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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论纲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阶梯之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早已有之(参看《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近年重新提出却引发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赞成或同情者认为勇气可嘉，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路；反对或怀疑者认为离经叛道，背弃了对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认识。五、六年内，开过两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发表了二百多篇论文，观点往往截然不同，分歧意见涉及洋务运动的内涵处延、总体局部的各个方面，可说是历史学界近年来最热的热门。而且，争辩的势头方兴未艾，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又将在兰州召开。
作为争鸣一方，我愿将自己看法作个集中系统的概述，并试图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
明确洋务运动的内涵是展开讨论的前提。
众所周知，“洋务”一词从“夷务”演化而来，最初专指外交，所谓“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后来扩展到购买洋枪洋炮、外贸、海关、教案以及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等一切涉洋事务。根据“弱国无外交”的认识，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图富强还被认为是办好“洋务”的根本。王韬说：“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园文录外编》第8页。)盛宣怀转述李鸿章的意见说：“今日当务之急，莫若借法以富强。”(《李文忠公全集》卷首第50页。)所谓“借法”，主要指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清朝部分官员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和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设立了若干新式学堂，派遣了几批留学生，建成了一支海军舰队。显然，“借法自强”虽仍说是“洋务”，但实际上并不是“怀远招携”的外交而纯属“富国强兵”的内政了。因此，历史上又被称为“自强新政”。这是整整一代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借取西洋新法，排除种种困难和阻力，从事军事、经济、文化建设的长期、持续的努力。历史学家把主张和推行“自强新政”的清朝官员称为“洋务派”，以区别于反对“自强新政”的顽固派，把洋务派所倡导的这种长期、持续的努力称为“洋务运动”。
可见，“洋务”和“洋务运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那种认为“不应把洋务派的外交活动从洋务运动中抽出去”(《人民日报》1981年5月7日。)，“洋务派都始终把外交活动看作洋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将它的外交活动排除在洋务运动之外”(《河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试论洋务纲领》。)的意见，应视为不明所以的概念混淆。实际上，有的同志所以强调洋务运动应包括外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洋务派的外交是妥协投降外交，有了外交便可以显示“洋务运动反动的一面”(《学术月刊》1983年第一期：《洋务运动总论》。)，从而把洋务运动排除在近代中国进步潮流之外。其实，洋务派所奉行的外交路线并不统一，有惧外妥协、避战求和的，如郭嵩焘、李鸿章；也有坚强不屈、抗敌御侮的，如左宗棠、刘铭传，后者在人数上还大大超过前者，用妥协投降是不足以概括洋务派的外交活动的。如果说，因为外交是洋务派活动的一部分，所以应该纳入洋务运动，那末，洋务派的活动除了外交还有“自强新政”以外的其他内政，诸如镇压农民起义、征收粮税、举劾属员、听讼折狱、科举取士等等，岂不也应纳入洋务运动？这样一来，洋务运动还成其为洋务运动吗？
自然，作为一个时期的历史重心，洋务运动的成败得失，必然和清朝外交及其他内政有所关联，也必然会对清朝内政外交的许多方面发生影响。这些关联和影响可以而且应该加以考察，作为洋务运动的外延，作为评论洋务运动成败得失的因素。但关联和影响毕竟不是运动本身，内涵和外延不能没有界限。所以，至今我仍然认为，“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的提法，并没有修改的必要。
属于内政的洋务运动是什么性质的运动？传统的说法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其实，这个“性”是定得很含混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地主阶级如何挽救自己的危亡，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对“自救”也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说。一种是深闭固拒，像木乃伊害怕接触空气一样，盲目排斥一切外来事物；自然，这是徒劳的挣扎，恐怕不符合“自救”的本意。一种是变法图强，学习西方，结果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使自己“变成资产者”；四十五年前吕振羽同志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解说“自救运动”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一种是卖身投靠，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和仰仗帝国主义的庇护，保持“儿皇帝”的地位，即买办化或洋奴化；反对把洋务运动纳入进步潮流的人一般都持这种看法。我赞成第二种解说，并认为，为了不和第三种解说相混淆，不如说是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改良主义运动或救亡运动更为确切一些。
