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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的上佳选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述评

辛亥革命已过百年，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对于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研究，近些年来有若干变化，肯定其具有积极作用的比过去要多。但这些研究几乎都是从袁世凯个人角度出发，指出袁世凯握有大权、老谋深算，有极强的权力欲望，革命派的妥协性以及袁世凯与列强相互勾结等。这些研究自有其价值，但都稍嫌平面化，本文力图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历史的选择
1911 年武昌起义的爆发，给了已经被开缺回籍两年九个月的袁世凯一个绝佳的东山再起的机会。清政府内外交困，不得不请袁世凯出山，全权督办剿抚事宜。但此时的袁世凯却有一套自己的政治盘算，想进行一场政治博弈: 一方面利用自己一手造就的北洋新军给武昌革命党军队以猛烈一击，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但不乘胜追击; 另一方面，借革命党的压力逼迫清政府就范，主动和南方革命党人议和。袁世凯纵横捭阖，调动各种力量: 声势浩大的革命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汉族官员，几乎都成了他的筹码，甚至连外国在华势力也为之推波助澜，他软硬兼施，操纵有术，逼迫清帝退位。最高统治者走投无路，最终决定下诏退位，就这样，统治中国268 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其时，“以人材而论，新学界不乏坚卓环奇之士，然能操纵一切，有军事上、政治上之经验，威望素着，兼得外交上之信用者，无项城若”。[ 1 ] 351 － 352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其个人因素固然不可忽略，但从更深层次因素去探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接受共和乃是历史的必然，或者说，历史选择了袁世凯，成就了袁世凯。
一当时的中国社会主流民意已倾向革命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先进文明的传入，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思想渐渐为国人所接受。特别是甲午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以后，朝野普遍认识到中国惟有变法才有出路，加上1905 年日俄战争俄国的战败，进一步使中国人“恍然知专制昏乱之国家，不足容于清明之世界”。[ 2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快速壮大起来，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许多革命书籍和报刊得到广泛流传，如邹容的《革命军》人人争相传颂，先后重版二十多次，销售逾百万册[ 3 ] ; 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影响之大绝不下于《革命军》，陈天华的这两本小册子采用民歌小调格式，更易于在民间流传，“散至民间，则用为课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4 ]与这三个小册子相比，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也毫不逊色，“《民报》既刊行一年，革命思想充满学界，且输灌于内地”。[ 5 ] 12 如此一来，民主共和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革命党人又利用组织的方式，像湖北的共进会、文学社以及熊成基在安庆新军中主持的“岳王会”开展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湖北新军，到武昌起义前夕，大多已经革命化了，据统计，“当时湖北新军第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一万五千人，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多人，其余的则摇摆不定”。[ 6 ]而革命派与保皇派之间的大论战更是把民主共和的思想推向新的高潮，论战的结果就连保皇派的喉舌《新民丛报》也不得不在1907 年停刊，保皇派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中国，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宜鲜明，其壁垒宜森严，而势力宜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之势力，所以如决江河，沛然而莫能御也”。[ 7 ]因此，以知识分子、新军等为首的市民阶级所构成的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已经倾向革命，这为辛亥革命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的社会基础。
二立宪派拥护袁世凯出山
以江浙一代士绅张謇、汤寿潜、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成为清末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立宪和保路运动中他们建立了威信，在民众中间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广大的民众拥护立宪派首领出山来稳定政局，就在起义结束后，武昌的革命力量“始议戴黄陂黎公，黎公以民意在咨议局，再三让，乃群奔至咨议局，问汤议长安在?”而此时汤化龙不在此，众则大哗:“今机事微危如一发，若议长又不出， 众心将不堪向”，大家正在惶遽中，而“先生自家至，众惊喜欲即以都督相推”; [ 8 ] 浙江的立宪派首领汤寿潜，被“劝请来杭，担任浙江军政府都督，十九日在咨议局开会，到军界代表、各民党同志，公举汤寿潜为都督，即日视事”，[ 9 ] 519 当文告张贴出去以后，闻者相庆:“汤先生果出，吾无忧矣”，满人闻君至，咸曰:
