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

建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旧中国，多数历史学家致力于秦汉以前的古史研究，成就卓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忽略或回避了对晚近历史的研究，致使近代史呈现一片荒芜，可读的着作、论文，寥寥可数。现在这种情况已完全改观，中国近现代史得到了普遍重视。经过三十八年的努力，特别是近八年来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园地中，百花争妍，成果丰硕，人才济济。国内以及海外，有很多专家对许多历史问题收集了资料，进行了分析，写出了有份量的文章和专着。无论宏观框架的构筑、微观情节的充填，都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世界史呈现鼎足而峙之势。
任何一项工作，在经过迅速发展并取得显着成绩之后，人们总要回顾所得的成绩，总结过去的经验，展望今后的前途。建国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突飞猛进带来了一种错觉，仿佛研究工作快到尽头了。作为一门已有深厚基础的学科还会怎样发展呢？近几年来，同行朋友们见面的时候，常常议论起这个话题：我们的研究工作该怎样深入？该怎样突破?
当然，科学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某个地方。因此，人们的研究也必定会日益深化、前进。尽管客观历史早已形成，已是一个过去完成式，但人这一主体的条件、立足点和认识能力却在不断改变或提高；难以数计的历史资料也在不断地搜集、整理、披露、考订，因此，人类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就不会穷尽、不会终结。随着研究者所处时代的差异，理论观点、认识方法、价值观念、研究手段的差异以及掌握资料多少、精粗、真伪的差异，他们对同一段历史会得出很不相同以至截然相反的结论。研究工作日新月异，不断提高，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人不断地加以丰富、完善，或者修正、推翻。人类的认识将从表层走向深层，从现象走向本质，从未知走向已知，从简单联系走向复杂的系统和结构。
尤其是近现代历史十分错综复杂，事态的矛盾、后果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暴露。因此，人们随着历史的前进需要经常回顾和反思刚刚走过的路程，每一次回顾和反思必能得到新的认识和教益。譬如一座高大的山峰，当你走出一定距离再回头看的时候，它象一幅高悬在天空中的巨大画幅，雄壮而巍峨的形象格外地清晰鲜明。
正因为如此，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不会到头。可以期望，在以下四个方面，近现代史的研究将会取得新进展。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是指导近现代史研究工作继续发展的指南针。马列主义不是狭隘的、封闭式的教条，它能够充分地吸收当代科学的新成果，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科学。当前，迅速发展中的自然科学和思维科学正在叩敲社会科学的大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试探着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数量分析法等等应用于历史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下，人们研究社会历史和人类自身的方法更加精密、更加多样化了，在科学发展综合化的趋势下，运用自然科学总结出的新方法，将有助于历史研究工作转向多层次、多角度的广阔轨道上去。当然，运用这些方法，应该经过抽象的概括和科学的验证，应该舍弃只适用于某些学科的具体形式，使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而不是简单地、生硬地搬用。重要的是要引进、学习、探索、掌握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并且不要忘记：每一种新方法都有其合理地应用的界限，不可以任意夸大、滥用。
第二、近几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有较大幅度的拓展，逐渐突破了近代史上八件大事、现代史上路线斗争的单一格局。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视野更加宽广，高屋建瓴，目光四射，新的研究课题层出不穷。当前，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许多新兴学科蓬勃发展。历史学是传统的基础学科，和各门学科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各新兴学科的进展也需要有新的探索。古老的历史学科应该去开辟那些过去少人问津，而现在又为四化建设需要的边缘空白地带，以焕发青春，服务于现实。如近现代城市史、区域经济史、边疆开发史，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人口史、宗教史、灾荒史、生态环境演变史，还有从前视为禁区的一些问题，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和斗争、反面人物的是非功过以及有关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等社会底层的风俗民情等，都可以提上研究的日程。这样，我们对近现代历史的认识将会更加全面、更加丰富、更加合乎实际。
第三、要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在世界史的广阔背景内加以研究。全世界的近现代史是各国人民争取独立、民主、繁荣并走向社会主义的漫长过程。历史的发展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前进中经历了极不相同的路程。象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近现代历史是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旗帜下走过来的。但是，基于国内外的不同条件，中国在民主革命中既没有、也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也不能仿照苏联的模式。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本国的国情，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在实践中开辟自己的前进道路。