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灭洋”口号的提出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义和团-“灭洋”口号的提出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灭洋”口号的提出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伟大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学术界一直较为重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1980年至今，全国义和团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已开了四次，论文发表数百篇；对许多重大问题，如性质、作用、历史地位及其口号源流等问题的研究是很有成绩的。但是，对于义和团到底兴起于何时，却很少有人深究。当时人把它叫做“庚子之变”，好象义和团运动就是1900年一年中发生的事。后来人们把时间向两头延伸，上限划到1899年10月山东平原朱红灯起义，朱红灯就成了义和团初期的代表性的领袖人物。最近较流行的说法，是义和团起于1898年10月直鲁交界冠县赵三多起义，同时对“朱红灯是义和团初期的主要领袖”说提出了异议，如戚其章同志的《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及《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见《光明日报》1983年1月26日。）两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此外，以后又有人提出1895年说（刘晓焕《试论登莱青义和团》（见《山东史学集刊》总第9期）和河北省威县编《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第9页）皆提出1895年为义和团运动兴起说。）、1894年说等，但都没有展开论述，未能为人们接受。我是主张1894年说的，我认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完全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我的根据有三：一是“灭洋”口号的提出，二是以灭洋为宗旨的大刀会、义和拳组织的出现，三是灭洋活动的开展。
一、“灭洋”口号的提出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之一
“灭洋”是义和团运动贯彻始终的基本政治口号。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地区提法有种种变化，如开始是“兴华灭洋”（“兴华”含有反清的意义。因为在历史上“华”与“蛮夷”是对立的，“兴华”意味着“反满”。直到孙中山的同盟会，还把清朝看成鞑虏，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做政治纲领。由反清秘密社会发展来的义和团，起初提出这样的口号是合情合理的。），后来叫“扶清灭洋”（有的地区叫“助清死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等），最后又是“扫清灭洋”（有的叫“灭清剿洋兴汉”等等），变化是多而大的；但这些变化，只是对清政府的，也就是说，义和团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斗争阶段，对清政府的态度，是根据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消长而有所不同的。但是“灭洋”的宗旨则始终不变。这说明“灭洋”口号与义和团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也是如此。近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爱国斗争并不是从义和团运动开始，而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就开始了的。但那时的斗争，除了象三元里抗英那样的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以外，主要的是反对洋教的斗争。这个斗争，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群众与洋教士小型的冲突开始，经过六七十年代以官绅为主要组织领导的驱教尝试，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形成以群众或会党发动领导的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前后半个多世纪，但都没有提出“灭洋”口号。在反洋教斗争中，人们只是把洋教视为“异端”、“邪教”、“鬼国人”，要加以驱、除、逐、灭，并没有把它同整个资本主义的侵略联系起来，当成一个整体——“洋”来加以反对。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认识和反抗斗争的低级阶段。这个阶段人们通常叫做反洋教斗争，其口号可以用“驱教”概括，和“灭洋”还挂不上钩。