“汤先生任人也，必全吾族”，于是“遽委械请降，全境贴然以定，党人之桀骜者，皆俯首听约束”。[ 9 ] 580湖南的民众也是如此，“是时各城均已关闭，人心惶惶，各兵士乃拥至咨议局，公举谭廷为都督，以便代表人民”。[ 10 ] 而这些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认识到民主共和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川鄂事起，罪己之诏甫版，杀人之祸愈裂，以致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十有余者，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 11 ] 275 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就曾致电清内阁，表达“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已归纳共和为福利”的愿望，要求清廷“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任共和”。[ 12 ] 41 而他们同时认为袁世凯是当时能够安定中国的最重要的力量，“项城赞成共和，则兵弭而中国可以不亡，项城若效忠清廷，则祸结而中国必无幸存”，[ 12 ] 106 因而革命爆发后他们积极拥护袁世凯出山，为了能够劝说袁世凯赞同共和，张謇曾告诉袁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希望袁世凯能够“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 12 ] 42 所以张謇等人为了使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积极奔走与南北方之间，于是，通过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实现南北议和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共同的选择。
三 统治集团中的满汉矛盾异常尖锐，已成不可调和之势
众所周知，清王朝是由少数民族满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联合政权，因而满汉矛盾，特别是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一直贯穿这个王朝的始终。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迫于严重的国内外形势不得不调整固有政策而重用汉臣，从而不得不下放权力，进而形成了晚清政局中汉族地方督抚势力位居中枢、左右政局的新局面。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东南互保的出现，更是使中央权威丧失殆尽，清政权中央和地方汉族督抚之间的离心力进一步加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以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地方督抚势力与满族中央的一次公开叫板。而袁世凯由于加入了东南互保运动，使得其率领的武卫右军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从而成为其崛起的重要政治资本。加上袁世凯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进而演变成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势力。故而在清廷筹备立宪和中央进行官制改革的过程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尖锐起来，形同水火，已成不可调和之势。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各部员司候补者，每部多至千余人，满汉司员见面不交语，对于政务，满人专断处置无顾忌，汉人敢怒不敢言，出则排汉之声，叹息盈耳”。[ 13 ] 在新官制中，不但陆军度支两部尚书皆为满人，即是侍郎也几为满族官员所据。“财政，兵权，只陈雨苍汉人， 此中大有深意。陆军侍郎本拟士珍即王士珍，汉人 ，及见明文，乃系荫昌满人 。虽令王署，总使汉族无兵权耳。”[ 14 ]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是不大可能与满族亲贵进行精诚合作来共同镇压起义的，就连袁世凯的部下段祺瑞等人也是不甘心继续给清廷卖命的。1 月26 日，段祺瑞联合北洋军42 位将领联名通电，斥责溥伟等顽固派反对共和，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1 ] 305 相反，袁世凯走了另外一条路即通过逼清室退位来实现推翻满族亲贵势力的目的。
四袁世凯被历史推到了政治的十字路口上
1901 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成了最有权力的汉族官员，但他从清廷获得的信任远不如李鸿章，这就注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会有另一番举动。由于袁世凯手中拥有着巨大的实力和人脉资源: 他手握全国最精锐之师—北洋新军，又获得了号称“南张北周”的张骞、周学熙等人的财力支持，加上他所网罗的李鸿章的旧部杨士骧、孙宝琦、赵秉钧等，以及他的老朋友徐世昌和北洋班底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显赫一时。故而关于袁世凯出山后的动向， 蔡元培就分析:“ 1 袁世凯提兵到鄂， 欣然与革命军合而北征; 2袁世凯虽欲与革命党为敌， 而部下则与之反对， 杀世凯而连合于革命党; 3袁军竟胜革命党而提军北行， 逐满自帝; 4袁世凯竟为曾国藩第二。”[ 15 ]那么袁世凯究竟作何选择? 首先，他做不了曾国藩第二。“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惟知弄权植势; 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敛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 16 ] 14 虽然这个评价对袁世凯来说有点片面，但是这也恰好说明了他与曾国藩的不同。论公忠体国，袁世凯与曾国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曾国藩为官做事大都出自公心和忠心，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大都出于自己
的利益，出于自己的飞黄腾达。例如，袁世凯向荣禄告密而加剧了戊戌政变的严重程度就是一个显例。加上二人所处的时代也有所不同，“曾当支那闭关自守之世，科学文明无由输入，袁处甲午、庚子大创之后，知非变法不能生存于世界，乃乘时而起，为时势所造之英雄”，[ 17 ] 359 因此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袁世凯是不可能做到勤王护驾的。其次，袁世凯是不可能公开宣布反清的。袁世凯世受皇恩，所以袁世凯绝不会公然推翻清廷，被人视为操莽，相反他要找到一种稳妥的办法使清廷和平退位，从而使自己不背上千古骂名。“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负忍孤儿寡妇乎? [ 16 ] 11 这句话是否真诚，大可怀疑，但至少怕别人指责他欺负孤儿寡母。于是袁世凯这才会首倡南北议和，使用和平手段逼迫清室退位。再次，袁世凯在清末政坛中由于和满族亲贵之间的尖锐矛盾，以及他手中的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北洋新军，故而遭到了猜忌，几遭杀身之祸，最后还是在奕、张之洞等人的求情下，摄政王载沣才免其一死，以他“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将其开缺回籍养病，袁世凯也小心翼翼地过了将近三年的乡居生活。因此，袁世凯对清王朝的忠心是打大折扣的，此时，“不但北军将士，与满廷无丝毫感情，即项城之于满廷，亦何独不然。项城决非愚呆，或坠诸渊，或加诸膝，而谓其绝无芥蒂甘为满廷鹰犬! ”[ 1 ] 363 加上中国传统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古训，袁世凯自然熟记心中，那么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临门一脚，逼迫清帝退位也就成为必然选择。
