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朱筠与清中叶学术变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永乐大典-朱筠与清中叶学术变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朱筠与清中叶学术变迁

在清代学术演进中，清中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此一学术变迁，受众多因素的影响，有力儒臣和封疆大吏对新学风的积极倡导、大力扶持与推动，在其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颇值得关注。朱筠就是这样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他对“识字以通经”为学路径的张扬，对《说文》之学的提倡，不仅嘉惠一时士林，而且有力地推进了“通经稽古”新治学趋向的发皇；至于其在《四库全书》馆经营之初的贡献，更于政治文化导向的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意义。本文拟对朱筠为学取向做进一步的探究，并以之为视点，尝试揭示儒臣对新治学取径的倡导之于一代学术转向的密切关系，以期对清中叶学术变迁的内在脉络和契机做一新的个案透视。
一
自乾隆初叶惠栋致力于倡复古学以来，卢见曾以地方大吏，加以推阐发明，倡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之说，而其主持纂辑的《雅雨堂藏书》，以对汉儒特别是郑玄之学，以及惠栋、朱彝尊诸儒的表彰，揭示了新的为学趋向。接武其后，朱筠更以所倡“识字以通经”的治学方法，衡文校士，开示学人，于一时学风移易和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筠“识字以通经”为学思路的确立，乃基于其对汉儒解经路径的认同。早年的朱筠，曾一度以为文好奇自憙，然在业师蒋德“教之穷根源”、朱乾“不读线钉书，无用也”、吴光昇“制义非根柢经史不可”、顾光“读先秦、西汉书”之教的影响下，他逐渐体悟到“养之慎勿伤，其本在书诗”。基于此，朱筠遂致力于经史之学的探究。
朱筠既服膺汉儒之学，故其任安徽、福建学政期间，汲汲以通经识字引导士子，使知为学趋向。在《送万黍维》诗中，朱筠曾倡言：“不闻郑与贾，朴学古亦少。马君训博精，立起枯若槁。人不食菽粟，生活不自保。经传味入人，不朽安得老。”将汉儒经传与人生存必需的菽粟相比拟，可见朱筠对经义的重视程度。而在《劝学编序》及《安徽试卷序》中，朱筠更进一步揭示了通经的必要性和意义。其言曰：
余试士之文谓之经义，所以说五经及四子书之义也。按说经始于汉初，诸老翁抱保携持诸经于秦烬之余。《汉书》称……盖禄利之路然也……然今国家悬诸功令以诏士，其路其义，无以异也。唐韩愈氏曰：“士不通经，果不足用。”又曰：“为文须略识字。”今汉儒之书颁在学官者，则有毛苌氏、何休氏、赵岐氏、郑康成氏；其书见传于世者，则有许慎氏。诸生不读许氏书，无以识字；不读毛、何、赵、郑氏书，无以通经。诸生应使者试，为文不如此，其求合于诏令“清真雅正”之指者盖难矣。夫“清真”者，非空疏之谓；“雅正”者，非庸肤之谓。诸生将求免于空疏、庸肤，以仰符诏旨，其必不能外乎识字以通经矣。
这种以训诂而通经的为学方法，彰显出惠栋以来汉学中人的治经门径。
基于“识字以通经”为学主旨，朱筠首先从本原上着手，其注目点为汉儒许慎的《说文解字》。他尝言：“余每恨九经传注文字讹失，欲与同志者依据许君《说文解字》，是正其体画，写石刻之。”故当其提督安徽学政时，遂刊布宋版《说文解字》，并指出：“今学者无师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狎见尤甚者，至于謟谄不分，鍜锻不辨，据旁着处，适内加商，点画淆乱，音训泯棼。是则何以通先圣之经而能言其义邪！”而在《桂馥说文统系图记》一文中，朱筠又对历代研治《说文》的统系加以揭示，以彰显许慎之学的重要性。他强调：
夫古者治世必先同文，言不顺则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递变而降，列史可得而论焉。若乃君子执经之心，其言之曰：文，心之声也。苟不通其文，则人人竞为私说，不准某师，至于离经畔道，而古经几不可读，承学者所惧也。然其所从入，必自形体始，形体正然后可以求声音，声音通然后可以明训诂，于是乎六书之统系以全，而许君之道尊。
