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清代前期的中央关与地方关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关税-清代前期的中央关与地方关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代前期的中央关与地方关
清代政府在水路要冲和商品集散地，设置收税关口，对过往货物和船只，征收货物税和船料，所征税费称为关税。明代人对征收关税的关口，称为钞关，对征收竹木的关口，称为抽分局厂。清代前期人或称榷关，或称钞关，或称某某关，称谓各异，原无一定，本文统一将这些税口，称为税关。清代前期是中央集中财政，没有中央税与地方税之分，也没有中央关税与地方关税的区别。而实际上，除了中央政府设置的税关之外，各省也都设立多个税口，这类税口与中央政府设置的税关，不仅税款数量少，而且管理制度也颇有不同。为了研究关税制度的方便，有必要将各关进行分类。
对于中央关与地方关的划分，祁美琴已有研究，[①]祁文认为：“地方关与地方关税是两个概念，地方关是指其隶属关系与户关不同，而地方关税的来源，根据有关资料提供的信息，既有来自户关的税款，也有来自地方关的税款。”从财政税收的角度看，地方关征收的税款，就是地方关税，与行政属性是两回事。本文将征收中央关税的关口，简称为中央关，将征收地方关税的关口，简称为地方关。本文将对两类关的划分及相关问题进行论述。
一、中央关与地方关的划分
根据现代经济学对财政税收的管理权，“某一种税收的征收权和收入支配权，由哪一级政府来行使，作为标准”，【1】（P.84）可以把税收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税是指由一国中央政府征收管理，其收入归中央政府支配的税种。地方税是指由地方政府征收管理，其收入归地方政府支配的税种。”“税种划分的原则，一般是把需要由全国统一管理、税源集中、收入较大的税种划分为中央税，而把一些与地方经济联系比较紧密、税源比较分散的税种划
分为地方税。”【2】（P.306）从中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中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的标准，一是征收管理权，归哪级政府行使。二是收入支配权，归哪级政府掌握。
如果用以上两个标准来判断，应该说，在康熙、雍正《大清会典》、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嘉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则例》、《工部则例》等官方原始文献中，所列出的税关，绝大多数都属于中央关。清代是专制体制，财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关税征收与管理权，由中央政府掌握，主要体现在任命税官方面。管理税关的官员，或由中央政府委派专任监督征管；或由中央政府令督抚兼理，也就是由督抚派知府，或道员等官管理。由中央政府管理的税官职衔有三种，即监督、兼管、督理。一般来说，某一关在不同时期管理官员的职衔是不同的，但无论税官的级别高低，都不会影响该关的属性。例如：崇文门，康熙以前，归中央派员管理。康熙4年，“崇文门归治中”，即由顺天府兼理，但崇文门税关仍是中央关。康熙7年，恢复中央派员管理。【3】（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雍正元年，上谕：“崇文门无地方官可交，仍差内务府官。”【4】（卷201，工部5，《抽分》）可见崇文门税关是中央关无疑。但从征管官员的职衔看，有督理与监督并存的情况。雍正7年，户部议复督理崇文门商税佛伦的题本称：“以上议定应增应减条款，行令该监督李延禧一并刊入则例，竖立木榜，晓谕商民。”[②]在这里，督理与监督不是同一人，督理的职衔显然比监督高，由督理题本。但督理与监督也不是长期并存。乾隆43年至51年，崇文门监督由步军统领和珅充任。到51年，和珅被授“文华殿大学士，诏以其管崇文门监督已阅八年，大学士不宜兼榷务。且锡宝劾其家人，未必不因此，遂罢其监督。”【5】（P.10754）但无论监督，还是督理，从管理形式上看，大权都是由中央政府掌握。由中央政府令督抚兼理的情况，在官方原始文献中，称地方官监收，或称兼管。“嗣后税务，交与地方官监收，则于钱粮地方，大有裨益。着议奏。遵旨议准，淮安等九关，俱交与巡抚委员兼理外，嗣后九江、浒墅、扬州、龙江、芜湖、太平、赣关、粤海、浙海九关，停遣官员，交与该抚令地方官兼管。” 