地主阶级开明派指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士绅，开头主要是两种人：一是略知世界大势，感受到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要求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如冯桂芬、容□等；一是在实践中真切领会到西方确有所长，采纳前者的建议而付诸实施的军政要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过去把这两种人对立起来，给前者另立“早期改良派”的名目以区别于洋务派，实属无事自扰。冯桂芬怀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的“奇愤”，对比反省，指出中国“不如夷”之所在，呼号“自强”。他的《采西学议》和《制洋器议》，实际上成为洋务运动的两大纲领。李鸿章正是接受他的建议创设上海外国语言文字馆而开始其洋务事业的。容□留美归来，怀着以西方的科学文明改造中国的理想。曾国藩在安庆召集全国科技专家上百人研讨“自强”事宜，容□提出首先创设机器母厂的建议得到采纳，并被派往美国购买机器，这就是洋务运动中第一个大型军事工业——江南制造总局的“制器之器”的由来。指出练兵制械只是“袭其皮毛”的王韬，一向被视为洋务运动的批判者，而他自己却说：“曾以指陈洋务为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合肥相国（李鸿章）、丰顺丁中丞（日昌）所赏识”、“迄今所陈，半见施行。”(《□园尺牍》第134页。)完全以洋务派的策士自居。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和认识到确有采用西法之必要的军政要员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发起和推行洋务运动的主导力量。于是，先进的大机器生产被引进来了，随之不可避免的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引进来了。古老的中国于是出现了第一批资本主义大企业，出现了第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现了第一批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地主、官僚、商人。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在孕育中。但是，发起和推行洋务运动的两种人都属于封建阶级人物，军政要员还是上层的封建统治者，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封建主义，并不想触动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根基，主观上还把“借法自强”作为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手段。这就注定了他们的“变革”只是枝枝节节的、改良主义的。
有人断言：“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所奉行的国策。”(《学术月刊》1983年第一期：《洋务运动总论》。)这就不仅无边无沿地扩大了洋务运动的范围，而且连同它的性质也变得不可捉摸了。根据是什么呢？一、据说，导致洋务派首领奕□上台的“辛酉政变”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策动的（但没有任何可资证明的具体事实材料），奕□上台便定下了“联合外夷共讨发捻”的大政方针，曾、左、李等洋务派首领正是在联合外夷共讨发捻的战争中起家的。这些，顶多只能是洋务运动兴起的背景材料。“联合外夷共讨发捻”的罪恶产物是雇佣的洋枪队，它在天京陷落前后便解散了。李鸿章在一八六四年强调指出：“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所以要“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第84页。)可见着眼点不在“内患”，而在于“外侮”。奕□认为，“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是讲求“外洋各种机械火器”的“不可失之机会”，因为“托名学制以剿贼”，可以“不露痕迹”。可见“借师助剿”只是提供了“借法自强”的某些有利条件，“借法自强”并不是“借师助剿”的延长，并不以“剿贼”为主要目标。二、又据说，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也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策动的，证明是一八六六年清政府曾密谕各省督抚大臣讨论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英国参赞威妥玛的《新议论略》。按，赫德和威妥玛先后向总理衙门呈递说词，建议中国举办近代工矿业及交通运输业，目的显然是欺中国贫弱，企图越俎代庖以控制中国的工矿交通。讨论中，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都看出了这种阴谋，于是主张募雇洋匠，购置机器，自己兴办，以期“权操诸我”(《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三，第6页；卷五十四，第2页；卷五十五，第16页。)。显然，这是洋务派对外国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工矿交通的抵制，怎能说成是“按照英国侵略者定下的调子在跳舞”呢？事实上，无论军事工业或民用企业，洋务派是很重视主权问题的。他们聘用外国技术、管理人员都属于私人雇佣性质，注意 “权自我操”的原则，还没有发现哪个企业受外国政府控制的事实。三、还据说，那拉氏是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所有重大的洋务活动都要报经那拉氏批准才能付诸实施，所以，那拉氏是“洋务运动的决策者和指挥者”，是“洋务派的首领”。试问，那拉氏提出过哪一项重大的洋务活动？哪一项重大的洋务活动不是几经驳难、洋务派据理力争并凭借实力才得以定议？应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清朝军政大员中，洋务派只占少数，但这个少数派有兵权，有财力，那拉氏才不敢轻易地违逆他们。李鸿章对比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终极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二，第16页。)如果那拉氏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怎么会发这种牢骚？即以修造铁路为例：一八七四年，李鸿章向奕□提出建议，奕□虽然赞同但表示“无人敢主持”；一八八○年，刘铭传正式陈奏，顽固派群起反对，最后上谕宣布“着无庸议”；一八八一年开平矿务局修了一条运煤铁路，李鸿章走奕□的后门，由奕□出面，到一八八八年才从唐山展修到天津；当李鸿章打算从天津展修到通州时，又遭到激烈反对，计划终于搁浅。