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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浅析影响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的几个因素

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起，清廷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对全国进行了一次历时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并在此基础上绘制完成《皇舆全览图》。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次运用近代制图学方法进行的全国性测量，不仅令后人叹为观止，并引发后世学者的诸多研究和讨论。
众所周知，绘制和使用地图在中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中国自己的制图传统，按李约瑟的说法，“是一种虽然并非严格按照天文图的原则，但力求尽可能做到定量和精确的制图传统。”那么，究竟出于何种动机或考虑，康熙帝会摒弃本土传统的绘图法，转而采用西方测绘技术，制成这样一幅对清廷而言意义非凡的地图？在强调政治权威、尊崇传统文化的古代中国，又怎么会允许西方的科学技术凌驾于自身之上？
当代着名科普作家大卫·博达尼斯（DavidBodanis）在2006年接受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奖项时，现场发表了题为《科学家的政治》的感言。他指出：“有两个世界处在一条冲突的轨道上，一个是科学的世界，一个是政治的世界。当这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世界发生碰撞时，短时间内，几乎总是政治的世界获胜。”从结果或影响的角度看，康熙《皇舆全览图》似乎是一个科学与政治完美融合的成功典范，但究其原因或是动机，我们不免要问：它究竟是科学引导政治，还是科学向政治妥协的一个产物？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对促成《皇舆全览图》诞生的种种因素进行考究和分析，并找出其中的主线或关键因素。中国人对版图的传统理解是“国家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人口和土地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要素，二者密不可分，而地图则反映了国家对二者控制的结果。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对绘制舆图都极为重视。从古代中国地图的制作来看，其行政功能，即地图的政治属性，占据着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中国制图术的大部分历史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政治文化，指的是统治者及其选拔出来辅佐统治的士人官僚阶级的机构和实践活动。”从中国古代制图活动的实践来看，一般都是在朝廷主持下进行的。可见，地图更多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和利益。
清朝虽由满人建立，但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早在清军入关后不久，清廷即下令对全国进行广泛的土地勘测。康熙二十四年（1685），根据新的情况，清廷编成《简明赋役全书》。同时，继承元以来“大集万方图志而一之”，以表疆理“无外之大”的传统，始修《大清一统志》。绘制舆图是传统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即使没有后来的耶稣会士，清廷也会绘制出自己的地图。实际上，清代纂修《一统志》的工程也并未因《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而中断。从《简明赋役全书》到《通志》，再到《一统志》的编写次序，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地图在当时的主要作用，就是使国家的山川形势、土地人口等内容能以更直观的形式得以表现。如果仅从这些目的出发，中国相沿久远的制图学传统足以满足现实需要。那么，清朝缘何又要用西法绘制全国地图呢？17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中国也不能幸免地逐渐被卷入巨变的漩涡之中。清初的边疆形势，使得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念受到严重的挑战。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近代民族国家意义的边界条约，而且也是对中国传统疆域观念的一次严重挑战。17世纪以前，欧亚大陆各国统治者对他们所统治的地域并没有明确的边界概念。到了17世纪，由于相互联系的结果，欧亚大陆上的主要国家都通过谈判来划定明确的线状边界。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总结的，“近代国家的边界是在17世纪于那些庞大的欧亚帝国之间的边疆地区出现的”。长期以来，中原王朝习惯了与周边部族、政权的朝贡关系，满洲入主中原后，也继承了这种体系。但是，沙俄势力的东进，中俄两国之间的谈判以及《尼布楚条约》的签订，破坏了这一体系的完整性。清朝在处理同周边国家和政权的关系上，除恪守传统的朝贡体系外，又加入了条约关系。