【4】（卷201，工部5，《抽分》）祁文专节论述地方政府全面接管税关的提法，似乎不妥。因为交与地方官管理，与地方政府全面接管是不同的。其实，总督兼理也好，巡抚兼管也好，他们都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地方政府管理权，他们是代替中央行使权力的。正如雍正所称，“督抚系封疆大吏，更当仰体朝廷归并之意，关政不得视为带理，漫不经心，误任属员，听其剥削。”【6】（卷16，P.269） “将关差并归巡抚兼管，以巡抚为封疆大吏，必能仰承德意，加惠商旅也。”“尔等受朕委任之重，……必期商民有益，方为称职。”【6】（卷26，P.399）。
再看税款支配权。这些税关征收的税款，仍然沿袭明代的规定，税官每日将税款，交本处关库收存。季满再委官，解交户部。【7】（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伊闢题本）康熙55年改定，“将交与巡抚监收之关税银两，俱令其岁底汇解。”【4】（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一般“每十日一次传布政司库官，当堂拆兑，封贮藩库”，【8】（第7册，P.1246）“照例按季解部。” 【4】（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 “凡工关解饷，潘桃口、古北口、杀虎口岁入节慎库，余输户部。”【9】（卷75，《工部·关税》）雍正时还规定，正额解交户部、工部，盈余银“解交内库。”【10】（第2册，P.771）督抚没有独立支配税款的权力，如果本地使用，需另折奏请截留。“岁额之外，所有羡余，该抚奏闻起解。应赏给者，再行赏给。尔等会同户部、工部议奏。”【6】（卷2，P.52）芜湖、凤阳两关，盈余银请“解贮安徽藩库，遇米贱之时，散于各州县买谷存贮，以备赈济之用。”【10】（第8册，P.522）荆关税银，除正额“按季交贮藩库，汇行解部外”，请将所收盈余，年终交藩库，另奏听候拨用。【10】（第9册，P.278）
实际上各省也存在一些税关，或称税口。四川省“查川省各关口收税，如成都府、广元县、阆中县、雅州、永宁同知、夔州府、建昌通判、薄江县、富顺县、遵义府等十处。”【10】（第9册，P.327）康熙21年，任贵州省湄潭县知县的杨玉柱称，“入黔以来，重重关税”，关关征税，虽分小税、大税，但设有税关是事实。【11】（卷3，《革弊条议》）雍正10年，“贵州婺川县濯水地方，设立税口，征收盐税。”【12】（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贵州永宁县与四川叙永厅同处一城，原各隶两省，“各设税口，征收盐杂等课。”以后改归四川省，裁革县税，只征厅税。【13】（卷67，食货志6，《榷政·杂税》）乾隆4年，广东省“广州等十四府州县，经征广埠商税，并佛山埠等二十三处税口，应征税课，均系历年相沿，按则按额征收完解。”【14】（卷167，经政略10，《商税》）乾隆10年，云南省“开马白税口。”【15】（卷27，征榷2，考5089）以后，巡抚江兰又奏称，“新设税口，试抽定额，并查办小钱等事，览奏俱悉。”【16】（卷1489，P.928）其他省区亦有设立的税关，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这类税关，与中央关由督抚监收、兼管不同，设立税口时，虽然需要由督抚奏报，中央批准，但具体征管，则由知府、同知、知县等地方官，征收一年后，以所收实数为定额，只不过这些税关征收的税款远比中央关数量少。四川“保宁府阆中县榷关，设康熙十九年，每年正额杂税银一百零八两七钱六分五厘九毫，遇闰增银一十二两八钱七分七厘八毫，系阆中县知县征收，解交藩库。”【17】（卷16下，《榷政》）雍正7年“甘肃靖远县之锁桥，中卫县之闇门，各设税口，令靖远同知、中卫知县稽查征收，按季造报。”【12】（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甘肃巡抚鄂乐舜“请自乾隆癸酉年为始，将各税口，分归本地州县，就近征收。”【18】（第4辑，P.486）雍正8年，“云南开化府属马白地方，与交趾都龟银铜各厂接壤，商贩往来，设立收税所一处，令同知管理，俟一年后，将所收实数作为定额。” 【12】（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乾隆8年，“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张广泗疏称，新设鸭池河税，计一年收银一千二百四十八两零，饬令清镇县每年照此数征解。从之。”【16】（卷189，P.431）尽管各省每年也要将所收税款数量上报中央，但税款归于该府杂赋项下奏报，留存布政司库，作为地方公费。嘉庆4年，甘肃嘉峪关新设玉税，“尽收尽解，按季解交肃州，解司报部。” 【12】（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 “查得黔省各州县征收盐、杂二税，其正额银两每年入地丁项下奏销。所收税羡，系归入耗羡册内报销。久经按年办理在案。”【19】（A226－33，B127025～127032）
