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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云南潞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

清代云南潞江流域瘴气分布区域初探
周琼
云南自古就是着名的瘴气之乡①。瘴气不仅分布范围大，存在时间较长，随社会历史发展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变迁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并对瘴区各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是中央王朝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和开发深入推进的时期，随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方志纂修的兴盛、亲履瘴区人士的增多，云南瘴气得到了相对广泛和详细的记载，瘴气分布区也随生态环境的变迁逐渐被分割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这些区域交错集中于深山河谷中，纵贯于滇西、滇西南、滇南、滇东南的潞江、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等广大的地域里。其中，滇西潞江，即今怒江流域（包括支流流经地域）是云南历史以来传统的重瘴区，主要指滇西北丽江府南部、大理府云龙州西部六库和滇西腾越厅（州）、永昌府辖的厅州县等潞江流域的河谷地区及深山密林区，这些地区瘴气活动频繁，清陈鼎《滇游记》有“滇西瘴气特甚”之言。本文以清代云南行政区划为大致范围，首次对潞江流域的瘴气分布区，即腾越重瘴区、永昌府重瘴区及丽江府西南部、大理府西部和东部瘴区进行探讨，疏漏处请方家指正。
一、腾越重瘴区
腾越② 位于滇缅交界处，是滇西瘴区中闻名中外的瘴乡，瘴气的浓烈程度及在历史上留下的影响较为深远。明代王骥三征麓川时，无数壮士为此地的瘴气而胆寒，并因之命丧黄泉。清代，气候及自然生态环境改变不大，瘴气活动依然极为频繁，对当地民众的生活及中央王朝的经营活动依旧产生着重大影响。
该区气候类型复杂多样，立体气候典型，生长活动于此的动植物数量及种类较多，瘴源体亦很多，瘴气存在的地理、气候及自然生态条件都存在，形成了“山岚烟瘴，无处无之”的景况。分水岭以北、黄果树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潞江支流槟榔江、小梁河流域、大盈江的南甸（今梁河县地）、干崖（今盈江县地）、盏达（今盈江莲山）、户撒（今陇川县户撒）、腊撒（今陇川县腊撒）、陇川（今陇川县）、猛卯（今瑞丽市）等地，是瘴气瘴水浓烈之区，“终岁节序如春，盛夏披裘，过分水岭而北多瘴，入黄果树而南渐热”③。
南甸半个山以南的地区，瘴气浓烈，“南甸宣抚司，旧名南宋，在腾越南半个山下，其山巅北多霜雪，南则炎瘴如蒸。元置南甸路军民总管府，领三甸”④。南甸蛮允的瘴气尤其密集，直至清末，这里的瘴气环境都未发生大的变化。清末民初的腾越人李根源于1911年闰六月参与滇缅边界勘察时，亲履瘴区，对所历地的瘴气多有记述，这类在亲历亲见基础上记录的资料较为可信，对深入认识瘴气与自然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了解滇西腾越一带的瘴气及其民族生存环境状况大有裨益。据载：“蛮允，乾隆征缅时，曾设粮台，筑大营，屯兵数千，云贵总督阿思哈尝驻之，副都统丰安瘴没于此。”⑤ “自遮岛以下，汉人而外，皆焚夷所居，野人、傈僳则散居山谷问，坝中则无居住者……沿途五、六、七月，时有烟瘴发生，此地尤甚。若被早风感冒，多成哑瘴而死。”⑥
蛮因亦为重瘴区，区内猛古寨、蛮口河、炼烘等地充满毒性极强的瘴水、瘴气，人户稀少，“猛古寨，五户。瘴地，水毒。蛮因……在潞江西岸……瘴地，水毒，无人马店，各住户均许客宿……在山麓之路，顽石遍地，又土中蓄水积毒，行者不慎濡染足上，必生毒疮，数月不能愈。又，路之两侧树木，四季青葱如春夏，但其气味奇臭，令人神昏头痛。蛮因距下流惠人桥约二百里，其习俗、土质、植物、气候、烟瘴均同”⑦。“蛮口河，十余户，瘴地，水毒。炼烘，二户，瘴地，水毒”⑧。灰坡附近瘴气亦重，仅上灰坡路瘴气稍轻，行人得以歇脚，“灰坡一名翠薇坡，二户……俗又名望江坡，以望见潞江故也。山麓瘴疠极剧，土民亦时有戒心，惟上至灰坡则无瘴，故下潞江坝赶市者，必回至灰坡歇宿”⑨。
自蛮因往北，沿途亦有瘴毒水，仅在海拔较高、气候冷凉的高黎贡山麓个别区域内烟瘴稍轻，“自蛮因来，山路北行，般瓦，三十余户，瘴地，水毒……（练地）距蛮因四十里，在潞江之西，高黎贡山东麓，位置稍高，故烟瘴不大……龙塘，七户，瘴地，水毒……旧寨沟，十余户，贫，瘴地，水毒……户棒，四十余户，瘴地，水毒”⑩。
