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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晓勇：清代武科举废除的历史反思与借鉴

清代武科举废除的历史反思与借鉴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 第15卷第3期）
王晓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0）
摘要:武科举作为科举考试中仅次于进士科的重要科目，自唐创立以来，延续一千二百余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选拔出了一大批治国安邦的武备人才。清代武科举集历代之大成，得人之广、影响之大均超过之前各个朝代。而进入近代以来，生命力顽强的武科举却在短短数十年内从历史的顶峰。彻底跌入被永远废止的谷底。系统分析清代晚期武科举的变革历程，对当今军事人才选拔制度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关键词：清代; 武科举; 人才选拔
一、清代晚期武科举变革历程
清朝人关后，很快就吸收了明朝先进的选士手段，开设武科举，为清朝的建立和政权的巩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为清朝选拔了近二百年人才之后，到清中后期，盛世之下武科举的危机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此时的武科举就好像是一匹看似步履坚韧，实则已经不堪重负的骆驼，只等那最后一根稻草。而这根稻草很快在19世纪的中叶飘落下来，它的名字被后人称作第一次鸦片战争。此次战争的失利惊醒的不仅仅是天朝上国的美梦，清廷军事力量在对敌作战中表现出的“被”摧枯拉朽的态势让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武科举作为军事人才选拔的考试，受到了前所末有的关注，从此变革的呼声肇兴，从民间知识分子，到一般大臣，到封疆大吏，甚至皇帝本人都轮番上阵，从各种角度提出的多种多样改革措施。在短短的60年内，发生许多次的争论和改革。从时间上划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一)鸦片战争开始至洋务运动兴起时期(1820-1861年)
清代后期变革武科举最旱的呼声发自从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他针对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海防中暴露的空虚状况，在《海国图志》中阐述相对于西方各国“专以造舶、驾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抡宦”[1](p.29)武科举中缺乏对于水师人才的选拔，“国家试取武生、武举人、武进士.专以弓马技
勇.是陆营有科而水师无科”[1](p.29)，主张在福建、广东两省武科举中“增水师一科”，加大对于这一科目人才的重视，必然能够选拔出贤良之才“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则争奋于功名，必有奇材绝技出其
中”[1](p.29)。在鸦片战争初期，魏源能够看到技术手段对于提高军事人才的重要性，提出拓展武科举考
试科目的建议，体现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极强的前瞻性。二三十年之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大量的学习西方的陆军和水师学堂出现。但魏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建议在当时产生的社会影响相对有限。因此直到近二十年之后的1859年，在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均宣告失利的背景下.才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意识到原有武科的弊端提出了新的变革主张。其中的代表就是时任福建福宁知府的徐鼎，他在《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笺》中提出增加武科考试内容的建议，并指出了三点好处：一是福宁武士子众多，“福宁五属.除乡试武生不计外.武童……计通省不下万余人……今若于马步射外.试以火枪……一二年后，可得数万精炼火器之人。”[2](p.430-431)二是枪炮藏于民间，“为考试之具，则制造必极其坚好，试毕必谨于收藏。是增数万管火枪，而官无监制之劳，无库存之忧”[2](p.430-431)。三是藏兵于民“人自相师，家自为战”，可以“裁撤兵勇，节省粮晌”[2](p.430-431)。如果说这一时期徐鼎的奏章代表着开始在考试内容和科目上提出变革的呼声的话，两年后的1861年冯桂芬则首次在文字中出现了废除武科举字眼，在《校邠庐抗议》中指出武科举相对于行伍而言得人不多，“武科之不得人，视文科尤甚”[3](p.88)。同时还存在两个弊端:一是重文轻武社会思想根深蒂固，“故武科途，衣冠之族不屑与”和选士范围有限“试事之费，十倍于文，寒索不能与……有教师垄断，非其索识，无门可人，穷乡僻壤不得与”，因此主张“宜停罢大小一切武试”，其实冯桂芬的这种废止武科的建议，从本质上来说并不能算是废止武科举，其“一归之荐举”的主张更像是把武科举由考试选拔为行伍推荐的一种改良手段而已。
(二)洋务运动时期(1862-1895年)
