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试论清朝的常平仓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常平-试论清朝的常平仓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试论清朝的常平仓
“常平仓谷，乃民命所关，实地方第一紧要之政。”[1]常平仓始见于西汉，主要设置于各省州县，一直被视为最重要的官仓。它最初的作用是丰年平籴，荒年平粜，唐宋以后则逐渐发展为赈粜兼行。清代的常平仓组织完备，法律严密，堪为历代之集大成者，在清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仅就清代常平仓的基本情况，做一简单分析。
一、清代常平仓的建置
清初灾荒严重，欲赈无谷，统治者迫切感到有必要重建仓储制度。顺治十年（1654年）四月，顺治帝即以《请立常平仓疏》，试翰林学士等官员[2]。十二年正月，他更是发布上谕，指出水旱灾害，古今皆有，备荒之道，“全在预备得法”。一省报荒，必有不荒之府；一府报荒，必有不荒之县。荒者当速赈，不荒者即当早备，“如常平仓之法”，米贱则增价以籴，米贵则减价以粜，官民俱便，历代行之，未尝有改，“若各地方官果有为国为民之心，岂不能于存留项下周详设处”？故他命户部严饬各省遵行[3]。次年，清廷又议准积谷赈济，务令修葺仓廒，印烙仓斛，选择仓书，籴粜平价，“不许别项动支仓谷”。此后，常平仓在各地大量兴建。至康熙二十五年（1887年），连黑龙江墨尔根地方亦起造仓廒，收存米谷。[4]
由于朝廷的重视，康雍乾各朝，屡有重视积储备荒的诏令，并开始对存额、考成等方面的问题加以关注。即如康熙朝，类似的谕旨就有很多。康熙十八年，令地方官整理常平仓，劝谕乡绅士民于每岁秋收捐输米谷。二十一年，命州县卫所官劝输常平等仓，一年内劝输米数为准，自2000石至10000石以上不等，各予纪录或加级。他还表示，“恐不肖官员畏罪过派、苦累小民”，故暂不定处分之条。[5]三十年，令将直隶所捐米谷，大县存5000石，中县4000石，小县3000石，倘遇荒歉，即以此项散给；其留仓余剩者，均于每年三、四月照市价平粜，五月初旬将平粜价银尽数解存道库，九月初旬各州县领出，籴新谷还仓。三十一年，令各省府州县核实所积米谷之数，逐一缮册报部。又令各省常平仓俱照直隶之例分储，州县官离任时照正项钱粮交代，短少者以亏空论。四十七年议定：州县官于额贮外加买贮仓，照盘查赢余例，准其议叙；若捐谷以少报多，或将现贮米捏作捐输，除本管知府分赔外，原报督抚一并议处。[6]这些规定的出台，为完善常平仓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常平积贮，必须仓廒坚固，始可为经久之计。”[7]为保证常平仓谷的完好，雍正四年（1727年）奏准，凡地方仓廒有渗漏及墙垣木植不坚全者，如所需工费无多，该地方官即为修补；若年久倾圮，砖瓦木植破碎朽坏者，该地方官详明上司，委官估计工费报部，即动支正项修盖。其有地方廒座无多，将仓粮寄存僧寺道院或露囤者，该地方官详请督抚查勘确实，将作何建仓之处，“酌量具题”。倘州县官漫不经心，因循怠玩，以致米谷霉烂者，“照溺职例革职”，限一年内照数赔完；限内不完，“照侵蚀钱粮例”，以未完米谷之数依律治罪。仓廒既经修造，仍行托名霉烂亏空者，“照侵蚀例治罪”。[8]六年四月称，积贮米谷，所以备旱涝缓急之需，“民命攸关，最为切要”，嗣后着将各府州县仓廒，入于交盘项内新旧交代。[9]几个月后，雍正帝又发布上谕，规定各府州县仓廒，俱造入交盘项内，若有木植毁烂倾圮渗漏者，接任官揭报，将前任官照例议处赔补；接任官徇情滥受，亦照例议处，仍令赔修，其霉烂亏空米石，限年赔完，限内不完，照例治罪。[10]到乾隆四年（1740年），清廷更进一步明确规定，兴建仓廒，于存公银内动支，照例每间给银20两，存米500石。[11]