这些瘴气顽固存在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极其原始封闭，居民生活闭塞落后。这种生活方式和自然生态环境又在客观上成为瘴气存在的外部保障，汉族移民进入较少，“或曰其地多瘴，非可以华人居也”(11)。民国年间早已在内地绝迹，或在云南大部分开发深入区消失了的虎、豹、野猪、麂、熊等野生动物在这里还常被猎获，亲履当地的李根源呼吁地方统治者亲至十五宣地了解民生疾苦， “大练地，六户，瘴地，水毒。西北歧路有白岩头、老虎槽，住傈僳七八户，以猎为业，去岁曾猎获虎一、豹四，熊麂、野猪无数。余等行至该地，其人咸窜避深箐中，余老妇一人潜屋内，柴扉紧闭……向导云：我辈倘住其地，则彼窜者终日不归，潜者终日不出，彼等怯惧汉人，大都如是，不独此地惟然……十五喧之民无论汉夷，皆獠狂未化，蠢如鹿豕，无一读书人，不得不谓地方之耻。余尝谓地方官绅，宜常到乡里去，今尤愿保山官绅尝到十五喧来，俾知地方之疾苦、民智之陋劣，而思所以整理之”(12)。
李根源在叙文及报告中也对腾越瘴气对勘界的影响进行了记述：“余之主要目的，在出永康州，经麻栗坝，历木邦、腊戍至猛；景东折入缅宁、云州，或车里、普洱旋省，限期五月。乃至大猛统，刘生染瘴几死，余抵楚雄，接其顺宁来电，正当伏暑，时已不许，允其由蒙化、弥渡归……根源面陈制军，有曰：“此次奉命，以时间迫促，且当炎天盛瘴，故所得成绩甚少。”(13)
清王朝在土司统治的民族聚居区设置了宣抚司、安抚司，但统治不能深入，开发较少，瘴区变化不大。陇川宣抚司气候炎热，是汉少夷多的重瘴区，司署气候炎热，土地肥沃，年种两季，“收谷最丰，而烟瘴过大，以致地广人稀。汉人、焚夷、崩龙杂处……人口在二三万以上，汉人居十之一二。野人时出抢劫，夷强汉弱”(14)。陇川附近的张凤街也是瘴气横行之所，汉族移民惧瘴而不敢深入，驻军多中瘴而死。“张凤街，旧张凤卫也……气候炎热，瘴毒甚烈，暑天，汉人不敢居住。街上汉、夷杂处，有二百余户，商场繁盛……驻防军一百名，给养亦便，惟中瘴死者甚多。”(15)
猛卯即明朝时的麓川，以瘴气浓烈闻名，整个清代，浓烈的瘴气依然是这里的无冕之王，清末还被称为腾越第一瘴乡，居民较少，多为傣族等长期生活于此的少数民族，汉族较少。“猛卯……坝长百五十余里，宽二三十里不等，气候炎热，烟瘴较陇川尤甚，在腾越为第一瘴乡。暑天，汉人不敢居住……所属村寨六七十寨，汉人寥寥，不及十分之一。多为焚夷，其人与木邦、暹罗同种……四山野夷五十余寨。”(16)
近滇缅边界的红蚌河谷区气候湿热，环境封闭，居民较少，开发不多，生态环境保持在原始状态中，瘴气极端浓烈。乾隆间征缅，军士多瘴死， “傅恒人缅之道，由万仞关四十里，历猛弄、蛮理、止丹、来戛、南盏河，又三十里出戛鸠渡江……又六十里而至孟养，其地至阿瓦甚远，且路径不熟，炎天瘴盛，因回师而驻老官屯”(17)。因傅恒行军路线均为腾越的烟瘴弥漫之区，将吏均来自中原，不熟悉当地气候及地理、自然情况，不仅普通军士，连统帅、经略大臣傅恒本人因瘴而卒便不足为怪了。另有史料称：“（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春，命忠勇公大学士傅恒经略兵事……七月二十日，取道戛鸠江，军士奋勇。大小十余战，俱破之。所历已二千余里，天暑瘴兴，经略染病。”(18) “经略大臣傅恒则自老官屯班师，归至北京，次岁瘴发，卒。”(19) 清末，这里的瘴气环境改变不大，仅于冬春气候稍凉、瘴毒减弱时方能渡涉，“红蚌河距蚌西七十里、蛮允百四十里，无人户，驻保商营兵百人，位置于河之左岸。瘴毒最烈，地极险要。此河即今滇、缅分界之水，春、冬能徒涉”(20)。
二、永昌府重瘴区
永昌府不仅是滇西、也是云南瘴气分布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境内很多地区早在汉晋、隋唐时期就以瘴气浓重而着名。这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封闭，开发较少，有毒动植物种类及数量众多、温泉密布等因素有关，瘴区的瘴毒极为浓烈，几乎所有的厅、县、安抚司、宣抚司地都分布着毒素浓烈的瘴气， “宾川之牛井里、永昌之上江十五宣，皆瘴区也”(21)。
明清时期，随中央王朝对滇缅的经营及战争，尤其是明王骥三征麓川及清乾隆征缅，在此染瘴丧生的将士不可胜数，此期中原人士对云南瘴气的认识多缘于此。云南瘴气及其危害随之被广泛认识和传扬，有关瘴气的记载更为详细，瘴气记载区域扩大。永昌府成为云南瘴域面积庞大、瘴毒浓重的地区，对中央王朝的军事驻扎及经营造成了巨大影响，“永昌距孟连二千里，该目等闻官兵进剿，必逃匿野夷地方，时当春令，烟瘴渐起，既难深入穷搜，并不能久驻其地，臣当即飞檄该镇，速饬领兵守备萧士能即将所发官兵、土练陆续抽撤回汛，以免暴师糜饷”(22)。为记述及阅读方便，谨据该府行政区划及史料记载，将永昌府瘴区分五个分瘴区论述。