不过对地方关，清代人有自己的划分方法。清代前期商税包括关税、落地税和杂税，其中杂税在官方文献中是单独成章的，所以很明显的分离出来。“不随地丁者曰杂赋。杂赋有课（……），有租（……），有税（杂税有当税、有牙税、有契税，各省皆征之。其余或有或无，原编不一。其目有牛税、马税、驴骡税，有鈩税、有酒税、有坑税、有铁税、有茶税、有木筏税、有烟税、有靛税、有曲税、有石膏税。市集之地有落地税，皆随征随解，附于地丁奏销。至各关关税则监督奏销，不列于杂赋。）”【20】（卷18，《户部》）关税也被称为过税，落地税也被称为坐税。“查甘省税课，除牙帖等项外，有商畜二税，内有过税、坐税之分。过税系贩往别地货物，即纳过路之税。坐税系置买别地货物，到店发卖，即为落地税银。”【15】（卷27，征榷2，考5085）在康熙、雍正《大清会典》等官方文献中，落地税是附于杂赋项目之下的。例如：“福建共银三万四千八十四两九钱三分零，内闽安、竹崎、崇安、浦城、杉关等五关，并税课司额征银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六两六钱零。”【3】（卷35，户部19，课程4，《杂赋》）雍正朝《大清会典》所记亦同。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关税项目中，有了较清楚地划分。“闽安关税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五两有奇。（系落地税，地方官随时地酌收，无定例。）”【21】（卷47，《户部·关税上》）类似这样在括弧中加注释的情况，嘉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则例》等官方文献，亦如此。“闽安关额银一万七千三百五十五两有奇。（系落地税，地方官随时地酌收，无例。）”【12】（卷188，《户部·关税》）所不同的是嘉庆、道光时的官方文献，在杂赋项下，单独列有落地税一目，由此将部分落地税与关税划分出来。康熙42年，山西“雁门、卧口二处税课，令太原府知府征收。俟一年满，将银两报部，作为定额。”【4】（卷53，户部31，课程5，《杂赋》） “直省征收落地税银，在府州县城内者，照例征收。其在乡镇村落者，全行禁革。”【23】（卷41，《关税·落地税银》）落地税、杂税都是由地方官征收。康熙21年“设成都府四门杂税。又设雅州府榷关，每年税银，俱系知府征收。”【13】（卷67，食货志6，《榷政·杂税》）“今查各属地方所有落地课税，俱系尽数报明，归县征解。”“朕即位以来，屡有臣工条奏，各处地方官征收落地税银，交公者甚少，所有赢余皆入私囊。”【6】（卷89，P.193）从以上表述的情况看，应该说，凡是征收落地税、杂税的关口，都属于地方关，也就是说，地方关征收的商税，或是流通税，或是落地税，或是杂税，不象中央关那样，所征税款绝大部分是流通税。祁文认为：“如果说，户关税主要征收正税、商税、船料的话，而地方关则主要征收商税（即落地税）。”似与实际不符。另外，祁文从“由户部的贵州清吏司负责”，与“由所在直省或有关各清吏司管理”，两个条件来区分中央关与地方关，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税关是经济范畴的事物，从财政税收的角度分类，更显合理。
此外，直隶、山东还有征收沿海商船的海税，也属于地方杂税类。祁文将天津海税单独列出，表明为中央关税，似可商榷。直隶永平府理事同知，每年征收滦州、宁河、乐亭、天津等州县，“海税银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两四钱八分有奇。”【12】（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山东“胶州、莱阳二处，抽收海税一案，经升任布政司张保于署理抚篆时，题请胶州定额银七千五百四十两。莱阳定额银七百七十两，每年照数征收。”【10】（第9册，P.540）