清代常平仓优于前代的重要特色之一是谷本充足。其谷本来源，有官绅富民捐输、贡监捐纳、按亩摊征、截漕增补、拨帑银采买等。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动库银采买，国家直接出资买补，有效地保证了仓储充裕，随时可以平粜赈贷。如康熙四十三年，户部题准：陕西省动支西安司库兵饷银14万两，以10万两照时价买米增储。[12]雍正九年七月，四川总督黄廷桂等议准，川省除现存米谷42万石外，再买储60万石，分作3年，每年买谷20万石，每石约价3钱，所需银6万两于夔关及盐茶赢余银内动支，“总期三年内买足”。[13]乾隆元年，令江西动用存公银买谷10万余石，分储各府州县，以备缓急。[14]
常平仓所储粮食，米、谷、麦、豆、高粱等皆有，并不是一刀切，而是因地制宜，各取所需。大体上说，南方产稻诸省多储稻谷，间储以米；北方各省，则米、麦、豆、杂粮均有。雍正三年，雍正帝指出，常平仓积贮仓粮，特为备荒之用，但南省潮湿，米在仓一、二年便致红朽，改贮稻谷，似可长久。经户部等议定，明确规定，南方省分所储仓谷，除安徽有谷无米，及福建、浙江仓米有限，毋庸改议外，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储米皆在5万石内外，“令于一年内改易稻谷”；江苏、广东存仓米皆8万余石，广西存仓米10万余石，“均分作二年改易稻谷”；云南存仓米57万余石，贵州存仓米40万余石，一二年内不能尽易，“令二省各以存仓之米支给兵饷，至秋成时征收稻谷补仓”。云南限四年，贵州限三年，“尽行改易”。[15]当然，对于这一规定，日后也做过弹性的调整。如四川富顺等县仓米改易稻谷；茂州素不产米，向储米200石，令易荞麦600石；安徽凤阳、毫州等处，地产粟谷，稻非本地所出，嗣后凡产粟谷之处，每逢粜三，即准其买粟补仓，“挨年易换”；其多余价银，“增买粟谷”。[16]
由于所储粮食品种不一，必然会在统计上带来一定的麻烦。有鉴于此，乾隆四十一年特定，凡米、麦、豆、谷、高粱，“按各处出产，折算谷数”。其兑换稻谷一石的比率如下：省份品种山东豆、荞、杂粮一石、麦六斗河南黑豆、高粱一石、麦七斗江苏大麦一石、黄豆或小麦五斗安徽大麦、粟谷、秫一石，粟米、黄豆、小麦五斗陕西小麦、黄豆五斗四川小麦五斗，荞子九斗，青稞八斗贵州小麦、荞一石资料来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八十九《户部?积储?常平积储》。
不过，折换也不完全以稻谷为准。如甘肃省存储杂粮，粟米、小麦准互抵，青稞、青豆亦准互抵，豌豆准抵小麦、大豆，青稞、青豆亦准抵大豆，“归入杂粮项下报部”[17]。
二、常平仓的功能
清代常平仓保持了平粜、出借与赈贷三大功能。
清代各地方政府运用常平仓存粮以调节粮价波动的办法主要是“平粜”。早在顺治十七年就有平粜的规定：“常平仓谷，春夏出粜，秋冬籴还，平价生息，务期便民。”[18]换言之，基本的办法是春粜秋籴，以平抑季节性之粮价波动。出粜定例存七粜三；如地宜不适粮之久储，或逢灾荒之年，则准其不拘定例，斟酌办理。雍正九年议准：江苏所属仓谷，凡遇青黄不接，出陈易新，酌量粜卖，不必拘定存七粜三。乾隆元年，以湖南各属地有高下燥湿之不同，令将常平仓存粜之数，因地制宜，列为三等：长沙等45府州县存七粜三，永州等31府厅县卫存半粜半，龙阳等4县粜七存三；如民间有不须籴买，或不能粜半粜七，准该管官随时斟酌。七年谕：各省常平仓谷每年存七粜三，原为出陈易新，亦使青黄不接之时，民间得以接济。当寻常无事之际，自然循例办理，若遭值荒歉，谷价昂贵，小民难于谋食，而仍存七粜三，则闾阎得谷几何？嗣后凡遇岁歉米贵之年，着该督抚即饬地方官减价平粜，务期有济民食，毋得拘泥成例。二十九年，户部奏准：各省州县存仓米谷，除实遇歉收之年，米价过昂，“非粜三可济民食者”，准其据实具详，酌量多粜；其寻常岁稔价平之年，不必拘定粜三之例，“或竟可全数停粜，或止需酌粜十分之一二”，总之，必须察看各处情形，“临时酌办”。[19]
关于粜出价格，起初政府规定价格依照市价而定，但后来因遇到灾歉的时候也有减价平粜的情形发生，并且随之制度化。乾隆七年规定：“前奏请减价粜谷，于成熟之年，每一石照市价核减五分，米贵之年，每一石照市价核减一钱，此盖欲杜奸民贱籴贵粜之弊。但思寻常出陈易新之际，自应遵此例行，假若荒歉之岁，谷价甚昂，止照例减价一钱，则穷民得米仍属艰难，不能大沾恩泽。嗣后着该督抚临时酌量情形，将应减若干之处，豫行奏闻请旨。如有奸民贱籴贵粜之弊，严拏究治。”[20]到了四十四年，清廷又进一步规定，减价平粜仓粮，“每石不得过三钱”；如果必须大加酌减，则由各督抚临时奏请核准。[21]