1.湾甸分瘴区
永昌府重瘴区首推湾甸（今保山昌宁县西南湾甸乡），自汉晋至明，湾甸都以瘴气闻名，“地瘠，山高水迅，每至六月，瘴疠盛行，水不可涉，地不可居；有黑泉，水涨时，鸟过辄坠，夷以竿挂布浸而暴之，拭盘盂，人食立死”(23)。
清代，浓厚的瘴气依然密布，瘴毒一如既往，史籍记载内容与明同：“地多瘴疠，不可近，有黑泉，不可涉，水溢时，飞鸟过辄坠，夷以竿挂布幔而曝之，用拭盏盂，人食立死。”(24) 虽然古人修史修志时多有照抄或沿袭前人观点、内容的习惯，但一些着名学者、尤其是一些私人撰述沿袭前人内容，多因记录地历史情况与前人记述相似而致，谢圣纶就沿用了《明史》的记载： “湾甸，地多瘴，有黑泉，涨时，飞鸟过之辄堕。”(25)
民国年间，瘴毒亦未减轻，虽有汉族移人居住，但在瘴气浓烈之时，亦不敢居于原地，常迁居山间，天气凉爽后方敢返回，湾甸城，“元、明湾甸土司故署所在也……四十五户，汉夷杂处……此处烟瘴剧烈，清明后，汉人尽移山间，霜降后方迁回坝中”(26)。
横跨永昌府、腾越厅境的高黎贡山因大江环绕，靠近湾甸的低山区气候炎热，草木繁茂，瘴气密布，“东临潞江，西临龙川江。左右有平川，名为湾甸山，东南即湾甸州。山上下东西各四十里，可望吐蕃雪山，草木四时不凋，瘴气最恶，冬雪春融，夏秋炎炽”(27)。
2.保山分瘴区
保山因地理位置及地形复杂多样，气候类型因之多样化，在河谷低平地和山谷炎热地区，瘴气密集，使保山瘴气和浓烈的瘴毒闻名遐迩，成为永昌重瘴区中的典型代表：“（保山县）蒲缥、罗明与潞江相近处多热，至潞江坝，则尤为热，甚且沿江上下皆有瘴毒……山脚又炎热甚于城市。大凡气暖之地，稻熟亦早，如东南角枯柯河附近处，地气炎热，且河边时有瘴气。”(28)
乾隆十年（1745），为确保中央王朝统治的深入及征缅顺利，在保山设置了七个关隘作为桥头堡，均以烟瘴浓烈而闻名。西边的鲁掌关“距离县治四百里，烟瘴最冲之地”；南面的光塔坡关即龙陵关，“距县治三百五十里，烟瘴次冲之地”；“芭蕉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四十里，距县治二百里；里骚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十五里，距县治一百七十五里；小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二十里，距县治一百八十里；大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四十里，距县治二百里；茨竹关，烟瘴次冲之地，距姚关三十里，距县治一百九十里”(29)。
尽管设置了很多关哨塘汛，但设置初期，开发程度有限，征缅期间，横行的瘴气依然成为清军的巨大威胁，“沿大盈江西岸行，至盏达……有瘴毒，无人马店，附近诸山山头野人，强悍异常，时出抢劫”(30)。死于瘴气的兵士不计其数，从征缅甸的王昶有诗记道，“瘴烟入夜缘壕起，炮石凌风傍帐行”；“炎陬瘴疠蒸，军垒烽烟乱。艰危有万端，经岁阅已遍。差幸闻道早，生死齐梦幻”，“只愁冲瘴久，老病欲乘春”(31)。返回滇境后，王昶还为曾经历的瘴气心怀恐惧，回忆旧事，恍然如在梦中：“经赵州，宿于白崖，时蒋检讨鸣鹿来谒，忆丁亥初秋检讨别余京时分，此生不复相见矣。今干戈瘴疠之余生，还，握手翦烛絮谈，相对如梦。”(32)
清末，保山潞江坝的瘴气依然令人恐惧，李根源有关潞江坝瘴气及瘴毒的记载，更能反映云南瘴气、瘴水与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的密切联系：“（潞江）江面之阔倍于澜沧，水势激急，波涛汹涌……附近各地，总名曰潞江坝，横约二三十里，长则数百里，居民焚夷种……坝中地势凹下，四山高遮，空气不得舒泄，故气候炎热，隆冬热度犹在摄氏八十五度以上，草木终岁深绿不凋。产芭蕉、甘蔗、波萝、橄揽、烟叶、芦子、西瓜、仙人掌、金刚钻、鬼箭草，巨蛇毒虫以白鳝、虾蟆为最恶。榕树最多，有巨至十人围以上者。凡热带所产之物，江之两岸无一不有，一岁三获，瘴疠最剧。”(33) 夏、秋瘴气浓烈之时，行旅不敢经过，汉族移民也常迁往他处暂避，“清明至霜降，行人过此不能住宿，宿则多中哑瘴而死。故当瘴气发生时，商旅为之裹足。是时，坝中汉人亦皆迁往山上，无复敢以身尝试者。先曾祖配梗府君，嘉庆八年应童子试，归途宿此，中瘴而卒，年才二十一也……濒江每朝辄大雾，终岁如常，须日高四五丈始散，此亦瘴毒之一种”(34)。
浓烈的瘴气对此地的开发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不敢轻易进入，进入者多不能生还，故当地便有了人此地者应先料理后事，最好是先嫁了妻子再走的俗谚。“水军渡以下至潞江坝矣。江边住舟人一户。气候炎热，正月初，犹与北京之六七月相等……江水作深蓝色，水深莫测……此渡下流右岸，总名上江坝……江之附近，瘴疠最剧，较惠人桥尤甚，每年四月至九月，行人宿此，必发哑瘴而死，故俗语有‘要走上江坝，先把老婆嫁’，即可想见该地瘴疠之烈矣。”(35) 瘴气的长期肆虐限制了这一地区的开发，阻碍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李根源记曰：“红木树位于山之半，东瞰潞江全境，江水浩瀚，田畴肥沃。为瘴所限，未得开发。今科学发明，自有开发之可能。”(36)