天津开始征收海税，当在康熙年设立四海关之后。咸丰10年天津设立海关收税，称“洋税”。【24】（卷6，《海防兵制·附海口通商》）雍正时，由管理天津关税务的官员，兼征海税。雍正5年，“直属津军同知衙门，有额征海税一项。”【10】（第10册，P.636）第二年，“代理天津关务同知章尧迈、陈寿樊，因兼管海税，造册迟延，”被革职。【10】（第13册，P.45）所以，天津税官兼管海税的时间很短，以后由知县管理。“天津大沽口贩卖杂粮商船，饬令天津县查明取结，一例给与照票。其海口税务，即交与知县管理，并令大沽营游击验票放行。将每季所放之船，造册报部。所给照票，或有破烂，令船户呈请更换。其宝坻北塘海口大小商渔船，一应挂号给票使费，亦令严行禁革，交与该县给发照票，按额征税，尽收尽解。”【21】（卷50，《户部·杂赋下》） “奉天海洋贩运，始于乾隆四年，其实康熙年间，郑世泰奏准后，贩运者已不乏人。如郑尔端、蒋应科、孟宗孔等，其最着者也。自奉乾隆四年谕旨后，贩运者益伙矣。从前不过十数艘，渐增至今已数百艘。”【24】（卷6，《海防兵制·附海口通商》）
天津关税与海税不同之处，先是正额、盈余银数量的区别。雍正元年，天津关每年定额“四万四百六十四两。”“铜斤水脚七千六百九十二两三钱一分二厘五毫。”【25】（P.17）乾隆时，天津关税定额“七万四千五百六十九两。”【9】（卷16，《户部·关税》）嘉庆年间，变更各关税盈余银时，天津关二万两盈余银未变。光绪时，天津关“额税银四万八千一百五十六两有奇，赢余二万两。”【22】（卷234，《户部·关税》）天津海税，在乾隆以前，没有定额。乾隆时，“随征随解，岁无定额。”【26】（卷12，《田赋志·附关税》）嘉道年间，天津海税不断增多，不仅有了正额，还有盈余，道光时，天津关“海税每年定额收银四万两，以二万六千两作为正额解部，以一万四千两作为盈余，以外如再有余项，作为溢余尽数报明。”【7】（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直隶总督琦善题本）
其次是税款贮存、解向不同。雍正2年，天津关税盈余银，应解内务府库，简称内库。如地方需用，要奏请允准。天津等九关，“俱交与地方官兼管。其应解正项钱粮外，所得盈余银二十二万一千两，与税课按季附解，交送内库等因具奏，行文在案。”【27】（登录号070226）天津关改委通永道征管，盈余银“仍照例解部外，实存盈余银一万六千五十八两，应否径解内库，抑令解贮守道库内，拨发天津建仓之用，臣未敢擅便。”请旨。【10】（第3册，P.659）天津海税，属于地方杂税类，解贮藩库，归地方公用。道光时，直隶总督琦善称，天津海税正额“同盈余银两，一并解贮藩库，充地方公用。”【28】（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康熙、雍正《大清会典》关税项目中，并没有武昌厂关的记载。【3】（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汉阳府志》的作者说：“《大清会典》此税不载于户部各省关税之下，载于工部杂税、落地等税项下，名船料银。”【29】（卷23，《食货志·关税》）武昌厂关事，可以在杂赋项目下找到。【3】（卷35，户部19，课程4，《杂赋》）乾隆时，武昌厂关才被列入关税项目下。【21】（卷47，《户部·关税上》）嘉庆、光绪记载亦同。
穵运厅“旧系通永道所辖，康熙三十九年，改归坐粮厅征收。”【4】（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乾隆时称，通州分司，即坐粮厅。【21】（卷47，《户部·关税上》）穵运厅、居庸关，虽然是中央关，但也存在记载不同的情况。康熙4年，各关税交地方官管理时，将“穵运厅归通蓟道。居庸关归昌密道”，征收税课。【3】（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但在康熙朝《大清会典》杂赋项目下，同样有穵运厅、居庸关等税关的记载。直隶“穵运厅额征银六千三百三十九两二钱六分（旧差部员，今隶通永道）。居庸关额征银三千两（旧差部员，今隶井陉道）。”【3】（卷35，户部19，课程4，《杂赋》）在同书中，分别记载在不同的项目之下，说明在康熙、雍正年间，关税和落地税的划分还很模糊，但穵运厅、坐粮厅、居庸关仍是中央关无疑。康熙8年，通州坐粮厅等九关，“原系臣部官员差遣，应仍旧例”。“穵运厅额税银六千两零。居庸关额税银三千两零。徐州仓征收税银三千两零。德州仓征收税银七百两零。此四差，税额俱少，应交与地方官征收。从之。”【30】（卷28，P.387）康熙51年，“坐粮厅衙门，督理通州张湾等处落地税务，额外赢余，以为挑浅及修理坝闸之用。今绕道避税者，多于黄村地方，设夫役稽查，商贾货物，照例征税。”