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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社会充满着多种矛盾，极为复杂，极其尖锐。由于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妄图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诸矛盾中间的最主要的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下降到了次要地位。与此同时以西太后为首的由后党控制的清政府，自戊戌政变后，在废帝立储和西太后训政方面与列强出现了矛盾。由于民族矛盾这个最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制约着和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发展与变化。清政府和义和团、清政府和列强、义和团和列强的关系，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当时，清政府对义和团先后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招抚和镇压三种政策，并曾对列强宣战，义和团则在“扶清灭洋”旗帜下，顽强地抗击着列强的侵略。这些历史现象是义和团运动中的重要问题，史学界曾有过一些论述，看来，还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作一些分析，作为引玉之砖。
一、剿抚兼施，以抚为主
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人民急起救亡图存，资产阶级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接踵而来。
山东是这场风暴的发源地。一八九八年十月，义和拳以冠县梨园屯为基地，在赵三多的领导下，首橥“扶清灭洋”旗帜揭竿而起。从这时起到一九○○年五月，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时期。在这段时间，义和团运动从鲁西北蔓延到鲁中和直隶，锋芒所向直指列强侵华的洋教势力，清政府对义和团则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
仇视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是封建统治者的本性。而清政府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是有原因的。它既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又是清政府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废帝立储问题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的反映，也是义和团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逼使清政府让步的结果。
甲午战后，在备受日军蹂躏、又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首当其冲的山东地区，由于帝国主义教会势力长期欺压群众而形成的民教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德国甚至借巨野教案占领胶州湾。因此，山东人民先后在曹州府、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掀起反帝斗争。然而，鲁西南大刀会起义、冠县反洋教斗争，都先后被镇压，洋教势力继续猖獗。凡此种种，无不使山东人民义愤填膺，许多官员也为之震惊。山东巡抚李秉衡镇压过大刀会。但是他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对教会横行不法，欺压群众有所了解，因此，曾多次奏请清廷对违法的反动教徒不可偏袒，对传教士侵犯我国主权，干预民教纠纷的现象应加禁止，对起而反抗洋教欺压的义和拳不能“一概剿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见此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秉衡不满当时清廷一再督促他认真镇压义和拳的命令，建议清政府把对付义和团的重点放在认真防范和晓谕开导上，他主张但能“悔罪出会”，应“准其自新”。李秉衡对义和团这种改剿为抚，剿抚兼施的政策，有利于义和拳反洋教斗争的发展，也是他得罪列强，后来被德国借巨野教案逼清政府将他撤职的主要原因。
一八九八年春，冠县义和拳“声势大振”，已在周围地区发展成为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当时，继李秉衡为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也认识到洋教势力“凌轹乡党，欺侮平民”，害怕“民气遏抑太久”，“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乃主张持平办理民教纠纷，遇事“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一八九八年六月，张汝梅又同意所属官员毓贤等人提出的“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意见，命令把义和团“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他还说这是“既顺舆情亦易钤束”的好办法。显然，张汝梅和毓贤等人的目的，是想把义和团加以解散或并入地主民团，从根本上来改变义和团的性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汝梅甚至把义和拳说成是咸丰、同治年间的地主团练“义和团”，想借历史上的幽灵给自己的政治主张提供依据。
清政府眼见义和拳反洋教斗争声势日趋扩大，恨不得一举消灭之。然而，一八九八年夏秋之际，戊戌变法运动正在高潮，清廷内部的帝后两党为争掌实权矛盾重重，斗争激烈。他们既无暇他顾，又害怕义和团继续发展，有“祸起肘腋”之忧，乃同意了张汝梅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亦即“改拳勇为民团”的方针，并命令张汝梅等对于起义者“预为之防，毋任煽动”。当时，张汝梅便根据这个方针试行于冠县义和团。他一面陈兵冠县四周，佯作进攻之势；一面派遣署任知县曹倜亲往梨园屯与赵三多谈判。结果，赵三多被曹倜说服，同意解散拳民，“从此回家，各安生业”（曹倜：《古春草堂笔记》）。各路拳民相继撤离梨园屯，赵三多也遄返原籍。对于少数不服解散的拳民，曹倜乃请兵镇压，在直隶威县沙柳寨打了一仗。张汝梅的阴谋与赵三多的妥协，给义和拳的发展带来了损失，而清政府的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却初见成效。