“驱教”和“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爱国斗争过程中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灭洋”比“驱教”进了一步。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已大大加深，已经进入了把侵略者当成了一个整体——“洋”来加以反对，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反抗斗争，彻底加以消灭、驱逐的阶段。因此，“灭洋”已不是“驱教”所能概括得了的，它已是含有一定自觉的（不是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只是程度上的）斗争口号和斗争阶段了。这样的口号单纯的反洋斗争是提不出来的，只有民族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有了一定程度自觉反帝意识的反帝爱国组织才能提得出来。这样，“灭洋”口号就和义和团（开始叫大刀会、义和拳）自然联系在了一起，成了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标志之一。“驱教”与“灭洋”的契合点就成了义和团运动的起点。
那么，“驱教”和“灭洋”的契合点在哪里呢？“灭洋”口号是何时何地由谁最早提出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已有不少文章论述，但意见很不一致。
一种意见认为，是1898年10月鲁西北义和团提出的。如廖一中等编《义和团运动史》说：鲁西北义和团于1898年10月在冠县蒋家庄最先提出了“助清灭洋”的口号（87页）。其他还有一些论者也坚持这种观点。
而较流行的一种意见认为是四川大足县余栋臣提出的，如陆景琪在《义和团在山东》一书中说：“1898年春，四川大足县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就打起‘顺清灭洋’的旗号”（第52页）。吴思鸥《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张力《“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诸文都持此说。隗瀛涛在《第一个提出“灭洋”口号的余栋臣》（见《文史知识》1982年第11期。）一文中对此观点作了专门论述。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四川大足县也不是最早的。早在1896年曹县大刀会的团规中就有“灭洋人，杀脏官”的条款，这实际是“扶清灭洋”口号的前身（杨桦《义和团运动的前奏和先驱》见山东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论丛》第45页。）。李宏生《毓贤与山东义和团》（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一文也坚持此说。
然而最新的意见认为是1894年甲午战争前期由鲁西南大刀会提出的。王如绘《甲午战争与山东大刀会的兴起》（见《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戚其章的《“灭洋”口号的由来》（见《光明日报》1985年5月1日。）二文，用最新发现的材料论证了此说。我认为此说很有道理。首先是材料确凿无误。《光绪年奏稿》中有一件反对甲午议和的奏折说：“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颖亳各地，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折末虽未录奏官姓名，但时间却写得十分明确：“光绪二十（1894）年九□日”，据翁同和日记，在甲午战争初期，慈禧太后于八月二十八初露议和端倪，上奏反对议和折在九月，时间完全吻合。“道路传闻”的“兴华灭洋”口号传到奏官耳中，写入奏折，需要一段时间，肯定它的提出在九月以前。其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既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起点，也是由“驱教”到“灭洋”的契合处，此时出现“灭洋”群众组织，并提出“灭洋”口号完全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甲午战争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相对甲午战争以后，资本主义侵略程度是较轻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相对浅些，没有也不可能把宗教侵略和整个资本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看做一个整体，反洋教斗争往往是孤立的、局部的。而这些分散孤立的斗争，有些是群众自发的，没有组织领导，有些是官绅出于维护道统的目的进行的，这就限制了认识的提高和斗争的发展。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军事上一败涂地，结果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直接损害着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震动着人们的心灵，空前加深了民族危机。在这一重大历史事变面前，经过五十多年反洋教斗争，有着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中国人民，终于惊醒了，开始觉悟了。