【4】（卷53，户部31，课程5，《杂赋》）康熙末年，坐粮厅被中央委派专任监督，“坐粮厅监督图临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起，至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年差满。”【10】（第4册，P.174）居庸关，康熙41年，“归并张家口”。【4】（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到乾隆年间，落地税与关税的区别，逐渐清晰。乾隆8年，在坐粮厅商税则例改革中，原税则中有“伏地字样，行据该厅声明，即系落地，应一并更正。”【31】（卷68，《税则·坐粮厅商税则例》）
二、在中央关与地方关之间变化的税关
明代广西梧州、浔州两厂关延续到清代，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自顺治、康熙以来的官方文献都缺乏记载，可能是当时疆域没有完全归入清朝版图所致。但是到了雍正时，两厂征收的税变为落地税，被列入杂赋项下。雍正4年，“梧、浔二府税银，令该抚将实在征收之数，详悉确查，另委廉干能员监收。每月尽收尽解，一年之后，视收过税银，于旧定解额外，赢余若干，据实定议具奏。其各省地方官落地税银，亦交与各该抚，除每年征收正额外，倘果有赢余，尽数详报该抚，据实报部。”【4】（卷53，户部31，课程5，《杂赋》）乾隆时，“广西梧厂税六万三千八两有奇。（系落地税，地方官随时地酌收，无定例。浔厂同。）”【21】（卷47，《户部·关税上》）但从乾隆32年广西巡抚宋邦绥的奏折，将梧、浔两厂税与各府州县杂税，分别奏报的情况看，两厂还应该是与地方关不同的中央关。“粤西各府州县经征杂税，均系按年征收截数至次年五月汇入地丁册内，具题奏销。惟梧浔二厂税银，向不按年计算，而以次数造报，每隔一年之后，始行奏销。如乾隆三十二年三月造报之册，乃系三十年之征税，非三十一年之税课也。溯其由来，缘雍正四于清查税银案内，接准部咨，行令委员监收，即以接征月日为始，不论有闰无闰，总以扣足十二个月期满作为一次报销。故遇闰之年即赶前一月，扣算期满久之积闰成岁以致月换年移，而奏销之期仍于每年三月办理一次。此现在逾隔一年造册具题之原委也。臣查梧、浔两关税务，例委梧州、浔州二府，就近征收。每岁共应解正额、盈余等项银一十万八千八百余两。其所收税银，每年有赢无绌，系按季报解，具批申送臣衙门，核明饬发藩司，兑收贮库，以为凑拨本省兵饷，及支给各官养廉之用。”【18】（第28辑，P.162～163）在嘉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关税项目中，也提到梧、浔两厂，列在关税项下，均未加括弧注落地税，所以两厂还是中央关。乾隆36年，“梧厂裁减公费，归入正税银一千四百七十三两有奇。浔厂裁减公费，归入正税银九百十有五两有奇。”【12】（卷190，《户部·关税》）乾隆41年，“梧厂额税银五万四千六百二十一两有奇。盈余七千五百两。凡商贩货物，均分地道计数科税，照部颁现行条例征收（乾隆四十一年定，浔厂同）。浔厂额税银三万八千六百六两有奇，盈余五千二百两。” 【12】（卷188，《户部·关税》）
潼关，明嘉靖12年，在陕西潼关、大庆关设官，“验税商货。”【32】（P.257）天启7年，“免榷潼关、咸阳商税。”【33】（卷22）在征收商税的同时，这些地方也设有税课司。“西安、潼关、三原、龙驹寨、大庆关等处，原设税司，并咸阳筏税，在明时各有额数，用资军需。”【34】（P.9）顺治3年开始，委官抽税。顺治10年，陕西巡抚高尔位题本称，“查得潼关商税旧例岁增至七千一百两，自顺治三年内起，以至九年终止，收解税数递益。况此时商贾大通，其税自是渐增，非酌并责成专官料理，恐此中之弊未易穷者。再查潼关设有一道□卫，又有西安府抚民同知分署，亦驻此关，虽各有职司之事，俱可以兼理税务。臣谓宜将潼关税务，或于该关道厅卫三官内，择其一员而归并，专司料理，庶杜委署者之觊觎，则商贾通而国课裕矣。”【27】（登录号086049）可见，顺治年间，潼关已经从明代的税课司，变为税关，并由中央委派官员，或派专官征管。有人称：“考自清初康熙年间设立税务，归户部主管，由驻关潼商道兼辖，其名曰商税税则。”【35】（税务篇）似有误。