3.龙陵分瘴区
龙陵部分地区是“天气和平，俨然四绪如春”之地，但位于“龙潞两江间”的地区，便有“虽哲谋时若恒若休咎，不无人事之征，而四时错行，天固不言而化”(37) 的气候特点，成为永昌气候复杂多变、瘴气较集中的地区，“龙陵厅……夏秋间多阴雨，所辖土司如潞江、芒市、遮放皆极炎热而多瘴疠”(38)。
对流经龙陵的潞江流域区的瘴气及影响，本地人写下了诸多憾人心魄的诗文。保山人吴世钦《潞江谣》曰：“山矗矗，云万幅。水汤汤，气蒸燠。怒江流，横山麓。六月交，不可触。噫！行人不敢宿。地热如炉烟涨平，芜鸟飞欲绝，但闻鹧鸪，我行至此，亦胡为乎？边事孔急，志卫乡间，亲犯瘴疠，曷遑遑居。”(39)赵文哲《潞江渡》曰：“声如吼火牛，势若奔怒马。气如釜沸汤，色如土崩赭。我行逐鸡鸣，破驿灯已她。瘴云暮四垂，夹岸暗枫槚……朝曦散铜钲，毒雾溃四野。”(40)
冯光熊《缅甸纪略》记述了龙陵交通线沿途的瘴气情况：“数日渡潞江，地系土境，炎瘴已盛，设有安抚司，为西赴腾越、龙陵两路咽喉……由龙陵而下为芒市、遮放，各设有安抚司，炎瘴尤盛。”(41)
龙陵人赵金声《上刘太守宽章治瘴毒序》记载了龙陵瘴气及其危害，“龙陵，瘴乡也。每夏秋，乡人死于瘴者十有六七”，由于当时人们认为瘴疠是“热邪疫毒”，医者将瘴气误作寒热虚症医治，致中瘴者死亡，“每遇瘴病，见人之以为热而用黄连者死，以为寒而用桂附者死，以为虚而用参术者亦死，阅尽古方，罔有治验”(42)。作者之父在对瘴气有深入认识和思考的基础上，针对瘴气的产生背景及瘴疠发作时由表及里或表里先后、内外各感等不同的病情病象，对症下药，终于取得成效，救活百姓无数，“生父名之璋……自思此症非暑非寒、非风非湿，乃山泽之气不通，郁为一种瘴气，纯是热邪疫毒，少壮皆感，险恶相同，辨其舌胎以承气，汤下之，应手立愈，由是触类而推，随症用药。有入里者，有出表者，有半表半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先里后表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表而再表里而再里，甚则表里至七八次者，皆以舌胎为凭。在表则用柴胡、黄芩之类以解肌表之热，而汗之在里则用大黄、朴硝之类以通肠胃之邪，而下之无不尽愈；间有不愈，乃日久失治，及下元虚损之人耳”(43)。然囿于认识局限，作者之父因瘴疠的一些症状类似伤寒，并用一些伤寒药方治疗见效后，就地断定瘴疠即伤寒、瘟疫，由此引发诸多感喟：“生父行年七十，阅历之久，活人已多，自矜创获……不意，一日得吴又可《瘟疫全书》而读之，甚惊异……始悟瘟疫与瘴气一理也。因彼云瘟疫，此为瘴气，人遂判而二之。窃叹自古名医如仲景详于伤寒而不言瘟疫，吴又可复详瘟疫而不解瘴气，不知伤寒与瘟疫相似而不相同，瘟疫与瘴气则无不同者，方术遍行天下，只因名之异，而遂迷失，其医方以至千百年无术治，何斯人之不幸哉？今承大人以仁民爱物之心，询治瘴之法，则可由一乡一国以达之天下。”(44) 尽管医者治愈过众多瘴疠患者，然因其多以伤寒治疗，染瘴不深、病情不重，仅以伤寒症表现者，用伤寒药方可愈，而染瘴深者即不可愈，出现“间有不愈者”的情况，却被其误为“日久失治”所致。
4.潞江安抚司分瘴区
潞江安抚司即今保山潞江坝，是远近闻名的重瘴区，无论官修或私修志书，对此地瘴气均有记录，所谓“潞江又名怒江……深不可测，夏月多瘴”(45)，“潞江在城西百里……其深莫测，两岸平广，夏秋多瘴毒，难行”(46)，“（潞江安抚司）境内跬步皆山，瘴毒特甚。隆冬衣葛，汗出涊然”(47)。
夏秋季节，尤其是正午时分，瘴毒浓烈，行人不敢过江。吴大勋对潞江名称进行考证后，认为潞江即泸江，意为有毒之水，因瘴水浓烈、对人伤害极大而得名，“（潞江）在澜沧之南(48)，流至保山县西南，江面甚宽，水有瘴毒，日中不可过，惟寅卯辰可渡……其水流至孟定、猛密入海，或疑即泸水，黑色为卢，有毒之水名之曰泸，其理近似。泸与潞音相近，沿讹未可知”(49)。
潞江流域区自然生态环境原始，致瘴动植物种类繁多，开发较少，瘴气、瘴水毒素浓烈，并长期存在。吴大勋记载了潞江瘴气及其产生的环境状况，认为瘴因地气而生，故将其归入“地部”(50)，他对潞江瘴的分布及瘴水产生于孔雀矢、大蟒、虾蟆、蚯蚓之类的毒虫毒蛇释放的毒液泻入水中而成的分析，接近了瘴水和瘴气的真实面貌：“永昌以外潞江有瘴，惟寅卯辰可渡，逾腾越更甚。其余各郡亦闻有一隅有瘴者，为害尚轻。凡有瘴之地，水中为甚，以一切孔雀矢、大蟒、虾蟆、蚯蚓之类皆有毒，而山水奔泻入于溪河，故河水虽清冽，不可饮，须挖坑洼积水，停汗饮之无碍。又雨后日出，天气郁蒸则瘴起，有五色气如虹霓者，自地中出，长可数丈，人触之即死，轻或成病。又瘴气交夏乃盛，深秋更甚，霜降后渐减，冬则平和矣。”(51)