常平仓谷除用于平耀以调节粮价波动外，另一项功能是出借给农民作为籽种口粮，以解决青黄不接时农村发生的部分困难，并达到仓谷出陈易新的目的。一般的办法是春借秋还，还时加收10%的利息，即借1石收息1斗。歉年则只收谷本而不收息。至于每年出借的仓谷数额及是否与平粜同时并举，山西、陕西有些地方志说，常平仓在谷贵时“存七粜三”，在价平时“存七借三”，加一收息，收成在七分以下之年“免息”。[22]由此可知，以常平仓谷出借或平粜，大约是各地因时制宜的，总是用每年必需出陈易新的部分(约为储量的30%)来举办。
仓粮借贷，例于冬后春初青黄不接之时出借，秋后征还；如遇歉收，准其顺延。乾隆二十三年谕：各省仓储，向例春借秋还，青黄不接之时，贫民既得资接济，而秋收后即照数征收谷石，可以出陈易新，兼不致侵蚀悬欠。若不如期催令完纳，而以旧欠作新领，则借出之项，年复一年，不肖书役即从中影射侵蚀，更有欠户逃亡事故，“日久遂致无着者”。且旧时领借之户尚欠，现在待借之户甚殷，仓储既虚，势不能另为筹给。是虽设仓备借，仍属有名无实，“大非慎重储积，赈恤困乏之意”。嗣后各督抚务当严饬所属实力奉行，除缓征州县外，所有民欠仓谷，务令依限还仓；其有捏欠作完，以欠作领，即查明参处。[23]
常平仓的第三个重要功能是在严重灾荒时，以仓谷赈济灾民。早在顺治十七年即规定，常平仓谷除平耀外，“如遇凶荒，即按数给散灾民贫户。”《大清会典事例》记载赈饥的篇幅长达四卷(271～274)，其中特别指明动用常平仓谷的事件列有如下几条：1651年的山西、江浙，1691年的直隶井陉等十四州县，1704年的湖北监利，1707年的江南，1714年的陕西、甘肃，1720年的陕西甘肃，1723年的直隶、河南，1725年的江南睢宁、宿迁二县，1726年的安徽无为州、望江等地，1730年的山东，1742年的江苏山阳等五县，1743年的山东，1746年的江南鄢陵等二十六州县，1747年的山东，1758年的甘肃，1760年的甘肃，1783年的陕西，1797年的安徽宿州等五州县，1801年的陕西咸宁等十州县，1807年的河南新乡等十七州县和江苏淮属一带，1832年的直隶，以及1853年的安徽灾歉。[24]
关于赈济过程中的协拨，康熙十九年二月曾定，常平仓积谷原备境内凶荒，若拨解外郡，则未获赈济之利，反受转运之累，人将惮于从事，必致捐助寥寥，“嗣后常平积谷留本州县备赈”，永停协解外郡。[25]但各省丰歉不均，具体情况各异，尤其江南气候湿热，仓谷易于霉变，存贮难多，而人口又高度集中，救灾赈粜“非借资邻省不足以充有”，调粮救荒不可避免。故乾隆时期，常平仓出省协济之事并不少见，且拨后缺额常以截漕补足。如乾隆十六年谕：“浙省温台等属米价昂贵，本地存仓米谷不敷平粜。着江浙二省督抚于浙省及江省稍近州县常平仓谷内。酌量应需数目。作速动拨，碾米运往温台等属接济平粜。其常平缺额。即于浙省冬兑漕粮内照数截留，拨补还仓。”[26]跨省协拨有利于更大地发挥常平仓的备荒救荒作用，也充分体现了清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灵活性。
仓粮粜出，或因灾赈缺额，清廷均明确规定，限期于本地产谷之区或邻境价平之处买补还仓。如遇谷价昂贵，可将所粜价银解交府库，俟次年秋成价贱时照数买补；或于邻邑、邻省采买。被灾州县如仓粮散给无存，务于秋收丰稔之时题明拨银买补。为防止买补仓谷派累百姓，发短价低银、抑勒交粮、斗秤以大易小等弊端，乾隆七年，特谕：“从前廷臣议买补仓谷，以本邑之赢余，为本邑之拨补，其他州县不得通融；如岁歉谷价昂贵，不敷采买，准其展限。朕思地方积谷，原以备民间缓急之需，必及时买足，方于储蓄有益。嗣后如州县当秋成之时谷价高昂，不能买补，而该处存仓谷石尚可接济者，照例展限，于次年买补；倘谷价既属不敷，而存仓谷石又系不足，准其详明上司，以别州县谷价之赢余，添补采买。”以后类似的谕旨亦屡见不鲜。从乾隆时期诸多上谕来看，政府对买补仓额十分重视，遇丰年告诫地方督抚预为积贮，歉岁则根据情形相机筹划，尽量保证定额。即便发生困难，清廷亦多方设法，甚至截漕补仓。因此，乾隆中期以前常平仓贮谷较为充裕。