五袁世凯得到了列强的支持
就列强而言，维持中国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和中国社会的稳定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在华利益的最大化。早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袁世凯就因为镇压义和团而获得了列强的好感和欣赏，比如，八国联军侵华总司令瓦德西评价道:“袁世凯对我们颇具好意，同时并尽力剿除拳党”，[ 18 ] 65“袁世凯先生系属于明达督抚一流……因彼曾经力为辅助德国铁路矿山事业之故，可以称为一位促进德国事业之人”。[ 18 ] 97 武昌起义的爆发，打乱了他们在中国的布局和利益，尤其是英国，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恰恰就是长江流域及其中心地带，所以英国是不愿意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利益受损的，而其他列强欲借此夺得更大的侵略权益， 他们认为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无能为力了，于是积极物色新的代理人，而袁世凯正是他们看好的理想人选。他们认为袁世凯是当时“唯一可以从目前的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一个人”，[ 19 ]四国银行团的美方代表司戴德扬言: “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并承诺某些立宪革新，叛乱自得平息”，[ 20 ]西方的各大报纸更是把袁世凯吹捧为“时代的宠儿”，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致英国公使的电文中说到: “我们对于袁世凯怀有非常友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作为革命的一个结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并为革命后在华贸易获得发展创造有利环境。这样的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21 ] 58 因此，可以说列强对于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是乐观其成的，这就使得袁世凯占据着更多的政治优势，能够在清政府、革命派以及立宪派之间游刃有余地施展自己的手脚，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六革命派接受袁世凯，虚位以待
从当时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南方的革命军虽然占据武昌，许多省份也纷纷宣布独立，但要用武力北上去推翻清政府显然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南方革命军虽有高昂的士气，但无论是在财政上、军事上还是外交上都不如北方，据民国元老胡汉民回忆: 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 万，但他却不知所谓国库中仅有银元10 块。[22 ]根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其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 4 万人，是当时全国最精锐的部队; 而南方的革命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大约有40 万人，可大多缺乏训练、纪律涣散，装备落后，无法打仗。[23]而就在上海光复的第二天，英国公使朱尔典就指示驻上海总领事: “起义军政府不得动用任何款项，如海关税入，它已被指定用来偿还外债”。[21 ]46 南方革命力量处处受到掣肘，因而他们不得不对袁世凯表示期待，在不同场合也表达了支持袁世凯的意愿。南方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就说袁世凯“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12]77 黎元洪也捎信给袁世凯:“予为项城计，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 [12 ]66 汪精卫以“民党代表”的省份向袁世凯表示: “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11 ] 115 章太炎也表示“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英，”[24 ] 就连孙中山在1912 年1 月2 日复袁世凯电中也说: “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25 ] 5 由此可见，南方革命党领袖们大都希望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他们虚位以待，等待袁世凯的反正。
二、袁世凯逼迫清帝的作用应予以肯定
和平解决政争，在中国历史上也许不是从袁世凯这里开始的，但是能够在近代中国取得成功，袁世凯功不可没。当然，清帝能够和平退位是为形势所迫，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势力进行斗争妥协的结果。但无论如何，对此都应予以肯定，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是对中国历史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 帮助革命派实现了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的革命目标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其主要是以“反满”为口号相号召的，但是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很显然这一口号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同盟会未尝深植其民众，民众所援受者，仅三民主义者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5] 60 而正是袁世凯的临门一脚，逼迫清帝退位，才因而帮助了革命派实现革命的首要目标，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袁世凯在清帝退位诏书下达的次日，立刻电告南京临时政府所说的:“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6] 24 所以，当袁世凯承认“共和”，并成功迫使清帝退位时，这对于革命派来说是用比较小的代价而换来的相当大的成果。如果不是这种结果，那么革命党人想推翻清政府、统一全中国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作用也予以首肯，他在2 月13 日向参议院辞职并咨文参议院时表示:“此次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 25 ] 85