康熙19年，“潼关、山海关，照例差六部满官一人。潼关兼收大庆关、龙驹寨三处税课。”【22】（卷236，《户部·关税》）康熙21年，“停差潼关、山海关部员，仍交地方官分管。”【3】（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康熙40年，“陕西三原县征收商税银，于潼关、龙驹寨、大庆关三关兼并征收。”【4】（卷52，户部30，课程4，《关税》）雍正10年，潼关税归于落地杂税项下，下降为地方关。“陕西潼关、咸阳、凤翔等处商筏蓄马等税，委官监收一年，共收过正余银四万三千八百八十六两一钱有奇。自雍正十年为始，统以定则正税报解，仍于年终将一年收过实数，并有无增减之处，先行据实造册报部，以便于次年奏销案内核封。”【12】（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乾隆11年，由于陕西省各地的税课征收不足额，巡抚陈宏谋与总督商量，改派道员征收，这次改派，是陕西省内的官员调整，也说明这时的潼关是地方关。“陕省商筏、牲畜税课，自雍正十一年于清查税银事案内，委员监收，着有定额，计陕省税课共银四万三千八百八十两零。乃自定额之后，节年经收，除龙驹寨一税，历有盈余外，其余各税不论额多额少，在在缺额。至乾隆六七两年，具报缺额尤甚……本都院与督部堂面商酌定，除延安税已据该司详请，仍归延安府知府经收，业已批准在案，所有西安省城税务应归西安府知府征收。潼关商税应归潼商道征收，汉中府税课司税应归汉中府知府征收，凤翔府税务应归凤翔府知府征收，榆林县商税应归榆林府知府征收，大庆关商税应归同州府知府征收。龙驹寨税务应归商州知州征收。”【36】（《饬委大员监收税课檄》）到清代后期，潼关又出现在官方原始文献中，【22】（卷234，〈户部·关税〉）说明再次升为中央关。
直隶龙泉、紫荆各关口情况也经过变化，笔者没有掌握顺治年间记载龙泉各关、紫荆各关的史料，但从康熙4年，各关税交地方官管理时，将“龙泉各关口归并井陉道。紫荆各关口归直隶守道”的记载看，【3】（卷34，户部18，课程3，《关税》）此前龙泉各关口与紫荆各关口无疑都由中央政府派官管理，应该是中央关。但康熙朝《大清会典》杂赋项下，同样有龙泉、紫荆等关口的记载。直隶“龙泉、紫荆等关口税银一千一百三十七两五分（以上拨充兵饷。如有余剩解部）。”【3】（卷35，户部19，课程4，《杂赋》）这时的关税与落地税虽然没有明显的划分，但从实际情况看，龙泉、紫荆各关口征收的不是落地税，而是流通税。“臣所辖固关、龙泉、倒马、插箭、茨沟五关营，经抽驼税，自雍正四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年终止，除正额外，所有余羡银二千三百两零。”【10】（第9册，P.544） “直隶正定府属之插箭岭、倒马关，及所属之上城铁岭口，既收货物牲畜之税。而出入往来空身之人，向例复收税钱，着永行停止。”【12】（卷197，《户部·杂赋·禁例》）固关处于直隶井陉县与山西平定州、盂县、寿阳县等必经之处，商人运私盐，过关贩运。“固关抽收税务之隘口，历来俱放行盐驮，每年所过之盐不下数百驮之多，按驮抽取税钱十文。”【37】（第15辑，P.146）这些税关有的由军队官员征管，有的由巡抚管辖，税款正额解藩库，余羡由军队使用。“臣今以固关、龙泉二处委令臣标左营游击胡兆吉。倒马、茨沟二处，委令右营进击董芳，各选殷实老成之人，前赴该关营协同监收。其插箭岭一处，臣委人前往监收，俱于本年八月初一日为始，每季按照原额将正项存留解交藩库。”“再查紫荆、马水、白石沿河等关口，原系正定镇所辖地方，康熙二十七年改隶巡抚，今不属臣管辖。”【10】（第7册，P.798～799）“荷蒙天恩，赏给修理监甲、帐房、锣锅，除用过外，尚剩银五百七十九两，缴交正镇中军，存贮在案。”【10】（第12册，P.339）自乾隆以后，官方文献在这些关的名称之后的括弧中注明是落地税，龙泉各关口与紫荆各关口也正式归为地方关。龙泉、紫荆等关口“（系落地税，地方官随时酌收，无定例。）”【21】（卷47，《户部·关税上》）此后嘉庆、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户部关税项目中都如此。乾隆29年，龙泉、紫荆各关的正、余税银解部，但仍将其归于杂税项下。“直隶龙泉、茨沟、固关、倒马、插箭、紫荆、奇峰、五虎岭、白石、马水等关口税银，均委营员征收。每年正额银千一百三十四两七钱，遇闰加征银九十二两四钱七分有奇，赢余银两，比较上年汇册解部。”【12】（卷195，《户部·杂赋·落地牛马猪羊等项杂税》）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与现代财政税收学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的理论概念不同，清代前期的人们有自己传统古朴的区别方式，他们以官方文献中，关税项目下，所列出的关口，作为中央关税，将杂赋项目下，所列出的关口，作为地方关税。除了个别关口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外，绝大多数税关，都适用于这种方法。从表面上看，两种划分方法的理念极不相同，但划分的结果却十分相似，给人以殊途同归的感觉。大概是因为两种划分方法的实质相通，也就是说，人们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所总结的经验是同样的。