这种新出现的条约关系必然会对中国统治者以往的疆域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从而导致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此，统治者眼中的“天下”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轮廓，清朝的疆域范围开始逐步明确下来。同时，由于中国很早就有利用地图来标示疆域的传统，因此，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如何尽快将新的疆域状况在地图上反映出来，成为清廷需要马上着手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正因为此，康熙帝本人也对实地测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通过亲自实地测量，康熙帝对西方制图学的方法和准确度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中国传统舆图绘制中的一些不妥之处，即“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以推算地里之远近，故误差者多”。有学者考证，早在中俄尼布楚谈判期间，清廷代表曾随身携带过地图以资考证。但这些地图无论在测量精确度或是所提供的地理信息的准确度及详细程度上显然都是不够的，因为据说在谈判期间，传教士张诚JoannesFranciscusGerbillion把一张早已绘好的亚洲地图呈上，并指图说明中国的东北部分地区因地理知识缺乏而无法绘制，请求皇帝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康熙帝认为很有必要。这说明，原有的舆图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康熙帝全面、准确了解自己所管辖版图的愿望。就在康熙帝急需一幅较为精准的全国地图时，他身边的一个特殊群体——来华耶稣会士，适时抓住了这个能让他们大显身手的契机，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康熙《皇舆全览图》之所以能够完成，耶稣会士功不可没。明神宗万历年间，耶稣会士相继来华，并将当时欧洲的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带入中国。其中，就有欧洲的地理学。发生在这一时期中国地图史上最重大的一件事，就是西方近代制图术的传入，它不仅在技术上直接影响到清前期的几次着名大地测量，而且对中国人传统的地理学、天文学观念造成极大冲击。
耶稣会士几乎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对描述这块新地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研究中国传统制图学，同时按照西方方法绘制中国地图，并竭力向对此感兴趣或持怀疑态度的中国人解释欧洲的制图学知识。在欧洲人所绘中国地图中，最早的一幅应是由葡萄牙人LuisJorgedeBarbuda所绘，它是“展现在欧洲人面前的第一幅独立的中国地图”。它回答了欧洲人的疑问：“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并为耶稣会士在中国设置了一个欧洲制图学的舞台。就在这幅地图发表的同一年（1584），已于两年前来华的利玛窦在端州（今广东肇庆）绘制了《万国舆图》，经数次修改后，在北京刊行。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的初衷本是传教，或许并未想过要为中国人绘制世界地图。但是，中国人对他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和所传播的地理知识的热衷，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想。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一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有其合理因素。
首先，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的角度讲，16世纪的欧洲是一个热衷于探险航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地理知识的扩展促进了地图学的发展，而地图制作技术的日益精良又反过来刺激欧洲人涉足陌生遥远国度的欲望。因此，生活于那个时代、受过良好教育、怀揣一幅东来路线图的利玛窦，在进入中国这个长期与西方隔绝、被欧洲视为神话国度的国家后，必然会对这里的地理状况产生浓厚的兴趣。事实上，他还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航海测量。