清政府的镇压和拳民首领阎书琴等人的敦促，使一度动摇的赵三多有所醒悟，乃重返冠县，于一八九八年十月树“扶清灭洋”旗帜起义。当时，义和团由“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威大振，风鹤濒惊”（《冠县县志》卷十）。赵三多的再次起义，使清政府着了忙。但是，它仍然不改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于一八九八年十一月，谕令张汝梅“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弹压，随时防范，以弭衅端”。一八九九年四月，谕令张汝梅并继任山东巡抚的毓贤，对教案“应一律持平办理，毋得稍涉歧视，以期消患无形”。同时，清廷在□批中令毓贤“督饬地方官，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清政府对于声势日趋壮大的义和团，之所以不敢大动干戈而继续采取以抚为主的方针，是有原因的。第一、以抚为主的方针，从上次瓦解冠县义和团来看，是行之有效的。第二、力量虚弱，害怕单纯的屠杀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影响着清王朝的生存。第三、自冠县义和团首举“扶清灭洋”旗帜之后，其它地区的义和团也陆续树起这个旗号。从清政府来看，这个口号部分地解除了他们对义和团的恐惧，不再过分担心“祸起肘腋”了，因此也愿继续执行以抚为主的方针。
清政府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毓贤。毓贤在山东为官二十多年，与西太后和后党关系密切，向仰后党鼻息。在德占胶州湾以后，他目睹洋人横行霸道，越来越感到列强的侵略对清朝统治者的威胁，从而在思想感情上日渐“恶教民”和“仇外洋”，对洋教势力“肆虐太甚”，“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愈感不满，对人民被逼“激而思逞，与教民为难”的反抗斗争日益同情。于是，这个曾是屠杀大刀会的刽子手，在新的形势下，表示遵照朝廷的指令，沿袭张汝梅的方针，出示“改拳为团”，不查禁在他统属的清军中的大刀会众。显然，这是承认了义和团为民间团练。此后，山东义和团取得了合法地位，改义和拳为义和团，乃至树起了“毓”字大旗和“奉旨灭洋”旗（《拳祸记》上册，第五、十四页；《清史稿》毓贤传；《汇报》，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二日，第一二五号。）
一八九九年十月，平原知县蒋楷禀请毓贤禁止义和团。毓贤对此很不满意，以致“抚批久不下”，后来，勉强下了一道批示，但又牛头不对马嘴，结果反而出现了“抚批一下”群众“奉朱红灯如神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一册，第三五五页。）。。实际上这是毓贤提醒蒋楷不要禁止义和团。后来，毓贤命令济南知府卢昌诒、蒋楷和统兵官袁世敦，根据他的“开导弹压，不准孟浪生事”，“务期解散”的指令，处理平原杠子李庄民教相争案件。蒋、袁违背了这一指令，武力镇压义和团，以致激起众怒，抗拒官兵。因此，毓贤斥责袁世凯“实属孟浪”，蒋楷“昏□糊涂”，请旨分别予以处分，清廷将袁“革职”、蒋“革职，永不叙用”。而对执行这项指令的卢昌诒，毓贤则大加赞赏，说卢昌诒到该县后收禁罪魁陈得和，释放前次所□六人，“民心始定，各散回家”。
当时，由西太后控制的清政府，看到英、美、日等国或明或暗地支持光绪帝，反对废帝立储，乃至扬言要西太后归政，心中的不满情绪从此滋生。他们认为列强的“势焰不可长”，乃群“思驱洋人而复旧制”（《周慎悫公全集》，《年谱》第三七页），以图挽回爱新觉罗王朝的权力和尊严。正是基于这种原因，西太后及其党羽和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利用义和团抵制一下洋人的愿望从此产生。清廷还进一步认为毓贤本人对平原事件也办理不妥，予以“传旨申饬”。不难看出，到了一九○○年冬，由于形势的发展，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成为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基本方针。
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这种态度，一方面增强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幻想，“扶清”的意愿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迎来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大好形势。
但是，帝国主义却对此十分不满，并把这一切归罪于毓贤对义和团的支持。在美国和法国公使的要挟下，清政府被迫于一八九九年十二月撤掉毓贤的山东巡抚官职，而以他们推荐的袁世凯继任。不少人说袁世凯一上任，就一改前任的政策，疯狂屠杀义和团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毓贤虽已罢官，但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态度却未改变，而袁世凯也不敢不遵从朝廷的旨意，仍然执行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
在袁世凯接任的当天，西太后就谕令他“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仅隔两天，即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西太后又电谕袁世凯说：处理义和团的“目前办法，总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如果寻击官兵，始终抗拒，不得已而示以兵威，亦应详察案情，分别办理，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激成大祸”；告诫袁世凯要“慎之又慎”，“毋轻信谣传，任令营员贪功喜事”。甚至警告袁世凯：“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一九○○年一月三日，西太后再次电谕袁世凯，对于义和团万万不可“一味操切，以致激成巨祸，有负委任。”袁世凯接任九天，西太后三次电令，对他放心不下，生怕他孟浪，破坏以抚为主的方针。而清廷于一九○○年一月十一日给各督抚的上谕，就更值得注意了。上谕说：“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叠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要求各督抚“慎择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遇事就能“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并认为这是“固根本”、“联邦交”之所在。此后，还发布了类似内容的上谕。这说明清政府实际上承认义和团是“守望相助”的合法的团体，不加取缔和镇压。可见，这时清王朝对于义和团采取以抚为主的方针更明确了。
清政府面对着帝国主义的高压，为什么对义和团仍然坚持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呢？其因有二。第一、西太后要废除光绪屡次受到英、美、日等列强的抵制未能得逞，怀恨在心，很想报复一下。一八九九年十二月，西太后在给各省督抚的上谕中曾说：“现在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中国目下财力兵力而论，断无衅自我开之理”，但“万一强敌凭凌，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亦惟有理直气壮，敌汽同仇，胜败情形，非所逆计也”。显然，所谓“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系指列强要西太后归政而言。一九○○年一月，西太后搞出的“已亥建储”丑剧，又未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从而阴谋利用义和团抗洋的设想逐步形成。对义和团以抚为主的政策亦愈益明确。第二、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为数众多的官吏和士绅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灭洋”斗争，乃至亲自参加义和团。这部分人从御侮的思想感情出发，称赞义和团为“灭鬼子之神兵”（《义和团》第二册，第一八三页），呼吁清政府“推广”义和团，使其“行之各省”，以达到“处处是团，处处有备”，“家自为战，人自为战”（《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四期，第四一、五一页。）的目的。这种呼声，日渐强烈，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和力量。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以抚为主的政策。正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清政府对袁世凯放心不下，再加上一些鲁籍京官在袁世凯上任前后，纷纷弹劾他一意主剿，乃至请求罢他的官，所以清政府才接二连三地对他严颁谕旨，力加约束。
