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张昭军：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梁启超-张昭军：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张昭军：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 100875
内容提要：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梁启超/文化史/普遍史/专门史/文化史观
一
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着名的文化大师和史学巨擘。1929年,他归隐道山,去今虽历八十余载,但他所留下的史学遗产仍有认真梳理的必要。①本文瞩意于梁启超“新史学”与文化史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此前已有学者论及。神谷正男认为,梁启超的史学前后两期在
① 如,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性质,就有民族主义史学、启蒙史学、科学史学、实证主义史学等诸多称谓。王晴佳的《台湾史学50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梁启超的新史学在本质上是科学史学。唐小兵的《全球空间与民族主义者论述:梁启超史学思想》(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汪荣祖的《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收入李喜所主编:《梁启超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等则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民族主义史学。汪荣祖同文指出:“论者辄谓:梁氏之《新史学》具‘启蒙’与‘实证’精神,甚至是在提倡科学的史学,殊与事实相违。”关于梁启超“新史学”的演变过程,尤其是前后期问题,学界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神谷正男的《梁启超の歴史学》(日本《歴史学研究》1942年第12期)将梁启超的史学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为前期,民国以后为后期。此后,许多学者都以两个阶段立说。唐小兵的《全球空间与民族主义者论述:梁启超史学思想》则以1920年为界,称此前梁启超所追寻的是现代史学,此后则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同道,批判理性、启蒙以及东方主义。对此,汪荣祖的《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持批评意见:“从变的角度看梁氏的史学,很容易将之分为截然不同的前后两期。事实上,所谓前后两期绝对不能一刀切割,前后有其承袭,后期实乃前期的进一步发展。”关于梁启超后期史学变化的原因,学者看法也不一致。黄进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试论“新史学”的诞生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梁启超的史学虽时有变化,唯总缘西学而发,他因接触李凯尔特的哲学,开始怀疑“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反而相信历史判断得自“直觉”。德国学者施耐德的《真理与历史》(关山、李貌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则认为,梁启超后期史学着作中虽然提到一些新康德哲学家的名字及他们所用的语汇,但两者的哲学基础却有明显的不同,其后期史学思想的转变不能归于受新康德主义史学的影响。
史观与方法上绝异,但都以文化史为主题。①葛志毅认为,梁启超心目中的历史,乃是包括社会文化各方面内容的广义文化史概念。②石川祯浩的《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一文着眼点并不在史学,但注意到梁启超所受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③鲍绍霖、王晴佳在论述中国现代新史学的渊源时,也述及梁启超与欧日文明史学的联系。鲍绍霖还明确指出:“梁的‘新史学’实在是文明或文化史学。”④邬国义对梁启超新史学所援用的文献作了翔实考据,认为主要是源自日本的《史学原论》等文明史着作。⑤总体看来,这些论着多侧重于史源的考察,而从本体上对梁启超文化史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对于梁启超如何理解和构建文化史缺乏专门性讨论。
笔者以为,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从文化史角度看,它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
二
文明史是一个广阔无垠、难以划界的历史领域。它的内涵不断变更,时至今日,仍在演变。⑥20世纪初,梁启超流亡日本,完成《中国史叙论》(1901)、《新史学》(1902)、《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1902)、《中国民族外竞史》(1904)等系列历史着作,奠定“史界革命”巨子的地位。梁启超的这些新史学着作主要源自日本明治以来文明史学的影响,学界已有专论。笔者在此主要是从义理、史观上探察梁启超文明史着的旨趣及其对于文化史的意义。
梁启超的文明史学与他的文明论同气连枝。作为引领潮流的思想家, 1899年后,梁启超对文明的理解陡转深沉。短短数年间,他先后发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新民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地理与文明之关系》等上百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面极广,就其核心而言,多是围绕“文明”及其相关问题展开。《自由书》据文明开化程度,分人类社会为“野蛮之人”、“半开之人”、“文明之
①神谷正男:《梁启超の歴史学》,日本《歴史学研究》1942年第12期,第65—92页。
②葛志毅:《谭史斋论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③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④鲍绍霖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王晴佳:《中国近代“新史学”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学”》,《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12月第32期。
