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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叶瑞昕:辛亥革命时期国人中西文化观问题研究状况综述及本人探索体会

叶瑞昕
近代国人的中西文化观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但以往的成果多集中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西文化关系如何，国内学界的研究则稍显不足。这种情况其实与对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成就的认识不足是相一致的。有的学者已指出，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同时也是一次文化革命。（1）事实上，重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革命固然重要，但如果因此而淡化此时期的文化价值，将防碍我们对辛亥革命的全面理解。因为辛亥革命时期典型的时代特征之一，便是政治与文化之间那种既统一而又相对分离的复杂关系。只有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此种关系，才能真正领悟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而要达此目的，从当时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看法入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此外，研究20世纪初国人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得失，对于促进处于新世纪初的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确看待中西文化关系，无疑也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中西文化关系问题的专题研究，国内大陆学界与港台及国外学界相比，表现出一个逐步升温的特点。一个典型的证据是，当八十年初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论文只有寥寥的几篇，而到九十年代初召开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此方面的论文已能在大会论文的总量中占到一定的比例。（2）此种状况正跟国内学界逐步重视本期文化成就的发展势头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研究者或把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包括在维新思潮阶段，不给它独立的地位；或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忽视思想文化，而低估本期的文化成就。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学界对本期政治与文化关系的反省，这种状况逐渐改观。关于本期重要文化现象、派别、思潮及重点人物的中西文化观的研究论文，遂呈逐年增加之势。其中，龚书铎先生于1989年发表的《辛亥革命与文化》一文，是对辛亥革命时期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所作的系统研究。（3）从研究着作方面来看，虽然尚无关于本题总体研究的专着出现，但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近代中西文化问题的着述已越来越注意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西文化问题，（4）一些近代人物传记也越来越反映出这些人物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见解。（5）尤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关于本题局部研究的专着已经问世。其中，郑师渠先生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国粹派中西文化思想的力作，曹世铉的《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北京师范大学1999届博士论文）则是对辛亥革命时期无政府派中西文化思想的有益探索。
概括建国以来国内学界关于本题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两大特点： 一是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有关本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主义旧道德风俗的批判方面（6）。关于国粹主义思潮的研究为数极少（7）。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研究则主要是侧重于其政治思想方面，而对其文化观念涉及不多（8）。此后则逐步拓展到对本期西学尤其是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传播情况及对中国思想界影响的研究（9）。关于本期重点文化派别、人物的中西文化观的研究更是得到很大的发展：对于以往被视为封建复古主义的典型而不被重视的国粹主义思潮的研究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除有专着问世，还有较多的论文发表（10）；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研究已逐步突破以往偏重其政治思想的局面，而深入到对其文化观念的研究方面（11）；对于重点人物中西文化观的研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果（12）。 二是研究内涵逐步加深。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对本期中西文化观的总体状况，已构架出一个大体的轮廓。龚书铎先生将之划分为五种类型：顽固守旧的“三纲五常派”、体现清政府方针的“中体西用”论、“醉心欧化”思潮、“保存国粹”思潮及融会中西以创造新文化的会通倾向。（13）郑师渠先生认为本期有三种文化派别最值得重视：以吴稚晖、李石曾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丛报》派及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14）（二）关于本期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学说的传播，在继续加大对其促进国人思想解放的意义的研究基础上，已开始注意对其不成熟性的研究（15）；而对于国粹派中西文化观的研究，则已突破以往将之泛泛定性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格局，而开始注意到其文化观中所蕴涵着的积极层面的价值。（16）（三）关于本期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关联性，已有学者注意及此。（17）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曾经有过的将辛亥革命时期视为政治制度层面的革命而将“五四”新文化时期视为思想层面的革命的那种单一文化模式演进的状况。