一般来说，清代前期的政府对两类税关，规定了不同的管理制度，中央关因征收税款数量较多，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对中央关税的定额、税则、考核与税官任命都有完整的制度。而地方关征收税款数量少，由地方政府规定定额、税则，税款归入杂赋，上报中央政府备案，各关不用单独向中央政府奏报，不用单独进行考核，一切征管与地方杂赋等同。两类税关，两种管理体制，适应了当时国家的具体实际，无疑是正确而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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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Z】. 台湾：故宫博物院1981年影印本.
【19】 明清档案【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
【20】 光绪朝.清会典【Z】.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中为原书小字。
【21】 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Z】.文渊阁四库全书【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史部，第621册.
【22】 光绪朝.清会典事例【Z】.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23】 户部则例【Z】. 道光11年刻本。
【24】 吴惠元修，蒋玉虹，俞樾纂.续天津县志【Z】.同治9年刻本.
【25】 历史档案【J】1988，（1）.
【26】 李梅宾修，吴廷华，汪沆纂.天津府志【Z】. 乾隆4年刻本.
【27】 明清史料【Z】.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
【28】 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Z】.北平神武门外发售室1931年发行，（40）.
【29】 陶士契修，刘湘煃纂.汉阳府志【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30】 清圣祖实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31】 钦定户部则例【Z】.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乾隆45年刻本.
【32】 （明）申时行等修.明会典【Z】. 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3】 张廷玉等撰.明史【Z】.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34】 历史档案【J】1983，（2）.
【35】 潼关监督周光熊呈报，总务科长李湜撰.潼关关税纪要书【Z】.民国年间抄本。
【36】 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Z】.道光17年培远堂藏版。
【37】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Z】. 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79年.
注释：
[①]参阅人大清史所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4年：P.110～112，131～138.祁美琴《清代地方榷关考述》，载《清史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P.222～228。以下统称祁文。
[②]督理崇文门商税监法【Z】.稿本，该书乾隆年间集成，是户部议复崇文门商税的六个题本，时间从康熙八年至乾隆四十五年。
（资料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