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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和中日甲午战争

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首先是从军事自强开始的。后来，虽然增加了“求富”的内容，但军事自强的目标始终末变。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海陆军人才。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和北洋海军的覆灭，宣告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从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甚至认为，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不是由于别的原因，主要决定于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433页。)。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本文打算就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同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进行一些探讨，以求教正。
一
在认识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同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时，首先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推动洋务运动军事自强特别是进行近代海防海军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防御日本的侵略。
清朝统治集团兴起洋务运动，从根本上讲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但是，在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对清朝封建统治威胁最大的是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清政府办洋务的目的，有对内镇压的一面，但主要是为了抵御外侮。洋务运动是在国内阶级矛盾缓解，海边防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增强抵御外侮的力量而采取的一种对策。正因如此，军事自强才成为洋务运动贯彻始终的基本内容。
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刚开始时，军事自强抵御外侮还是泛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话，那么，从70年代中期以后，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则主要是为了遏制和防御日本的侵略。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扩张活动，是促使清政府加紧从事军事自强活动特别是大力推进近代海防海军建设的最主要因素。
1874年日本制造的侵略我国台湾的事件，是促成清政府开展海防问题大讨论，下决心建立南北洋海军的直接动因。从此开始，中国近代海防海军建设才真正进入发展时期，成为洋务运动军事自强的最主要内容。1879年日本侵吞琉球的事件，对洋务运动的海军建设又是一次推动。清政府再次强调海军应“赶紧筹办”，“先购快船，再办铁甲”，“务使人才辈出，器械精良，以期得力”(《清末海军史料》第110页。)。此后，北洋海军开始购造大型铁甲舰船，迅速走向成军。
洋务派创建新式海防海军的目的主要是防御日本的侵略，从1874年开展海防大讨论以来一直是很明确和一致的。奕訢说：“揣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予之备”，必须“迅速筹议海防，并先为筹防日本”(《沈文肃公政书·遵旨筹商折》。)。后来他又指出，建立南北洋海军都是“隐为防御日本之计”(《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38页。)。内阁学士梅启照指出，日本“擅废琉球”，“窥伺高丽”，企图进而侵我东北，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最为直接，因此，“防东洋尤胜于防西洋”(《洋务运动》第二册，第493页。)。李鸿章更明确指出，日本实“为中国永久大患”。他说：“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清末海军史料》，第24页。)。正是从防御日本侵略，拱卫京畿安全这样一个根本目的出发，并考虑到他日朝鲜“有警，或须派兵应援”，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海防建设中，决定以北洋为重点，首先发展北洋海军，并优先更新驻防华北地区的淮军和练军的武器装备，加强其训练。同时，将防御日本对我国台湾的侵犯，作为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建设和作战的一个重要目的。
可见，抗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扩张，在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特别是建设近代海防海军，主要是为了防御日本的侵略而进行的。这一点，是我们在探讨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同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时应该首先明确的。
二
经过30多年的苦心经营，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取得了较大进展，不仅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进行反对日本侵略扩张的斗争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清政府依靠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力量，多次挫败了日本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