民国年间，该区瘴气依然如故，中者十有九死，令人畏惧，“欲走潞江坝，先把老婆嫁”的俗言仍然盛行不衰。这是经历了该地瘴气丧亡之痛的遭遇后，发自内心恐惧的绝好注脚。
5.镇康州（坝）分瘴区
镇康坝是滇西另一着名的重瘴区，地理环境封闭，气温较高，春夏及初秋雨多，秋季雨量虽减，温度却很高，“气候低处比高处为热，山上较山下为凉，东区之镇康、猛底、猛黑三坝，南区之猛厂坝数处，最热时在华氏寒暑表九十五度……每年清明后雨量渐多，夏季则十日九雨，过重阳则雨量渐少，冬至以后清明以前不见下雨”(52)。较长的湿热期为瘴气活跃提供了条件，夏秋季节瘴气尤重，入居镇康者多死于瘴气，即便是当地土着民族，中瘴死亡的现象亦常常发生，故居民人数较少，欲进入垦辟的移民亦因之畏惧退缩不前。
入秋冬后，瘴气虽有减弱，但依然存在，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还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只是此时瘴毒不甚浓烈，可居于此。当地工匠养成了浓瘴发作的春夏季节退出、秋后瘴毒减弱时返回的习惯，“烟瘴以镇康、猛底、猛黑三坝为最毒，猛厂坝次之，猛堆坝又次之，每岁清明以后雨水下地，外来工匠客商纷纷回去，以避烟瘴，至重阳后又复进来，已成一种习惯”(53)。这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瘴区的经济开发，阻碍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经济文化的滞后又使当地的生态环境基本保持在原初状态中，瘴源长期存在，瘴气便能长期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
明清以前，镇康因开发较少，瘴气浓重。明清王朝对云南土司辖区进行经营开发之时，该区地理位置偏僻，开发受到很大限制，瘴气环境的改变不大，方志记载的笼罩于镇康的旱雾即是我们所熟悉的瘴气，“镇康三坝在秋冬二季，天气晴朗之时，夜半后发生一种旱雾，将三镇笼罩，直至十旬钟时始散”(54)。
清末光绪间勘察边界时，烟瘴依然盛行，“现查镇康、孟定，烟瘴甚行，拟俟冬初瘴伏之时，即由卑府委员一往侦察，以臻妥善”(55)。《麻栗坝图说》对镇康等地的途程及烟瘴环境记曰：“计由府城六十五里镇康土司城，烟瘴极大；六十五里猛永街，七十里猛彭街，均有烟瘴；六十里麻栗林，四十里刷布厂，入缅甸界。”(56)
民国年间，镇康依然处于“人民智识未开化，风气闭塞”的状态中，农业生产受瘴气的影响和制约非常大，烟瘴区的大量良田荒芜未耕，即便已耕土地，也有大量抛荒的情况，耕地面积少，“阖县力啬者约有一万数千人，成熟田亩合计二万八千九百九十余亩，荒地数目约与成熟加倍。凡有水源可资灌溉之。地，惟镇康、猛黑、猛底三坝，因烟瘴恶毒，汉人难居，摆夷一种又多死亡，人口不能发达，烟户稀少，是以该三坝膏腴沃土，尚有荒芜未垦者”(57)。农业耕作技术简单，生产力水平落后，“夷民耕作之法最为简便，并不用施肥料，亦不需除草耕耘。田旧历十月腊冬用水牛和黄牛，均以一牛架犁将田土浅浅犁起，水源方便则放水日夜流冲田间，若水路艰难，则听其干燥，直至分秧之时仍用一牛将田土翻起荡平，即行栽种，此普通耕种之法。若有三坝之烟瘴田亩，则耕作尤为容易。收获之后任荒草蔓延，丛生田间。待分秧前十日，始以一牛驾犁将田土连荒草犁起，放水其间，两三日荒草腐烂，土块亦已溶化平坦，即可分插秧苗矣。一经栽植，无论山田原田，并无戽水耘耨等事，至稻已成熟，男妇麕集陇亩，女司割刈，男操挑作”(58)。
在边疆危机严重、边地考察研究兴起之时，此地瘴气的起伏兴消依然为行旅所戒惧，“镇康、猛底、猛黑、猛堆、猛厂、赛米、挖尾、孟定等坝地势低洼，每年清明节后，即有瘴毒发生，直至冬至节乃止。故行旅投宿必在冬至节后、清明节前。游镇康者，不可不知也”(59)。
民国初年在边地进行产业开发活动时，据当地气候状况引种棉花，因瘴疠盛行未能较好发展，棉户较少，“镇康境内东区之猛黑猛底镇康三坝，与西区之猛厂河边皆属宜棉之域，合计现已种植棉花之地约有八百余亩，种棉人家约有四五户”(60)。这种社会及生态环境状况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记述者对当地因烟瘴浓厚、人员死伤惨重而使经济发展落后的情况作了深入阐述，“镇康宜棉之地荒芜未垦者尚有二千余亩，奈在镇康、猛黑、猛底三坝及猛厂河边与临江一带，皆系烟瘴最毒之区，每年清明后雨水下地，烟瘴大发，汉人受耐不住，故该地所居住者概属夷人，因夷人生长其地，能耐烟瘴，然每年死亡亦颇不少，是以人口不能发达，人少地多，垦种不尽。汉人有胆大者前去垦种，往往十死八九，因之视为畏途，是以虽有宜棉之地，只得听其荒芜，无可如何也”(61)。这些在调查基础上的记载，应是对瘴及瘴气、瘴水有一定程度了解后得出的，当然也是最接近瘴、瘴气、瘴水的真实面貌的史料。
