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讨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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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讨论综述


沈颂金
河西四郡(酒泉、张掖、敦煌、武威)是西汉武帝拓边后设置的。由于历史记载互相矛盾,因此,每郡设置的具体年代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清朝中叶乾嘉学派大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但这些考证仅局限于以史证史,脱离不了传统史学的窠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西北居延地区发现了大批汉简,其中有关于河西四郡的简文,这为研究四郡的设置年代提供了一个新角度,许多学者结合汉简,重新考订了四郡设置的具体年代。现就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作一番概述。
河西四郡的具体设置年代,不仅《史记》、《汉书》记载互异,即便是同一本《汉书》,纪志记载也有所不同。孰是孰非,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四郡设立的顺序,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而《汉书·地理志》则记载:“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纪、志所载全然不同。《资治通鉴》则系酒泉、武威两郡于元狩二年置,张掖、敦煌两郡于元鼎六年置。荀悦的《汉纪》(卷13)、王益之的《西汉年纪》(卷15)则从《武帝纪》,而徐天麟《西汉会要》(卷66)仅仅指出纪、志相互矛盾之处。一些地理书如郦道元的《水经注》则从《地理志》,而《元和郡县志》又采用《武帝纪》。清朝诸学者,如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卷二)、齐召南《官本汉书考证地理志》等认为,应该依据《武帝纪》的记载为准。如钱氏说:“按武帝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郡,敦煌为酒泉所分,则张掖必武威所分矣!四郡之地虽皆武帝所开,然先有酒泉、武威,而后有张掖、敦煌。以内外之词言之,武威、酒泉当云元狩二年开,张掖、敦煌当云元鼎六年分某郡置,不必云开也。昆邪来降在元狩间,而志以为太初;张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以为太初;张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以张掖属元年;武威属四年,皆误。”而朱一新《汉书管见》(卷一)则以志为准,认为“岂开郡实在太初时,纪系于此,乃终言之也”。王峻《汉书正误》兼采武帝纪、地理志两种说法:“按武帝纪,元狩二年置武威、酒泉,元鼎六年又分置张掖、敦煌郡。纪、志年分互异,意者纪但记创置之年,志则因其营建城郭设官分治之岁耳。”姚鼐也持同样的观点(见《惜抱轩笔记》卷四)。这些说法仅限于史料一隅,当不足取。
今人张维华、黄文弼、劳干、陈梦家诸先生对这一些问题也有专门考证,但结论仍不相同。张维华在《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载1942年9月《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一文中认为,《汉书·武帝纪》中元狩二年已经有武威、酒泉二郡的记载,与其它诸多史料相抵触。《史记》大宛、匈奴、卫将军骠骑各传均可见酒泉郡的记载,却没有武威郡的记载。《汉书》霍去病、匈奴二传也是如此。《汉书·西域传》载:“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酒泉郡的设置在其它三郡之前,时间大约在元鼎二年,是西北交通急剧发展的结果,是汉朝政府为了确保交通路线的畅通而设置的。其次是武威郡。《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条记载金城郡的设置:“秋七月……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各二县,置金城郡。”根据《地理志》,张掖与金城两郡之间隔着武威郡。由此可知,当时张掖郡包括武威郡,东南与陇西郡接壤。《汉书·匈奴传》载元凤二年 “单于犁汙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他”。酒泉张掖二郡并列,仍未提武威郡名。武威郡名出现在《汉书·赵充国传》:“……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这是宣帝神爵元年征伐羌人之事,因此,武威郡的设置大约是昭帝元凤二年前后至宣帝神爵元年以前的数十年间。