那拉氏不得不依靠洋务派以维持清朝统治是迫于势，因而不能不批准某些洋务派的计划，但并非出自本心；以为“批准”就是“领导”、“决策”、“指挥”、“支持”、“推行”，恐怕是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国策”论者花了许多力气、兜了很大圈子，无非是想要说明，洋务运动是“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是清朝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一反动目的而搞起来的罪恶产物”，是“外国侵略者一手扶植起来并直接间接为外国侵略利益服务的罪恶产物”，(《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重评洋务运动》。)从而论证洋务运动是在“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总方针指引下的买办化或洋奴化运动。但整个论述充塞着运动发生的背景、运动发起者的地位、动机、目的，几乎没有涉及运动本身，而且不少是“莫须有”之词。为了说清一些问题，这里需要弄清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处于农民战争渐次平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尚未兴起的“革命低潮时期”。资本主义潮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磅礴于世界，并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商品倾销，在中国人面前显示出它对封建主义的优越性。改朝换代的可能因农民战争的失败而已经失去，亡国灭种的危机却因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紧迫起来。但是，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具有这种时代的紧迫感。社会的底层——广大人民没有可能去接触世界、了解世界。上层人物以及知识阶层，绝大多数对世界也瞢然无知，而且冥顽不灵。四、五十年代，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刺激下而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曾经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毫无反响。历史的惰性窒息着中华民族的生机。
打破这种历史惰性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农民揭竿而起，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着地主阶级顽固腐败势力，给封建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巨大的冲击。为了对抗农民军，最高封建统治者被迫起用地主阶级中比较有见识、有能力的一些人，并给予他们越来越大的权柄。这些人在镇压农民军的血腥战争中，在“借师助剿”的肮脏勾当中，真切领会到洋枪洋炮的厉害以及拥有洋枪洋炮的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长远威胁，于是凭借手中的权柄，积极创办“造船制械”的军事工业，迈开了“师夷之长技”的第一步。如果说，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那末，洋务运动也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副产品。
没有太平天国对清朝腐朽的权贵势力的打击，一贯执行“太阿从不下移”之“家法”的清朝最高统治者是不可能给予“起于草莽、出自行间”的新兴势力以重大权柄的。曾国藩组建湘军从一八五四年起出省作战，但“始终未奉有统兵之旨”，“事权反不如提镇”；直到一八六○年太平军继大败德兴阿的江北大营之后又歼灭了和春的江南大营，清廷才给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随后实授两江总督并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曾国藩才能建立安庆内军械所，开始从事“造器制机”的事业。历史赋予太平天国的任务是：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开明的新王朝，抗击外国侵略而又学习侵略者之所长，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开拓道路。太平天国失败了，清朝没有复没，但“太阿下移”，在曾、左、李主持下把林、魏“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实施，引发了洋务运动。农民战争的镇压者却执行了农民军的“遗嘱”（自然不是完全地、忠实地执行），这是历史曲折发展中屡见不鲜的现象。对此茫然不解，也就无法理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洋务运动的作用是多方面、多层次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首先是维护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规模的、旷日持久的阶级大搏斗中，使力量对比发生倾斜，太平军、捻军等各地农民起义军较迅速地被次第击溃，恢复和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此以后，农民要发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几乎是不可能了。正如张之洞所说：“自发捻削平以来，各省遂无大乱。其实陬筮，边隅，乱萌时有，即如近年热河教匪、甘肃回匪，亦甚披猖，或兵甫集而众降，或锋一交而敌溃。实由同治初年洋枪洋炮流入中华，渐推渐广，官军所用，无论精粗，总系洋械，火器精利，声威震聋。”(《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四十八，第12页。)不过，清朝军事力量的加强也不能完全说成是坏事，它还具有对内维持社会安宁、对外防御外来侵犯的意义。如果没有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就不会有左宗棠的挥戈出塞、收复新疆，就不会有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迫使法国议和，就不会有甲午战争期间的海战、陆战（长期以来史书上把辽东诸役描绘为清军望风溃退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日本侵略军就可能长驱直入、直捣京师。此外，清朝“太阿下移”，渐次形成了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以及由军事工业而民用企业的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暗中侵蚀着封建主义的墙脚，造成了封建主义的掘墓人——资产阶级，这些又都是不利于清朝统治并最终促使它土崩瓦解的方面。