自1861年底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对于武科举的变革也进人了新的阶段，改革的呼声爆发的更为集中，归纳起来这一时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在武科举中为新式学堂的学子开设科目以提供晋身之路，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李鸿章在1872年的抽议海防折中就提出:“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分别文武，照军务保举章程，奏奖升阶，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4](p.1074)而康有为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也提出，“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武科弓刀步石无用甚矣……今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5](p.246)的主张。第二是考试内容改革，将考试弓刀石改为考试枪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885年张佩纶在《拟请武科改试洋枪折》中提出:“中国诚危之耻之，则莫如变法，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武科改试洋枪。”[6](p.519)并且从十个方面论述了武科改试枪炮的好处。第三是武科举选拔人才由单一的选拔维度过渡到从军事指挥、技艺制造和新式火器使用三个层次进行选拔，持这一主张的人士数量众多，在1869年丁日昌就提出:“应否将武科分为三途:一取深明韬略、熟习险要沙线之士;一取谙通机器，制造精能之士;一取枪炮命中，勇敢善战之士。”[7](p.554)通过这种选士层次的丰富，达到“稍收实效”的目的。王韬分别在1876年和1883年两次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主张:“今请改试常法，别以学艺力三科取士……其上者则曰有智略，能谙习韬铃，深明地理……其次曰勇略，能折冲御侮，斩将寨旗……其次曰制器，造防守之具，明堵御之宜……凡此文武两途，兼收并进，务使野无遗贤朝无幸位。”[8](p.399)郑观应则在1882年的《考试》中，主张:“似宜于武科中列三等以考试之。一试能明战守之宜，应变之方……二试能施火器，命中及远……三试制造机器，建筑营垒炮台……一经拔耀，令人武备院、艺术院再行肄业，优给体禄。”[9](p.293)
(三)洋务运动后期至武科举废止(1895-1901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在宣告洋务运动破产的同时，使得中国对于西方的学习从技艺开始转向制度。当时的世人认识到单纯从技术层面变革武科举内容已经不能够真正挽救时局，“若改试枪炮，亦一时权宜之计，非久安长治之策也”[10](p.257)。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只有兴办新式武备学堂才是培育近代军事人才的正途，因此主张废除武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1895年，陕甘总督陶模在上奏培养水陆军人才勉图补救折中提出:“旧有武科得人本少，倘谓弓矢无益而改习火器，则家家可置枪炮，流弊尤甚，似应将旧例武科一律停止。”[11](p.891)而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废科举的呼声急剧高涨。爱莲室主人在武科改枪炮答问提出，“然改试枪炮，亦属舍本求末……故中国今日宜多设武备水师学堂”[2](p.703)。洋务运动土丰曾在停武科私议也提出，“是宜查照文肃之奏，将武科一律定止，省无用之费，添设武备学堂”[2]（p.703）。洋务运动曾在公车上书中提出要改武科为艺科的康有为，也提出停止弓刀步石之武试，及旗兵习弓矢者，并广设武备学校的主张，然而随着戊戌变法的夭折，这些主张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全部随着太后的一道懿旨宣告失败。太后懿旨:“惟科举之设，无非为士子进身之阶，至于训练操防，尤以
营伍学堂为储才之根本，所有武场童试及乡会试，均着仍照旧制，用马步箭刀弓石等项，分别考
试。”[6](p.151)但武科举已经无法承担选人的重任，已经成为各界共识，在清末“变法新政”中走向停罢也就成了无法避免的事情。
二、清代武科举废除的原因探析
1901年的废止武科举上谕颁行时，当时的世人恐怕没有意识到，这看似普普通通的一道上谕，给延
绵千年的武科举这篇气势磅礴宏大，延绵千年的雄伟壮丽乐章imi上的，不再是唐宋时期那些曲中的休
止符.而是全曲的终止符。武科举的停罢旱在唐代和宋代武科举都曾经出现，唐德宗、宪宗朝即有“停
废”武举的诏令，唐末五代没有一代设置武举，宋代直到仁宗年间才重设武科，为什么只有清代废除导
致武科举彻底的停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末武科举选士内容落后时代潮流