张掖郡设置于李广利伐大宛之前,《武帝纪》云在元鼎六年,甚确。《汉书·地理志》载,武威郡的属县有武威、张掖两县。武威郡的下属有武威县,金城郡的下属有金城县,敦煌郡的下属有敦煌县,唯独张掖郡的下属没有张掖县。其原因是武威郡的地域本来属于张掖郡,后来分为二郡,武威在东,张掖在西,其结果张掖县便从属于武威郡了。敦煌郡的设置年代,《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效谷县条,颜师古注引桑钦曰:“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如果效谷县属于敦煌郡,那么这也是元鼎六年设置敦煌郡的一条旁证。黄文弼先生在《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见《西北史地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一文中认为,酒泉先置,张掖、武威后置,而敦煌更后。(一)酒泉郡的设置年代,《史记·大宛列传》载:“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据《水经·河水注》,令居筑于武帝元鼎二年,则酒泉郡的设置当在此时。(二)张掖、武威郡的设置年代:汉武帝为了隔绝羌胡交通,削弱匈奴势力,于元鼎三年平定西羌后,即“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之路”。但酒泉远在西北,与隔绝羌胡无关,故引文中的酒泉郡可能指的是武威、张掖二郡。《汉书·西域传》载:“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二关焉。”(三)敦煌郡的设置年代:李广利伐大宛为汉代第一次出兵西域,后方必有布置。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大宛失利,乃“引兵而还,往来两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敦煌郡当设置于此时,以备军事之转输,利于西北各国人员之往来。
劳干是第一个依据汉简提供的新资料,对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进行重新考证的人。他认为,除了《汉书》武帝纪及地理志外,涉及四郡设置的史料尚有《史记》匈奴列传,大宛列传及平准书等,但遍观《史记》,无一字提及武威郡,并且《汉书》除武帝纪外,记载武威与酒泉同时设置的史料都没有。《资治通鉴》认为酒泉郡设置于元狩二年依据《史记·大宛列传》,昆邪王降服汉朝后,其故土空虚,为了防止别的部族占据,汉政府于元狩二年设立酒泉郡,包括嘉峪关以外全部。
武威的设置,《盐铁论·西域篇》载:“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盐铁会议召开于始元六年。居延汉简云:“元凤三年十月戊子朔戊子,酒泉库令安国以近次兼行太守事,丞步谓过所县河津。请遗□官持□□□钱去□□取。丞从事金城、张掖、酒泉、敦煌郡,案家所占畜马二匹,当传令,从者,如律令。”掾胜胡卒史广(303.12A)这枚元凤三年的简,比金城郡的设置还迟了三年。简文列举了河西其它三郡,唯独没有武威郡。这是武威尚未设郡的证据。再看汉简中骑士的名籍,有角乐得、昭武、氐池、日勒、番和、居延、显美等,都是张掖郡的属县,武威郡所属县名籍一个也没见到。因此,从汉简中推测,武威郡的设置年代介于元凤三年十月与地节三年五月的十年间。
张掖郡设置于元鼎六年,《汉书·李陵传》记载李陵“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数年,汉遣贰师将军伐大宛,使陵将五校兵随后”。贰师伐大宛在太初元年,李陵教射在此数年前,故张掖置郡早于太初元年。《武帝纪》载张掖设郡于元鼎六年,甚确。敦煌设郡于太初年间。《汉书·刘屈氂传》记征和二年巫蛊事云:“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这是有敦煌郡的第一次明确记载。居延汉简有:“延寿乃大初三年中,又以负马田敦煌。延寿与父俱来田事已”(513,23,303,39)。这是太初年间敦煌立郡的又一证据。并且在敦煌以西玉门关遗址发现太始四年玉门都尉护众的文书,这是太始时玉门关已从敦煌的东部西徙。敦煌置郡的年代不迟于后元年间。
施之勉先生的《河西三郡建置考》(《大陆杂志》1959年第9期载《边疆论文集》)独辟蹊径,他根据《汉书·武帝纪》的记载,赵破奴出令居伐匈奴在元鼎六年,也是酒泉郡设置之年。是年,汉朝平定了西南夷,设置了越巂、牂柯、沈黎、汶山诸郡。《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朝向西南方向派遣使者,与酒泉郡成南北呼应之势,东西交通处于极盛状态之时,却因南向昆明之路被阻而未能成功。据《汉书·大宛传》,太初四年征伐大宛时,在敦煌有酒泉都尉。这是敦煌未立郡之证据。《汉书·西域传》载武帝置轮台屯田的诏书上叙述征和三年征伐车师之事:“朕发酒泉驴、橐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这一诏书是对征和四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上奏的批复,奏文中有“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由此可见,征和四年还未设敦煌郡,第二年即后元元年由酒泉分置而成。徐松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注云:“明年始置敦煌郡,故第言酒泉”。