⑤邬国义:《史学通论四种》“代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人”三级,并以“文明之人”为最高理想。①《新民说》以文明程度确立国民、民族的标准。②《国民十大元气论》承袭福泽谕吉的观点,区分“形质之文明”与“精神之文明”,强调“精神之文明”的优先性:“文明者,有形质焉,有精神焉。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则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③根据对文明的理解,他认为,多年来国人热衷的“变旧法,兴民权”等政治活动,不过是“治近因之法”、求“形质之文明”。④这种精神至上的思维方式,在梁启超着作中俯拾即是,其史学思想深受濡染。《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⑤《新民说》声称: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⑥
“泰西者文明之国也,欲进吾国,使与泰西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⑦国家平等取决于文明平等,而为探求文明不等的原因,梁启超向历史寻找答案。他说:“以今日论之,中国与欧洲之文明,相去不啻霄壤。然取两域数千年之历史比较而观之,可以见其异同之故与变迁之迹;而察其原因,可以知今日现状之所由来,寻其影响,可以知将来形势之所必至。”⑧“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⑨他对文明问题的思考求索于历史,进而追踪史学。
20世纪初,梁启超史着的文明史意味相当浓厚,这既是一种历史必然,也是一种文化自觉。从知识脉络看,梁启超前期的新史学着作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对欧日文明史家巴克尔、基佐、浮田和民、田口卯吉等人所着文明史多有引纳,某种程度上可视作“文明史”的跨语际旅行。10但从学理逻辑看,梁启超这些新史着作显然是其文明论的深入和延展,或者说,新史学本身即文明论的一部分。
《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各有“史(学)之界说”一节,点明了梁启超文明史学的旨趣。前文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
① 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页。
②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2页。
③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1页。
④梁启超:《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第11页。
⑤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页。
⑥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9页。
⑦梁启超:《国民十大元气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61页。
⑧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61页。
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页。
10《中国史叙论》第一节取材于坪内雄藏的《世界上古史》,第二节“中国史之范围”取材于本多浅治郎的《西洋史教科书》,第四节“地势”和第五节“人种”采自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总论》,第六节“纪年”、第七节“史之前之时代”则受浮田和民的《西史通释·综论》影响,第八节“时代之区分”受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影响。《新史学》第二节“史学之界说”参考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第三节“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则取材于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自由书·英雄与时势》、《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源自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第五章“历史与地理”。详见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第四章“梁启超新史学思想之考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①后文分为三层,逻辑更为清楚:“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②梁启超强调,治史以国家、民族、群体为对象,写民史,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相对于中国旧史来说,这些都是划时代的革命。不过,“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求得其公理公例”等语,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在梁启超看来,“人群进化之现象”固然重要,然而这不过是史之客体,有客体而无主体,“则其史有魄而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③只有这样,才能由现象之繁赜而达终点,求得人群进化之真相,施诸实用,贻诸来者,“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此文明,增长此文明,孳殖此文明”,④满足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
梁启超的治史目标与西方文明史家巴克尔、基佐等人接近。文明史家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使人们能鉴往知来的社会通则。巴克尔认为,历史学不能止于描述已然发生了的客观事实,还必须对历史进程的因果关系进行探索,阐明人类文明进步的规律性。⑤梁启超所汲取也是他本人所要倡导的不只是“记载事实”,而且要“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或者说,他是要探求“文明之精神”及其前因后果。显然,梁启超所主张的不是当时在欧日影响很大的客观主义史学,而是文明史家的理性主义史学。
这样,一方面,出于治史效果的考虑,在研究对象上,梁启超不以政治史、“局部之史”为满足,追求“全体之史”,尽可能扩大范围:“夫欲求人群进化之真相,必当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以求其公理公例”;在理论上,他重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举凡与史学有关的天文学、地理学、人种学、宗教学、心理学、论理学,等等,“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以助寻得中国文明进化迟缓之原因。⑥另一方面,与他的文明论一致,“公理”、“智识”、“理想”(即理论与思想的合称)在他的史学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甚至是主导地位。“进化”、“进步”、“文明”、“自由”被他作为普遍观念经常拿来解释人类历史进程。而且,与西方文明史家一样,⑦梁启超把知识、智慧看成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力:“天下必先有理论然后有事实。理论者,事实之母也。凡理论皆所以造事实。”“理论之理论者,又为事实之理论之母也。”⑧他强调:“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