此外，永昌府永平县大部分地区虽气候温和，但僻远处亦有瘴气，县境河谷区的杉阳靠近澜沧江，较为炎热，是瘴气活跃区，“永平僻处边远，旧亦号烟瘴之区”(62)。
三、丽江府西南部、大理府局部瘴区
滇西丽江府西南靠近腾越及大理云龙等区域的潞江、澜沧江河谷区，因气候炎热湿润，也是瘴气活跃区，被称为怒子的族群聚居于此，“怒人所居皆在澜沧江外，其江深险，四季皆燠，赤地生烟，每二月，瘴气腾空。”(63)
大理府是生态开发较成熟的地区，但在个别偏僻山区和人迹罕至之地，因自然生态环境的原始状态尚未打破，瘴气依然存在。西部沿腾越西北而上，至云龙州西部六库等地，峡谷深峻，河谷区炎热暑湿，瘴气更浓，“六库居州西北隅，入夏即大热，路多瘴不可行”(64)。“经永昌十五喧、云龙老窝，皆不免迂回而多瘴也。”(65) 邻近六库的登埂因地近潞江，民国间依然瘴气弥天，瘴水遍布，甚至连饮水区也存在瘴水，“由上赖募至此三十里，登埂土司署在此……其界东接六库，南接练地……司署屋宇狭小，居民十户，贫甚，饮水水毒，征发不易。其地虽在山畔，而东濒潞江，秋、夏之交炎热异常，瘴疠弥天，行旅不能居住”(66)。民国年间，部分汉族移民进入，生态环境得到一定开发，瘴域虽有所缩减，但范围有限，大部分地区仍为瘴气笼罩，为行旅驻军的障碍，“自排路卡渡江至六库……居民三十五户，汉夷杂居……惟瘴毒最烈，以居潞江东岸，近江故也”(67)。
大理府东部的局部地区在咸丰间还有炎热多瘴之载。如邓川州虽春冬多晴多风，夏秋多雨，四时无大寒暑，无须裘葛，但羊塘和罗川却瘴气盛行，“惟羊塘一里，炎热多瘴，地气较殊”(68)，“罗川一带夏秋炎热，时作疟瘴，地气较殊”(69)。云南县也有瘴气，唐樊绰《云南志》一些有关瘴气的内容依然在清代的记录中出现，“沙牛，缘地多瘴，草肥茂，牛更蕃生”(70)。
总之，潞江自从西藏极寒地入云南后，穿行于起伏的山峦中，各河谷区气候炎热，地理环境封闭，自然生态环境原始，潞江流经的整个滇西区域，大部分都是瘴气密布之所。东岸的龙潭就因气候酷热、毒蛇栖身潭中，瘴毒浓烈，如饮潭中之水必中瘴，“龙潭在潞江东岸……水色澄绿清澈见底，每年三月至九月时，出瘴气，在此受瘴，重者必死，轻者患疟，其水行人万不可饮。月前，潭中有巨蛇两条，为傈僳用弩射死”(71)。潞江西岸的秤戛亦是重瘴区，治所虽处山半，然夏秋间亦有瘴气，“秤戛在潞江西岸山半……气候冬春平和，秋夏有瘴”(72)，“自秤戛北上，多沿潞江西岸行，潞江两岸附近，烟瘴仍烈”(73)。沿潞江往西至恩梅开江附近区域，自然环境更原始，动植物繁多，气候炎热，瘴气繁生，“河水自西南流向东北。自妥郎上至宠等，下至仰高山，气候稍热，渐有瘴毒，猛兽颇多豹熊之类”(74)。
清人杨琼对潞江瘴气的情景及影响进行了深刻描绘：“滇西南沿边皆有瘴，而潞江尤甚。潞水深绿，瘴时则红烟浮江面。其瘴起自春末至秋尽乃止，夹岸草头皆交接不可解，名交头瘴。至时行旅裹足，如有留宿者，必中哑疟以死。”(75) 因此，说起潞江，尤其是涉及潞江的诗文，多会涉及瘴气，尤以盛毓华的诗最为着名，描述了潞江瘴区恶劣的生活环境及无数涉足者中瘴而死的情况：“潞江边，阻瘴烟，狂山怒水恣回旋，鱼虾肆恶喷毒涎。坏木十丈高无枝，阴垂常如黄昏时。妖风卷雾作山堆，飞鸟偶过化成灰。三月四月瘴烟起，新来客尽死；九月十月瘴烟恶，老客魂亦落。去年之客死如梭，今年之客来更多。荒沙一片风凄楚，新鬼旧鬼相聚语；问谁乐此不为苦，总为夷人财易取……天茫茫，诉不理，去滔滔，潞江水。”(76)
但潞江流域区并非全部都为瘴气充斥，一些高寒之区就无烟瘴之虞，“地势比古炭河高三四百米，气候高寒，无烟瘴”(77)。“卯照土司署……气候高寒，无烟瘴”(78)。邻近潞江的俅江北岸亦因地势高冷而少瘴，“在俅江北岸……老耿河两岸，气候多寒少热，春夏多雨，秋冬多雾，且有雪，故瘴气稀少”(79)。
四、余论
云南山高箐深、地形复杂，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生物种类繁多的生态状况，成为瘴气长期存在的基础。时至清代，其分布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半山区融进了无瘴区，特别是一些靠近矿区、冶铸区或农业开发深入的山区，瘴气逸然而逝，而在那些边疆土司控制和民族聚居的深山河谷区，生态环境的原始状况改变不大，可谓瘴气盘桓的堡垒区。后者主要集中在江河流域大部分经济文化相对后进的土府、土州、直隶州、宣慰司、宣抚司、安按司、长官司辖区，潞江流域各分瘴区就是这些地理或行政区划中的一个个不同的地理单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潞江流域等地区的瘴气在清代还对人们的生存构成威胁，但经中央王朝的长期经营，云南边地早已与中原内地连成一体，各民族为中原内地丰富的物质经济财富和深厚的文化魅力所吸引，认同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方式，并服从流官或中央王朝治下土司的统治，这些土司亦将中原王朝作为其维护统治的支柱，在辖区内推行汉文化，推动了民族文化的进步。因此，瘴气横生的地区到清代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统一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瘴区的少数民族与中国各民族一起缔造和谱写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篇章。