日本侵略势力是1876年开始进入朝鲜的。1882年7月，朝鲜发生兵变。日本随即派兵轮赴朝，企图利用这一事变控制朝鲜。清政府即派丁汝昌率北洋海军3艘兵轮赴朝，并将淮军吴长庆部2千人快速运至朝鲜仁川登陆，进入汉城扣留了亲日的朝鲜大院君李是应，平息了兵变，挫败了日本阴谋。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日本操纵朝鲜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清政府一面派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舰船开赴朝鲜操巡，一面以驻扎汉城的3营装备精良的淮军为主力，迅速击溃了参加政变的日本军队和开化党控制的朝鲜军队，挫败了这次政变。事后，日本国内主战派力主“征韩”，甚至提出与法国联合南北夹攻中国。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认为，日本军事力量不如中国，特别是海军实力同中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没有取胜的把握，此时只宜“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册，第272页。)，而不可与中国开战。日本最高当局也“鉴于情形对它不利，拒绝于1884年12月与中国进行武装冲突”(李清源：《朝鲜近代史》，第71页。)，未敢轻易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第二，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开始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进程，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
洋务运动前，中国在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赖以进行作战的是弓箭长矛、鸟枪抬枪和土炮装备起来的八旗、绿营；是仅有木制快蟹、长龙、舢板、红单、拖罟、米艇等战船的旧式水师；是损坏严重、火炮陈旧不堪的海防炮台。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军队武器装备是极为落后的。
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是中国军队武器装备近代化的起点。由于武器装备的显着改善，到了甲午战争时，中国已经能够动员组织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海陆军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甲午战争时，中国进行海上作战和保护海上运兵线的主要工具已经不是旧式水师，而是当时亚洲第一流的北洋舰队。如果没有这支近代化装备的舰队，中国就不可能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进行规模空前的“世界史上第一次蒸汽机舰队的海战”(藤村道生：《日清战争》，第106页。)——黄海大海战，并重创日本海军5艘主力战舰，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也不可能与威海地区新式海防炮台“水陆相依”，坚持近一个月之久的威海保卫战，给进攻威海的日军以重大杀伤。北洋海军的失败，根本原因不在于装备近代化水平低，而是清政府海防战略的错误。
甲午战争中陆战场上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也是洋务运动中以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淮军和练军。在外购和自制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55页。)。以后，又逐步配备了新式后膛枪，炮队大多配置了克虏伯后门钢炮。90年代初淮军大多装备了来福枪。除淮军外，练军特别是直隶练军在中法战争后也一律改用新式后膛枪。特别要指出的是，由于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厂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中国很快就能仿制出当时世界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如江南制造局1867年建成后，很快就开始仿造前装步骑枪，后来又仿制成后膛枪。1874年仿制成功新式前装炮，1889年仿制成功大型后装炮。就是比较先进的自动火器中国也能很快进行仿造。如1884年马克沁机枪问世后，金陵制造局在1888年仿制成功。1888年德国发明的七九毛瑟枪，1893年湖北枪炮厂即仿造出来。1890年中国还仿制成功五连发枪和120毫米阿姆斯特朗式快炮。无烟火药中国也很快研制成功，从而使中国火药的生产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淮军和练军大大缩短了同西方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以同日本陆军装备大体相当的水平投入了甲午战争，增强了作战能力，收到了重大效果。
1894年7月，面对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清政府即派装备较好的卫汝贵统带的淮军盛字军，马玉昆统带的毅字军、左宝贵率领的奉军和丰升阿统带的奉天练军与吉林练军，共计29营1．4万余人开赴朝鲜，以后又增调淮军、练军20余营入朝增援。由于平壤的失守等原因，它们的战绩长期被忽视了。其实，在平壤保卫战中，大同江南岸战场的马玉昆毅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并获大捷；大同江北岸战场卫汝贵盛军阻止了日军的进犯；平壤城北牡丹台、玄武门战场左宝贵率部英勇抗击，是平壤保卫战中最激烈的战场。玄武门后来虽然失守，但日军尚未能入城，如能坚持抵抗仍然能有所作为。只是由于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率军溃退，才致使日军占领平壤。
平壤失守后，日军分两路向中国进犯。一路越过鸭绿江后进逼辽阳。守卫摩天岭的淮军聂士成部奋力抗击。从1894年11月至1895年1月底，争夺凤凰城至奉天的通道历时近三个月。聂士成部由于装备较好，训练有素，在赛马集、草河口、连山关一线大小作战10余次，重创日军，保住了阵地，收复连山关，击毙日将富刚三造，粉碎了日军进占辽阳并通过辽阳到奉天过年的如意打算。另一路日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后，在进攻金州、旅顺时，受到淮军徐邦道部的抗击。旅大的失陷并不是防卫设施薄弱，而是守将各行其是，作战没有统一指挥。日军在进攻旅顺时，面对洋务运动中建设起来的近代化防御体系，再三调整攻旅方案。日军攻占旅顺时，徐邦道又率军在旅顺北部土城子主动出击，重创日军，是甲午战争中清军在辽东半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1895年1月17日至3月3日，清军先后集中360多个营的淮、练军进行了五次反攻海城的作战，其激烈程度是空前的，日军的伤亡也相当沉重。那种把辽东诸役描绘成中国军队望风而退，一溃千里的情况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没有以近代武器装备起来的淮、练军的抵抗，日军就可能长驱直入，直捣京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就很难坚持七个月之久，失败会更快，后果会更严重。
第三，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业是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军火装备的主要供应来源。