①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页。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7—11页。
③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20世纪初,不少学者并不把“历史哲学”与“文明史”概念予以严格区分,混用现象时常有之,梁启超也不例外。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1页。
⑤巴克尔:《英国文明史》,南洋公学译书院1903年版,第90页。
⑥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0页。
⑦巴克尔强调,自然环境通过人的思想才能发生作用,人的心理状态、智力和知识才是决定性因素:“知识是支配文明的唯一力量”。巴克尔:《英国文明史》,第90页。
⑧梁启超:《新民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04页。
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也?……曰:智慧而已,学术而已矣!”①由此不难理解梁启超何以穷其一生把文化史、学术史作为他治史的主要方向。
在梁启超的文明论和文明史学中,已形成一种思维方式和逻辑结构:国之强弱有赖于文明开化,文明散落于形质,收摄于精神,并决定于精神;同理,文明史也不能停滞于叙述事实,还要“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络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探寻公理公例。②这种思维方式和史学理念直接影响了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三
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集中在“第二期的着述时代”,也就是从1918年至他去世的这段时间。③这方面的重要着作,有《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什么是文化》(1922)、《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2)、《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923)、《五千年史事鸟瞰》(1922)、《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1925)、《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等,其中涉及问题众多,这里主要就文化史与普遍史、专门史的关系予以分析。④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曾明确区分史学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两类:“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⑤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他又提出“文化专史”的概念。那么,在梁启超的学术世界里,文化史属于普遍史还是专门史?先看文化史与普遍史的关系。“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按照梁启超的规划,《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构想中的《中国文化史》的首卷,此书初版时,题名副署“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从梁启超所列《中学国史教本目录》、《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⑥以及《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所列中国史之重要项目、《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关于中国全部文化的构想看,研究对象基本一致,文化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诸部门。用今人的眼光看来,梁启超的普遍史,似乎就是“广义的文化史”。不过,历史地看,梁启超所理解的文化史与今人从唯物史观出发所理解的文化史有异。梁启超的文化史除具有UniversalHistory与Gen-eralHistory的一些特性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观念在其史学中带有普遍性、一般性法则的意义。
梁启超以文化史为普遍史,表现在研究对象上,文化史是历史的本体,或者说,历史就是文化的历史。他的“文化”涵义极其广泛:“文化是包括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
① 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0页。
②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96页。
③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81、86页。
④刘家和《关于通史》一文曾就GeneralHistory、UniversalHistory、EcumenicalHistory、TotalHistory等与普遍史有关的概念予以辩证。详见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62页。
⑥《中学国史教本目录》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原拟中国文化史目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八;《中国文化史目录》见《中国文化史》卷首,北京师范大学讲义。
而言。”①旧史偏重政治史,梁启超则对文化史表现出空前的重视和偏爱。他说:“政治的动乱不过一时的冲动,全部文化才是人类活动的成绩。”②1922年,他在讨论中学国史教本时明确指出,“现行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其实政治史不能赅历史之全部”,主张“以文化史代政治史”。③
梁启超以文化史为普遍史还表现在内在结构和叙述方式方面。他的文化史构成并不排除政治、经济要素。例如,他的文物专史分为政治专史、经济专史、文化专史。《中国文化史目录》把“政制”、“法律”、“军政”、“财政”列在显要位置。《中学国史教本目录》也把政治、社会及经济列入六大部类。纵向地看,他的文化史采用纵贯古今的通史体。他多次说过,文化史研究不能拿断代体来做。他的文化史在体例上多采用纵剖的方式,细化为文化部门的通史。