他们不仅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某些本质，同时对清政府的腐败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种认识虽然还仍处在感性认识阶段（农民阶级当时对社会是不可能有理性认识），但是较之反洋教斗争阶段是大大提高了一步，他们的“兴华灭洋”斗争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有一定自觉（非理性程度的）的行动。这是一个飞跃。含有一定反清意味的“兴华灭洋”口号的提出，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人民群众认识的这一飞跃和斗争水平的提高。第三，群众性“灭洋”组织的出现，是“灭洋”口号提出的群众组织基础，当时是不是有“灭洋”的群众组织呢？据《光绪年奏稿》中说的“伏莽欲动”来看，这种群众组织是存在的，只是潜伏地下，未便公开而已。这些潜伏地下“欲动”的“伏莽”是什么组织呢？是不是鲁西南大刀会呢？如果是，那么就可以肯定，“灭洋”口号是首先由大刀会提出来的，大刀会也就可以算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了。下边就谈谈这个问题。
二、大刀会、义和拳等是义和团本来的名称和基本组织形式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大汇合，它是由以秘密宗教和拳术团体为主的各地不同的反帝群众团体构成的。开始它们并不叫义和团，如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义和团的三大组成部分，鲁西南叫大刀会，鲁西叫神拳（也叫大刀会和义和拳），鲁西北叫义和拳（由梅花拳分化出来的）。一般秘密宗教拳术团体，总是以“教”、“会”、“道”、“门”命名，没有叫“团”的，因为“团”是“乡团”、“民团”、“团练”等地主武装通常用的名字，与反抗的群众组织水火不容。直到1899年4月义和拳才首次用了义和团的名称，之后在全国流行起来。
那么，义和拳为什么要采用义和团的名称呢？这与义和拳改“反清灭洋”口号为“扶清灭洋”一样，是根据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和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采取的具有策略性的行动。
甲午战争以后，到1896年，中国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从1897年11月德占胶澳开始，到1898年春，俄占旅顺，英占威海，法租广州湾，来势汹猛，中国有被豆剖瓜分的危险。民族危机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岌岌乎殆哉”的形势面前，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切不甘心亡国亡种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和个人，无不亟思挽救之策，起而与侵略者斗争。就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了一些分化。一部分有爱国心的官僚绅士（当然有些是守旧派），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反帝爱国斗争，对反教灭洋的拳会组织，采取了抚绥政策。如山东的三任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可谓其中的代表。他们在民教斗争当中，不仅经常站在人民一边，屡屡公开指斥洋人、洋教士的种种不法行为，认为“民教积不相能”，皆由洋人教士和教民“贪诈凶横，一味依势凌人，欺压乡民”（《教案教务档》第六辑〈一〉第454页。）所致，民众的反抗是被迫的、自卫的、正义的，劝戒朝廷不要为洋人浮词所惑，对人民不要一味镇压，而应当核查实情，依法惩办无辜杀人放火的洋人凶犯：而且，对拳会的反洋教斗争常常给予明里暗里的支持，甚至公开向朝廷提出：“民可用，团应抚”；认为“当此时局艰难，外患纷沓之际，当以固民心为要图”（《筹笔偶存》第45页。）；建议朝廷应“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5页。），也就是要收编各拳会作为反侵略的依靠力量。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可以利用的矛盾和可以通过妥协与官方达成某种程度的联合或默契，以便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外国侵略者的可能。坚持“灭洋”斗争，而又长期受到官军镇压的义和拳，对这种形势的变化，自然是敏感的；他们定会根据丰富的斗争经验，为壮大“灭洋”力量，扩大联合战线，避开或减轻来自官方的压力和干扰，更好地进行驱逐侵略者的斗争，而采取适当策略措施的。这一点，从最先采用义和团名称的鲁西北赵三多改义和拳为义和团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据有关材料和有人最近考证，赵三多于1899年4月首先借用了义和团的名称（威县编《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第49页。）。
