、康有为、梁启超，还是保守派代表汪康年、叶尔恺，他们论说的价值取向及其充当意见领袖或舆论精英的使命感，皆体现对近代出版行业的风格塑造。两者皆在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下，关注出版业在政治舆论动员扮演的角色，注重出版政治功能的发掘。这些意见领袖如何利用出版业生产或复制信息功能，做到在政治维新氛围中进行思想启蒙？这需要历史的反思。1891年创设的味经刊书处地处西北，以关学重镇味经书院为依托，其生存样态反映列强的步步紧逼，这一社会语境下，维新变法的鼓动势不能免。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这赋予清末关中味经书院这一复杂文化组织进行民族救亡宣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刊书处通过有选择性地刊刻中西书籍，在学理上为维新舆论提供正当性、合法性。
注释：
①近着涉及味经书院的有1939年张鹏一着《刘古愚年谱》，1989年陕西旅游出版社刊行，另有任大援、武占江合着《刘古愚评传》，1997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另有部分论文零星涉及味经书院，此不赘述。
②《烟霞草堂文集附录》，事实册附录(附录十二)《公禀》。
③“孤子瑞 等谨状”：《行状》，《烟霞草堂文集附录》。
④刘古愚称：“……去岁六月之事至今，思之令人心悸，愚民无识，以剧本为经典，以优伶为先知，《水浒》、《西游》盗贼魔鬼，一旦生于我朝，既遂外人弱我之心，徒贻后世笑谈之柄，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故救去岁之败，必自开导乡愚之无识始矣，开导乡愚，舍乡学何以哉？”可见，其时当为1899年，即为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年。(《烟霞草堂文集》卷六)
⑤《烟霞草堂文集》卷六。
⑥宋伯鲁、周斯亿等：《重修泾阳县志》卷六，《学校志》。
⑦张鹏一着：《刘古愚年谱》，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第71页。
⑧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41页。
⑨刘光撰：序例第八(附学宪题名)。
⑩(11)咸阳刘光蕡古愚：《经始第一》，《陕甘味经书院志》，《烟霞草堂遗书续刊》之三。
(12)“许振袆：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同治癸亥翰林，壬申任创立书院，力振文教，土尸祝之，今任河道总督。”见《陕甘味经书院志》“学宪题名(序例第八)”。
(13)(15)《烟霞草堂遗书续刊》。
(14)见“光绪甲午嘉平月，太华史家荣序于味经书院之监院署”的《陕西味经书院志序》，见《烟霞草堂遗书续刊》。
(16)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192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第57页。
(17)徐世昌：《清儒学案》四，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522页。
(18)《烟霞草堂遗书续刊》之四。
(19)(20)刘古愚：《时务斋学规》,徐世昌：《清儒学案》四，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534、536页。
(21)刘古愚为时务斋制定的学规是“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见刘古愚：《时务斋学规》，徐世昌：《清儒学案》四，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534～536页。
(22)冯煦题，义宁陈三立撰《刘古愚先生传》。《烟霞草堂文集附录》(思过斋锓版)，事实册附，公禀。
(23)(25)(26)《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2、11～14页。
(24)比照梁启超致刘古愚信，说：“自顷入鄂，则请南皮尚书易两湖书院，专课政学”(《合集·文集》之三，第13页)。以及康有为“去冬游桂林，开圣学会，祀孔子，译西书，桂士咸集”(《合集·文集》之三，第11～14页)。《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四十岁记：“正月十日到桂林，再寓风洞”。(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6页)可见，游桂林、开圣学会约1896年年底到1897年春，故梁启超致刘古愚信当在1897年春之后。
(27)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称该年着有《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时在1896年。梁赠书当在1897年。
(28)(29)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6、105页。
(30)刘光蕡：《与梁卓如书》，《烟霞草堂文集》卷五(二十一)。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06～107页。
(31)梁经旭：《刘古愚与时务斋随录》，《报刊之友》1995年第4期。
(32)(33)(34)(35)刘古愚：《与康长素先生书》，《烟霞草堂文集》卷六(十五)、(十一)、(十五)、(四)。
(36)张鹏一着：《刘古愚年谱》，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37)(38)(44)张鹏一着：《刘古愚年谱》，第93、115、123页。
