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马大正：我的治学之途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边疆-马大正：我的治学之途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马大正：我的治学之途

马大正
我已年过古稀，在研究工作岗位上持续学习和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对所走过的研究之途做一次简要回顾，当也在情理之中。①我的研究生涯自始至今大体经历了入门、始步、拓展三个阶段。
1. 1960-1964年：研究入门阶段
时我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攻读近代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徐绪典教授，致力于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题为《太平天国革命与英美传教士》。在此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史学理论和中国通史的基础知识。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名师荟萃，学习气氛浓郁，更难忘的是，业师徐绪典教授不仅传授了中国近代史的丰厚知识，还教会了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实现了对历史学由无知到稍知的过渡，所有这一切成了我终生受益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20世纪80年代初我发表了两篇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论文：一篇《太平天国革命与英美传教士》即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另一篇《论洪仁玕革新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资料积累和内容构思也都是在研究生学习时完成的。
2. 1964-1987年：研究的初始阶段
1963年7月研究生毕业，由于论文答辩，等待分配工作，至1964年仲夏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前身）报到，步入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高的科学殿堂。一晃十余年（1964-1975），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身在研究机构，却长期与科研工作无缘，先是前后两次四清运动工作队，下乡劳动锻炼。第二次四清运动工作队集训刚结束，“文革”开始了，于是在政治运动的波涛中又经历近十年时间，身不由己地翻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漩涡之中。但凭心而论，这些年也确是经风雨、见世面、长知识，对社会认识的加深本身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缺少的必修课，无疑大大有利于日后研究工作中对资料鉴别、历史现象分析能力的提高。唯一能做而我未能做到的是，我不及当时我的有些同龄先知者，抓紧外文的巩固和学习，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是大大地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岁月。
1975年秋冬，我终于得到了参加工作以来第一个研究课题的机会——参加《准噶尔史略》一书的撰写。我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即始于此时，此项研究真正有序展开已是科学春天降临人间的1978年了。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工作起步是顺利的，从大环境言，我赶上了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大好时光；从小环境言，我有幸置身于一个团结、进取的研究集体之中。而且在我研究工作始步之初，得到享誉海内外的着名前辈学者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与启迪，他是我始步研究卫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关系史的引路人和最直接的老师。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准噶尔史略》编写工作之初，独健老师的谆谆告诫“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齐，编好目录，仔细阅读，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这本书写成有较高科学性的民族史学专着，不要成为应时之作。”这种治学精神，成了指导我走学术探索之路的准则而永存心际。1982年在完成《准噶尔史略》一书后，又开始了17世纪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的研究。与着名清史学者马汝珩教授合着了《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于199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4年，我有幸参加由翁独健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书的撰写，分工隋唐民族关系史部分，并于1986年完成书稿。通过对卫拉特蒙古史和隋唐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我对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富于特色的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疆域和民族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在此期间，我还担任了《民族研究》的编辑和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卷的组织和撰写工作，由此不仅锻炼了我的编辑能力，也大大扩展了个人与学界同仁的交往，所有这一切均为我日后研究领域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1987年加盟边疆中心以来：研究的拓展阶段
1987年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工作、生活20余年的民族研宄所，以及与我有共同志趣、和谐合作的学术伙伴们，到了创建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适应新工作岗位的急迫需要，致力于思考并探索推动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学科建设之正确之途，个人的研究领域也从民族史扩大到中国疆域史。具体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为改变1980年代中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冷寂的局面，提出了开展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的构想，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研究深化并行之有效的举措。1990年代以后又主持并参加了当代中国边疆系列调研。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研究范围，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研究重点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发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围，将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成果众多、选题深化、贴近现实的特点，由此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在中国边疆研究勃兴的大背景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其次，为适应工作的需要，个人的研究领域也从民族史扩大到了中圉疆域史，在以下7个研究点上作了些许探索：（1）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和中国疆域发展的综合研究；（2）清代新疆地方史和新疆探察史研究；（3）中亚史和新疆周边地区史研究；（4）东北边疆史，特别是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研究；（5）当代中国边疆稳定，特别是新疆稳定与发展战略研究；（6）着力于中国边疆研究的档案文献整理和边疆研究成果大众化、普及化工作；（7）致力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思考与实践。当然，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止。