袁世凯面对这种情况，既害怕违旨丢官，又对鲁籍京官的攻击不能掉以轻心，再加上他刚到山东，脚跟未稳，对迅猛高涨的义和团运动亦心怀恐惧。当时，他私下描述山东的情况时说；“地方官懔遵京官之奏，均不敢派兵剿除，胥役又不能捕，未知闹到何时始能了事。前任（按指毓贤）一味纵容，并出示讽煽。匪民自谓奉官所允，又为法所不禁，兵吏均不逼前，安得不猖獗也”（《近代史资料》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十九、二○页。）袁世凯所说的现象是比较真实的。于是，一意主剿的袁世凯此时也不敢操之过急，只好遵从清廷谕旨，并“训诫各营员，总先以晓谕解散为主，毋轻用兵。”还一再表示自己“受恩深重，自当悉心设法，断不敢操切激变，以负高厚”。有的同志认为这些话，不过是袁世凯欺上的官样文章，不足为凭。不然，因为同样的内容还写在他给他的密友徐世昌的信中。他说：目前他对待义和团，“先以解散晓谕为主，次再缉其匪首，以清祸根；如其抗拒不散，再派兵弹压；倘来格斗，，再相机击歼，已可谓格外慎重。”（《近代史资料》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十页。）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不仅可以和他对朝廷的奏文相互印证，而且实际上也是他接任山东巡抚初期的行动纲领。正是在“晓谕解散为主”，亦即以抚为主的方针下，袁世凯在大力保护教堂和洋教士的同时，“出示剀切晓谕，先后至十余次之多”（《义和团》第一册，弟三○四页）。在这些布告中，袁世凯强调严拿首要，解散胁从，把重点放在预防和解散义和团上。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为防止武官“孟浪操切”，特派文官“督率”清军，以防不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七三页）。
第二、推广泰安府关于不分民教，一律摊派“兵差城工及修理河渠一切有益地方公项”的措施（《山东剿办拳匪档案》，袁世凯对泰安府禀的批示，光绪二十六年一月十卜日。）。劝令教徒出教，命令地方官“持平”办理民教纠纷。对于因义和团进行反帝斗争而“被扰村庄户口，不分民教，概予抚□”（《义和团》第一册，第三○五页），使民教矛盾暂时地趋向缓和。
第三、在大量印发《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同时，还仿效曾国藩、罗泽南镇压太平军的“解散歌”，编印各种歌谣，通过官吏、乡绅、塾师乃至组织临时的“官讲生”，直接向群众进行劝导，诱骗和胁迫他们脱离义和团。
第四、命令各级地方官，认真整顿民团，清查保甲，并指令他们“亲往”村庄　“严密抽查”，责成各村“庄长地保密为禀报”，“倘挟同隐瞒，查出一并责贷”（《山东剿办拳匪档案》，袁世凯对东昌府禀的批示，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三日：袁世凯对临邑县禀的批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五、奖励消除义和团“有功”的官吏和地主民团，处分办事不力者，以官禄诱使他们为解散义和团效劳卖命。
袁世凯这一整套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也就是他“调和民教”作为“治本”，“绥靖地方”作为“治标”的政策，对于由纯朴的农民、又基本上是在本村本镇利用农闲时间进行活动、没有统一组织领导的义和团来说，是起到了瓦解的作用的。义和团在山东的发展也因此有所停滞。为此，袁世凯得意洋洋地告诉徐世昌说：“然仍未用兵，只饬令严缉有案之匪首而已”的情况下，“匪徒日见平静”，“现已窜往直、东交界处滋扰，人数亦不甚多”（《近代史资料》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二○页。）。各州县也纷纷呈报，各村“无学习红拳、大刀会之人”；“现匪首弋获，胁从解散”，“四乡安静”；“业已拿获首要，解散胁从，地方安堵如故”；就是在义和团的中心地区东昌府、曹州府也是“地方已渐臻安谧”（以上见：《山东剿办拳匪档案》，宁阳县禀（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三日）；禹城县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九日，五月二十三日）；东平州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东昌府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三日）。）。
本来，当袁世凯接替毓贤时，曾“大为一班传教士所称许。北京外交团和各埠的外交官，也是如此。”然而，袁世凯的所作所为，使他们颇为失望。他们认为，袁世凯“所推行的，是和中国政府（即清廷）的意向互相符合的”，从而使得传教士“想灭绝”义和团的“美妙的期望，距实现的时期太远了”。有的外交官也看清楚了袁世凯企图镇压义和团的“手脚已被束缚”。对此，外国人曾评论说，袁世凯“较之毓贤的办法，并不严重”，可是“其处置的方法”，即“理性与正当观念”，也就是一套较为完整、严密的软硬兼施的反动统治术，“却颇有成效”（《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第二○、二一、二四页；《十九世纪美国侵华史料选译》上册，第二三三页。）。这个评论，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当山东义和团兴起之后，直隶义和团运动也随之而起。直隶总督裕禄是一个平庸、无主见、随风倒的官僚，当义和团之起，他时而说，义和团是邪教要镇压；时而说，义和团不过是“诓骗钱文”，用不着大惊小怪。因此，在义和团运动的早期，他时剿时抚，无固定方针。当吴桥知县劳乃宣于一八九九年十月辑成《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请求刻印分发，并提出“诛首恶以绝根株”、“厚兵威以资镇慑”（《义和团》第四册，第四六九页）等六项措施时，裕禄认为六条条陈“只可采择而行，似未可照禀出奏”，只是刷印《源流考》广为散发，并未“厚兵威”、“绝根株”。裕禄是仰西太后的鼻息行事的人物。随着后党主抚的态度日益明确，裕禄也就随之而变，“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同慈禧太后的那一派人共命运”（英国外交部蓝皮书，关于北京事件的补充函件，中国第三号（一九○一年）第三三七件。）。总的说来，在义和团运动第一阶段，裕禄所采取的方针，也是推行以解散为目的的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于义和团“全在地方官妥为谕禁，解散被惑愚民，查拿滋事首要，方足以资绥靖。”
如上所述，在义和团运动的第一阶段，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于义和团都是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究其原因，前文已经涉及，现在归纳如下：