为了保证仓谷实贮，清代还规定了严格的盘查追赔制度。借粜仓粮时地方官要亲临验放。每年年底，州县官须将存仓数目造册上报。州县官离任时，将常平仓谷照正项钱粮交接，如有亏空限期赔补。如逾期不完，照侵挪仓谷定例治罪。督抚离任，要将册籍交待新任，限新任官三个月内查核奏闻。如有亏空，即行题参。清廷认为：“若亏空仓粮，则一时旱潦无备，事关民瘼，是亏空仓谷之罪较亏空钱粮为甚，自宜严加处分。”于是，雍正四年议定，“仓谷亏空处分，以谷一担，比照钱粮五分定罪。嗣后亏空仓谷，系侵盗入己者，千石以下照监守自盗律拟斩，准徒五年。千石以上，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不准赦免”。如系挪移，“除数止千百石照律准徒，五千石至万石照律拟流外；万石至二万石，发边卫充军；二万石以上者，照侵盗例拟斩。”[27]可见对此的重视程度。
三、常平仓谷储量
关于常平仓的谷数，清初军务倥偬，并未限以额数，至康熙四十三年，各省常平仓储规模粗具，始议定积储定额。当时规定，各省府州县积储米谷，大州县存万石，中州县存8千石，小州县6千石。其余按时价易银解存藩库。但因南北地方气候不同，北方易于存储粮谷，故清廷规定，各州县额贮谷数略高一些。如山东、山西，大州县存谷2万石，中州县1万6千石，小州县1万2千石。陕西咸宁、长安二县额贮谷达7万5千石。南方如江苏、四川，大州县仅五、六千石，中州县四千石，小州县二、三千石。[28]
雍正一朝，于仓储积弊厉行整顿，屡派大臣赴各省盘仓，凡有亏空，一面惩治官员，一面勒限补足，务使仓储足数无亏。三年，雍正帝特谕大学士等：积贮仓谷，关系民生，最为紧要，朕屡降谕旨，令该督抚严饬州县，及时买补昔年亏空之数，无如苟且迟延，奉行不力。今直省地方，俱着定限三年，将一应仓谷，买补完足，“不得颗粒亏欠”。三年之后，必特差官员前往盘查，如有缺项，“定行重治其罪”。[29]
历经雍正朝之整顿，乾隆初积储渐多，全国常平仓储总数逾4800万石。官聚太多，成为各省米价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乾隆十三年又重新调整各省定额：“常平积贮，所以备不虞，而众论颇以为采买过多，致米价益贵。”考虑到粮食止有此数，聚之官者太多，则留之民者必少，“固亦理势之自然”。考之康熙、雍正年间，各省常平已有定额，直省常平积谷之数，应悉准康熙、雍正年间旧额，其加储者，以次出粜，“至原额而止”[30]。四个月后，乾隆帝复定：直省常平仓所存米谷，康熙年间或未经定额，或定额无多，难以稽考，“应照雍正年间旧额”；云南地处边疆，不近水次，陕西所属沿边积储兼备军粮，雍正年间仓储多寡亦属无定，二省均应以乾隆年间所定之额为准；福建环山带海，商贩不通，广东岭海交错，产谷无几，贵州跬步皆山，不通舟楫，三省仓储均宜充裕，“应以现存之谷作为定额”。合计以上直省积谷，总计3300万余石，较之乾隆十三年以前存仓之额，计减1431万余石，令各该督抚视所属府州县大小，“均匀存储”；其间有转运难、出产少、地方冲要以及提镇驻扎、各省犬牙交错之处，亦令“分别加储”。[31]
根据相关资料，我们可以整理以下几年的数据：
省份
乾隆十三年
乾隆三十一年
乾隆五十四年
盛京
1200000
241618
520000
直隶
2154524
1975275
2198520
山东
2959386
2563305
2945000
河南
2310999
2391600
2866499
山西
1315837
2303263
211031
陕西
2733010
2156610
3558504
甘肃
3280000
1831711
6892250
江苏
1528000
1271857
1538000
安徽
1884000
1235707
1894000
浙江
2800000
407363
2926561
江西
1370713
1341921
1405832
湖北
520935
763579
2091628
湖南
702133
1438349
1522682
福建
2566449
2689718
2984620
广东
2953661
2901576
2850038
广西
1294829
1380121
1294829
四川
1029800
1856437
3118004
云南
701500
844355
835246
贵州
507010
881848
2258496
总计
33812786
