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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方健、何忠礼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吴承明
斯波义信教授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宋史专家之一。1968年他的《宋代商业史》问世，一举成名，遂即被译为英文版和中文版。此后二十年，斯波先生又在一系列研究中国经济史着述的基础上，于1988年出版这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巨着。本书视野旷阔，广征博考，蔚为大观，而持论极为严谨，凡肯定、不能肯定与怀疑者必详究之。我以“博謇”二字仰先生治学风范，以为本书实为汉学界一代珍葩。而本书的最大贡献，乃在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对宋代经济宏观和微观许多问题，提出创新的见解；读之如入百花园中，流连思考而忘返焉。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在经济及制度上是古代与近世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期，一向为中外学者所重视。宋代国土日蹙，政治积弱，而经济迅速成长，市场空前繁荣，文化以至科技之昌盛尤引人注目。是以对宋代经济发展程度，其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如何，例多考究。评价高者有宋代“农业革命”、“商业革命”之说，亦有偏荣一隅，南宋即告衰退之论。
本书对宋代经济各项史实辩证甚详，论其大势，则以为宋之初，江南地区经济尚处于开拓阶段，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即下三角洲）之土地利用仍相当粗放。殆北宋后期，兴起大规模水利工程，于北宋末臻于鼎盛。同时，人口之由长江三角洲北、西、南高地、丘陵地向低湿地、核心地带之移居，亦在北宋末显现成效。核心地带的开发，使江南稻米的平均亩产量显着提高。南宋时期，定居点移动趋势继续进行，江南水利网之格局大体形成，稻田耕作技术有较大改进，但仍有若干粗放耕作地带，江南农田的充分开发，要到明代中叶始告完成。商业方面，北宋中期，商人长距离贩运代替了军事后勤运输，加以城市化兴起，商业发展迅速。国都南迁杭州后，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人口集中，商业鼎盛。大城市中批发、零售以及金融等分业已颇为完整，农村集镇之扩张尤为迅速。已略具明代中叶之规模。惟南宋末，大体在开禧战败后，财政危机，公田法之实施实际提高农民负担，江南经济开始步入衰退。
斯波先生一再谦称他的研究是初步的，有些论点是间接证据，有些尚难确证。在本书序章“考察的缘起”节中，他曾将宋代经济成就与16世纪（明代中叶）中国另一个经济大发展时期相对照。他认为，宋代的商业革命确属质的变化，可以确证。农业方面，若水利建设、二熟制之推行、优良作物和相关技术的改进等，宋代已“古典的”完成了。至于宋代与“16世纪同样的农业革命、商业革命”相比，是否匹敌，以及交通、动力源等，尚有待实证云。
以上可见斯波先生立论极其谨慎，并具启迪思考之意，读者寻骥探索，固不必剧作断语也。而我以为更能启发学者，使思路盎然者，乃是本书的方法论。不过，这是我披阅本书后自己的体会，其有违斯波先生本意之处，责自在我。
结构主义原属社会学研究方法，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经济学界，基本上替代了过去线性增长概念。在史学上，经法国年鉴学派倡导，五十年代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大加发展，蔚然成为结构主义历史观。它有总体观察（holistic perspective）和多元时间、多层面分析的特点，适合经济史研究。斯波先生在本书中采用了这种新的历史观，但并非沿袭布罗代尔研究“地中海世界”的范本，而是按照宋史的具体情况，取其精华，并有创造。
首先，他在运用结构主义历史观时，并不否定传统的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盛赞并继承前辈历史主义者研究宋史的成果，发扬“博搜史实，积累正确知识”的传统，贯彻实证主义原则，甚至亦不时采用历史主义的叙事手法，因为这种手法适于概括复杂的事实和作比较研究。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无论何种历史观，考证和实证的方法是无可或阙的。
其次，布罗代尔的体系是由长时段的构造史（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心态史）、中时段的动态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史）、短时段的事件史三者构成。布氏认为，事件的发生常由动态史的局势和节奏调节，而动态史又受环境的制约，故在研究中有重视长中时段而轻视事件史的倾向（恐怕也有改正传统历史主义专注重于事件的意思）。经济史属中时段史。宋代三百年，自然环境变迁不大，而事件甚繁，如与辽金之和战、厘定赋额（军需）、变法、迁都、引进占城稻、实行经界法和公田法等，都影响经济活动至巨。斯波先生在采用结构主义历史观时，对事件极为重视，这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最后，布罗代尔的总体观察是基于他的多元时间论。人是生活在短时段的，生命有限；但同时也是在中时段和长时段之中，实际是“多元的我”。因此，考究 类社会的历史亦应从多元入手，层层相接，以收总体观察之效。不过这种方法，也常有叠床架屋，卷帙繁浩之虑。本书则是采取斯波先生所称“广义社会史学”的方法，提出从横向、纵向、多方位研究，并根据江南特点，综合出人口、社会流动、文化生态、经济生态、技术要素几个方面，应用有关的社会科学，进行史的分析。他把这种总体观察法形象地称为“人文科学者与社会科学者的学际对话”。这实际是一种新的方法，“有物有则”，并可收以简御繁之效。
区域史研究亦倡自法国年鉴学派，即所谓“空间史学”。然而斯波先生根据中国历史地理特点，创立了一套系统的区域史理论，道前人所未及，实在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首先，本书提出一种新的区域观。本书所称“地域偏差”即区域差异，已经超出了地理概念，毋宁说是历史形成的。斯波先生在“地域偏差问题”一节中列举了近二十位中外学者论述中国区域史的观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1）依人口移动或定居史形成的区域差异；（2）依土地利用或水利史、农田开发史形成的区域差异；（3）依社会精英流动或文化生态史形成的区域差异；（4）依宗法、家族、阶级等社会组织变迁形成的区域差异；（5）依军事、政治或行政建置史形成的区域差异。以至作者在本书“前言”中说，“中国社会容量巨大，也许与其说时间的差异性大，还不如说空间的差异性更大。”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于兹可见。