表面上看,梁启超既“以文化史代政治史”,又将政治史纳入文化史之中,似乎矛盾,实则不然。因为,较之政治史、经济史等专史,他的“一般之文化史”不仅范围不同,而且层次不等。按照《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说法,“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史也者,则所以叙累代人相续作业之情状者也。其在空际有周遍性,在时际有连续性者,乃史的范围也。”“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笋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构精悍之短札也。”可见,梁启超观念中的史学是周遍的、连续的、统一的,是因果相连、含有普世法则的“总成绩”。在当时分科趋细的背景下,相对于各科专史而言,史学要“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各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④梁启超心目中的史学,不是无所不包的,但又涵摄万象,即超越于专史之上的普遍的、一般的文化史。文化的普遍史与诸专史既不是并立关系,也不是丛集关系。“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⑤显然,梁启超的“一般之文化史”决不是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诸专史的拼贴叠加,而是有其贯穴其间的通识、统帅、灵魂。他的通识、统帅、灵魂即文化的观念和文化史观。
前已述及,神谷正男、唐小兵等不少学者认为, 1920年以后梁启超在史观与史法上与前期绝异。但在笔者看来,此时期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实与他的文明史着一脉相通,均以精神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所不同者,形式而已。具体归为两种。一种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为代表,主张共同心理决定历史,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在探索历史因果律及其背后的精神心理因素。与他的文明史着一致,《中国历史研究法》依然把探寻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史学的根本任务。他说:“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
① 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02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页。
③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26页。
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61—62、55页。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63页。
果关系。”①梁启超还专门指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因果律表现不同:历史之结果,受人的意识、群众的人格、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所支配。“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②此处,梁启超的史观明显表现为社会心理决定论。既然全部历史问题归结为社会心理,反过来,凡与社会心理攸关的现象都可纳入其文化史考察范围。“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③政治史、经济史理所当然属于文化史范畴。
不少论者认为梁启超的精神心理决定论源于他欧游后西方思想的影响,因为,李凯尔特、兰普雷希特、詹姆士、柏格森等人的理论多以心理学说为基础。李凯尔特明确主张,只有借助于心理学的普遍概念来分析历史个别性的意义时,“历史学才能成为科学”,“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④但需注意的是,此种思想早在1904年梁启超所着《余之死生观》中已有直观表述:“全世界者,全世界人类心理所造成;一社会者,一社会人之心理所造成;个人者,又个人之心理所造成也。”⑤而且,该文还注明,这一观点来自佛教。
一种是《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文提出的人类自由意志决定论。实际上,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宣讲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时,对因果律已有所怀疑。他说:“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⑥但这里的“心力”,介于心理与意志之间,意思尚较模糊。1922年,梁启超在南京演说《什么是文化》,明确提出文化的概念:“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⑦其中专门谈到自由意志与文化的关系:“文化非文化,当以有无价值为断”,“必须人类自由意志选择,且创造出来的东西才算有价值”;“文化系是自由意志所支配的领土”。⑧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文化是包含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的业种业果而言。”⑨文化总量两大部门中,文化种(业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文化果(业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是“心能”的“环境化”。10衣、食、住及其他工具等物质的文化,言语、伦理、政治、学术、美感、宗教等精神的文化,都是业种产出的业果,是自由意志“环境化”的结晶。梁启超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00页。
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06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15、207页。
④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56页。
⑤梁启超:《余之死生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2页。
⑥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99—200页。
⑦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8页。
⑧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8—99页。
⑨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02页。
10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将这一文化的观念运用于历史,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观点予以修补订正。他声称:“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①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梁启超何以将政制、法律、军政、外交、社会组织、农事、田制等纳入其文化史;也不难看出,他凭借什么将诸多事项融为一体,从而构建其普遍的历史。