由此，朱筠得出一种认识：“六书者，所以辅史而通经，其道大，非独一端而已。”正是意识到六书之学的重要性，故朱筠在诲导士子时，特别指出：“古学权舆，专在是矣。”此说一出，遂为“学六书之学者大启沟浍”，流风所向，士子因多有通六书及注疏家言者，学风为之一变。而就当时知识界研讨《说文》的情形来看，除戴震、翁方纲、钱坫、王念孙等少数学人外，概不多见。朱筠于举世罕为之时，于《说文》之学推阐发明，倡导后进，实为一开风气之先者。
二
朱筠以经义古学为宗尚的取向，顺乎时代潮流，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后，遂孕育出从《永乐大典》中校辑遗书的倡议，从而直接促成了清廷下诏开《四库全书》馆。
朱筠之所以发此倡议，乃导因于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的两道上谕，此时朱筠任安徽学政。是年正月初四日，高宗下诏中外搜辑古今群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言曰：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备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刊《十三经》、《二十二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着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着，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览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
高宗此诏，虽然不免炫耀盛世文治之意，但也昭示出他对载籍意义的重视，并为士人指明了为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其思路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化建设意义的。但在文字狱阴影的笼罩下，中外官员一时揣摩不透高宗下此谕旨的意图究竟为何，所以迟至十月，应之者寥寥。对此情形，高宗大为失望，故于十月十七日再下谕旨，敦促各省督抚、学政实心从事，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以备采择。自此，地方大吏始渐次展开该项工作。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朱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一则上《购献遗书折子》以示对高宗之谕的积极响应，一则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阐发了自己对购求遗书事宜的看法。据前折所奏，朱筠自任安徽学政按试各属以来一年间，已陆续采访搜集到“潜心服古，说有依据，足成一家之言，可备甄择”者，如安庆方以智《通雅》，徽州江永《礼书纲目》、戴震《考工记图》，宁国梅鼎祚《算学全书》等等，而“其余前代故书，尚竢渐次网罗”。而在后一折中，朱筠则提出了“旧刻抄本，尤当急搜也”、“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着录校雠，当并重也”四条建议。
朱筠的四条建议，体现出以下思想取向：其一，与高宗搜求刻本、抄本稍异，朱筠对旧本的重要性给予了揭示。在他看来，“汉唐遗书存者希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现无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如此“则着述有所原本矣”。其二，鉴于汉刘向“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的校书之例，朱筠对内府藏书的作用给予充分关注。他指出，若能“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弆日益广矣”。其中，朱筠由在翰林院时翻阅《永乐大典》的体会，一则指出“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的不足，一则对其保存“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的贡献加以肯定。因此，他希望朝廷能派人“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着录”，以使“书亡复存”，嘉惠艺林。其三，在朱筠看来，着录固然重要，但若不加以校雠，亦不能收到好的效果。所以，他认为有命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的必要。其四，鉴于前代着录金石、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的意义，朱筠认为收书之外，对此二者也应加以充分利用。