从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法制、民族思想文化等多方面比较各国情况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考察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经历，将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将能帮助我们从宏观角度去观察中国的过去和未来，帮助我们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第四、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有档案、官书、文集、方志、笔记、日记、碑版、谱牒、信札、契据、报刊等等，有汉文的、少数民族文字的以及各种外国文字的；有公开刊印、广泛流传的文件书籍，也有许多尘封蠹蚀、罕为人知的稿本、抄本、公私档案。这些史料中有对各种历史事件详尽真实的记录，但也有种种歧异、舛误。进一步发掘史料的珍藏，对具体问题进行细致的考证、勘误、辨伪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不赞成用史料学去代替历史科学，但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搜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史料的突破常常会导致研究的突破，修正或改变人们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每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必须勤奋、艰苦地做史料工作，在大量、丰富而准确、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有科学的历史研究。
我相信：近现代史的研究并无止境，不会停滞下来，今后，在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努力，都将取得成绩和进展。
孔祥吉同志对中国近代史上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就是从史料发掘、史籍辨伪、史实考证方面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现在写成了《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以康有为向清廷多次上书为主要线索，深入探讨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原委和进程，其中凝聚着作者辛勤研究所得的新见解。
孔祥吉同志从事史学研究的时间并不算长，已经发表了近百万字的文章。他利用北京拥有丰富史料这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多方寻觅珍本稿本，踏实钻研。有关晚清史和戊戌变法史的资料象磁铁一样紧紧地把他吸引住了。他尽情地吸吮着丰富的营养，铢积寸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掘、探求、思考。他不仅找到了大量珍贵资料，而且对戊戌运动和晚清政治融会贯串，触类旁通，想到和看到了一些前人所不知道的问题。孔祥吉同志的研究成果当然远非尽善尽美，但我相信，他叙述和考证的史实，比我过去所了解的，更加符合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在本书中，根据人所未知的新材料，阐明和重新评价了康有为和维新派的变法思想和活动，这些是近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他还能紧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宽广的视角来考察戊戌运动的发生、发展和失败。戊戌维新就其实质来说是清朝统治阶级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维新之士的思想、行为、策略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的矛盾斗争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晚清历史舞台上有声有色的政治运动、思想运动简单化、图式化。孔祥吉同志很注意当时的政治事件以及各个派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在研究康有为于1888年第一次伏阙上书时，结合了甲申易枢后的朝局；在研究公车上书时，紧密联系了当时日趋激化的帝后两党的斗争；在研究百日维新时，将它与清廷内部的顽固派、改革派、动摇派的活动交织在一起，展示了一幅又一幅场景宽广而激动人心的政治画卷。
作者在本书中披露了许多人所未知的新材料，因此，他所阐明的康有为历次上书、代别人拟稿以及后来刊印戊戌奏稿时进行篡改的情况，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很有说服力。孔祥吉同志还根据自己的发现、考证与分析，提出了一些颇有新意的观点，如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思想带有清流派的特色，袁世凯、徐世昌与戊戌政变的关系等等。自然，本书中的论据和观点还有可以推敲和进一步商榷之处，但作者那种勤奋钻研、不袭陈说、力求创新的精神应予肯定，而他提出的问题，研究的成果已经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对今后研究戊戌变法、近代政治思想和宪政运动等将有一定的影响。
近几年来，孔祥吉同志对原始资料切切实实下了一番苦功夫，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此可见，尽管中国近代史方面已发表了很多论文、着作，同一个题目被不同的学者一遍又一遍地研究过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几种途径，在近现代史研究方面开拓新局面。对史料的发掘、整理考证是途径之一。史料工作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没有丰富而经过甄选的史料，就不可能建筑起宏伟的科学殿堂。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丰富浩瀚、真伪杂糅、种类繁多，史料的搜集、辑录、考证、翻译、刊布工作亟待进行，在这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我相信：史学工作者只要肯下功夫，努力耕耘，长期坚持，必定能有所收获，必定能把近现代史的研究推向前进。
（本文系作者为《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撰写的序言，本报有删改。该书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7年7月17日。）<>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1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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