其次，从中国方面来说，自明朝正德以来，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相继有商船来到中国，中国人对这些来自陌生国度的人们自然也怀有浓厚兴趣，进而会产生希望了解其国家情况的想法。在利玛窦绘制的地图中，他不仅把所有的西文地名和术语都译成中文，而且把中国置于世界中心的位置，迎合了中国人长期延续下来的天下观，同时回答了一般中国人的疑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如何描绘这个世界？”正是这种“两情相悦”的情境，推动了西方地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利玛窦的地图在此后若干年，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地方，诸神甫动辄修订而改刻此图，印而又印，传行遍布中国，甚至明神宗都曾看过。
1648年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Sambiasi）又对利玛窦的地图进行了提炼，撰成一幅简图。虽然图上标记地名比利玛窦原图少得多，但增加了利玛窦以后地理实践的一些新知识。由于此时明王朝已亡，因此图上中国不再像以前一样被标识为“大明”，而是沿袭中国传统的称呼“中华”。
崇祯年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Martini,S.J.）在实地精密测量的基础上，参考明代陆应旸的《广舆记》、徐霞客的游记及其他方舆文献，综合利玛窦等长期研究的成果，绘制出大量手稿，于顺治十一年（1654）在返欧途中完成《新世界图》、《中华帝国图》和《中国新图志》。特别是后者，一度被认为是关于中国地理学方面的最权威着作。一位同时代的耶稣会士曾说：“卫匡国神甫在他的图志里对中华帝国作了如此全面和完整的地理描述，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下来让我们再去描绘。”卫匡国由此而被欧洲学者称之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学之父”。
从利玛窦及其后继者所撰地图及着作中,中国人获得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同时，自17世纪起,在华耶稣会士的地理学工作性质发生了一个变化,即由原来主要向中国人介绍欧洲和世界，逐渐转为同时也向欧洲社会提供东方的地理勘测和地图制作信息。事实上，17至18世纪欧洲人所掌握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大部分来自于耶稣会士的介绍。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尽管耶稣会士的地图引起了部分中国人的兴趣，但利用西方测绘技术绘制本国地图仍未成为中国制图者的一个选择。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第一支法国官方耶稣会士使团抵华，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至17世纪末期，巴黎已成为欧洲制图学发展的中心。当时的法国，地理学的研究是和耶稣会士所受的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理学是耶稣会士所学课程中的一门。因此，当时许多杰出的制图学家都是耶稣会士教育的产物。1684年末，“上帝赐予了派遣法国传教士到中国去的机会”时，“当时在法国，人们正根据国王的诏令，为改造地理学而工作。皇家科学院的先生们奉命负责此事，……大家对遴选将被派往印度和中国的人员感到最为棘手，因为这些地区在法国较少被人所知，且科学院的先生们还认为，在那里可能会有不受欢迎以及使执行计划的外国人感到不安的危险。由此，人们把目光转向了耶稣会士们，后者在整个这一地区拥有传道团，他们的天职就是前往他们认为在拯救灵魂方面能取得最多成果的任何地方。”这批来华耶稣会士与以往同行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从一开始即肩负了两项使命：传教布道和掌握中国的地理信息。由于法国国王的支持，巴黎外方传教会所派遣的传教士极其活跃，法国传教士在康熙年间已取代了此前葡萄牙和意大利传教士的地位。从以后历史发展来看，此次传教士队伍的更迭，为康熙朝规模宏大、组织严谨的大地测量工作奠定了基础。
这前后两批传教使团尽管国别有异，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或者说是后者继承了前者的策略，即努力加强同中国上层集团的联系，甚至将自己变成中国官僚队伍中的一员。值得玩味的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地位也并没有随着明亡清兴、朝代更迭而被摧毁，至少在清初，他们与中国上层集团尤其是皇室成员依然保持着较为和谐的关系，在康熙朝前期，双方的关系更是可以用蜜月期来形容。从欧洲宗教势力与政治的关系来看，自宗教改革以来，长期作为欧洲社会统治力量的教会逐渐开始失势，整个社会掀起一股世俗化潮流。但总体而言，双方达成妥协，教会以往的政治权力虽然损失殆尽，却保留了大部分社会和经济特权，教会成为国家的助手而非敌人。而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宗教势力能够左右政治的机会可谓少之又少，代表世俗最高权力的皇帝及其官僚集团基本掌控着中国的政治走向。几代来华传教士都逐渐意识到，若想实现他们的任何一种使命，无论是向中国人传教，还是向西方人介绍中国，都必须服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因此，在明末清初的中国朝堂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副有趣的画面：若干个西洋和尚在皇宫中蹑步疾走，俯首称臣，参政议政。