注释：
① 此处瘴气是指历史时期人们对岭南、闽赣、滇黔等南方、西南方边疆民族地区存在的自然生态现象的概称，以地理环境原始封闭、气候炎热潮湿、生物（包括动植物及微生物）物种丰富、繁殖增长迅速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存在基础，以对人、畜的生理健康机能及生命构成极大危害乃至使人畜散失生命为认识特征，以疟疾为主包括多种病毒性、传染性疾病为病理表现形式。事实上，瘴、瘴气、瘴疠是三个在不同条件及意义上形成的内涵不同的概念，笔者将另文论述，请见谅。
② 元至元十一年（1274）始置腾越州，二十五年（1288）废。明嘉靖三年（1524）年复置，属永昌府。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升腾越厅，属云南省。腾越在清前期虽属永昌府，但为叙述方便，此处以清后期行政区划为准，将其作为一个独立行政区来论述。
③ 清·刘慰三：《滇南志略》卷四《永昌府·腾越厅》，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稿本。
④ 《明史》卷三一五《列传》第二○三《云南土司列传三·南甸宣抚司列传》。
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 李根源着、李根渌录：《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一《甲附二·一号·猛卯·江北路》；卷一《甲线·甲三十七号·蛮允·太平街路》；卷二《乙四号·蛮因·猛古寨》；卷二《乙四号·蛮因·行山》；卷二《乙四号·蛮因·由蛮因通腾越界头之路》；卷二《乙五号·练地上接蛮因》；卷二《乙三十六号·仰高山》；卷二《乙六号·六库·山路》；卷三《戊三十号·哨房》；卷一《甲附一·四号·陇川土司署》；卷一《甲附一·五号·张凤街》；卷一《甲附二·一号·陇川土司署》。卷一《甲附四·四号·万仞关·盘龙寨》。
(18) 清·师范：《滇系事略》，清光绪十三年（1887）云南官书局重刊本。
(19)(20)(21)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一《甲线·甲三十九号·红蚌河·先后因缅死事人员》；卷一《甲线·甲三十九号·红蚌河》；卷二《乙三十六号·仰高山》。
(22) 《张允随奏稿》卷下，乾隆九年三月初五日奏章。
(23) 明·谢肇涮：《滇略》卷九《夷略》；天启《滇志》卷三十《羁縻志》第十二《属夷·湾甸州》（第991页）亦有相似记载，前文有载，略。《明史》卷三一四《列传》第二。二《云南土司列传二·湾甸列传》记：“湾甸，地多瘴，有黑泉，涨时，飞鸟过之辄堕。”
(24) 清·王崧《道光云南志钞》一《地理志·边徼十八土司》。
(25) 清·谢圣纶《滇黔志略》卷之四《气候》，1965年云南大学传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清乾隆刻本。
(26)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三《戊五号·湾甸》。
(27)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九八《腾越直隶厅·山川》。
(28)(38) 清·刘毓珂等纂修：光绪《永昌府志》卷二《天文志·气候》，1936年重印木刻本。
(29) 清·陈廷育等纂修：道光《永昌府志》卷三《山川》，传抄南京图书馆藏清道光六年（1820）刻本。清·刘慰三：《滇南志略》卷四《永昌府》（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稿本）记：“设关十七：……光塔波关，即龙陵关，在城南三百五十里，烟瘴次冲之地，外与芒市土司接壤；鲁掌关，在城西百里，烟瘴最冲之地……”道光《云南通志》卷四十三《建置志》五之一《关哨汛塘四·永昌府·保山县》记：“以上七关（丁当山关、老姚关、里骚关、小关、茨竹关、芭蕉关、大关）俱系烟瘴次冲之地，乾隆十年，知县顿权详设……光塔坡关即龙陵关，在城南三百五十里。烟瘴次冲之地……鲁掌关，在城西四百里，烟瘴最冲之地，关外离登弄八十里，与野夷傈僳接壤。”