从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建立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先后建立了近30个军事工厂，逐步做到了“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三，《商务》。)。生产枪炮弹药的军工厂，南方以江南制造局为最重要。甲午战争前，共生产各种枪支5万1千余条，炮585门，炮弹120余万颗，子弹393余万颗。北方以天津机器局为最重要。它主要为北洋海军和山东、直隶沿海炮台及沿海守军制造枪炮弹、水雷、地雷，被称为“洋军火总汇”(《李文忠公全书》卷42，第3页。)，是“北洋水陆各军取给之源”(《李文忠公全书》卷63，第74页。)。据初步统计，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中创建的军事工业累计生产了各种枪械8万余支，制造各种火炮2千余门。弹药产量基本能满足清军作战训练需要，金陵火药局和天津机器局还曾因库存弹药过多而一度暂停生产。洋务运动中建立的造船工业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产生的作用更为显着。甲午战争前，福建海军20艘军舰中15艘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南洋海军23艘军舰中有14艘是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出产，广东海军18艘舰船中9艘由福州船政局制造。即使是主要靠外购舰船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也有5艘舰船是由福州船政局生产的。其中，1889年福州船政局建成下水的2100吨的钢甲巡洋舰平远号，无论在制造技术和舰船性能方面，都不逊于当时西方国家同类型的铁甲舰。黄海海战中平远舰表现不凡，在黄海海战最后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业所生产制造的枪炮舰船，为中国军队进行甲午战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枪弹的需求量很大，而外购又极为困难。正如张之洞所说：“方今求一千支枪，难于筹十万之饷”。在此情况下，洋务运动中建立的军事工厂就成为中国军队武器弹药的唯一供给来源。
面对甲午战争后军用品征调纷繁的形势，总理衙门强调：“军务紧急，以赶造军火为先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82页。)。要求各厂加紧生产军火供应前方。江南制造局“加工赶造，昼夜不停，储存未尝缺乏”(《刘忠诚公遗集》电奏卷一，第57页。)，枪炮弹药的产量均明显多于平时。山东机器局1895年初各厂工匠人数比1894年秋“加至一倍”。“从前月造枪子五万颗，今则月造十万颗，铅丸、铜帽、白药等皆数倍于平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82页。)。金陵机器局在甲午战争紧张的日子里，“锅炉之气磅加足，汽器之马力全开”(《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30页。)，以满足北洋舰队、水雷营和各口炮台军火需求，并“预备意外不虞之需”(《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第56页。)。金陵制造局生产的后膛枪在甲午战争中发挥了良好作用。当时曾参与军机的盛宣怀说：“此次打仗，惟抬枪制胜。金陵制造局所造后门抬枪能及远，较快炮得力”(《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33页。)。由于各军事工厂平时的储备和战后加紧生产，中国军队在前方作战时所需的武器弹药供给问题较好的得到了解决，对支持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海陆军学堂造就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成为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的骨干力量。
海军方面，清政府自洋务运动开始至甲午战前，共创办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9所海军学校；陆军方面，甲午战前主要有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和张之洞创办的广州陆师学堂和南京陆军学堂。这些学堂的毕业生不仅对中国海陆军的近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许多人都是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指挥员。
北洋海军成军时，除提督丁汝昌外，总兵2人，副将5人，参将2人及主要舰船管带，全部都由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二三届毕业生担任。北洋各舰的大付、二付、管轮等职，也多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选任。这些经过严格培训、通晓海军业务又富有爱国心的军官，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他们任管带的定远、镇远、来远、经远、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等舰，均为中国在海上作战和护航的主力舰船。海军学堂的毕业生，始终是海战第一线的指挥员和重要骨干。他们同日本侵略者英勇战斗，许多人献出了生命，其爱国主义精神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陆军学堂的学生经过两三年的学习，都掌握了较多的近代军事技术知识。他们毕业回营后，一般都被委以重任。他们将其所学的军事技术知识在部队中“转相传授”，对提高淮军、练军的训练作战水平起了积极作用。甲午战争中，由他们统带指挥的部队，作战一般都比较好。还有一些陆军将领，虽然本身未住过军事学堂，但是，由于他们长期参加洋务运动军事建设的实践，也学到了许多近代军事技术知识，并在甲午战争中较好地加以运用。如在辽东英勇抗日的总兵章高元、魏光焘，在金州、旅顺地区积极抵抗日军进犯的总兵徐邦道，在摩天岭成功阻击日军的总兵聂士成等，都是在洋务运动军事自强的实践中造就的人才。
还应该指出，海陆军学堂培养的学生在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军事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张之洞创办自强军和袁世凯编练新军时，天津、广州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许多人都充当了自强军和新军的骨干，成为建立中国新式陆军的重要人物。海军学堂的毕业生，也是甲午战后清政府恢复重建海军的骨干。除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叶祖珪、萨镇冰分别担任重建的北洋海军统领和邦统领外，还有不少海军学堂的毕业生担任了战后从国外购进的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管带。海军编制体制改革时，新成立的巡洋舰队统领程壁光是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长江舰队统领沈寿堃是天津水师学堂毕业生。
三
甲午战争对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是一次检验。它既展现了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对抗击日本侵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暴露了洋务运动军事自强的许多弊端和不足。