其次，本书在地理概念上采取了西方学者通用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对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模型，但是作了修正和补充。他根据江南的开发史，重划其外围边界，调整了域内核心区和边缘地带的结构，重定江南在各大区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原来施坚雅的区域模型是以地文学（physiography）为基础，以晚清市场分布情况为参照的，因而是一种静态的模型，没有考虑上述多种区域差异的历史因素。宋代的江南，按照斯波先生的考察，尚属于它周期发展中的“始发阶段”（burgeoning stage），自难适用施氏对长江下游大区的规定性。因此，斯波先生引进了生态系（ecosystem）作为考察的依据。生态系是一个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动态系统。他又参考了已有较详细研究成果的泰国湄南河水稻田的开发和定居点由山地向中游、下游流域移动的历史。从而把水利史、人口移动、土地开发、文化生态史都纳入他江南区域的研究。这实在是区域史理论的一大创造。
最后，斯波先生在本书中提出了社会间比较（cross-societal comparison）和社会内比较（intra-societal comparison）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的比较研究，他是按一定的课题，选定可比的社会，从中积累经验的知识，用于整个区域研究。上述泰国湄南河稻作区的例子，即属于社会间比较。而更多的是社会内比较，即书中的个案考察和亚区域考察，几乎占到本书一半篇幅。例如杭州，重点在研究大城市内商业和等级居民形成的功能区划制度；湖州，重点是考察其长期性的生态变迁；徽州，重点在地理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江西袁州，重点在其水利合作组织的兴衰；宁波亚区域，以内外贸易为主；绍兴亚区域，以水利史为主。原来区域史的优势之一就是因为划定空间，可以放长时间，考察多重变迁和长期趋势。本书的个案和亚区域的研究，往往上溯汉唐，下伸至明清，这就给宋代江南的研究增加十分丰富的比较和论证的内容。
传统观点常把中国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线性的，而地区差异乃是发展程度之不同，或是处于线性的不同阶梯。八十年代，美国一些汉学家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向（trend）是线性的，而发展过程是周期性的，地区差异是结构的不同，并会有相反的运动，如某区是处于其周期的上升期，某区适处于其周期的下降期。这种研究方法称为“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and cycles）。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讨论会上，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提出了一篇用这种方法研究的论文，后经修订补充，包括七个大区，于1982年在美国发表。施坚雅的着作中也有同样的观点。1984年在意大利贝拉丘（Bellagio）召开了以“空间的时间的趋向和周期”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史讨论会，斯波义信教授提出了《江南农业与商业变迁》的论文。在这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他将该文修正，列入序章“社会之动态”节。
这种周期概念不是经济学中资本主义的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s），也不同于熊彼特（Joseph A.Schumperel）的以创新论为基础的长周期（50-60年），而有点像布罗代尔的长周期（100年）。布罗代尔虽然是考察15-18世纪欧洲，包括地区（国家）差异，但基本上仍属资本主义运动。对中国经济的这种周期考察则主要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一般是10-20世纪。斯波先生在本书中的考察是960-1421年，即宋开国至明永乐初。他划分为七个时段，即（1）边境状态（开拓状态）；（2）上升始动期；（3）上升期；（4）实质成长期；（5）下降始动期；（6）下降期；（7）上升始动期；这七个时段完成一个400年的大周期。
原来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都是采用计量学方法，以见其升降幅度和平衡力量。这在缺乏统计资料的前资本主义时代颇为困难。我看最有成绩者当属厄什（Abbott P. Usher）、阿倍（Wilhelm Abel）等人利用价格资料所作14-18世纪欧洲农业的研究，明确得出两个下降期和两个上升期、各100年以上的农业周期。他们运用价格资料之技巧，有如化腐朽为神奇。但这是因为欧洲教会庄园的购买、出售、雇工等都逐笔记帐，可计出价格。中国没有这种资料，研究者是以人口及赋税为准。人口数不能直接反映经济盛衰，赋税常是定额，且数据不实，以之作计量分析往往不能令人信服。斯波先生在此项研究中，抛开计量主义，采取广义社会史学方法，以土地开发、生态演变、居民移动、商业交通、社会流动、户籍、税制等作综合考察。而对这些分散的史料，用政治史的创业、中兴、衰亡分期，以政权变动、战争与和议、变法、迁都、建置等系年，则眉目清楚，自成体系。实际上这些政治事件对经济的兴衰都影响很大的。又全文以叙事出之，类《通鉴》笔法，读之引人入胜。
前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有无周期，在前述贝拉丘会议上亦有不同意见。盖周期运动必有其所以然的内在规律，此则研究者均未论及。故可不论周期，而称之为阶段。我国学者对于周期论比较生疏，有论者亦限于近代史。不过，历代经济有盛有衰，一地区之兴起常与他地区之衰落并行，则属史实。且不称之为周期，亦应考察其原委。在这种考察中，我以为斯波先生的广义社会史学和以政治史分期系年之法，都是很好的方法，他的上述着作，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