第一、后党自戊戌政变后，出现了和列强的矛盾，从而想利用既“扶清”又“灭洋”的义和团对列强进行报复，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这批昏庸□□的官僚，思想深处所固有的盲目排外感情恶性膨胀，反过来又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利用义和团抗洋的心愿。
此外，后党以及一些如毓贤等官僚和义和团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有着共同点。比如：由于列强长期而凶狠地欺压中国，人民强烈的仇恨不可遏抑，而义和团农民小生产者的特点，使得政治眼光受到限制而表现出盲目的排外思想。后党官僚则由于妄自尊大、闭关自守也具有盲目的排外思想。它们的表现是一致的，归根到底也都是封建主义思想的产物。又如：后党官僚和义和团都具有落后的宗教迷信色彩，刀枪不入之说，彼此都有同感。这种精神上的共同点，给予后党和义和团的结合“灭洋”提供了又一种条件。
第二、国难当头，统治阶级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有抵御外侮的愿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义和团，出现了山东官员“盛夸义和团忠勇可恃”，而朝廷的某些权势人物“信之”的状况（《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版）。这种上下结合所发出来的呼声，既表达了他们的反洋的愿望，又祈求在挣扎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从而直接助长了后党的声势和力量。于是后党接过“御侮”大旗而采取对“灭洋”的义和团推行以抚为主的政策。
第三、甲午战后，清朝政府内外交困，力量极为虚弱，面对着日益壮大的义和团，害怕一味镇压会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因此，对立志“扶清”的义和团进行招抚，既可减少“腹地骚动”之忧，又可用以抗洋泄愤。
义和团“扶清”给清王朝进行招抚和利用，提供了客观条件，否则，不大可能出现招抚政策，更不可能利用了。而上述清政府进行招抚的三个因素又是彼此牵连，相互制约的。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一个因素。事实证明，清王朝尽管虚弱无力，但镇压义和团还是办得到的，袁世凯所施展的手法就使山东义和团运动陷于停滞。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是违背客观存在。然而，由于清政府有了利用义和团抗洋泄愤的意图，这才使它又利用了第二和第三个因素；而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又反过来为第一因素的实现提供了支持，扫除了不少困难和障碍。
二、从以抚为主到全面招抚
一九○○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下旬，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斗争矛头由反对洋教发展到抗拒八国联军。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由剿抚兼施，以抚为主发展到全面招抚。这主要是西太后及其党羽为了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利用人民群众反帝意愿的结果。
五、六月间，帝国主义面对迅猛高涨的义和团运动，对清政府极为不满，乃以保护使馆、帮助清政府削平叛乱为由，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又一次侵略战争。时机紧迫，摆在清政府面前的只有联团抗洋或联洋剿团两种抉择了。值此严重关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分歧日益明显和加深。在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侵略者是战还是和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三个不同的派别：一、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有力封疆大吏和朝廷中的袁□、许景澄以及荣禄、奕□等为代表，坚持对内镇压，对外求和。这一批人和列强有着密切的联系，能量很大，对于朝廷有着重大影响，但在一个时期非决策集团。二、以李秉衡、寿山、聂士成、晋昌以及兵部主事左绍佐等为代表，他们激于民族大义，主张并参加抗战。寿山拒绝俄军“假道”，布置战守，准备“迎头痛击”入侵之俄军。李秉衡认为“义民可用”，决心“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五期，第一三二页。）。聂士成在五月末就曾向当局提出：“目下情形，外侮尤亟”，建议“严饬”北洋沿海炮台将领“认真准备”；海军“择要聚（据）守，以备不虞。”（《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一三五页。）,晋昌主张“联合拳会”抗战。更多的中小官吏和地主属于这一派。他们人数很多，大都同情、支持乃至参加义和团运动，在社会上起着积极影响，但是他们权力较小，对朝廷决策影响不大。三、西太后以及载漪、刚毅、徐桐等后党顽固派，利用义和团而主抚、抗洋的主见更加明确。李秉衡等人和后党的主战，出发点不相同，前者由于爱国热情（有的人抱有盲目排外思想），后者则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私利出发，但主抚主战的要求是一致的。因此，后党主抚主战的决策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赞成。
五月三十一日，后党的赵舒翘与何乃莹联名提出招抚义和团的上奏。他们说：“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化私忿而为公义，缓急可恃，似亦因势利导之一法”。这个奏议为西太后所认可。“公义”，在此处词意不明确，但查对一下二十天以后的招抚上谕，就显而易见，此处的“公义”乃“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的同义语。紧接着，西太后于六月上旬先后派遣赵舒翘、何乃莹和刚毅等到涿州一带探听情况。六月九日，西太后召集亲信密谋，基本上决定了招抚，并调遣他们所依仗的部队董福祥甘军进驻北京城。随着刚毅等人先后回奏，义和团“无处无之”，“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他们“力言团民忠勇有神术，若倚以灭夷，夷必无幸”（《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版）。这就坚定了西太后的主张。于是，在西太后的认可下，义和团就由刚毅等“道（导）之入京师”（《义和团》第一册，第十二页）。当团民进京之初，“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由是风声所播，相继而来者日以千计”（《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六页）。“官兵任其猖獗，城门由其出入”。在天津，当义和团进城之初，裕禄否决了派兵镇压的建议，乃至派兵“护坛”（《义和团》第二册，第一四一页）。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西太后的认可，人数十分分散的义和团，在配备着新式武器卫戍着京津的数万清军面前，竟能毫无阻挡地进入这两个禁区，那是不可想象的。当义和团入京前后，后党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行他们的政策，比如：对于五月下旬被义和团打死的杨福同，清廷“归咎官军，不肯议□”（《义和团》第一册，第二五七页），并因此“严行申诫”，“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义和团》第四册，第十五页）。对于因受命保护芦汉、京津铁路而杀害团民的聂士成，予以斥责，并将其部队调走。与此同时，他们还否决了袁□等人一再提出的“治乱国用重典”，血洗北京义和团的主张。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西太后主抚的决心。六月十六日，清廷任命刚毅、董福祥把义和团“招募成军”。至此，招抚局面正式出现。