(39)《南行诫约——示杨蕙、陈涛、孙澂海等》“和衷”、“坦诚”、“俭约”、“日记”、“见官”、“见商”、“察勘机器”、“购器”、“请教师”、“购书”等。《烟霞草堂文集》卷九(十)。
(40)刘古愚：《复赵芝山学政书》，《烟霞草堂文集》卷五(二十六)。
(41)李提摩太着，李宪堂、侯林莉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42)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护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43)《烟霞草堂文集》(戊午年春刊于苏州)卷二(二十七)。
(45)(46)(49)(50)(51)(52)《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870、2870、2870、2870、2871、2871页。
(47)(48)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3、472～474、475～476页。
(53)(54)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41、346页。
(55)《中国雕版源流考》，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42页。
(56)《奏筹办大学堂大纲情形折》(1902年)，参见《钦定学堂章程·奏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单印本，第10页。
(57)倡议设立味经书院刊书处的柯逢时，是张之洞的学生，《陕甘味经书院志》对其人有扼要记载，指出柯逢时：“字逊。湖北武昌人。光绪癸未翰林。己丑任。岁筹六百金养士，后设刊书处，集赀万余金，藩库又拨五百金，刊刻经史。院外建东、西两坊，院内修藏书楼、清白池、通儒台，提倡实学，士风勃兴，去后尸祝之。”《陕甘味经书院志(附藏书目录)》(《烟霞堂文集续刻》之三，癸亥刻于金陵)，见“学宪题名(序例第八)”。
(58)(60)(61)《陕甘味经书院志(附藏书目录)》，《烟霞堂文集续刻》之三，癸亥刻于金陵，“学宪题名(序例第八)”。
(59)《烟霞草堂文集附录》，事实册附录(附录十二)，公禀。
(62)(63)(67)《陕甘味经书院志(附藏书目录)》，《烟霞堂文集续刻》之三，癸亥刻于金陵，“刊书第六(附藏书)”。
(64)《办法章程十一条》，见宋伯鲁、周斯亿等：《重修泾阳县志》(宣统辛亥年秌月，松易叶高崧署，“天津六吉里内”)卷六，学校志。
(65)宋伯鲁、周斯亿等：《重修泾阳县志》卷六，学校志。
(66)(68)宋伯鲁、周斯亿等：《重修泾阳县志》(宣统辛亥年秌月，松易叶高崧署，“天津六吉里内”)卷六，学校志。
(69)刘古愚此信是应对方邀请的献策之举，见信首“前揭崇阶聆钧诸，为国为民之忧，溢于言表，归院后接奉照会一纸”。《烟霞草堂文集(十卷)》(戊午春刊于苏州，王典章作序，封面题署为仁和叶尔恺)卷五(七)。
(70)《烟霞草堂文集》十卷(戊午春刊于苏州，王典章作序，封面题署为仁和叶尔恺)卷五(七)。
(71)《办法章程十一条》，见宋伯鲁、周斯亿等：《重修泾阳县志》(宣统辛亥年秌月，松易叶高崧署，“天津六吉里内”)卷六，学校志。
(72)《烟霞草堂文集》十卷(戊午春刊于苏州，王典章作序，封面题署为仁和叶尔恺)卷八。
(73)《陕甘味经书院志(附藏书目录)》，烟霞堂文集续刻之三，癸亥刻于金陵。
(74)《烟霞草堂文集附录》，署“孤子瑞成等谨状”：《行状》。
(75)(76)宋伯鲁、周斯亿等：《重修泾阳县志》卷六《学校志》。
(77)宋伯鲁等纂：《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三十六，学校一(十二)。
(78)《烟霞草堂文集》十卷，戊午春刊于苏州卷九(十)。
(79)《烟霞草堂文集》十卷，戊午春刊于苏州卷八(二十五)。
(80)《味经创设时务斋章程》，《烟霞草堂文集》卷八，第25页。
(81)1898年闰三月“时务斋”刊，参见张鹏一着：《刘古愚年谱》，第146页。
(82)(89)张鹏一着：《刘古愚年谱》，第146页。
(83)(84)(85)(86)(88)张鹏一着：《刘古愚年谱》，第94页。
(87)李俨，味经官书局刻本中算书，见：《中算史论丛》四，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24页。
(90)康有为：《烟霞草堂文集序》，《烟霞草堂文集》，戊午年春刊于苏州。
(91)即1897年10月23日。
(92)(93)(103)《汪康年师友书札》十四，第2473、2475、2477页。
(94)(98)(101)(102)《汪康年师友书札》十七，第2476页。
(95)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96)(97)(105)张鹏一着：《刘古愚年谱》，第128、129、143～144页。
(99)《烟霞草堂遗书续刊》之四。
(100)(106)《烟霞草堂文集》卷六(七)。
(104)《烟霞堂遗书续刊》，癸亥刻于金陵。
(107)崇实书院在味经之东。光绪二十二年，学臣赵维熙奏建。地址则邑绅吴氏续捐，札调绥德州学正周斯亿董其役。(中构讲堂七架六楹，堂前东置日晷。西筑通儒台。东斋曰“致道”，曰“学古”。西斋曰“求志”，曰“兴艺”。两斋东西各两架、十一楹。并走廊中牌坊，一曰“群材孟晋”。东西圆门各一架，横桥于中，左右引清白水为池。中门房三架，二楹，旁有耳室。直前大门一架。堂后上房三架四楹。左厨右侧，东、西厢各四楹)开办经费二千余金，其资由布政使张汝梅筹拨，官票钱三万串，发经原商运生息。又议每年拨味经刊书二处，银五百七十两，以资应用。至二十八年三原宏道书院改为学堂。学臣沈卫遂将味经、刊书、崇实三处资本提拨。刊书屋宇拆毁，所刻经史片板概行运去。宣统二年知县刘懋官禀请仍将两院房舍归泾管理，改设工业学堂，有档存档。
(108)《烟霞草堂文集》卷六。
(109)(110)《汪康年师友书札》十六，第2474、2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