对于朱筠所上四条建议，高宗命军机大臣详加议复。当时，军机大臣中对此议有不同的看法。刘统勋虽然对朱筠有知遇之恩，且十分赏识其才学，但在这件事上，却不以为然，欲寝其议。而于敏中却对朱筠的建议大为欣赏，与刘统勋力争，最后还是将朱筠之议上奏。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依命对朱筠的奏议提出批复意见：同意朱筠搜求旧书、从《永乐大典》中辑校遗书、着录与校雠并重的建议；而对着录金石、图谱的看法予以否定。对军机大臣的批复意见，高宗作出如下决定：
军机大臣议复朱筠条奏内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一节……着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至朱筠所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之处，若欲悉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未免过于繁冗。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者，于检查洵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隐括，总叙厓略，粘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钦此。
朱筠的建议从而基本上得到肯定和采纳。不几日，高宗即下命开馆校核《永乐大典》，派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等官，详定规条，酌量办理。二月十二日，高宗又对校书旨趣作出具体指示，并称将来办理成编时，着名《四库全书》。至闰三月十一日清廷任命《四库全书》馆正副总裁，一场由朱筠奏议引发校辑《永乐大典》遗书的活动，遂演为搜罗四库的浩大政治文化工程。由此来看，《四库全书》之开馆，朱筠实为一有力的倡导者。
朱筠何以有开馆校书之议？探其原由，主要有外在学术因缘与朱筠自身学识两方面因素。就外在学术因缘来说，清廷搜集遗书以光文治的政治文化导向，由《古今图书集成》、御纂钦定诸书而三礼馆的诏开，学术集大成之势渐成规模。而就遗书的搜集来说，其着手处主要有内府与地方藏书两条途径。朱筠以其曾在翰林院翻阅《永乐大典》及在安徽任上接触旧本的学术实践，承时势而起，发为开馆校辑遗书之说，其运思可谓与政治文化发展的契机相合拍。此外，还与一些学人对《永乐大典》的关注，以及三礼馆对《永乐大典》的利用很有关系。先是，李绂与全祖望于雍正年间曾一起抄《永乐大典》中有关大义、欲见而不得的书，全祖望将此消息告之好友江浙藏书家马曰琯、曰璐兄弟与赵昱，马、赵二氏皆极力怂恿，且许予以资助，因此，《永乐大典》中藏有世不经见之书的信息得以流布。而当乾隆元年（1736）清廷诏开三礼馆时，李绂、全祖望两人皆曾向总裁方苞提出利用《永乐大典》，李绂并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入为副总裁，此后，三礼馆确实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部分有关《三礼》的书。尤可注意的是，全祖望与邵晋涵、章学诚交往密切，其对《永乐大典》的关注，邵、章二人当有所闻。而朱筠倡议开馆校书时，邵晋涵、章学诚皆在其幕府，《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的酝酿，二人当参与其事。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则是朱筠自身的内在学养。首先，朱筠自承庭训及蒋德、朱乾、吴光昇、顾光诸师之教以来，即确立起以经义古学为根柢和归趣的为学取向。而在学术实践中，朱筠愈益体悟到此一取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次，朱筠将五经、四书归本于经义，以及“凡于经之天地、山水、宫室、器用、衣服、鸟兽、草木、虫鱼之详悉，皆当周知，而先之以训诂”“识字以通经”思想的提出，孕育出其以汉唐注疏为归趣的解经路径。此一路径，在客观上需要对前人的着述做一番全面的整理，而这是一人或少数人之力所难以达到的。其三，朱筠在翰林院时，曾翻阅过《永乐大典》，注意到其中不少世不经见之书，而这是学人为学所必需的重要资源之一。这一经历，使朱筠对《永乐大典》的重要学术意义，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其四，朱筠家富藏书，经史之外，宋、元集部为多。而他每与友人及门生谈艺论文之际，“考古着录，穷日夜不倦”。此外，朱筠对金石文字的孜孜搜讨和重视，以及基于“识字以通经”为学路向对石经和《说文解字》的特别关注，其学识已然拔出流俗，得学问之渊源。由此来看，朱筠自身已具备洞察学术发展动向的学识。