这段时间，后党趁机扩张权势。六月十日，载漪取得了管理总理衙门的大权。西太后又以“载漪、奕□、徐桐、崇绮主兵事，有请无不从，政在军府，高下任心，奕□枝梧其间，噤不敢言”（《义和团》第一册，第十八页）。一时间，载漪等刚愎自用，踌躇满志，压倒了政敌。在他们看来，光绪下台，溥□上台是指日可待了。
六月中旬，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部分清军和义和团与侵略军展开了浴血战斗。聚集于北京的团民几达十万，反帝怒潮遍及华北。此时的西太后虽已决意主抚，但迎战列强，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徘徊犹豫，难以决定，乃连续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会上争吵激烈，“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义和团》第一册，第四八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会下各派官员也在极力活动，企图用各自的主张来影响西太后。载漪等人慷慨激昂，力陈“义民起田间，出万死不顾一生，以赴国家之难，今以为乱欲诛之，人心一解，国谁与图存？”且拳民法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命董福祥“御夷，当无敌”。他们坚持招抚、宣战。光绪帝和许景澄等人则认为，甲午之战敌一国尚且一败涂地，今敌八国，战必败。他们说，人心徒托空言，“□益乱耳”，“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义和团》第一册，第十三页），因而极力主剿主和。载漪等人的言论，貌似爱国爱民，可惜骨子里包藏着争权夺势的祸心。光绪等人的主张虽然不无合理之处（如不攻使馆），但他们在八国联军逼近京畿、国家民族已经处在生死边缘的时候，还一味求和而不思抵抗，主张杀团民以谢洋人，显然是与中国人民的愿望和中华民族的利益相违背的。
在御前会议期间，权迷心窍的载漪摸透了西太后的内心秘密，为了促使西太后决心宣战，乃编造了一个列强要求她“归政”的照会以激怒西太后。“归政”照会虽系伪造，但事出有因。自戊戌政变后，列强要求归政之说，时有所闻。（就在御前会议进行之际，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六月十八日向列强公使提出：“必先将皇太后迁徙他处，而使皇上复辟”（《义和团》第三册，第二二九页）。英国侵华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也于十九日发表文章说：“希望把光绪帝扶起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执政）之上”，等等。）正因为有这个历史的瓜葛，所以西太后一见伪照之后，极端的权力欲和猜疑心激起了她对列强郁结已久的不满，一时肝火上升，竟不查询虚实，乃于十七日的御前会议上表明宣战决心。伪照是历史的偶然性。然而，这个偶然性，却使犹豫中的西太后加速作出了宣战的决定。
然而，西太后毕竟是狡猾的老狐狸。她目睹朝廷上下主和的官僚为数颇多，又想到不管宣战还是善后都需要这帮人的支持，再看到依靠后党官僚和义和团打败八国联军也缺乏把握，心中亦有所顾忌。鉴于历次战败的当事人，都受到朝野的责难。因此，为了既可以摆脱日后可能受到的指责，又可增加当前宣战的力量，她虽然已经表态宣战，但仍然继续通过会议商讨，以取得主和派的支持。十九日，大沽沦陷的消息传来。一方面，它直接威胁着清政府的生存，西太后不能不惊恐而思防御。另一方面，正好以此为借口，可以振振有词地挡住主和派的反对。于是，孤注一掷，决心宣战。一个参加御前会议的官员在评述清廷决定宣战这一事件时说：“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借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义和团》第一册，第五○页）。这个分析是符合事实的。这样，在十九日的御前会议上，西太后迳自决定宣战和招抚。西太后还不顾许景澄等人的极力反对，不顾国际公法，决定攻打使馆。他们盘算着“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义和团》第一册，第五○页）。宣战的丑恶用意昭然若揭。
二十一日，清政府同时发出三件有关宣战和招抚的上谕，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并在“慷慨以誓师徒”的同时，又把义和团“招集成团，借御外侮”，还分别采取了若干措施。
西太后决定宣战，是出于小集团的私利，而且很快变了卦，这是明显的事实。然而，宣战本身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军民抵抗八国联军的斗争。当时，地主阶级中的爱国者和部分清军官兵，都积极地投入了这次卫国战争。他们或参加义和团，或与义和团联合作战，或单独抗击侵略军，为保家卫国甘洒一腔热血。就是一些高级将领，如副都统凤翔、提督聂士成、统领崇玉、全德等人，也战死沙场；黑龙江将军寿山、巡阅长江水师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直隶总督裕禄等人，亦因战败自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宣战的号召和组织下进行的。没有宣战，清军如此大规模地参加抗战是不可能的。
清王朝宣布招抚和宣战之后，义和团接受了招抚，这是它“扶清灭洋”的必然结果。当时，义和团普遍树起了“奉旨灭洋”旗帜；除山东以外，北中国其它地区的义和团大都向清政府挂号，接受其统率；京津地区的义和团向清政府领取部分给养和武器。在京津，义和团在官府的统率下，担负或和清军共同担负把守城门、衙门等任务。形式上出现了官民联合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的人数和声势迅速发展，然而也就在这种联合的形式下，义和团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被清政府严格控制起来了。
三、改抚为剿，改战为和
清王朝宣布招抚和宣战不过三天，即六月二十五日，就来了个急转弯，改抚为剿，改战为和。义和团运动则从此走向低潮，承受着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的厄运，乃至失败。
清廷宣战之后，在形式上它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一致的，然而，清廷和义和团反帝的立场、目的是迥然不同的。而且，它们之间在阶级本质上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清廷进行招抚只是为了利用义和团的权宜之计，而非真正支持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清王朝和义和团的矛盾并未因招抚与接受招抚而消失，只是暂时地有所缓和而已。清王朝与列强虽然有一些暂时的矛盾冲突，但是它们相互依赖，亦即清王朝需要列强的支撑，列强统治中国需要清王朝作为它的代理人，却是它们之间的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清廷对列强宣战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不是真正的对峙。