选士内容的落伍首先表现在外场考试选拔方式的落伍。进人近代以来，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近代火器的研制有了飞速的发展，到19世纪，欧美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全面进行武器装备的升级，大量的新式枪炮、火器，如英国的后装枪、法国的夏赛拨击针后膛枪和德国的毛瑟枪等开始被引进和使用于战争中。而此时的清朝武科举所考试的还是自唐宋一直沿袭下来的马步箭、弓刀石之类以应冷兵器时代战争对士兵的要求而设置的内容，武进士所习的项目仍然是传统的马步射、拉硬弓、掇大石。选拔考试内容单一陈旧，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直接导致选拔出的武进士仅有一些冷兵器操作的技术，不具备参加近代化战争的经验和战术，根本无法适应新时期对于军事指挥家的要求。其实清代晚期武科举选拔的士子有一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其中就包括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宋春华，但其所仰仗的克敌手段已经被时代大潮远远抛下。冷兵器时代的武士子们叱咤疆场的身影太过高大，清代晚期武士子再怎么奋斗都只是个渺小的影子，比不上前辈们记载在史料档案中的辉煌。而另一方面，内场考试要求的一再放宽使得武科选拔出的士子军事理论索养急剧降低。纵观清朝一代，武科的内场考试要求不断降低，到清代晚期，不仅和宋代内场考试无法相提并论，就是与清代初期对于内场的要求也相差甚远，虽然内场程文考核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代表士子实战中运筹帷幢的能力，考策论水平高不一定能成为将帅之才，但不口f否认，这是通向将帅之路的充分条件，没有一定的军事理论修养，空有一身武艺是不口f能胜任军事指挥尤
其是高级军事指挥岗位的。带兵打仗本身就是一个实践积累的过程，武举人仅仅参加几场考试就能位列军队中层，实战经验很少先天条件本身就不足，再不注重文化索质积累，想奋斗成就一番事业其难度有如登天。
(二)清末武科选士人员过多，仕进之路拥塞
清代晚期，清政府出于笼络习武人才的需要，大量提高武科举录取名额，由此带来两个弊端，一是由
于登科之后的武士子无法得到很好安置，武科举的吸引力下降。仕进之路不畅导致武科举的吸引力下降。纵观普遍实行武科取士的唐宋明清四朝，清代的通过武科考试做到军队高级官员的人数还是非常多的，就所查的资料来看，清一代由武科举出身做到一品提督的士子中，仅武进士就高达23名，具体情况见表1。
这些武士子多出现在清前中期，自嘉庆二十五年之后，武科选拔出来的士子就再也没有一品武官。在武科士子出任军队高级官员的人数锐减同时，清晚期武科取士人数却大幅增加，清代乾隆年间至同治年间，绝大多数科分武进士人数都控制在一百人以下，个别科分甚至只有二三十人，如乾隆四年乙末科28人;乾隆五十二年丁末科36人;道光六年丙戌科31人;咸丰三年癸丑科25人;咸丰十年庚中科26人。自同治十三年甲戌科开始，武进士人数猛增到135人，为咸丰末年的四倍多，至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十科武举中，除了光绪十六年庚寅科武进士人数为57人，不到百人外，其余大部分科目武进士录取多在120人以上，具体人数见表1。
（表1略）
武科录取人数急剧增加，而同时能够提供的武职官员岗位数却没有相应大幅增长，这就使得武举录取人数多与官位少的矛盾更加突出，武科人才雍滞现象加重。大量武进士不能人仕，只能在候补就任官员的过程中耗费宝贵的光阴。而武科与文科不同，文科进士年岁越长，积累的经验阅历越丰富，越容易胜任职位的要求。武科进士任职受到年龄的制约比较大，对于身体的要求非常严格，年长后身体状态下滑，又没有积累实践军事斗争经验，更无法适应战争需要。大量武进士空耗了年岁，使得有的人迟至二三十年之久才得以录用，甚至有终老不得补的现象。而武会试需要各地士子奔波到京城，这就使得许多省份武士子不参加会试，降低了其对士子的吸引力。齐如山在其回忆录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不过武会试的人，向来不十分多。因为非武举不许会试，各省武举人虽很多，但道路太远，盘费很多，倘无较大希望者，谁也不肯受这个罪……就是得了乾清门的辖，也不过是一个闲散差使，尤其没有钱挣。”[14]
二是选拔出的大量武士子回归本土，不安分守己，恃顶戴为护符，武断乡曲，为害百姓，危害乡里。由于被武科举取中之后做官困难，所以许多武士子就回到原籍，这些武士子由于没有官职一些不自爱者逐渐成为社会上的流闲阶层，由于自身“孔武有力，又得官场的支持，可谓有势有力，再加以没什么学问，没什么知识，就难免有越轨的行为，日期长了就横向霸道无所不为了”[12](p.190)。干一些开赌场、筑私钱，窝强盗，放高利贷的不法勾当。张之洞、刘坤一在“停罢武科”议中直接地指出:“凡武生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人人能言之。”[13](p.35)
(三)近代屡次海战失利和军事水师技术学堂的兴起凸显武科举选拔人才范围的局限
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历次战争，无论是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空虚的海防布防屡屡被打穿，还是中法战争陆军获胜却因海军拖后腿而“不败而败”。抑或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基本上全军覆没，被迫割让台湾。清代晚期在水上军事人才方面显得极度缺乏，而武科举考试仅能从陆地上选拔出军事人才。尽管在武科举中增设水师科目的建议19世纪中期就开始提出，但一直没有实行，洋务运动开始后，大量的军事类学堂开始设立，特别是水师和船政学堂的设立，使武科举选士范围的局限性显得更为突出。这些学堂毕业生的大量涌现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武科选士制度。
(四)武科举首要功能定位于笼络士子而非选拔真才，导致各项变革调整无法实现