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和文教事业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和军事工业比较，这些企、事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更为完全，它们的艰难成长为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积累着最初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力量。有人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多点少点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反帝反封建，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才能真正发展资本主义。即使承认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也不能成为否定洋务运动的理由。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资本主义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没有资本主义，就不会有比较自觉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更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无到有，正是洋务运动的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有人又说，不能一看到资本主义就唱赞歌，洋务派搞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岂能造福于人民？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有的同志认为是民族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借以区别于外国资本主义。区分外国的、本国的，是不是“只具有人种学上的含义，不具有阶级社会的特点”(《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呢？不，这是从世界的范围来区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洋务企业的经营形式，大体上类似于“地方国营”，资本由洋务派筹措，企业受洋务派控制，也得到洋务派保护，而这些洋务派都是掌握地方实权的“疆臣”。在中国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时候，投资范围无限宽广，根本谈不上什么垄断。因此，我不认为洋务企业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地方国营”的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共同构成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起步的时候，为了保护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洋务企业或民间企业都曾有过经营的“专利权”，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十年专利”，张謇大生纱厂的“二十年中、百里之内”的专利。至于一八九四年李鸿章奏请十年之内以“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为额”，与其说是垄断，不如说是规划，因为纱锭在十三年后才达到四十万，布机则直至清朝复没也没有突破定额。“李鸿章只准自己办洋务，不准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云云，完全是“莫须有”。洋务企业本身就是资本主义，而且是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主体，怎么能同外国资本主义相提并论，仅仅是“在客观上也多少起到了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作用”(《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呢？洋务企业创办之初，吸引了一些地主、官僚、商人投资，把手中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享有一定的社会信誉。上海市场各企业股票价格一般都高于票面额（或实收额）。一八八二年末，轮船招商局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票面额一点三一倍，开平矿务局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票面额零点八三倍，上海机器织布局股票的市场价格高于实收额零点九五倍，上海电报局的也高出零点三七倍。(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13页。)一八八三年因为外国在华银行收回钱庄的短期信用贷款，为争取现金回笼，各钱庄、商号尽量向市场抛售股票，于是股票市场价格大跌，有的形同废纸，从而丧失了社会信誉。那种完全归咎于“官督”、经营不善而使商民“视为畏途”，从而错过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的指责，也是带有片面性的。
不错，洋务运动时期，中外关系并非洋务派所期望的“相安无事”，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但是，难道这是搞了洋务运动的过错？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如缅甸、越南、朝鲜，没有搞洋务运动，却直接坠入了殖民地的深渊！平心而论，我从来不主张过高地估计洋务运动在抵御外侮和收回利权方面的作用，但也不是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前面说过，对外战争和交涉不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洋务运动只是提供了战争和外交的实力，至于战争的胜败，外交的得失，取决于当时的许多因素。总不能说，因为搞了洋务运动，反而削弱了战争和外交所凭借的国家实力吧！事实上，由于军事、经济实力的加强，外国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的状况已经改观，在收复新疆、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清朝陆海军都打了一些漂亮的胜仗；外国侵略者予取予求的形势也有所变化，市场上不再是外国商品的一统天下，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没有丧失一个矿山、一寸铁路的利权，并有效地抵制了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设厂制造的要求。洋务运动没能阻止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趋势，但中国没有沦为殖民地，还是有洋务运动的一份作用的。