正是在上述情况支配下，西太后的清政府在宣战招抚之后，遇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这些情况促使西太后迅速改抚为剿，改战为和。这些新情况约略有下列四端。
第一、招抚之后的义和团迅速发展，清王朝害怕无法控制而招致自身的毁灭。西太后说过，招抚的原因是害怕“即刻祸起肘腋”，“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确有“祸起肘腋”的危险。但义和团之所以能够进入北京，“蔓延已遍”，有西太后自身招引的重大因素，即所谓“因而用之”的原因，并非义和团主观力量所能达到的。然而，事物的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往往走向预想的反面。在“因而用之”以后，这个“祸起肘腋”的危险，却有增无减。因为，招抚以后的义和团，它以合法的地位，更加大量地涌进北京，在北方各地的发展也很迅猛。由于阶级本质的对立，尽管清王朝派员统率，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种控制鞭长莫及，势难在一个短期内全部控制起来。　于是，在北京有的团民“专杀自如”，使得统带义和团的王大臣“不敢问”，“不能作主”（《义和团》第一册，第十五、二七二页）。如果说，北京城的义和团被控制最严，尚能“专杀自如”的话，那么，其它地区的义和团也就更有可能“专杀自如”了。随着事物的发展，各种矛盾会更加充分暴露，变“扶清”为“扫清”，揭竿斩木的局面是不难出现的。这样，“祸起肘腋”的危险性比招抚前就会更加增大。与此同时，权欲熏心、急于当太上皇的载漪，利用义和团之力，胡作非为，乃至通过其控制的义和团传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直到急急忙忙率领团民进宫“大有弑君之意”（有一些论着，把义和团要杀“一龙”云云作为义和团反清的史实。误。此事乃载漪等利用义和团进行宫廷政变的一个阴谋。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义和团“以仇教为名，至斥上为教主。太后与载漪谋欲引以废立，故主之特坚（指招抚义和团）。匪党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愿得一龙、二虎头”云云。一龙，指光绪帝。又参见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罗□□的《庚子国变记》、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和《景善日记》等书记载：六月二十五日，载漪、载勋等率领六十多名团民进宫，“查验二毛子”，“几及圣躬”，“大有弑君之意”，光绪帝“□□危惧”。毕竟西太后老练，她害怕这样鲁莽行事，没有“什么上下规矩”了，可能会招致大风波，乃立即制止，并杀二十多名团民。她说：“废皇上一事”，她“自有权衡”，不可胡来。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由于光绪支持过改良运动，有点“洋味”，载漪则以此为幌子，利用和通过其控制的义和团散布要杀“一龙”云云，目的在于要废黜光绪，这显然，与反清无关。而当时天下臣民都知道西太后临朝，光绪不过虚有其名，如果说反清的话，却不反西太后而反光绪，岂非怪事。再次，杀“一龙”云云，只在义和团被载漪控制的北京出现，其它地区未见此种口号，也可见，它只是载漪等人的阴谋，并非反清。）。西太后和载漪在小集团的利害关系上是一致的，然而，西太后是玩弄反动政治的老手，嗅觉灵敏，而且她处于清王朝的当权地位，必须从整个政局着眼，因此，她面对着载漪的孟浪，害怕他们继续胡闹会带来恶果。这就不能不使西太后担忧而另谋对策。
第二、宣战之后，主和派的内外臣工进一步勾结，给西太后施加压力，反对载漪。攻打使馆甫经开始，荣禄和奕□就进行破坏，他们命令其所属清军“猛烈”击杀攻打使馆的团民，并极力阻止、破坏甘军与联军对阵。决定宣战的当天，荣禄就私告李鸿章说，对宣战谕旨“不必”重视，他“正同汉族总督合作并反对端王”（《英国蓝皮书》，《关于北京事件的补充函件》，一九○一年中国第二号、第二二二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则声明宣战上谕乃“矫旨”，“断不奉”。二十三日，清廷收到彼等接连两道坚决反战反抚的电奏。刘坤一、张之洞并建议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议和。驻日公使也电奏请和请剿。袁□等主和派虽然叹息这些来电已晚，“已不及事”，但却从中得到了鼓舞，到处游说“先清内城”的团民，“以安民心”，建议把团民“导使随（甘军马玉□）往津御洋兵”，借联军之枪杀戮团民，又可以防止“日久必生变”之患（《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四一页）。李鸿章更以“粤民呼吁攀留”为由，拒绝西太后十六日电召其进京。李鸿章迟不北上，原因很多，但他却以要“略知宗旨，但能有益”，始肯北上进行要胁。所谓“宗旨”者，乃是要西太后转战为和、转抚为剿之意。二十六日，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迳自背着朝廷与列强在沪议立“东南互保”章程。这批西太后长期依靠的干城，竟然如此胆大妄为，不能不使西太后担心“众叛亲离”。
第三、事实表明，列强并未要求西太后“归政”。联军占据大沽后以及在此前后的声明，都说只是与阻挠援救使馆的人作战，甚至声称出兵是为了支持清政府和义和团作战。就在开始攻打使馆之后，英国公使还通过肃亲王对清廷说：“所有各国驻北京使节的任务是要维护同中国政府的友好关系，英国以及我知道的其他国家对中华帝国的完整都不怀有任何图谋。”（《英国蓝皮书》，《关于北京事件的补充函件》，一九○一年中国第三号，第一件的附件。）随后，各国表示，“如中朝声明沽口开炮并非奉旨，各国或不作为开衅”。而所谓“归政照会”，袁□在当天就认为是“妄诞不根，荒唐无据”（《义和团》第一册，第三四○页）。持此看法者，满朝文武之中，不乏其人。作为久历政治风霜的西太后，在一阵狂怒之后，冷静下来，是不可能不认识其中真伪的，只是鉴于面子，不便公开承认罢了。
第四、宣战之后，西太后曾幻想一战而胜，收复大沽。胜而后和，可以抬高一下身价，可以捞回一点“家务”自主之权。无如事与愿违。大沽没有收复，攻打使馆毫无进展，天津战事既趋剧烈又无进展，而八国联军却源源而来。战败之兆已经呈现，鉴于已往战败后的窘境，西太后不由得不寒而□。
由于上述情况的出现，西太后权衡利害，认为危及清王朝命运的是义和团而不是列强。于是这个一向抱着“防民甚于防寇”宗旨的西太后，她“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只是“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才宣战的。而今事过境迁，“火气一过”，“也就回过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与此同时，她“心下早明白”，义和团“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于是她就“一面稍稍的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方又大段的制住他们”（《义和团》第三册，第四三八、四三六页）。六月二十五日，西太后声明宣战“非意料所及”，招抚乃“剿抚两难”所造成的。二十六日，把李鸿章、刘坤一等主和主剿的主张说成是“老成谋国之道”。紧接着，直接向列强请求议和，并保证“相机自行惩办”“乱民”以求列强“深谅”。宣战、招抚局面从此也就颠倒过来了。