30476213
45810740资料来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九十《户部?积储?常平谷数》；《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七《市籴考六》。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经过乾隆中期的小幅度调整，直到乾隆晚年，常平仓的储量都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这也表明，这个制度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良好地运行着。
四、常平仓之弊端
“地方积谷备用，乃惠济穷民为第一要务。”[32]被推崇为“意美法良”的常平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嘉道时期，其弊端也逐步显现。
首先，作为一种官办仓储，常平仓主要设于城市，在灾荒时对乡村地区社会救济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因距乡村较远，且开仓时必须“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手续颇繁，往往坐失良机。另一方面，每年平粜时，正值青黄不接，可实际上，“远者艰于跋涉，近者亦难于守候，徒为奸胥一二无赖之徒之利，而民鲜沾实惠焉。”[33]简言之，常平仓均设在通都大邑，加之仓吏之勒索，穷乡僻壤之民难于受惠。道光年间，山西平粜仓谷，即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离城较远之乡镇赴城领谷，实候稽迟，诸多耗费，不得不就近粜卖”。而一旦年景良好，地方又勒派平粜，有不愿领谷者，“每石勒贴制钱一千四百文不等”。另外，因常平仓出粜，有利可图，广西因卖谷例价较之市价轻减，“可有盈余”，在任时辄将仓谷任意粜卖，“私肥囊橐”[34]，以致仓谷日渐亏空。
其次，采买方面的弊端也开始出现。按例，每年秋天常平仓都要采买仓谷，填补出粜、放赈后仓额的不足。但地方官大多领银后并不及时采买，拖延时日，“仅以粜价存公，屡经交代，挪新掩旧，任意侵吞，以致仓庾空虚，毫无储备”[35]。胥役、里保也“多方需索规费，以致有力之家辄贿求书吏，匿报其承领者并不上谷，惟加倍缴价入官，名为帮费”，“朝廷足食之经，为私家肥橐之计”[36]。由于采买仓谷有利可图，有些州县超出定额多买，比如道光年间，河南州县应采买一千石者，“即买至二、三千石不止”，常常导致粮价上涨，“如谷价甫平，官遽采买，致米如珠而日以贵”[37]。
嘉庆五年（1800年），嘉庆帝称，采买一事，远赴邻封，地方官以运费无出为词，派累闾阎，巧为脧削，“是便民而转致累民”。嗣后除各省附近水次，舟楫可通地方，着即于邻境采买外，其不通水路者，仍准其在本地采买，“不必远赴邻封”。[38]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议准：直省州县采买常平谷石，领价后勒限六个月买补，逾限不买，即由藩司查取职名咨参，罚俸一年，再限三个月买完；倘限满仍有未完，革职留任。次年复称：州县买补仓谷，未完捏报全完者革职；该上司循庇不参，降三级调用，失察者罚俸一年。又议准：州县采买仓谷，如有勒派具领，暗收折色，及短发价值者，俱降三级调用。[39]但以上规定无非一纸空文，难收实效。
常平仓谷之亏空，向为清廷之大忌，故嘉道时期，清廷关于此问题的谕旨极多。嘉庆五年正月初九日，嘉庆帝特谕各省督抚称，“国家设立仓库，原备各省缓急之用，岂容稍有亏缺”。若清查过急，州县借弥补为名，复有劝捐派累之事，是为民反成害民之举，理财变为聚敛之弊矣。若勒限在任弥补，则是剜肉补疮，无益有害，“朕深知此弊”。大抵州县亏空，“不畏上司盘查，而畏后任接手”。究其原因，乃在于上司不能周知，盘查仍须书吏临期挪凑；而惟后任接手，自顾责成，无不悉心查核。故通过官员接交，亦能起到一定的监督与震慑作用。但此皆从前之黄历，非近年情形。