就港台地区及国外学界而言，他们关于本题的研究长期存有较浓厚的兴趣。他们在六、七十年代就已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仍在持续发展中。与中国大陆学界一样，这些地区和国家也没有关于本题的总体研究专着问世（18），但是，他们在一些局部领域的研究已达到相当深度。大体而言，他们与本题有密切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其一、在研究清末中国知识界中西文化观问题的历程中，他们中有许多人（主要是美国学界）经历了一个由“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或“传统—近代”二分研究模式向更注重研究中国内部的思想因素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的转化过程。（19）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学者李文森（Joseph R..Levensen）五十年代对梁启超中西文化思想的研究，因运用“传统—近代”二分法而得出梁氏“由于看到他国的价值，在理智上疏远了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的结论（20）；而张灏（Hao Chang）在七十年代初对同样问题作研究时，则通过对梁启超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联系的考察而修正了此一结论，他认为梁氏尽管受到西方价值的强烈影响，但对某些中国传统价值仍然是认同的。（21）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对严复思想的研究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通过对严复认知西方近代社会学的思维方式的深入研究，反驳了以周振甫为代表的一种流行观点——严复在甲午战后一度是个“全盘西化论者”（22），他认为严复赞同斯宾塞并不意味着他与中国传统思想各个方面的全面决裂。比如，严复是用从《易传》、《老子》或宋明理学派生出来的语言来解释斯宾塞的一元论的。（23 ）
其二、他们中有不少人对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历史作用评价较高。美国学者沙培德（Peter Zarrow）认为辛亥革命是思想与文化史上的一个分界线，它表明儒家正统思想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的解体和清王朝意识形态的崩溃。从这点上看，五四运动与其说开辟了一个新方向倒不如说认可了一个业已开始的历程。（24）香港学者陈万雄在考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蔡元培、鲁迅、周作人、吴虞等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表现后，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激进的文化革新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人脉谱系都有一脉相传的发展关系。（25）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认为清末这段过渡时期初次在中国内部出现了真正的“近代化”道路，并产生了对之否定的观点。研究这二者在思想上的对立尤其是研究后者的“反近代化”思想，对于理解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26）
其三、他们一般对本期社会进化论在国人中西文化观中所起的作用颇为看重。如台湾学者郭正昭认为本期流行的思潮如民族主义、权威主义、民主主义、优越主义、改革主义、科学主义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由社会进化论促成。（27）张朋园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如何在进化论的基础上敦促国民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28）日本学者佐藤慎一以进化与文明的关系为线索，比较分析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新世纪”无政府主义者的中西文化观各自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又是如何展开的。（29）美国学者傅乐诗（Charlotte Furth）在对改良派的中西文化思想研究时，发现改良主义者自我批判的时候多，反西方的时候少，就是从进化论的理论基础出发，而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出在内部。（30）美国学者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认为严复、梁启超等人向中国人所宣传的社会进化论，是改变当时中国道德价值观的根源。（31 ）
其四、无政府派的中西文化观是他们考察的一个重点。美国学者高慕轲（Michael Gasster）认为天义派无政府主义者抨击西方、对科学缺乏兴趣，同时依恋传统。新世纪派无政府者则无比信仰科学，反对宗教。正是此种对科学的信仰、对进化论的信仰，信仰西方科技文明的唯物倾向，使他们被一种可以决定历史变迁和进化定律的理论所吸引。（32）傅乐诗认为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分别代表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两种典型：前者像圣西门，指望通过技术进步而获得解放；后者像傅立叶，是在质朴的、世外桃源般的亲密社会中寻求幸福。（33）日本学者嵯峨隆认为刘师培对“国学”的坚持表明其无政府思想里有民族主义的持续，他的思想实为政治的急进主义与文化的保守主义的结合；并认为吴稚晖是以唯物论的科学主义为基础，来尝试对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的总否定，其无政府主义的革命不要传统内的革新、再生，但与李石曾相比，李氏为外在化对传统的否定，吴氏则因其进化论含有儒家色彩，而为内在化对传统的否定。（34）
其五、国粹主义者的中西文化观是他们考察的另一重点。美国学者傅乐诗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新传统主义是“精神的东方”逐渐取代“物质主义的西方”的过程。国粹论者承认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一个源泉，也承认文化中心之间的相互关联，但他们主要是是寻求有根基的本国替代物以取代正在崩溃中的儒家正统学说。（35）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当官方国粹论者因科举制度不合时宜而在改革运动中鼓吹国粹时，即意味着文化遗产和制度的脱离，而国粹运动中主张革命的一翼，其贡献在于它综合了古代经学思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汉民族的文化创造才是真正的国粹。（36）日本学者佐藤丰认为《国粹学报》上的国粹论初期提醒人们对传统文化独特价值的重视，具有积极的意义；后期则越来越脱离时事而沉湎于对民族传统遗产的留恋中去，其缺乏变革动力的消极性明显暴露出来。（37）美国学者Martin Bernal认为1907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反西方团体：一方面，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希望藉东方的价值观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另一方面，文化激进派如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却因为接受了西方科学和它对未来的保证，而对西方现状不满。刘师培竟尝试结合无政府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方式来对抗西方文化。（38）汪荣祖在将章太炎与康有为比较时，认为章氏的“操齐物以解纷”思想，是其文化观点之依据。从此观点出发，章氏正好与康氏截然异趣：康氏唯见全球的共同归宿，无视各文化的个别命运，故而以中华政教与西方近代文明相比附；章氏则认为政教“本之约定俗成”，只可“随俗雅化”，不可随便与它种文化攀附，从而构成了其文化多元论。（39 ）