原本就与欧洲政治势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传教士们，又与中国的统治集团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清初，在华耶稣会士经历了朝代更迭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后，在新王朝谋得一席之地。清初对耶稣会士的态度较为宽容：“睿亲王之占领北京也，欲举城而充满、蒙八旗之住宅，限三日内，汉民一律退出。汤若望呈书于睿亲王，宣武门内之圣堂诋第，及阜成门外之茔域，得以保存。顺治帝赏汤若望以钦崇天道之匾额。顺治三年，加以太常寺少卿衔。……十五年，更有恩命，晋叙光禄大夫，祖先三代则追赐一品封典。相传世祖对彼之隆恩，逾于恒格。召对不呼其命，用玛法之满语代之，得随意出入内廷。”清廷之所以对其采取这种厚遇政策，有学者认为“盖满人与西人皆以夷种见薄于中国，遂鉴于汉人之偏见，力持公平之态度，夺汉人之官爵，加于西夷之首，而汤若望等亦藉此以为正教之发达之捷径焉。”
将清廷对耶稣会士待以宽容的原因归结为“盖满人与西人皆以夷种见薄于中国”，不免有失偏颇。清廷见容于他们，一方面不过是继承了中国以往各个朝代对待宗教的一贯态度，即“国家尽力指导重要的宗教活动，确定皇室祭祀的神祗。……国家并不排斥所有未获承认的神祗，而只是剔出其中那些被认为有可能招致动乱的神灵”。另一方面，相比于西方的宗教教义，清初统治者恐怕更希望借助他们的科学技术来确立和稳固自己的正统地位，这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历法方面，因改朝换代而制定新历法，以证明新王朝合乎天意和天命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顺治元年（1644）六月，汤若望以明朝原有历算仪器在战乱中被毁，请求另制进呈。此提议与清廷急欲颁行新历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不仅同意其制作仪器，而且授命他按西洋新法修订历书。不久，新历完成，定名为《时宪历》，自顺治二年起，即用新历，颁行天下。清代的历法，能够达到分秒不差的程度，与耶稣会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制造兵器方面，据《东华录》记载，南怀仁自康熙十三年迄十五年，共制大小炮一百二十位。至二十一年四月，铸炮数量达一百三十二位，又有神威炮二百四十位。这些火炮工艺精湛，品质精良，在清朝前期的军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康熙本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喜爱，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据白晋记载：“他（康熙帝）非常注意并专心于这种学习，绝不因为这些原理中的棘手的难题，及我们语言的粗率而感到厌倦”，“他兴致勃勃地学习这门科学（几何学），除了每天通常跟我们一起度过的二三小时之外，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每天还花了不少自学时间。……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努力亲自去找一些同已经给他讲过的相类似的新问题；他把几何学中学到的最有趣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及练习使用一些数学仪器，看作为一种乐趣”。康熙帝不仅自己学，还让皇室子弟也学习，“当他发现他的第三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具有一种非常适合于从事这种科学的才能以及其他一些优秀品质之后，他就开始亲自给这孩子讲我们的几何学原理”。
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中的突出表现，更使得他们的在华事业达到了巅峰。在长达数年的中俄边界谈判过程中，耶稣会士特别是徐日升（ThomasPereira）和张诚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尼布楚条约》签订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俄国人来说，他们是在汉学还几乎不存在的时代的最早的东方专家和汉学家；对中国来说，他们是在中国人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时代的最早的西方专家”，而且，“他们是调停者和政治行动的参与者”。
正是由于耶稣会士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及在清初政坛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康熙帝对他们青睐有加并委以重任。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康熙帝宣布“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删去”。同年二月，又发布了所谓的“康熙保教令”：“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将天主教同中国的佛、道两教同等看待，这是中国步入近代以前西方传教士所得到的前所未有之“隆恩”。