再次，抓住研究工作面临新的机遇，迎接挑战。2002年末，我受邀参加21世纪初重大学术文化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协助着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做一些清史纂修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将此视为一次难得的重新学习清史的机会。
4．退休之后
2001年我从边疆中心的领导岗位退了下来，2010年4月退休。对一个研究者来说，退休并不意味研究生涯的中止，我的治学之途仍在继续。不过，到时下年岁，来日苦短之感在所难免，且与时俱增。依我目前的自我感觉，再工作20年不敢妄言，但继续爬10年格子（自愧至今尚不会敲键盘）的大话还敢说。10年的岁月有近4000个日日夜夜，可做的事应该可以很多，我以为大可不必沮丧。在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争取有一个好身体的前提下，做好做成几件事，还是可行的，也是可能的。我想到，也是最想做的有如下四件：（1）尽责尽力协助戴逸教授做好国家清史纂修工作，力争在国家清史纂修领域里留下一些个人经验和教训的记录；（2）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再深化一步。这是一个大题目，个人的能力是难以完成的，但我想从三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做些探索，即历代治边政策研究，新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和西南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希望还能留下一些可以称得上研究的作品；（3）中国边疆学的构筑。这同样是一个大题目，我不敢有更大的奢望，只是想静下心来将自己对边疆学科建设的思考理清后，写一本关于中国边疆学如何构筑的札记；（4）尽力做一些边疆学科的普及工作，尤其是边疆考察的普及，尝试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将30余年来自己深入边疆的所见、所闻、所思写出来，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
行文至此，再想讲点自己的感悟与体味。
我始终认为，一个真正合格的研究者应该具备四项能力，即研究能力、讲授能力、编辑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几十年来我为此努力着，至今仍不敢妄言，已经很好地具备了这四项能力，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的学术生涯给我提供了培养、施展上述四项能力的机会，特别是在边疆中心工作近四分之一世纪，我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工作者，又在长达15年时间担任边疆中心的主要领导，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办好开放性的边疆研究中心是我的责任。静夜思，上述两重身份予己的感悟与体味可谓多多。
从研究者视角言有三：
（1）正确认识研究客体与从属的关系。由于多年来学术界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基本内容分别纳入断代史、地方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厉史地理等研究领域，人为的割裂极大地影响了这一边缘学科的健康发展。以具有丰富内容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为例，长期以来学者们孜孜以求，研究古代封建王朝的民族统治政策，清王朝的喇嘛教政策，而极少从治理边疆的高度与广度来研究古代中国的边疆政策，究其缘由，主要是没有将边疆治理作为研究客体来考察、研究。因此，改变边疆史地研究长期从属于其他学科的局面，使边疆史地作为一个整体而成为研究的客体，在当前仍是一项重要工作。唯此，我们才有可能提出并组织力量对一些重大课题进行研究，诸如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等等。同样，当边疆研究大发展已成现实的今天，我们更应把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置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大背景下展开全方位的研究，着力完成中国边疆学的构筑重任。
（2）要有中国视野与世界视野。边疆研究要有大视野，也就是说要有中国视野和世界视野。所谓中国视野：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又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众多少数民族主要栖息地，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的关键点、连接平台；从现实角度看，中国边疆既是当代中国的国防前线，也足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还是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研究中国边疆，包括边疆理论，不能就边疆论边疆，一定要有中国视野，也就是说，研究时要心有中国全局。
所谓世界视野：中国边疆的地理的和人文的特殊性，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我们要自觉地把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放到世界的背景中观察评议和研究，既要纵向分析，也要横向比较。以清代边疆政策研究而言，只有具备了世界视野，才能认识到清代的边疆治理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这是清代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3）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应有一个符合自身实际始能力与时间）的宏观掌控、把握，要在一专多能前提下，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重点、研究特色。研究视点选择的正确是研究成功的重要保证。研究中要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兼顾，微观研究是研究的入门，而宏观研究则是研究升华的开始，宁可小题大做，而不可大题小做。研究时要心有全局，尽量使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做到分则成文、合则成书。课题承担要讲质量、讲诚信；共同研究中要讲尊重、讲理解、讲宽容。要树立把自己能成为置身于一个具有共同志向研究群体之一员和自己的研究成果能经住时间的枪验，视为自己研究工作最高追求和最大乐事！
①200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马大正文集》之时，按体例要求，我曾为文集写了一篇《我的治学之途》权充自序，本篇即在此基础上，并吸收了2011年年初我撰写的《从边疆史地研究展开到中国边疆构筑——边疆中心工作回忆》未刊稿）部分内容，修改和增补而成，仍沿用原题，特此说明。
（转引自《社会科学战线》 2012年第7期《学术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