合观内、外两种因素，朱筠之倡议开馆校书，实是时势使然，而朱筠则颇具识见地把握住了政治文化和学术发展走向的契机。
因此，《四库全书》之开馆，朱筠首倡之功当不可没。而以此为契机，自惠栋以来对汉儒之学的张扬，遂逐渐居于学术发展之主流，《四库全书》馆也因之成为不少致力于经义古学者得以一展学术抱负的重要场所。一时间，戴震、陆锡熊、邵晋涵、程晋芳、任大椿诸名儒硕彦，或因留心典籍，或因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皆得厕身纂修之列，有清一代之学术遂演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不无遗憾的是，朱筠虽然有倡议开馆校书之功，但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九月，方因生员宋邦孚欠考捐贡案部议降三级调用，依清高宗之命于是冬以编修入《四库全书》馆供职。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授为福建学政，朱筠在《四库全书》馆近六年时间里，却一直从事校办各省送到遗书事务。这一时期，正值清廷由大规模征书转向禁书全面展开的阶段，而文字狱亦因之迭起。此种态势，对朱筠来说是始料不及的，他所期望的目标遂因时势的骤变而走调变形。在此情势之下，朱筠除了尽心本职工作，依然致力于经义古学的探讨外，其小小编修的身份，对大形势的转向已无可奈何了。而当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六日清廷嘉奖纪昀、陆锡熊等人之时，其“恩泽”却并未惠及朱筠，这对有倡议开馆校书之功的朱筠来说，不能不说有失公允。
三
朱筠不惟因倡议开馆校书而发一时巨响，其“宏奖士林，敦崇实学”，则对学风士习的转移、“通经稽古”新治学趋向的推进等，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影响。
衡文校士，端正士习。朱筠自为诸生，即开始课徒授业。其后，他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十四年（1769）、三十六年（1771）三充会试同考官，又于三十三年（1768）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三十五年（1770）充福建乡试正考官，许多绩学之士，如陆锡熊、蒋雍植、任大椿、邵晋涵、程晋芳、钟大受等，皆得脱颖而出。而朱筠于“春秋两闱校士”，则“恒以对策为主”。在他看来，“以此观士所学之浅深，若持权衡以测轻重云”。也就是说，朱筠对士子的考量，注重的是他们的真才实学。这一取士标准，较之斤斤于注目八股文之优劣者，可谓迥异其趣，彰显出朱筠校士的独特之处。所以，好学之士皆乐于从朱筠问学请益。李威曾说：“先生（指朱筠——引者注）与弟先后翱翔翰苑三十余年，文学品望，并为时冠，四方学者称‘二朱先生’。凡游日下者，问奇请益，踵相接也。先生汲引后进，常若不及。来学之士，一经诱诲，莫不争自濯磨，端品力学，时有‘朱门弟子’之目。”由此不难看出朱筠对一时士人之影响。
朱筠不惟以实学取士，其在任安徽、福建学政期间，更能以实学造士。赴安徽任之始，他即表示：“吾于是役，将使是邦人士为注疏之学，而无不穷经；为《说文》之学，而无不识字。”基于此，朱筠在引导、识拔士子时，无论四子、五经，还是诗赋、策问等，皆以“通经”、“识字”两大端为准的。而作为通经的前提和基本功，识字是朱筠所特别注重的。在乾隆三十七年所作的《请正经文勒石太学以同文治折子》中，朱筠指出：
臣蒙被殊恩，备员词馆，出任学臣。伏念安徽大省，务思仰副我皇上以实学训迪多士至意，校艺之余，辄举御纂、钦定诸经及《康熙字典》，与之讲习，诸生亦颇蒸蒸向风。第其中词彩可观，而朴学未尽。每阅数卷，俗体别字，触目皆是。其尤甚者，瑕瑖不分，謟谄莫辨，据旁着处，适内加商，良由经训之未深，以致字体之罔定。江南且然，何况小者？其何以识字通经，由乡会两试进应殿廷之对乎……然则欲多士字体之正，非本经文以示之准，或不可缺。