招抚宣战政策虽已改变，但是西太后害怕这个突然变化会激起义和团和人民群众的反抗，影响其王朝的安危。而不敢即行公布。但是，她却在招抚的外衣下，加紧对义和团进行瓦解、控制和借故屠杀，及至北京沦陷后，改抚为剿的政策才逐步公开化。当时，义和团在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下，力量急剧下降，失败已成定局。九月十四日，清朝政府正式撕下招抚诺言，把八国联军入侵，无耻地说是“祸端肇自拳匪”，要对义和团“痛加□除”。招抚政策彻底结束。由于西太后的大叛卖和中外反动派的共同剿杀，义和团运动悲壮地失败了。一九○一年一月，议和大纲成立。西太后无耻地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从此，清王朝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了。而人民则在“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旗帜下，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阶段。
四、义和团扶清
关于义和团对待封建制度和清朝统治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牵涉到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的问题。已往，有的着作把它说成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事实并非如此。革命，是指改变生产方式，或者以进步的政权代替反动的政权而言。而义和团对此毫未触及。有的同志认为，反帝就是革命。这种看法未必确切。古往今来，各个国度都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包括战争），这是保卫祖国独立和民族利益的斗争，它与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清王朝是代表国内的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而义和团起义既不改变生产方式，也不推翻清王朝，这又怎能称得上革命呢？因此，义和团运动只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以它自己的行动表明，它对清王朝的态度在一九○○年九月以前就是扶清。分析义和团对清王朝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对“扶清灭洋”这个口号的分析。
一八九八年十月，义和团提出了“扶清灭洋”口号。在此稍前的两三个月，四川和湖北人民在反洋教斗争中也提出了类似口号（《格致益闻录》第四四号，《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六年第一期，第一一五页。按：不少书刊都说一八九八年，义和拳改“反清复明”为“扶清灭洋”，但都未注明材料出处，是否有此变化，尚待探讨。）。它说明，义和团提出这个口号绝非偶然，而是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深灾大难的反映，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社会最主要矛盾的表现。它表现了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愿望，是当时国内各族人民要求团结起来抵抗外侮，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选择。
在近代中国，清政府逐步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支柱、附庸和走狗。所以，就“清”与“洋”的总体说来，“扶清”与“灭洋”在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的普遍性。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事物的发展过程是逐步的，有它的特点，即特殊性。“扶清灭洋”口号不是把清王朝当作列强的附庸来打倒，而是把它当成列强的对立面加以扶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这种特殊性的反映。正如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所指出的：“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一九○○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述是深刻的。因此，“扶清灭洋”这个口号乃是民族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这种特殊性的表现。
“扶清”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义和团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了的。
自从义和团提出这个口号之时起，到清王朝宣布结束招抚之日止，义和团对于列强始终是主动进攻，坚决抗击。而对于清王朝则只是被动抗拒，而没有主动进攻（有三件资料通常被引用作为义和团反对清廷的依据。不当。一、杀“一龙，二虎，三百羊”，已见上文。二、“攻打北京”。依据是蒋楷在《平原拳匪纪事》所说的：“计诱朱红灯、本明和尚，致之省。起出私书数十通，中有明年四月初八攻打北京”。其说显然不确。1、在档案《拳匪朱红灯滋事卷》中，直接捕捉朱红灯的马金叙、吉灿升等人的多次禀报中，以及毓贤亲自审讯朱红灯的上奏中；均未提及此事。此种大事，马金叙等是不敢也无必要隐瞒的。2、朱红灯被捕前和少数人往返于博平、平原等地攻击教徒，“抢劫”财物，因“分赃不均”，“被同伙砍伤”，独自一人隐藏在博平县花园寺被捕（不是“计诱”），按此情况，朱红灯不可能携带很多东西，更不可能携带几十封书信。3、当朱红灯被捕时，蒋楷已被革职，未参与这次“缉拿”，岂知其中情况。蒋楷云云，不过为其剿杀有理，革职无理而辩护的瞎说。三、把朱红灯（朱逢明）、本明和尚（杨天顺）的名字说成含有“反清复明”之意。此说，源自蒋楷和支碧湖的小册子。然而，一、当朱红灯、本明和尚在没有参加义和拳时就是使用这个名字了。二、档案和调查都无此说。而且，“反清复明”之说，在义和团起义过程中也并未发现。因此，根据名字的巧合，去分析“反清”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实，似有强拉硬扯之嫌。）并且还予以“扶”、“保”、“助”。下列事实，足资说明。
第一、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年秋，义和团发出的揭帖基本上是反对列强和洋教的，针对清王朝的有“大清亡，中国强”这类词句，可说是绝无仅有，而更多的是扶保朝廷的话，如“洋鬼子，全平完，大清一统太平年”；“我皇即日复大柄，义和团民是忠臣”；“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君非桀纣，奈佐非人”等等。甚至在诫条中还有“勿违朝廷法”的规定。至于旗帜上更是“奉旨灭教”，“奉旨灭洋”，“扶清灭洋”一类“扶清”的东西。应当承认，在不少揭帖中有反对赃官污吏和卖国贼的词句。然而，这不能和反对清王朝，反对封建制度相提并论。这类词句，统治阶级和它的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它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它自己也可以这样喊叫。
第二、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并在清政府以抚为主的政策的影响下改“拳”为“团”，树“奉旨灭洋”的旗帜。
第三、从武装冲突来看，沙柳寨之战，平原之战，涞水之战，芦保、京津铁路沿线之战等较大战斗，都是清王朝官员发动剿杀，义和团只是被动抗拒而无一是主动进攻的。