直鲁交界的赵三多义和拳，原叫梅花拳，历史很久，且有“灭满兴汉”的斗争传统。洋教侵入以后，1887年在冠县梨园屯与民争地建堂发生“庙产争端”。1892年赵三多参与了进去，一边反洋教，一边坚持“灭满兴汉”，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对抗。就是1895年，反洋教斗争从“驱教”转变为“灭洋”阶段，赵三多为了进行“灭洋”，与其他师兄发生分歧，因而从梅花拳中分离出来，成立了义和拳之后，也还是“匪唯仇教，势且抗官”（《威县志》。）。在此之后（1896年）赵三多义和拳中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叫朱九斌，一个叫刘化龙，还各自称是朱明与刘伯温之后，仍宣传“反清复明”（《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4页，第12页。）。这样，他们就两面作战，腹背受敌，反洋教斗争，总因遭到官军镇压而失败。1898年10月赵三多起义以前，接受教训，为了减轻官方压力，集中精力“灭洋”，力排“灭满兴汉”主张，打出了“助清灭洋”的旗帜。但是起义还是因遭官军镇压而失败。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动了更多的脑筋，采取了新的策略措施。因此，当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的时候，四月初八日，赵三多在正定县大佛寺召集各路拳场主要头领开会，讨论的问题就是如何壮大灭洋力量，扩大反帝联合战线。这时，毓贤“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已经提出，用“团”这个名字肯定能为官方接受。可巧直隶威县有个乡团叫义和团，与义和拳只有一字之差。这样，他们就借用来托名义和团了（张守常《梨园屯教案与义和团运动》见《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
由此看来，义和团作为反帝组织的名称，出现在义和拳之后，而且只是义和拳的托名，是形式，不是本质。从本质和内容上看，义和团运动应当是义和拳运动。因此，义和团名称的被采用，不能做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标志。
那么，1895年，赵三多改梅花拳为义和拳，并且确定了“灭洋”的宗旨，是不是可以作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呢？有人认为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义和团爱国运动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威县编《赵三多和他领导的义和团》第9页。）。此说我不敢苟同。因为组成山东义和团的主力有三支。除了鲁西北的义和拳，还有鲁西南大刀会和鲁西神拳。鲁西朱红灯、本明领导的神拳（也叫义和拳和大刀会），是由鲁西南大刀会传播而来的（1898年刘士端起义和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之后，潜逃的大刀会众才把火种播了去的），因此兴起较晚，无须多述。但鲁西南大刀会兴起较早，应当到大刀会那里去寻找义和团运动的开头。
鲁西南大刀会兴起于何时呢？据李秉衡光绪二十二年（1896）奏称：
臣查大刀会的金钟邪教，由来已久，虽然地方官示禁，根株总未能绝、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乎无处不有（《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页。）同年《登州山东时报》发表一个洋教士的《大刀会起止论》一文云：
近今在山东曹县河南东部诸县、江苏徐州诸县有大刀会，去春始闻，予犹不信，……及至今年春，予传道至其地，见有来往行人多有持红双缨枪者，群目为大刀会，而且公然在单县唱戏四天以聚会友，大约有十余万不止。（《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4页，第12页。）
有人根据这两条材料中的“上年”和“去春”，断定大刀会兴起于1895年春。其实这是不确的。因为李秉衡说的“上年”和外国传教士说的“去春”虽是1895年，但那说的不是大刀会的兴起，而是“传习愈多”和“始闻”。大刀会兴起当在“传习”和“始闻”之前。徐州道阮祖棠经过亲自调查写的《咨访大刀会源委情形折》说的十分具体，折中写道：
臣查大刀会即铁布衫法，乾隆、嘉庆时称金钟罩，目为邪教，严行禁绝。现又起于光绪二十年（1894），其始不过十余人，来自河南归德府，至山东曹县传教。……因之蔓延传习，愈结愈盛。东省最众……共约有两三万人之多（《教案教务档》第六辑〈一〉第150—151页。）。
阮祖棠说的情况和以上两条材料基本相符，大刀会兴起的时间已确定无疑地是1894年，与“兴华灭洋”口号的提出同时。那么，“兴华灭洋”口号是不是由大刀会提出的呢？下文分析。
三、拳会以“灭洋”为宗旨的反教斗争已属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内容
大刀会兴起和“灭洋”口号提出的时间已经确定，那么，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时间是不是可以据此而确定在1894年了呢？还不行。还必须有反帝爱国的行动。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且三者还必须能有机地结合，分离开来就很难成立。如果单讲组织形式，认为义和团是大刀会、义和拳的托名，而大刀会即金钟罩，义和拳又来自梅花拳，梅花拳兴起于明末清初，金钟罩早见于乾、嘉年间。那样追起来就没有了界限。所以必须将三个条件结合起来看。
首先，我们看看“灭洋”口号是不是由大刀会提出的。这一点，我认为是肯定的。
第一，二者出现的时间地点一致：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的鲁苏、豫皖交界地区。