在此背景下，西方制图学作为耶稣会士所携科学技术中的一种，自然也不例外地得到了康熙帝的欣赏，并成为他放眼所统辖疆域的一个工具。
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来华传教，沿途细察各省地图，发现府县城镇的位置与实地不符甚多，他将此事上奏给康熙皇帝，再次建议重新测绘全国各省地图，这就更坚定了康熙皇帝测绘全国省级新图的决心。康熙帝命白晋返回法国，号召更多传教士来华。不久，白晋挑选了十几个精通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及测量工作的传教士回到北京。在新方法指导下的全国性大地测量活动开始了。以上，我们逐一分析了促成《皇舆全览图》绘制工程启动的几个重要因素：因疆域变迁而产生的现实需要，中国悠久的制图学传统，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政治舞台上的活跃身影，康熙帝本人同耶稣会士的良好关系以及早期清廷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倚重等。由此。我们可以说，康熙《皇舆全览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多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而成就的一幅特殊作品。那么，在这些因素中，哪一个相对而言更具有决定意义？或者说，这些因素是以哪一个为主线串连起来的呢？
前面已经提到，舆图绘制本身就是传统中国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便没有耶稣会士，清廷也会绘制出自己的地图。因此，中国悠久的制图学传统，虽是《皇舆全览图》得以绘制的一个大前提，但却不是决定性因素。耶稣会士为适应中国国情所进行的自觉调整，以及他们所携带的科学技术的独特作用，使其在清初政治舞台上拥有了一席之地。但仅凭他们手中的科学武器，似乎还远不足以撼动千百年来受到统治集团庇护的中国传统文化。耶稣会士的制图学技术能够登上中国的朝堂，应该说康熙帝的支持密不可分。但是，作为科学爱好者的康熙帝，尽管后人对其评价并不相一致，却基本都承认他是一个有政治决断力和控制力的强势君主，仅凭自己对西方科技的喜好便着手开始这样一项浩大的工程，似也不符康熙帝一贯的“圣祖”形象。因而，《皇舆全览图》是科学引导政治的结果的想法，站住脚的可能性并不大。
本文认为，因疆域变迁而对清朝统治者传统疆域观念造成的强烈冲击，应为康熙《皇舆全览图》得以启动并最终告竣的关键因素。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在舆图上标示疆域的惯例以及康熙帝急欲俯瞰统辖范围的政治愿望，使得一幅较为精准的地图的出现成为一时之需。耶稣会士在中俄谈判期间的良好表现最终导致康熙帝决定采用西方制图术来进行一次宏伟的土地测量。
同时，西方测量技术随后在清朝的发展命运，亦验证了上述的结论。虽然清朝两次最为着名的大地测量（分别发生在康熙朝和乾隆朝）均采用了西方测绘方法，这期间及以后的一些规模较小的测量活动也采用或部分采用了这种方法。但从清代制图学发展的整体态势看，欧洲制图术并未因此就在中国占据主流地位。例如，历经几朝才完成的《大清一统志》中的地图依然是采用中国传统方法绘制而成的。美国学者CordellD.K.Yee在探讨清代制图术的发展时，认为文化传播的客观事实并不仅仅就意味着要被接受，欧洲制图术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并不是一个占优势的文化把它的科学技术强加给一个弱小的接受者的案例。中国地图绘制者从整体上来说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在面对西方科学时，他们的第一个冲动不是接受，而是要补充强化本土的东西，忠诚地维护祖先的世界观。这种观点应该说比较符合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对外来文化的情绪和态度。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康熙《皇舆全览图》并非科学胜利的产物，但也非科学向政治妥协的产物。而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迎合特殊的政治需要，在基本类似于“两情相悦”的历史条件下，二者暂时达到平衡的一个产物。中国统治者以自己的权威和行政指令，促使中国社会接受了与自己的传统迥然不同的西方文化，以满足自己的现实需要；耶稣会士则通过向中国朝廷提供自己的科学技术，加强其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以最终实现东来的使命——传教和向西方提供中国的地理信息。所以，在康熙年间的大地测量中，东西方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合，彼此相安无事。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文化融合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当耶稣会士失去最强有力的靠山，即清朝皇帝的支持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思想、学说的挑战也就慢慢减弱了。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