洋务运动军事自强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从军事近代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在甲午战争前还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的阶段，而没有将它推进到实现军事制度近代化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这样，先进的装备同落后的旧军制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状况在甲午战争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洋务运动中清朝军队没有建立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集中统一的指挥体制。作为陆军主力的湘淮军及后来的练军，都由各自将帅统辖。四支海军也畛域分明，分归直隶、两江、闽浙和两广总督统辖。甲午战争爆发后，始终没有组建一个上下层次分明、职责清楚的指挥系统，指挥多元化的情况到处可见。这是造成平壤失守、鸭绿江防线崩溃、大连旅顺的沦陷、五次反攻海城的失利和威海保卫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兵役制度的陈旧落后，给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动员和补充造成严重困难。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没有建立起常备军、后备军这种近代兵役制。战时扩军是临时招募，没有经过训练，“皆系乌合之众”(《甲午中日战争》（盛档）下册，第387页。)。与训练有素的日军较量，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是技术要求很高的近代海军，也长期实行临时募兵制，很难保证兵员质量。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各舰补充了一批兵员，由于是临时招募而来，对舰船性能“丝毫不谙，交战之时，炮勇伤亡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甲午中日战争》（盛档）下册，第407页。)，影响了作战力的发挥。
落后陈旧的后勤保障体制造成的种种混乱和弊病，更是给中国军队在甲午战争中的作战造成严重危害。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虽然对改进军队后勤供给体制作了许多努力，建立了一些初具近代后勤体制的机构，但是，就全国来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后勤体制。后勤供应大权被牢牢地控制在各地督抚手中，互相掣肘，使全国有限的物力财力难以发挥最大的效能。甲午战争后期清军统帅、钦差大臣刘坤一指出后勤不统一的危害。他说，现在“兵则各省凑拨，强弱莫知，饷则各省分承，赢绌莫必，查问枪炮均属阙如，臣徒拥虚名以临诸将，所有一切粮械，无不仰给于人，万一应付稍迟，前敌诸军何能枵腹荷戈。徒手搏贼”(《刘坤一遗集·奏疏》卷22。)？后勤体制的不统一，造成了弹药粮饷供给的迟缓匮乏，造成了各种武器弹药的种类、型号、规格的参差不齐，造成医疗救护工作落后，许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造成维修工作滞后，舰船损坏后得不到及时修理等等问题。这些都是中国军队战败的具体原因。
此外，甲午战争还暴露了中国军队在训练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许多弊端。
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清政府认识到，军事自强仅仅更新武器装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对陈旧落后的军制进行革新。这样，变革军制就成为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实现军事自强的最主要内容。朝野上下一致认为中国军制“非改头换面，无以自强”，“否则虽有精械，转恐资敌”(《甲午中日战争》（盛档）下册，第370页。)。在军制改革的问题上认识基本趋于一致。
清政府军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仿效西方资产阶级军队建设的制度编练新军。新军在编制、训练、征募等方面都较甲午战前的湘淮军和练军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编制上，改变了沿袭30多年的湘军营制，而建立了与西方军队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建制基本相同的军、镇、协、标、营、队、排、棚体制，实行步、马、炮、工、辎多兵种合成；在训练上，基本搬照西方军队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在征募上，对士兵的入伍在年龄、身体、文化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比较严格的要求，1904年后又在全国实行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制度；在军官的选拔上，基本摒弃了军官出自行伍的旧制，废除了武举考试制度而普遍采用办新式军事学堂培养军官的作法，将军事学堂分为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和陆军大学堂三等，分别培养中下级军官和高级军官；在指挥体制上，中央政府先后成立了陆军部和海军部，作为统一管理指挥全国军事力量的领导机构。总之，甲午战前中国军事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在战后的军制改革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缩短了中国军队同西方各国军队在体制上的差距。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甲午战争的失败还使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进一步发展军事工业，改进武器装备的重要，除战前原有的军事工业外，甲午战后又先后建立了陕西机器局、河南机器局、山西机器局、新疆机器局、黑龙江机器局、贵州机器局、北洋机器局、安徽机器局、福州制造局、江西制造局、奉天军装制造局、吉林军械局、四川兵工厂等十余个军事工厂。至此，除广西、西藏等省外，全国各省都建有军工企业，对加速中国军队装备的更新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从推进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活动在甲午战争后不仅没有终止，而且还继续向前发展，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4年4月）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2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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