这一从本原上救治学风之弊的思路，虽然被高宗暂时搁置起来，但朱筠并没因此而放弃。乾隆三十八年春，朱筠将前此思路付之实施，因许慎《说文解字》旧本，重加刊布，期望士子“人人讽之，庶知为文自识字始”。这对安徽士子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洪亮吉曾说：“先生以读书必先识字，病士子不习音训，购得汲古阁许氏《说文》初印本，延高邮王孝廉念孙等校正刊行……许氏之学由此大行。先生去任后，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声音训诂及讲求经史实学者，类皆先生视学时所拔擢……先生之课士，其效乃见于十年二十年以后者若此。”后来，朱筠出任福建学政，也如在安徽时一样，以经学、六书为倡导，口讲指画，示士子以为学之方。虽然在任仅短短一年时间，但士子闻教者莫不奋然以识字通经为先务。故当朱筠去任时，诸生皆依依不舍。
奖掖寒俊，广延人才。朱筠一生，不仅孜孜于经义古学的研讨，更以识拔人才为己任。凡士贫而有一技之长者，无不在其识拔之列，或馆之于椒花吟舫，或延之于幕府。江藩尝论之曰：“先生提唱风雅，振拔单寒，虽后生小子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为人称道不绝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厦千间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市。”李威亦称：“士之贫而稍有才学者，以文为贽，来见先生，先生辄以奇才异能许之，为介绍于先达，称誉不绝口。”如夙负才名的武进黄景仁，因落拓来京师从朱筠游，然念及远在家乡的老母，常因贫不能养为忧。朱筠乃为之安排举家入都，既至之后，于所居之西赁屋处之，且“告诸名士爱才者醵金若干，月馈薪米，岁暮，则为母制寒衣”，故“景仁得从容翱翔日下，名益起”。又如龙溪李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京师时，甚为困顿，朱筠适由安徽旋京，乃援引李威居于椒花吟舫南偏之梧月松风，李威因得纵览椒花吟舫所藏书。而朱筠“喜威用力精勤，教诲不倦。当燕闲独处时，必呼入侍，坐于旁，论学谈心，常至夜分不辍”。又如吴兰庭，当朱筠奉命赴任安徽之时，随从人员已经确定，而朱筠看到余廷灿推荐秀才吴兰庭的信，则说：“吾后车已延致十一人，皆宿彦也，颇不谓无助。虽然，妙文不可虚，奇士不可失。”因“命车就访，引吴秀才同载而归”，携之同赴安徽。其后，吴兰庭于乾隆三十九年馆朱筠家，得尽读其所藏书，又得尽读其所校四库馆之书，遂撰成《五代史记纂误补》。其他如章学诚、汪中、王念孙等，当其不得意或因事遭困时，皆得朱筠呵护，得以用心学问。朱筠不仅能急人之难，更能以平等、豁达的心态待人。据李威言：“及门会稽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威侍先生饮，酒酣，每进言于先生，力争不已，继之以哭。举座踧踖不安，先生亦谈笑自若，绝无忤怒之色”；而“江都汪容甫，才学通敏，冠绝江南北，素傲睨，好诋议人，辄招时忌，无能合其意者。乃负笈从先生游，先生亦礼遇之有加，歉然常若弗及之也”。朱筠胸怀之广大、仁厚，由此可见一斑，无怪乎学者多愿依其问学。而当朱筠去世之后，京师因有“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之慨叹，其为学人仰慕如此，足见其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与朱筠的古道热肠、提携汲引相应，从其问业者亦皆奋然有为，或精于经学，或雄于诗文，而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协助朱筠衡文校士的同时，襄赞他成就了一番事业。在朱筠任安徽、福建学政期间，一时知名之士，如戴震、邵晋涵、王念孙、洪亮吉、黄景仁、章学诚、吴兰庭、汪中、庄炘等，皆曾相从校文。其中，朱筠对“孤猿”洪亮吉、“逸鹤”黄景仁两人钟爱有加，视之为“绝世才士”，依之为左右手。而朱筠以《说文》之学引导士子，及入四库馆校书，更资王念孙以成其事。正是得力于以上诸人的集思广益，朱筠是以能发为正经文勒石太学和开馆校书两大动议，“识字以通经”的学术倡导亦因之而得传播。
