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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西方中国学之父---费正清

迎风
凡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都知道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的名字。费正清生前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兼任美国远东协会副主席、亚洲协会主席、历史学会主席、东亚研究理事会主席等许多重要学术职务，被誉为”美国汉学界的太上皇”、”西方中国学之父”。他的着作和学术思想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汉学家和西方的中国学界，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和美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
牵绕一生的中国情结
1907年5月24日，费正清出生在美国西部南达科他州休伦市。他是家中的独生子，父亲非常重视对他的教育。费正清曾先后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就读。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他接受英国籍教授查尔斯·韦勃斯特的建议，决定主攻中国近代史，因为当时北京故宫所收藏的一些清代档案开始解密，并大量印行。1929年秋，从哈佛大学毕业的费正清得到罗兹奖学金的资助，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英国，他结识了曾经长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马士，二人成为忘年之交。当时马士已从中国海关退休多年，正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受马士的支持和鼓励，他决定以中国海关为研究课题，撰写博士论文。
为确保高质量完成博士论文，25岁的费正清于1932年初春偕未婚妻威尔玛来到中国，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师从着名外交史专家蒋廷黻教授攻读中国历史。
在北平，费正清结识了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并与之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为他取的。他的英文原名为John King Fairbank，一般音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梁思成为他取名”费正清”，意为费氏正直清白，而且”正”、”清”二字又跟他的英文原名John King谐音。费正清对中国朋友为他取的这个中国名字非常满意，延用一生未曾改过。
费正清一面在清华大学求学，一面利用各种机会考察中国各地的风俗民情和文化古迹。他的足迹遍及华北、华东和东南沿海一带，这使他广泛接触到中国的现实社会，增加了对中国社会的感性认识。通过美国进步女记者史沫特莱的介绍，他还加入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结识了该盟负责人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一大批社会活动家和知名学者、名流。 费正清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历时四年（1932年至1936年），收获颇丰。后来他曾愉快地、一语双关地称这是他在中国度过的”蜜月”：因为他是在古都北平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同时又是在中国确立了自己终生学术研究的方向。
此后，费正清又多次来过中国，而且每次中国之行他都要居住一段时间，对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深入调查，潜心研究。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已是哈佛大学教授的费正清作为中国问题专家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的战时陪都重庆，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他又被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办事处主任，从事中美两国出版物的交流工作。
1946年6月，费正清夫妇在离华回国前夕，还专程前往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政治中心张家口访问。事后，费正清发表了《一九四六：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一文，全面探讨了战时的美国对华关系，阐述了他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后中国的政治现状给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提出了许多必须正视的问题，诸如：”我们要不要做好迟早同中国共产主义妥协的准备？在中国，有哪些机会能使条件令人满意？在危机时代，中共会不会同俄国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我们必须清醒地和客观地估计我们的机会，必须懂得，极端的回答虽然来得痛快，却是于事无补。”据此他给美国政府的建议是：”同孤立或隔离政策完全相反，我们的最好机会在于充分发展和维持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根据自己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分析，后来他作出这样的断言：”在蒋、毛之间，中国最终可能选择后者，尽管我们支持的是前者。”为此，他一再对美国政府一味扶持蒋介石反共的政策提出异议。
新中国成立后，费正清建议美国政府正视现实，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的这种主张立刻成为美国国内冷战思维中右翼势力攻击的目标。以反共为目标的麦卡锡主义者称费正清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辩护人”，谴责费氏的主张是为”红色中国”张目。不久，费正清竟然被指控对”丢失中国”负有罪责而受到美国官方审查。报刊中止了对他的约稿，他的学生找工作到处碰壁，他申请去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旅游，被军方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加以拒绝。他不仅在国内被日益孤立，在国际上似乎也成了众矢之的：苏联称他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辩护士”，中国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第一号文化特务”，台湾当局指责他是”披着学者外衣的共产党同路人”、”出卖台湾的罪人”。
在各方压力面前，费正清依然以一个正直学者的勇气和胆识，一如既往地坚持着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顶着压力经常撰文发表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他主张采取迂回的方式，逐渐改变对华关系：首先允许别的国家与中国改善关系，允许和吸收中国参加多种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直至联合国的各种机构，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逐渐打开方便之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发表自己对中美关系的主张和见解。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他的远见卓识才终于受到中美双方高层的重视。他的名着《美国与中国》几乎同时摆上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案头。这部着作初版于1948年，被学术界称之为”中美比较研究的教科书”、”美国知识阶层认识中国的活地图”。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打破了坚冰。但由于美方的原因，两国关系迟迟未能实现正常化。作为权威中国问题观察家的费正清认为这种不正常状态应该尽快结束，美方应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这是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他在1976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美国的现行政策中，存在着一个中国的理论与美国同两个政权打交道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美国支持流亡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得不偿失，因为”从长远看，对我们来说，与中国大陆保持和平要比台湾更为重要”。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当机立断，尽快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费正清继续为推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作出自己的努力。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他应邀出席美国政府举行的国宴，并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同桌而坐；同年，他又作为美国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成员访华。
西方中国学的开拓先驱
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整个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还处于十分表层的水平，而在美国，还不存在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中国学。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的研究依然处于欧洲传统汉学的桎梏之下，当时的”中国学”只是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分支，只注重中国的语言文化，而几乎完全忽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对中国现实国情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
费正清于1935年获得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翌年返回母校哈佛大学任教。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以哈佛大学为基地，借助哈佛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哈佛的学术品牌，把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作为中国学研究的重点课题，创立了中国研究的新模式，确立了自己在西方中国学界的泰山北斗地位，被誉为20世纪”中国学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无与匹敌的人物”。
与欧洲传统的汉学研究相比，费正清的中国学研究主要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侧重研究清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活生生的当代史，只有追溯近代前后数百年的中国历史，才能更准确地、更客观理性地理解和把握当代的中国。
第二，认为中华文明是独立于西方文明之外的独特的文明，中国文化是”最特殊、最与众不同、最古老、最自成体系、最平稳和伟大的文化”，因此必须运用新的视角、新的思维来认识和研究。
第三，他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创新，强调使用中国的档案和原始资料来研究中国历史。　　第四，他认为学术研究不能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必须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主张”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
“文明冲突论”是费正清中国史观的核心思想。在他看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一部中西文明的接触与摩擦、对抗与冲突的历史。但其中国史观依然没有超出”西方中心论”的范畴，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作为一个学者，费正清注重从文化视角来研究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观点。他认为，“历史学家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怎样思考别人在他的文化背景中生活的问题”。“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保持和谐关系需要以互相理解作为基础。而理解又必须建立在对对方民族的不同习惯、态度、理想和自我表达方式了解并欣赏的基础上”。晚年的费正清尤其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费正清一生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他人难以企及的丰硕学术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编撰着作近6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发表书评60余篇，此外还为他人撰写了大量的序言和专访。他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独具创见的学术代表作，主要有《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剑桥中国史》、《美国与中国》、《中美关系中中国的形象和政策》、《中国新史》等；二是为教育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或中美关系的着作，主要有《东亚文明史》、《伟大的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与变迁》等；三是为方便中国学学者研究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主要有《清朝文献介绍提要》、《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中国共产党文献史》等。
费正清不仅着作等身，而且他还借助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学研究人才，他的学生遍及全球70余所着名大学、研究中心以及欧美亚非各主要国家的外交部门。
1991年9月12日上午，费正清亲自将生平最后一部书稿《中国新史》送交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心脏病突发，两天后平静辞世，享年84岁。欧美媒体称，费正清的逝世是西方中国学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
【责任编辑】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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