近年则新旧任交相联络，明目张胆，不特任内亏空，未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从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若不肯接收，则监交之员两边说合，设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具欠券，公同书押，以国家仓库作为交易，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凡此弊端，“朕在深宫皆知”，况亲临之督抚，“独不知乎”？知而不作为，“保全一贪官，害百万生灵”，罪莫大焉。[40]
至于常平仓储量之减少，到底开始于何年，似难于肯定。嘉庆四年，光禄寺少卿戴均元条奏仓储折谓其时实贮在仓之谷石，十无二三[41]。嘉庆帝因而下令各省督抚加以稽查。而户部则奏称，各省常平仓积久弊生，即无须接济之年，亦以出陈易新，“藉词支放，染指分肥”。出仓既已短发，还仓又复浮收，良民未受其益，官仓已被其亏。故他们宣布，“嗣后无灾年份不准出借，以除民累”。[42]因噎废食，可见清廷已经对于出仓之弊端，束手无策了。
道光时，仓储之数益不可问。道光十一年，经御史卞士云奏请“饬直省严核常平仓储”，经四年工夫的清查，最终到道光十五年，得到各省常平仓谷实存总数。各省现存谷2400余万石，历年动缺谷1250余石，亏缺征变谷270余万石，粜缺借缺谷310余万石，虽尚存有粜价银110余万两，并未随时买补，统计缺短谷1800余万石之多，“及几额贮之半”。道光帝指出，积贮为民食所关，国家设立常平仓，存贮谷石，“为有备无患之计”。各该省遇有动用，必须随时买补，颗粒无亏，以期缓急有恃。近年各省仓谷动缺如此之多，总由各州县玩视仓储，“既不慎重出纳，该管上司复不实力稽查”。此时若不急加整顿，已缺者永无归补，现存者任意侵移，“尚复成何事体”！[43]但此谕发布后，却并无下文。
概而言之，作为一种重要仓储制度的常平仓，在嘉道时期，已经随着整个国家管理能力的下降，而逐步弱化了它应有的积极功能。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清朝嘉道时期的财政与社会》（项目编号：06CZS012）。
注释：
[1]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五三《仓库十三·积储》。[2]《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顺治十年四月丁酉。[3]《清世祖实录》卷八十八，顺治十二年正月壬子。[4]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设立常平仓》。[5]《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康熙二十一年七月甲寅。[6]《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四《市籴考三》。[7]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五三《仓库十三·积储》。[8]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设立常平仓》。[9]《清世宗实录》卷六十八，雍正六年四月庚寅。[10]《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三，雍正六年九月丙子。[1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设立常平仓》。[12]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常平谷本》。[13]《清世宗实录》卷一百八，雍正九年七月丁亥。[14]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常平谷本》。[15]《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九，雍正三年二月乙酉。