朱筠之汲汲于人才的造就和识拔，一方面确实使一大批志学之士超然拔出，“以其资之所习近，与其力之所能勉，尊知行闻，各专其术业，以用于世”，但另一方面，由于从游者众，其中亦不免“一二儇巧之徒，托足门下，颇招物议”，给朱筠带来不少的麻烦。徐瀚就是一个例子。先是，朱筠刊布《说文解字》时，徐瀚司校刊之役，“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钱市之”，而徐瀚等人“借此抑勒，并于定值外需索，以是不无怨声”。其后，朱筠因宋邦孚欠考捐贡事受到处分，也由徐瀚引起。尽管徐瀚做出此等不堪之事，朱筠依然将其“录入门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此外，由于朱筠每以奇才异能推誉后生，故招来他人“指不胜屈”的讥讽。门人李威尝因此进言道：“先生当世龙门，人皆欲求士于先生，而使之听闻不信可乎？”朱筠叹息道：“子亦有疑于此欤？夫士怀才未遇，其或家贫亲老，跋涉数千里而来，若其名不获显着，羁旅孤寒，未见其能有合也。且彼实有所长，吾言稍假之耳。虽致非议，庸何伤！”此可见朱筠之宽厚襟怀，诚如其自言：“吾生泊与淡，肠每为人热。”
表彰先贤，树立楷模。朱筠既以经义古学为士子倡，故其于耳提面命、诗文唱和之际，每每以汉唐诸儒注疏之学讽喻之，使知为学根柢所在。如其《送金振之翀》诗曰：“诗礼有古义，音诂着在经。诸儒揖唐汉，后来何伶仃。譬如野氓隶，伥伥行户庭。明堂九宾设，乌辨豆与铏。子兮秀绝出，好学先心铭。浮名胡轻重，慰予眼见青。”《戊戌岁晚怀人八首》中致李威、杨芬灿曰：“古经犹自高堂校，远梦曾无小阁窥”；“古学终期绝域业，惊才早称小儿家。”又《十里庵道中寄问永安吴为鸿李度》曰：“唐贤未必诗相贵，疏义何人咀更含。”如此等等，无不彰显出朱筠对先贤经义古学的关注和认同。而这不惟是他立学的根本，更是其用以引导后学和转移学风的依据。朱筠一再强调的“识字以通经”，就是要在充分研讨汉、唐诸儒注解的基础上，以文字、音韵为入门之阶，进而体会经书中的意蕴，然后为文、成学，才会征实不诬，而不蹈立言虚空之弊。
朱筠表彰先贤的同时，也对当代名儒硕彦有所注目。如他试学安徽时，即曾于江永、汪绂二人加意推扬。作为朱子故里，徽州婺源自宋、元、明以来，硕学魁儒，即绳绳相继，“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矣，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讲论经义，精核贯通，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入清之后，随着清初诸大师的相继辞世，江永崛起于婺源，着述课徒，以经义之学引领一时风尚，遂使经籍之道复明。对于江永，朱筠早在京师时即已闻其名。乾隆三十七年试士徽州，朱筠遂征其书尽读之，大为叹服。适逢朝廷下诏求遗书，朱筠即具以闻。不久，他又檄徽州府为江永建主，祔祀于紫阳书院，“风示学官弟子，俾之向学”。翌年八月，再试徽州，余元遴抱持其师汪绂遗着来献，朱筠遂得卒读其书，以为“与江先生埓”。而据此间人士称，汪绂之行视江永无不及。朱筠因“博议遍举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为之主位十有六，诹以八月二十日迎主书院，补祀诸儒之次”。至期，诸生皆来，而朱筠亲自主持迎主仪式，“盛陈驺道，躬奉木主以登祠堂，匍伏祭奠成礼。维时观者千余人，咸感激有泣下者”。之后，朱筠又命诸生分录汪绂遗书，上于四库馆；又应余元遴之请，欣然为汪绂撰墓表，以表彰其学行。朱筠的以上做法，一方面使江、汪二人的学行得显于世，另一方面则为徽州士子树立起研经讨古的楷模。朱筠尝感叹余元遴抱献其师汪绂遗书之功，而他本人对江、汪二氏的大力推扬，意义更不可小觑。此后，安徽朴学之风渐开，朱筠实有倡导之功。此外，朱筠还曾应邵晋涵之请，为文表彰邵廷采之学。凡此“阐幽表微”，“有系于儒林者尤大”。
综观朱筠一生，其之所以影响于世者，乃在能不为俗学所蔽，力倡“识字以通经”为学路径，上发清廷开馆校书之先声，下启后学经义实学之趋向。章学诚尝论之曰：“先生之言，经纶用世，远矣而疏，未试于事也。山水诗酒，宾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坚忍有执，弗为势力转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盖以无用为用者也，人弃我取，独为于举世所不为者，将以矫世励俗，而恶夫汲汲于为名者也。虽时有所过，然闻其风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汪中亦称：“自其（指朱筠——引者注）少时已负盛名，既回翔翰林二十年，为通人学士所归宿。故所至常务扶树道教，以人材、经术、名义为急。”洵为的论。而姚名达先生撰《朱筠年谱》，更赞誉“朱筠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朱筠是乾嘉朴学家的领袖”。由此可见，在清中叶学术变迁过程中，朱筠无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表彰。
（原载《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