(30)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一《甲线·甲三十七号·蛮允·太平街路》。
(31)(32) 清·王昶：《征缅纪闻》，《春融堂集》，清光绪十八年（1892）补刻嘉庆十二年（1807）本。
(33)(34)(35)(36)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一《甲线·甲三十一号·惠人桥》；卷一《甲线·甲三十一号·惠人桥》；卷二《乙四号·蛮因·水军渡》；卷一《甲线·甲三十一号·惠人桥》。
(37) 张鉴安、修名传修，寸开泰纂：民国《龙陵县志》卷一《天文志·气候》，传抄云南省图书馆1917年刻本。下引文全同，故仅列卷次。
(39)(40)(41) 民国《龙陵县志》卷十五《艺文志下》。
(42)(43)(44) 民国《龙陵县志》卷十四《艺文志·序》。
(45) 清·冯甦撰：《滇考》上《南诏五岳四渎》，清道光十四年（1834）临海宋氏重刻本。
(46) 清·陈廷育等纂修：道光《永昌府志》卷三《山川·关哨附》，传抄南京图书馆清道光六年（1820）刻本。
(47) 清·王崧着：《道光云南志钞》七《土司志上·永昌府》。
(78) 后有按语曰“南字应作西”，是。
(49)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地部·潞江》。
(50) 吴大勋《滇南闻见录·地部·潞江》记：“瘴因地气附地部。”
(51) 清·吴大勋撰：《滇南闻见录》上卷《天部·气候》。
(52)(53) 沈宝望纂：《镇康县地志·气候》，1921年铅印本。
(54)(57)(59) 纳汝珍修、蒋世芳纂：民国《镇康县志初稿》卷三《气象》，1963年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稿本。
(55) 清·黄诚沅辑：《滇南界务陈牍》卷下《西界陈牍·永昌府邹馨兰禀光绪十六年四月》。
(56) 清·黄诚沅辑：《滇南界务陈牍》卷下《西界陈牍·麻栗坝图说》。
(58) 沈宝望纂：民国《镇康县地志·产业·农业》，1921年铅印本。
(60)(61) 沈宝望纂：民国《镇康县地志·产业·棉业》，1921年铅印本。
(62) 杨标编纂，李根源鉴定：民国《永平县志稿》卷三之二《民政·禁烟》，民国三十五年编印。
(63) 《丽江县志》卷二《种人》，传抄民国抄稿本。
(64) 清·陈希芳纂修：雍正《云龙州志》卷一《气候》，清雍正六年刻本。
(65)(66)(667)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三《丙十二号·碧罗山》；卷二《乙七号·登埂》；卷二《乙六号·由排路卡渡江至六库》。
(68) 清·纽方图修，杨炳锃、侯允鈫纂：咸丰《邓川州志》卷一《天文·气候》，清咸丰三年（1853）刻本。
(69) 清·刘慰三： 《滇南志略》卷二《大理府·邓川县》，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稿本。
(70) 清·刘慰三： 《滇南志略》卷二《大理府·云南县》，传抄云南省图书馆藏稿本。
(71)(72)(73)(74)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二《乙十七号·少枯里·潞江东岸》；卷二《乙十六号·卯照秤戛·秤戛》；卷二《乙十七号·少枯里·艳丽卡路》；卷二《乙三十六号·仰高山·沧沫河》。
(75) 清·杨琼着：《滇中琐记·潞江瘴》。
(76) 盛毓华《潞江谣》，清·杨琼着：《滇中琐记·潞江瘴》。
(77)(78)(79) 《滇西兵要界务图注》卷二《乙八号·片马·鲁掌》；卷二《乙十六号·卯照秤戛·卯照土司署》；卷二《乙二十七号·普鲁单·妙宗》。
【原文出处】清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72
【原刊页号】85～93
【分 类 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710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03年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03CMZ004）的研究成果之一，并得到业师林超民先生指导，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周琼（1968—），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转载自人大复印报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