洋务运动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局面，使之向资本主义的斜坡滚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从地主阶级开明派中渐次分化出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对洋务派“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维护封建体制，展开了批判。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显示出“自强新政”并不能真正达到臻中国于富强的目标，从政治上宣判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运动于是迅猛高涨，历史从而揭开了新的一页。
总之，没有太平天国，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没有洋务运动，也就没有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客观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相互连续和衔接的。用什么“没有政治上的继承关系”来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恐怕是以逻辑的发展代替历史的发展，这是我期期以为不可的。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名着的《百年来的革命运动》一目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观点，强调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历史学家把这个观点概括为“两个过程”，并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指导线索，却导致了简单化的失误。
一、毛泽东同志讲的是“百年来的革命运动”，自然不包括非革命运动。历史的客观进程并不总是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历史学家把非革命运动统统排除在“重大事件”之外，从而在中国近代史上便只剩下了不相衔接的“八大事件”，割断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二、毛泽东同志主要是从反抗帝国主义的角度立论的，所以用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概括历次斗争，没有也不必具体分析每一次斗争的性质。历史学家也不认真去分析历次斗争的性质，单纯从斗争规模的大小、革命形势的涨落着眼，突出所谓的“三次革命高潮”，从而模糊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前进性。
三、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提法，历史学家便简单地把外国侵略者和中国统治者作为一方，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另一方，把“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两大矛盾简化成“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一个矛盾，从而忽略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复杂性。
于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似乎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包括当权部分和不当权部分）就走着泾渭分明的不同路线。为了证明这一点，三元里抗英示威硬编排“菜农”韦绍光当领袖，抹煞这次运动为地主分子所领导的大量历史资料。在历次对外战争中也着力渲染清军的腐败和“义民”的英勇。其实，将官领导士兵抗敌和士绅领导民团御侮，在阶级性上有什么区别呢？
于是，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统统都是反动派、投降派、卖国贼、刽子手。洋务运动既然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刽子手发起的，自然只能是反动、卖国的“罪恶产物”。实际上，统治阶级当权部分分化出洋务派，正是密闭的封建殿堂出现了缺口，它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个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最主要的矛盾的产物。在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下，要想把资本主义移植到中国，最初不能不依靠那些有实力、有见识的当权人物，然后革新的思想才能渐次扩展到非当权人物、小人物以及工农大众。
于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被概括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使中国一步一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完全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由封建变为半封建，即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本来是向上发展，却被不适当地忽略了。其实，如果没有资本主义，那会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会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一一不断向上的社会经济基础，中国革命怎能具有日益进步的性质并最终埋葬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脱离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去研究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阶级斗争，很容易导向单纯用政治标准去评判人物、事件，并陷入“动机论”、“目的论”，乃至“斗争就是一切”，不分青红皂白。这是应当引以为诫的。
（资料来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5年第2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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