以往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推动本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一是研究内容不够平衡。如关于本期西学影响力的研究，学界多侧重于西方政治社会学说方面，对于西方科学观念对国人的影响研究还不够。再如对革命派的中西文化观关注较多，对改良派的研究稍显不足，对清廷及维护其统治的士大夫阶层的研究则更少。二是在研究本期国人的中西文化观时，多被具有典型文化特征的国粹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所吸引，对于介于二者之间的新旧调和思潮则有所忽略。三是以往关于本题的研究，多以宏观理论展开论述，具体到当时各阶级、各派别、各家报刊提到的“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及“国粹”与“欧化”的含义究竟有何异同，其中的差异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着的，诸如此类的微观考察还值得进一步展开。 通过对以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与反映出来的问题的认真考察，笔者认为，本题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作一个在以往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总体考察，此种考察既应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系统、全面的特点，又应在基本的微观概念上做一些精微、细致的钻研。笔者的《辛亥革命时期国人的中西文化观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2000届博士论文）便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种探索。 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把当时国人在中西文化观上的看法从两个维度（在朝官吏与在野知识界）、三种取向（输人文明、保存国粹、新旧调和）进行了划分。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通过仔细分析在朝官吏与在野知识界在三种取向上的不同表现，将当时国人在此问题上的观念全面、准确、具体地描绘出来。就在朝官吏来讲，他们中的输人文明主张，主要想在维系封建伦理细常于不坠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器物、制度方面的“富强之道”，以图解救清廷所面临的统治危机；其中的保存国粹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新学界在学习西学的过程中所出现的蔑弃儒家伦理的倾向而言，此种保存国粹观念的背后是对清廷统治秩序的竭力维护；其中的新旧调和主张，主要是面对西方近代民主政治观念蓬勃发展的态势，企图以传统的儒家伦理政治观念对新观念予以附会性的解释，以期达到偷梁换柱、以旧化新的目的。就在野知识界而言，他们中的输入文明主张，主要是由以留学生为基础的革命派所提出，这些人士一般均不满于清政府“中体西用”式的学习西方模式，提出学习西方“富强之道”不仅限于器物、制度层面，更应学习其背后的民主政治观念，其中的激进者甚至提出废除汉字、使用万国公语的主张；在野知识界中的保存国粹主张，主要是由以《国粹学报》为阵地的一些国学素养深厚的学者所提出，这些学者虽力图与官方维护清廷 统治秩序的国粹论者划清界限，但由于非常担心革命派中的输入文明思潮会冲毁传统文化的主脉，于是就将排满革命与保存国粹结合起来；在野知识界中的新旧调和主张，主要是由改良派中的一些人士所提出，这些人士认为中国的进步，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因循守旧，应将输入文明与保存国粹两种取向综合起来，走一条循序渐进的进化之路。
针对本题错综复杂的内容，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法的指导下，有机结合思想史、学术史、语源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力争能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既全面而又有深度的理解。具体来讲，主要是注意把握以下七种原则： 一、用横向理解与纵向理解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对象作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所谓横向理解，就是在大量阅读史料的基础上去贴近研究对象所处的时代，最好是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充分吸收，尽量使自己能进入一种与研究对象“同步思维”的状态。也就是说，当研究某一个人物的中西文化思想时，应首先努力体会对方当时当地所面临的境遇，然后顺着对方的思路来揣摩其所思所想，这样就会减少一些以今天的眼光想当然地臆测前人的错误。（40）所谓纵向理解，就是在横向理解的基础上，还需从中抽拔出来，另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冷眼评析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两者的关系是横向理解须横切进去，纵向理解要纵贯打通，如此纵横结合，才能交汇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效果。 二、在收集、整理、研究史料的过程中，注意处理好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既然本题是对本期国人中西文化观的一个总体研究，当然要对本期的历史文献尤其是对当时大量的报刊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掌握，但是，这些报刊所反映出来的关于中西文化的看法，毕竟缺乏系统性，可以说多是一个一个的思想片断，我们往往不能从中获悉这些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深入研读本期重点人物的文集、年谱、日记等资料，以期通过对重点人物中西文化观的系统理解，能对当时文化思想的发展脉络理出一个线索出来。笔者以为由人物思想致精微、从报刊观念趋广大，这样才能点面结合，处理好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的关系。 三、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注意立足史料，尽量减少过分推理。研究思想史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刻意追求研究的系统性，常常在分析史料的过程中作出超出史料甚至与史料不符的推理。为了减少此类错误，笔者以为追求研究的系统性一定要建立在对历史的复原工作的基础之上。为此，笔者特别注意“让史料自己来说话”的分析史料法。具体来讲，就是在研读关于某一文化现象的史料之前，要首先“虚己”——将自己以前间接得来的关于该现象的印象全都抛弃，以破除先入为主之见（41）；接下来在研读史料时，要力求顺着史料固有的脉络来爬梳，并切合史料固有的语言环境来表述，以求严格按照史料本身所具有的内涵来疏理该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 四、在理解历史人物根本哲学观点的基础上，去琢磨其中西文化观。历史人物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常常出现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所言不尽一致有时甚至相反的情况，如果见到该人物的一种说法，就匆忙下结论说该人物的中西文化观如何如何，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笔者以为减少此种错误的最好方法是从该人物的根本哲学观点（“恒”）入手，顺藤摸瓜，辟隙导款，如此在考察其中西文化观（“变”）时才能收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之效。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谓根本哲学观点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因为历史人物身处那样一个新旧思想大碰撞的时代，其哲学观点不可能固定不变，这就要求我们须密切关注研究对象在新旧思想之间承转变化的进程，并能随之与时俱进，以能达到对其思想的完整理解为目标。 