[16]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八十九《户部?积储?常平积储》。[17]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常平积储》。[18]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七十五《户部?蠲恤?平粜》。[19]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常平仓存粜定例》。[20]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一《户部?积储?买补仓谷》。[21]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七十五《户部?蠲恤?平粜》。[22] 参见山西的《介休县志》卷四、《平定州志》卷九，陕西《咸阳县志》卷三等方志。[23]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常平仓存粜定例》。[24]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七一至二七四，《户部·蠲恤·赈饥》。[25]《清圣祖实录》卷八十八，康熙十九年二月丁卯。[26]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七十五《户部?蠲恤?平粜》。[27]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九十二《户部·积储·盘查仓粮》。[28]《清朝文献通考》卷三十四《市籴考三》。[29]《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九，雍正三年十二月戊子。[30]《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九，乾隆十三年七月辛丑。 [31]《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壬辰。[32]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五三《仓库十三·积储》。[33] 乾隆《保昌县志》卷五《仓庾》。[34]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五三《仓库十三·积储》。[35]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四九《仓库九·积储》。[36]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五三《仓库十三·积储》。[37] 席裕福：《皇朝政典类纂》卷一四八《仓库八·积储》。[38]《清仁宗实录》卷六十二，嘉庆五年三月癸酉。通谕各省州县于邻封采买一事，见同书卷五十，嘉庆四年八月丙午。[39]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九一《户部?积储?买补仓谷》。[40]《上谕档》，嘉庆五年正月初九日。[41]《清仁宗实录》卷五十，嘉庆四年八月壬寅。嘉庆十四年，江南道监察御史周钺亦称，“向闻各州县常平仓实贮足额者十无二三，有亏短略少者，有亏短过半者，甚有全数无存者”，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嘉庆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2]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九《户部?积储?常平仓存粜定例》。[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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