自1820年鸦片战争以来，朝野上下的爱国人士围绕如何振兴武备，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展开了激烈探讨，提议变革的内容涵盖了武进士考试内容、标准设定、录取后培养、经费筹集和使用等等诸多方面，可以说，这些建议体现了外敌人侵后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积极向外国先进经验学习的精神，大部分都是正确和适应时代发展的。但最终直至武科举废除，真正付诸实行的并没有多少，武科举改革无法进行，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对于清王朝武科举定位出现偏差，过于看重其维护巩固统治“维系天下之人心，作士气，而砺志节”方面发挥的作用，没有把提高武进士军事战斗能力作为首要考虑因索，满清统治者狭隘的民族意识决定了他们并不愿鼓励汉族士兵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防止汉族士子掌握了新式武器进行反抗，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武进士的防范心理，在武科举的政策制定时贯彻守旧的原则，使得武科举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实战的需要，最终被迫退出历史舞台。
(五)清代武科举的废除承担了为整个科举制度废除充当试路者和探金石的任务
武科举废除作为清末新政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整个科举废除有探路者的作用，尽管当时世人已经意识到科举制度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科举制度的革废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但到底废止后结果如何，会不会带来社会的巨大动荡以致激起民变，这些都是无法预知的，而武科举因其规模相对较小和性质特殊，对它的废止可以在客观上起到试探社会反映的作用，根据武科废除后史料记载来看，武科举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历史使命，袁世凯、张之洞在1903年《奏请递减科举折》中提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圣朝亦尝毅然罢武科，停捐纳矣，于人情并无不顺，而天下颂圣明。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法”[14](p.525)。民间的反映也说明武科举废除，确实起到了使世人相信文科举同样可以废除的作用。曾亲历科举的柯逢春在其《鹅塘老人回忆录》就有记载:“现在国家武科已废，文科也必废……次年科举废，考试停，我就地设馆启蒙度日，果不出先生所料。”[15](p.228)
清代晚期处在数千年末有之变局，面临数千年末遇之强敌，以上五个不利因素，无论单独列出那一条，都会严重冲击武科举制度的根基，而所有的因素却在短短数十年内集中爆发。自唐代兴起，存在了上千年的武科举制度，就像一位拳击运动员，曾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顽强地站起来，展现出生命力的顽强，自1840起持续一个甲子的连续组合拳打击，使其在1901年支持不住再度倒下，永远没有能够得到再度爬起来的机会。
三、清代武科举废除的借鉴与反思
时至今日，武科举旱已无可挽阳I地完全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只有散落在各地的当年那些硬弓巨石，还静静地诉说着些许往日的辉煌，尽管武科举作为一个人才选拔制度已经彻底消亡，但它带给我们今天对于人才选拔，特别是军事人才选拔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对于今天军事人才的选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人才选拔内容应该与时俱进，清代武科举被废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选拔的内容与标准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武科举选拔手段的陈旧，马步箭、舞刀、掇石等冷兵器时代的内容完全与当时军事发展的方向脱节。时代的迅猛发展不断对人才选拔手段的更新提出要求，今天中午还很实用的方法和手段到晚上也许就会变得落伍，无论任何时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其内容不能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随时进行改革，适应时代发展，就很可能重蹈清末武科举废除的覆辙，历史悲剧的重演并非只在历史中出现。
其次，控制好人才选拔的规模，清末武科举没有控制录取人数，导致空缺的职位远远满足不了武士子的需要，使其不能为国效力，在候补缺额中空耗岁月，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既造成了资源浪费，还滋生一些社会问题，当今处在和平年代，军事编制规模要小于战争状态，对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注意提高标准、控制数量，从数量密集型向质量密集型转变。将有限的资源用于优先保证高技术人员培养和任用。这样才能更好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军事人才，特别是军事指挥人才的质量。
第三，对于军事人才的选拔工作要重视选拔范围的全面性，清末武科举无视海防AJR需人才，仅仅选
拔陆军人才，极大地影响了它对于当时军事斗争所做的贡献。新时代对于军事人才，特别是军事指挥人才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过了军事技能的范围，仅仅拥有过硬的军事技能已然不可能满足所有军事领域内指挥人才的需要了，应当多开设选拔科目，将信息技术、交通、气象、心理学等方面的人才也纳人选拔范围，满足现代化军事战争对于人才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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