五、有机联系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境遇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详细考察当时国人的中西文化观是从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展变化着的，同时还要注意观察这些中西文化观对社会有什么样的反作用力，此种作用力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着的。 六、注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推动事物发展的内外因相互关系的原理，来揭示当时国人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发展、变化的原因。 七、运用语源学的方法，对当时国人中西文化观中所体现出来的典型用语考镜源流，辨别异同，以从语言层面来切入国人中西文化思想的内核。辛亥革命时期是新旧思潮交汇的时代，同时也是新旧用语交汇的时代。用语使用上的异同及变化常常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思潮层面的变动情况。比如，同一用语，由具有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士来表达，其内在的含义往往不同；另一方面，许多人士对同一概念的理解本来是相通的，但由于个人知识背景的不同，却常常使用不同的用语将之表达出来。面对此种扑朔迷离的局面，运用语源学的方法，对当时人士在中西文化问题上所使用的用语作一番整理确实是有必要的。笔者的具体作法是：将当时流行的典型用语，按照当时使用主体的各自思路，检索出该用语从其初始含义到其后来含义的发展轨迹，同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仔细考察不同使用主体之间在理解和使用该用语上的同异，以此为基础分析不同人士在使用该用语时所反映出来的内在观念。笔者在对当时众说纷纭的“欧化”字眼考察时，即运用了此一方法。总之，笔者期望通过对以上原则的把握，能够充分彰显本期国人中西文化观的丰富内涵。
注释：1 龚书铎：《辛亥革命与文化》，《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页。2 本文定稿于2000年4月，故未能反映出2001年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的情况。3 见《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4 如龚书铎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版）、龚书铎的《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郑师渠与史革新合着的《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曾乐山的《中西文化和哲学争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汪澍白主编的《文化冲突中的抉择——中国近代人物的中西文化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曹锡仁的《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丁伟志与陈崧合着的《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胡滨主编的《西方文化与近代中国》（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昌切的《清末民初的思想主脉》（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等。5 如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喜所、元青的《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欧阳哲生的《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方光华的《刘师培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等。6 如步近智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君权”和封建道德的批判》（《新建设》1961年第10期）、蔡尚思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新思想运动——资产阶级各派主要的反孔反封建思想》（《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册，第1708—1734页）、张锡勤的《二十世纪初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主义旧道德、旧礼俗的批判》（《求是学刊》1982年第6期）等7 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新建设》1965年第2期）是屈指可数的一篇专文。8 如彭英明的《评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文汇报》1980年2月25日）、胡绳武、金冲及的《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298—374页）等。9 如史革新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西学传播》（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6期）、宝成关的《论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以下简称《八十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版，下册，第1022—1038页}、刘兴华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权观》（同上书，第1039—1055页）、唐文权的《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西学宣传》（见胡伟希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317页）等。10 如黄春生的《论辛亥革命时期国粹派的文化观》（《北京师大学报》1988年增刊）、范明礼的《清末资产阶级国粹派的几个问题》（《辛亥革命史丛刊》第7辑）、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的文化观》（《历史研究》1992年第6期）、丁伟志的《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李喜所的《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思潮》（见胡伟希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第17—31页）等。11 如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前引曹世铉的博士论文。12 如谭佛雏的《王国维的中西文化观》（见汪澍白主编《文化冲突中的抉择——中国近代人物的中西文化观》，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259页）、肖万源的《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同上书，第260—275页）、黄顺力的《章太炎的中西文化观》（同上书，第276—288页）、李双璧的《略论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中西文化比较观》（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编《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371页）、李占领的《辛亥革命时期的邓实及其中西文化观》（《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等。13 龚书铎：《辛亥革命与文化》，前引书，第112—118页。14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9页。