梁启超在宣扬自由意志创造历史时,并没有完全否定因果律,而是认为各有其适用范围。这一点多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从而夸大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文化两大部门中,文化种“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②《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把环境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决定论对等看待:“历史所以演成,有二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人物由环境产生,一种是人类的自由意志创造环境。我们主张折衷两说,人物固然不能脱离环境的关系,而历史也未必不是人类自由意志所创造。”③《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则把科学方法与直觉方法并举:“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④联系历史可知,新文化运动前后,理性主义思潮与非理性主义思潮在国内外广泛传播,梁启超的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史观念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文化史的普遍性不仅表现为研究对象包罗宏富,叙事结构纵横通贯,而且文化观念处于通识、统帅和灵魂地位,超越政治、经济等因素而上升为决定历史的根本力量。文化观念在新史学中的这种独特地位,在一定意义上说,有效地增强了梁启超文化史的通史性质,成为“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得以成立的重要支点。
四
在梁启超的史学世界里,既以文化史为普遍史,又把文化史归入专史范畴。较之于《中国历史研究法》说明普遍史如何做法,短短几年后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已然把文化的专史作为演讲重点。他说:“文物专史是专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教典章、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种种情况。”他把文化分为广、狭二义,尤其强调狭义文化的意义:“人所以能组织社会,所以能自别于禽兽,就是因为有精神的生活,或叫狭义的文化。文化这个名词有广义、狭义二种,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狭义的仅指语言、文字、宗教、文学、美术、科学、史学、哲学而言。狭义的文化尤其是人生活动的要项。”⑤《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文物专史”实即广义的文化史,而“文化专史”则源自狭义的文化概念。文化史由普遍到专门,其间的历史变化与逻辑关系值得关注。20年代,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一方面受外国史家与史
①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2、5页。
②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2、3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29页。
④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10页。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76、178页。
着的影响,①另一方面,时代思潮、文化环境的变动不应忽视。
新文化运动时期,强调从思想文化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几乎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在此过程中,“文化”这一概念逐渐凸显出来,进而取代“文明”的位置,大为流行。②受此熏染, 1919年,梁启超着《欧游心影录》,一改此前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满怀忧虑地写道:“他们有句话叫做‘世纪末’,这句话的意味……从广义解释,就是世界末日,文明灭绝的时刻快到了。”③他重新审视“文明”的内涵,返躬自省,努力钻研中国文化史。
梁启超的狭义文化概念也非自家独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泛化的“文化”概念不能满足时代需要,相对规范、明确的狭义“文化”随之产生。例如,陈独秀1920年在《新青年》撰文指出,“要问新文化是什么,先要问文化是什么。文化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新文化是对旧文化而言。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④比而观之,梁启超对狭义文化的解释与陈独秀相当接近。尽管并不见得梁启超受到陈独秀的直接影响,但却可以说明,梁启超对文化的理解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
文化专史的提出与现代史学制度的建设密切关联。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正朝着学院化与专业化方向迈进。在学科建置上,北京大学于1917年设置中国史学门, 1919年废门改系,与文学系、哲学系分途,跨出了现代中国史学学院化与独立化的重要一步。同时,改革课程设置,除开设社会科学和史学理论等课程外,重点讲授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其中,专门史设有本国哲学史、宗教史、欧洲文化史、本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史、中国文学史,等等。⑤正如有学者指出:“专史的提出既代表了传统知识结构中‘学科’界域的成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史学研究开始逐渐走向分科专门之途。传统中国史的范围在专史的分化下,形成一支支独立的专业学科。”⑥梁启超所在的清华学校虽然到1929年才改制为大学,但1925年已开始招收大学部学生,并成立历史系。从1926年清华国学院风潮看,梁启超、吴宓等人在当时已经面对并思考学科专业化和学术专门化问题。⑦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等文化史着,正是在这一时段完成的。同时,知识分类的变化也要求梁启超对其博通的文化史作出调整,以增强可操作性和适用性:“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
①杜维运的《梁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等文已对《中国历史研究法》与朗格诺瓦、塞诺博司的《史学原论》,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以及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的渊源作了探讨。