二避免了中国南北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积极响应， 不到数月就12有数十个省份宣布独立，但在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下也问题丛生，“两月以来，南北两军，战祸愈演愈烈，其影响所及，足以覆亡中国者，约有数端: 战端一开，金融骤带，外债期限迫于燃眉，南北多一次战争，人民多一番涂炭，即经济界多一层损失，此战事之影响经济一也; 各省盗贼蜂起，假革命之名义，扰乱治安，农事失时，哀鸿遍野，闾阎涂炭，民不聊生，此战事之影响生计者二也;各国阳号中立，阴主干涉，如接济军火，灌输外债，占据关税权，且各处陆续进兵，以图有所劫持，此战事之影响外交者三也; 各省分崩离析，已呈无政府之状态，一省各举一都督，政出多门，或内部互争主权，自相残杀……，此战事之影响内政者四也”。[ 1 ] 353 － 354 所以说清帝在退位之前，中国实际上已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而正是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以和平手段避免了中国南北内战，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三避免了大规模的民族间的残杀
武昌起义爆发后，北京的王公大臣“狼狈恐惧之状达到极点，犹如风声鹤唳使其胆寒。上自摄政王，下至小吏旗兵都不知所措，且皆不顾国家之命运如何，唯独担忧自家生命财产之安危，丑态百出，实堪悯笑”。[ 17 ] 375 当时，大多数满族人把清室视作为民族的象征和生活的依赖，加上对革命民族主义的狭隘理解，当孙、袁的条件议定以后，京城一带的禁卫军以为清室必亡，故而承德一带出现了旗兵聚众哗变的状况。至于和清室有着深厚关系的蒙古贵族王公也纷纷表态独立，由于清帝的和平退位，他们而逐渐放弃了顽固立场。在1912 年1 月29 日的御前会议上，驻京蒙古王公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 26 ]所以，通过此举，当时的中国避免了民族之间的争斗和残杀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统一。加上战争本来就是一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生死之争，所以正是由于清帝的和平退位，才使中国避免了由于南北内战而导致的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四使日、俄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破产
如果当时清室拒不退位，战争就会延长，这样就会给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以口实，像沙俄就同日本勾结，出兵我国东北和华北，镇压革命，占领中国领土。它在外蒙古等地策划叛乱，制造独立，加速侵占唐努乌梁海，并同日本密谋瓜分内蒙。[ 27 ]此外，如果当时隆裕太后听信个别王公的劝说，退归满洲，那么对我们国家的影响将更为严重，因为当时清廷还掌握一支袁世凯无力控制的由满族士兵组成的禁卫军，加上东北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东三省的总督赵尔巽和掌握奉天军权的张作霖仍然忠于清室，那么我国东北地区的形势就会变得更加
复杂，而此时的日本政府也制定了关于对清问题的决议:“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专待对我国家有利之时机到来，今后应致力于在清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他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 28 ]而正是由于清廷《退位诏书》的及时发表，才使得这一阴谋没能得逞。
三、结语
按照传统道德标准，袁世凯毫无疑问是一代奸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操守可言，但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不是道德标准，而是看他对历史做了什么，是有利于社会历史前进的还是阻滞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袁世凯促使清帝和平退位，给予清廷致命的一击，是对历史的巨大贡献，我们应给予高度评价。当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都应声而起，士气猛进的革命党是时代先锋，但他们热情有余，根底太浅，理想虽高，力量不足，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委实不够，不足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求变求稳的立宪派既在一般市民中建立了崇高的形象，同时又和中国社会力量关系密切，共同语言甚多，有雄厚的实力，但他们曾经长期不主张革命，又不直接掌握武器，也就不可能真正擎起冲旗; 汉族官僚集团自洋务运动以来，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等一系列重大事变，逐步与顽固保守告别，在思想上和立宪派接近，相比之下要保守些。他们反对革命，然而和满族权贵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在“预备立宪”中和满族贵族争权，处于下风。皇族内阁成立，使他们对清王朝离心离德，此时他们大权在握，伺机而动; 满族贵族中虽然不乏有些通达之士，但整体上颟顸，把他们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虽然也知道不变不行，但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借变革之机从汉族官僚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力。武昌起义打破了原有的格局，但很快又形成新的均势，革命派和北洋军武装对峙，谁也吃不掉谁。中国向何处去，是“南革北帝”隔江对峙下去，还是南北统一形成新的政治格局，各政治派别理性选择的结果是由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这样既满足了革命党推翻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清王朝的目标，也维护了汉族官僚集团的利益，同时也分给立宪派一杯羹，这也符合以英美为首的列强的利益。为了商业利益，列强希望中国尤其是长江流域结束对立，归于和平统一。各派的理性选择就是历史的选择。这一选择的结果是用和平的方式使中国绵延数千年的专制王朝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社会前进了一大步，南北武装对峙结束了，使无数生灵免于涂炭，也使满族权贵免去杀身之祸，同时也使日、俄暂时收起分裂中国的阴谋。正是用和平手段完成了政治制度的更替，为行将到来的中国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奠定了基础，因此完全可以说，这是历史的上佳选择。至于逼迫清帝退位之前、之后袁世凯做了什么，他的道德如何，已超出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兹不具论。
本文由潘婧文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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