15 请参考前引史革新文、宝成关文。16 请参考前引郑师渠书、黄春生文、郑师渠《略论20世纪初年的文化反思》（《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6期）。 17 参见胡绳武、金冲及的《辛亥革命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第274—297页）、龚书铎的《辛亥文化革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论文集》，下册，第1116—1126页）、陈剑安的《二十世纪初年的新文化运动》（胡伟希编《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第153—168页）。18 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港台学界关于晚清中西文化思想研究的专着已出版过不少，但是，他们的时间断限一般都截止到1900年，辛亥革命时期的中西文化思想则鲜有提及（如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69年初版；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初版；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初版；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初版；薛化元：《晚清“中体西用”思想论（1861—1900）》，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7年初版等）。19 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在其一本总结美国学界自五十年代以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历程的书中，认为美国学界正逐步走出以往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传统与近代”及“帝国主义”研究模式，而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国内译本有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20 Joseph R..Levense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rdo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 国内译本有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21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the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1890-190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国内译本有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2 振甫（周振甫）：《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号，1937年1月1日出版。23 Benjamin Schwartz ,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国内译本有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4 沙培德：《辛亥革命中的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第1056页。25 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3—130页。26 近藤邦康：《‘近代化’と民族——中国のばあぃ》，《思想》（东京），第454期，1962年4月出版。27 郭正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晚清学会运动》（1895—1911），《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20），第十八编，近代思潮（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33—824页。28 张朋园：《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现代化》，同上书，第693—731页。29 佐藤慎一：《进化と文明》，《东洋文化》（东京），第75期，1995年2月出版。30 傅乐诗着、王浩译：《思想的转变：从改良运动到五四运动，1895—1920》，《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上卷，第358—455页。需要说明的是，该书误将作者印成陈志让，现据英文原版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更正。31 史华慈：《思想史方面的论题：五四及其后》，同上书，第459—465页32 高慕轲着、陈家秀译：《辛亥革命前的无政府主义》，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社会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三版，第135—157页。33 傅乐诗着、王浩译：前引文。34 嵯峨隆：《近代中国アナキズムの研究》，东京，研文出版1994年版，第13—35页。35 傅乐诗着、王浩译：前引文。36 傅乐诗着、廖仁义译：《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三版，第39—77页。37 佐藤丰：《〈国粹学报〉誌上に于ける“国粹”主义と“国学”の成立》，《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4集，1982年。38 Martin Bernal着、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79—107页。39 汪荣祖：《康章合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40 鲁迅在探究科学史时认为：“世之评历史者，以当时所见，因生不满；若自设为古之人，平易求索，则所论始不妄”（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6页）；陈寅恪在论述哲学史研究方法时认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冯友兰着《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新1版，下册，审查报告一，第一页）；张灏（Hao Chang）在尝试理解儒家传统思想对晚清知识分子的影响时，认为：“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办法，即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 张灏着、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第2页）。41 此点认识受到清代考据学学风的启发。梁启超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归纳为六点，其中的第二点即为“虚己”之法——“注意观察（按指‘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注意观察，发现其应特别研究之点，所谓读书得间也’）之后，既获有疑窦，最易以一时主观的感想，轻下判断，如此则所得之‘间’，行将失去。考证家决不然，先空明其心，绝不许有一毫先入之见存，惟取客观的资料，为极忠实的研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第八册，专集之三十四，第33—34页）。
——原载于《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