第二，据《光绪年奏稿》“灭洋”口号是由欲动的“伏莽”提出的。这些高举“兴华灭洋”旗帜的“伏莽”是什么人，文件没有说明。但是据查，该地区虽然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盗贼之薮”，但是，能够进行“兴华灭洋”斗争的，却只有大刀会，以后的斗争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样就可以肯定，“兴华灭洋”口号是大刀会提出来的，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大刀会是不是进行了“灭洋”斗争？这一点，也是十分肯定的。
第一，群众的组织发动活动。这是“灭洋”斗争的重要内容。尤其是运动前期，没有群众组织发动的准备，下一步斗争很难进行。《光绪年奏稿》中说的“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很明显地反映了大刀会在暗中活动，用“兴华灭洋”的纲领口号，动员组织群众，开展灭洋斗争。鲁西南大刀会的迅速发展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从前文所引的几条史料看，1894年夏秋间大刀会兴起时只有十来人，到1896年春，一年来时间即发展到数万两三万或十余万人，并且在曹、单的刘庄、火神庙、曹楼等地，多次以唱戏名义集聚会友，曹楼那次声势非常浩大。某洋教士通过亲眼所见估计，大约有十余万人。这个数字不无扩大，显然包括看戏的非会众在内。但它说明大刀会的活动已公开化了。
第二，以“灭洋”为宗旨的反洋教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大刀会的兴起及其“灭洋”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义和团“灭洋”阶段的开始，反洋教阶段的结束，为什么又把反洋教作为“灭洋”阶段的斗争内容呢？这是因这两个斗争阶段虽然有重大差别，但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后者是前者更高的发展。区别不在于反不反洋教，而在于是否把反洋教放在反帝灭洋这个总任务中来进行。义和团在未与外国武装侵略进行对抗（如抗击八国联军）以前的很长一个时期，主要斗争对象是洋教洋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反教斗争，较前一时期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程度也更激烈。这是因为随着帝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洋教士越来越有恃无恐，任意横行的结果。总之，1894年后，“驱教”的阶段结束了，而反洋教的任务没有完成，而且越来越重。反洋教仍是“灭洋”阶段的主要内容之一。
划清了这一界线，我们看大刀会兴起后进行的“灭洋”斗争。如果说1894年大刀会是“伏莽欲动”，尚处在暗中活动阶段，那么，1895年就渐渐公开了，在鲁西南边界地区开始了零星的“打教”活动。与此同时，鲁西北的赵三多义和拳，也开展了类似的斗争。这些斗争与威海人民自发地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与泰安、兖州、兰山、日照以及登莱青地区的非大刀会群众的反教斗争，四方呼应，互相影响，形成了空前未有的斗争局面。到1896年，鲁西南大刀会发展到数万或十余万人，力量准备好了，便公开打出既灭洋又抗官的旗帜准备起义大干了。他们在单县唱戏聚会时公开挂出“替天行道安天下”的标联（《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4页，第12页。）；他们的会规有“灭洋人，杀赃官”的条款（《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并且声言“诛锄西教”，“非毁尽教堂不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页。）。在这个宗旨下，他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教堂、杀洋人的斗争，并终于爆发了1896年5月苏鲁边界的以刘士端为首的大刀会“灭洋抗官”的起义。他们在毁教堂、杀教士的同时，与前来镇压的官军在马良集展开了激战。这次起义被镇压后，他们的会众又潜逃各地继续斗争。次年11月，大刀会在曹言学等率领下，袭击巨野县张庄教堂，杀死德国二教士。此即所谓的巨野教案。这次斗争被镇压后，他们又四散活动，广为传播，将斗争的火种传遍山东各地及周围苏、豫、皖、冀地区。尤其是在鲁西地区，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山东义和团主力之一。当1898年10月鲁西北冠县义和拳起义的时候，大刀会的反帝爱国运动已有四年多的历史，并且有很大影响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冠县赵三多义和拳起义是在大刀会反帝爱国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只是标志着义和团运动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却不是义和团运动的开始。
从以上我们的分析来看，义和团运动的起点不在1898年10日赵三多起义之日，也不在1895年年三多改梅花拳为义和拳之际，而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期鲁西南大刀会的兴起及其“兴华灭洋”口号的提出之时。
【资料来源：《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