汉武帝征伐大宛,太初元年设张掖郡,太初四年设武威郡。
陈家梦在《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一文中除利用汉简外,还引用了敦煌文书资料。他认为,酒泉、张掖二郡系平西羌后所置,其目的有二:一是“以隔绝羌与胡通之路”;二是“以通西北国”。《平准书》载“初置张掖,酒泉郡。”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汉书·武帝纪》征西羌在是年“冬十月平之”。则酒泉,张掖始置于元鼎六年。敦煌写本《晋天福十年寿昌县地境》载:“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西域传》东即限以玉门、阳关也”。疑“九”为“六”之误,因为元鼎这一年号只有六年,六年之后便是元封元年了。
敦煌置郡则稍迟,约在元封四五年间。《汉书·匈奴传》载元封六年“自是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敦煌置郡前后,有数事须加说明:(一)置郡前玉门已有都尉,称“酒泉玉门都尉”。简文有“艹愈二月庚午敦煌玉门都尉子光、丞万年。”敦煌未立郡前,玉门都尉属酒泉郡,敦煌郡乃是分酒泉郡所置。(二)酒泉至玉门关的筑亭障,置都尉,都是为太初中伐大宛所作的军事准备。 [艹愈,上下结构]
武威郡的设置时间最迟,居延地节二月六月简记张掖肩水候官告候长核对姑臧戍卒名籍,以待行边丞相史的校阅,则后来作为武威郡治的姑臧,当时尚属张掖管辖。由此可知,武威置郡至少在地节二年之后。《汉书·赵充国传》载神爵元年伐西羌事,言“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似指武威郡的二县,则神爵元年武威已置郡,并与防备胡羌有一定的关系。
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在《关于河西四郡的设立》(载《东方学报》第25册)一文中,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一)汉的势力在河西的发展导致了元鼎二年设立了以令居为中心的河西郡。《史记》中屡次见到“河西”一词,《平准书》载:“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卫将军骠骑列传》亦载:“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以河西酒泉之地”。《匈奴列传》有“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河西与酒泉、陇西、北地等诸郡相提并论,说明河西也是一郡名。令居是汉人进入河西的重要据点,《水经注》卷二载:“令居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二)此后,由于东西交通的发展,元鼎六年又设置了酒泉郡,并从内地派遣数十万戍卒进行屯田。《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靬、条支、身毒国”。(三)进入元封年间,河西郡改名为张掖郡。(四)敦煌郡是征伐大宛时形势急剧发展的情况下设立的,时间大约是天汉年间。(五)武威郡是宣帝初年从张掖郡分置而成,时间大约为元凤三年至地节三年之间。《汉书·霍光传》载:“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这是地节三年之事。
以上简要介绍了各家关于河西四郡设置年代的观点。近年来,许多人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都没有突破以上诸家的范围。到目前为止,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彻底的解决,依然各持己见,但毕竟在逐渐接近统一,尤其是新的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材料不断出土,一致可信的意见,相信不久将有分晓。
附 各家对四郡设置年代的意见:
关于河西四郡始置年代的学术观点郡名
各家酒泉郡张掖郡敦煌郡武威郡张 维 华元鼎二年元鼎六年元鼎六年元凤二年~神爵元年黄 文 弼元鼎二年元鼎六年太初二年元鼎六年劳 干元狩二年元鼎六年太初中元凤三年~地节三年施 之 勉元鼎六年太初元年后元元年太初四年陈 梦 家元鼎六年元鼎六年元封四、五年地节二年~神爵元年日比野丈夫元鼎六年元封年间由河西郡改名天汉年间元凤三年~地节三年(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