②这一问题可参阅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③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15页。
④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7卷5号,1920年4月1日。
⑤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61页。
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第562页。
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第575页。
分离矣。”①显然,在知识分类和学术分科观念的影响下,梁启超逐渐接受了以分科专门的形态来研究历史的方式,而他的“文化专史”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方面的学术实践。
一门学科欲独立,必先厘清学科所涵摄的范围。狭义的文化专史构成如何?按照梁启超的理解,“文化非文化,当以有无价值为断。”据此,他把宇宙事物分为两系,一是自然系,二是文化系。文化系又包括人类物质、精神两面。狭义的文化史,简言之,即精神层面文化的历史。②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辟有专章阐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他说:“狭义的文化譬如人体的精神,可依精神系发展的次第以求分类的方法。文化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思想的发表,最初靠语言,次靠神话,又次才靠文字。思想的表现有宗教、哲学、史学、科学、文学、美术等。”③从这里看,狭义的文化接近于今人常用的“思想文化”,其内涵与1871年英国学者泰勒提出的“文化”定义差别不大。《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列举出七种文化专史,即语言史、文字史、神话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梁启超认为,前三种是思想发表的工具,后四种是思想的载体和表现。其中,学术思想史又分为四部:道术史(哲学史)、史学史、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这七种文化专史多与现代学术科目对应,对象明确,界限清晰,明显反映出现代分科观念的影响。布罗代尔说:“所谓结构,实际上就是那些不受急风暴雨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④在梁启超看来,较之于政治、经济,这七种专史结构起来的狭义文化史“最是人生的要项”,能够反映人类心理、意志和思想。对比前述《中国通史目录》、《中国文化史目录》及《中学国史教本目录》,可以看出,狭义的文化专史实即其中“文化”部分的独立化、专门化。
最后说明一点,梁启超的狭义文化史虽源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但其文化史观念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又有很大不同。梁启超认为文化是决定历史的力量,狭义文化史较广义文化史尤为重要。唯物史观信奉者推动了文化的广狭义之分,认为政治、经济、社会不属于狭义的文化,文化不仅不能决定这些事项,反而依附于这些事项。陈独秀说:“有一班人并且把政治、实业、交通都拉到文化里面了。我不知道他们因为何种心理看得文化如此广泛至于无所不包?……政治、实业、交通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他们发达而发生的,不能说政治、实业、交通就是文化。”⑤李大钊认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⑥可见,文化观念在陈独秀和李大钊那里并不具有决定性、普遍性地位。从学术实践看,新文化运动时期,“整理国故”与中国文化史研究是一体的,梁启超与胡适、顾颉刚等人整理国故,均以撰成《中国文化史》为目标和理想,但他们的文化史观念却不一样。胡适等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重新估定中国文化的价值,而不是认同其历史价值。胡适说:“整理国故只是研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3页。
②梁启超:《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8、102页。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92页。
④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过去解释现在》,第161页。
⑤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
⑥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7卷2号,1920年1月1日。
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①顾颉刚也说:“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②他们视国故为材料而不是主义。傅斯年说得更为直白:“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国故是材料,不是主义。”③梁启超也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但与胡适等人有很大不同。他提出《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第一条大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而治国学最特出之点,仍不在“整理国故”,其学为何?即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人生哲学,也就是第二条大路。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在论述中国史学传统时,专门列出“史与道”的关系,强调指出:“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⑤梁启超对中国文化史所表现出的敬重,是胡适等人所不及的。
①胡适:《胡适致胡朴安》,《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7页。
②顾颉刚:《1926年始刊词》,1926年1月6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③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傅斯年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④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114页。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