第四、不打官府，不占城据地，不杀官员（个别“二毛子”官员例外），就是数万团民云集涿州，也不杀官夺印，这种情况在农民起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怪事。在接受招抚之后，接受官府的统率，甚至充当载漪、裕禄等人的卫队。
可见，“扶清”并不是策略，而是义和团的政治纲领。义和团运动是自发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没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没有完整的全面的纲领和方针，也没有步调一致的战略战术。它的组织、活动形式、作战方法等都是原始的。“扶清灭洋”只是笼统的、一般性的纲领。这个口号的提出与普遍推行，只是农民的直观感受（当然，有清政府政策的影响，也不排除地主分子，为了把义和团运动纳入他们理想中的既扶清又灭洋的轨道而鼓吹它），主要是从直接危害他们切身利益的洋教、洋人、洋货、洋租界、洋码头、洋铁路、洋电线、洋船等等而形成的，或者说简单地把“洋”与中国对立起来而形成的，而不是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清王朝依附于列强的本质而提出来的。然而，这个口号却不自觉的反映了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诸矛盾中最主要矛盾这个客观现实。如果说，“扶清”是策略的话，那就是说，从义和团提出这个口号之日起，就有着比较周密而长远的纲领、方针和步骤。而这，又必然是建立在对清王朝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有着科学的认识，自觉地利用清王朝部分当权者和列强的某些矛盾冲突，作为“灭洋”的一种暂时性的借助力量。在当时的条件下，义和团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高的科学认识水平和高度的领导艺术水平，能够如此高瞻远瞩地提出这样策略方针来。如果说，“扶清”确是策略，义和团确有那样高的水平，那么，当它进入京津，运动进入高潮之际，随着力量的空前壮大，　斗争经验的更加丰富，在清王朝宣战和招抚的新的形势下，那就理应提出更进一步的、更有策略意义的方针来，以扩大和发展自己的力量，预防和抵制清王朝的叛卖，从而把反帝爱国运动推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义和团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来。因此，把“扶清”说成是策略，就有点把义和团拔高了。诚然，在一张揭贴中，有过“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的词句，单从这句话来说，把“扶清”说成是策略是可以的。然而，类似这种揭贴，是绝无仅有。我们不能抛开总体以个别事例来下结论，更不能离开事实来下结论。所以，从整体来看，“扶清灭洋”就是“扶保”清王朝，共同“灭洋”，而不是策略。
“扶清灭洋”口号既有它的积极面，也有它的消极面。
众所周知，义和团的兴起和发展是迅速的，其原因除了人们普遍痛恨外国侵略之外，“扶清”这个口号确实减少了来自统治阶级的阻力，并且对于吸收广大人民群众以及许多爱国的地主官吏、清军将士到斗争行列中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当它勃起于山东，官府对它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是和它“扶清”分不开的。当时有人评论这个口号的作用时说：“一以号召人民，一以抵塞官府”（《义和团》第三册，第三七三页），这是有道理的。唯其如此，许多统治阶级人物认为义和团不是“谋乱”，而是列强侵略使得人民“久已痛深骨髓”，“民间不堪其苦”，才“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捍卫身家”的。所以，他们认为“一味将就洋人，以为非痛加剿洗不可”的方针，“万不可行”。对统治阶级中这一部分人来说，要他们既“扫清”又“灭洋”，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扶清灭洋”却是能够接受的。因而，他们对于义和团运动，表示了同情、支持乃至参加斗争。
然而，这个口号的消极面，特别是在义和团接受招抚之后，也是不应低估的。首先，它麻痹了团民和人民群众，使之对清王朝存在着幻想，对它放弃了警惕性，终至被清王朝所出卖，出现历史的悲剧。这就说明，“扶清”和接受招抚没有达到和清王朝共同“灭洋”的目的，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其次，由于“扶清”而接受招抚，被后党所利用，成为他们夺取权势的工具。再次，这个口号，并不是所有的爱国者都能接受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所以不能和义和团一道斗争，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不同意这个口号（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一些人，“主张乘时游说拳党首领，使改‘扶清灭洋’旗帜为革命排满”。一九○○年六月，秦力山曾赴天津与义和团联系，“痛陈利害”，请改口号，义和团首领拒不同意（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八六页）。）。
列宁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四六页）义和团的“扶清”以及由此而接受招抚所带来的危害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不会”揭示出以西太后为首的后党政府的言论、声明是代表他们的阶级利益，结果成了“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
当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义和团高举“扶清灭洋”大旗奋起反抗，统治阶级中的不少人也要求抗战的历史关键时刻，西太后及其后党为其私利，利用这一时机而招抚和宣战。他们主抚、主战和李鸿章等的主剿、主和，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他们谁也没有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生存着想，谁也没有支持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他们对于义和团和列强的态度，主张虽异，口号不同，但是不管是那一帮，对于义和团都是要镇压要消灭，不同的只是立即镇压还是伺机镇压的问题。对于入侵的帝国主义列强，他们都是妥协求和，不同的只是立即求和还是达到小集团的废帝立储目的之后再妥协求和的问题。他们两派之间目的一致，只有策略手法和选择时间的不同而已。至于义和团在“扶清”和接受招抚时所出现的主要错误，则是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所造成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具体地说，就是义和团基于农民小生产者的认识，缺乏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导。而且义和团还是由农民中间落后的秘密宗教白莲教所组织和发动的，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然而，义和团以纯朴的爱国感情，英勇奋战，视死如归的反帝斗争精神，却是感人的，永彪史册的，它极其有力地唤起和推动人民群众继续进行反帝斗争。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