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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洋务运动给近代中国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关系到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关系到旧的阶级分化和新的阶级出现，而且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对后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怎样看待洋务运动呢？洋务运动究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进步运动，还是逆潮流而动，阻碍中国历史的发展，因而是反动运动呢？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呢？依照马列主义的标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卷，第154页。)。那么，洋务运动是否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东西呢？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答案是肯定的。下面就其主要方面作些论析。
一、洋务运动为近代中国提供了哪些新东西
（一）创办近代工业
近代工业包括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两个方面，洋务派是从创办军事工业起家的。他们懂得：“今国家讲求武备，凡所有船械不自行制造，皆仰给于人，若一旦失和，各国谨守公法，不肯出售，悔之莫及”(《洋务运动》（一），第566页。)。1861年到1894年，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工业是“原来封建社会中没有的现代机器工业，这不可能不促进社会经济的变化”(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带动生产技术的发展。为了促进军工生产，洋务派在70年代继而筹办其他新式企业，在台湾、安徽、湖北、直隶等地开采煤铁等矿产。1877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规模较大，经营十余年后，该局煤产量不仅满足了天津市场的需要，且有剩余可供牛庄、上海，减少了日本煤的进口量，“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国，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0卷，第33页。)。洋务派创办的新式纺织工业与冶炼工业，是全盘购买成套机器设备兴办起来的。如兰州织呢局，购买了德国机器4000箱，包括梳毛、漂染等全套设备。在机械制造方面，江南制造局于1865年从美国引进的机器，不仅包括锅炉、蒸汽车等原动机，还有大量的工作机械。另外，印刷、机制纸、火柴、自来水、煤气、电灯、电报、榨油、酿酒、机制糖、机制卷烟等各种技术也在这一时期被一些工厂、企业先后采用。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洋务派通过引进，共兴办了19个军工厂，11个大煤矿，2个钢铁厂，12个金属矿，4个纺织厂，这些都是用近代机器设备装备起来的；同时，还修了364里的铁路，创办了近代电信事业。截至1895年，一个总和为46000里以上的电讯网出现在中国大地上，“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布二十二行省，……殊方万里，呼吸可通，洵称便捷”(《洋务运动》（六），第446页。)。
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刺激与推动下，1863年到1894年民间出现的商办工厂达74个以上。由此可见，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装备了我国的第一批近代军工、航运、采冶、电讯、纺织等生产部门，中国从此开始有了自己的近代轻、重工业。从古老的作坊手工业到采用近代机器大生产的轻、重工业的出现，不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生产工具的变革上，洋务运动具有开创历史纪录的一面。
（二）引进人才
由于中国近代科学和工业都不是在国内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引进的水平与国内的基础有很大距离，这样，仅有先进设备还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只有技术与设备结合才能发挥效益。因此，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在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还引进雇佣一批外国科技人才，“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16页。)。江南制造局“雇佣洋匠，进退由我”(《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17页。)，合我要求的，就雇佣；不合要求的，随时解聘。福州船政局从1867年动工到1907年，先后招聘了三批“洋员”、“洋匠”共81人。这些人都受“安分守法”、“不得懒惰滋事”等合同条款的约束，纯为受雇身份。他们除了承担从外国采购机器设备和负责安装、调试到设计制造外，还负责培训人员，传授技艺。这些引进的人才的确为我国带出了一批专业人员。如福州船政局，到1874年初，中国学生即有27名可以成为执掌一方技艺的工程师，8名可充当设计部门的技术领导，14名担任了轮机长，2名担任了教师(日意格：《福州船政局》庚24。)。1886年，该局试造的双机钢甲兵船，最终达到了“不用一洋员、洋匠，脱手自造”的地步。
（三）发展了工人队伍
中国早期的产业工人，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就产生于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工业企业里，但直到洋务运动兴起前，它的人数还是很少。据统计，1860年以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企业大约15个，其中规模较大的厦门船厂，也不过有200个工人(《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第498页。)。洋务派以师夷自强为动力，开办近代企业，造成了中国资产阶级产生的土壤。“而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7页。)。在洋务运动35年中，中国工业无产者由“微量元素”发展壮大为约具有近10万人的产业无产阶级队伍。当然，70年代中国商办企业的兴起也产生了一部分工人，但这些企业大都为轻工业，在造成产业大军上是不及洋务派所创办的重工业的。如果没有洋务运动，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诞生和发展的时间可能会拖得更晚。
（四）创办新式学校学堂
中国旧时代的教育场所主要是私塾和书院。直到洋务运动兴起以前，在中国还没有近代新式学校出现。旧的学堂不能适应洋务事业的需要。在洋务运动兴起的同时，洋务派就设立了近似近代学校的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粤同文馆。随后又有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的上海机器学堂（1861），福建马尾造船厂附设的福建船政学堂（1866），天津的电报学堂（1879），上海的电报学堂（1866）等。同文馆于1866年又增设天算馆，培养天文、算学、化学、测绘等专门人才。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还办了两个书院，即以后的“两湖总师范”，开设学科除中国经史外，还设有理化、财政、军事学等课程；聘外国教习。其它，如武昌普通中学堂、方言学堂、农业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等林立于武昌。此外，洋务派又在全国各地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1880年建立的北洋水师学堂、1885年建立的天津武备学堂、1886年建立的广州陆师学堂、1890年建立的南京水师学堂、1893年建立的湖北自强学堂就是其中的代表。据统计，从1862年设京师同文馆到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办中西学堂，洋务派共创办近代学堂22所。这些近代学堂的出现，是文化教育领域中前所未有的事物，它们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若干窗口。
（五）派遣留学生
中国近代留学并非从洋务运动开始，此前已有容闳等人赴美留学，但人数极少，而且仅是民间自发的个人行动，清政府既不过问，更不支持。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与在国内兴办学堂的同时，还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派留学生出国，得到清廷批准，并于1872年派出首批留学幼童30名。此后又于1873年、1874年、1875年相继派出三批留学幼童。另外，还派遣一批青年学生赴欧洲学习科学技术和接受军事训练。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共派出留学生200多名。这些留学生不但学习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直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以后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文化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詹天佑、严复、徐建寅等。
（六）翻译西书
洋务运动兴起之前，林则徐、魏源等人已有“睁开眼睛向外看”的尝试，但对外界的了解微乎其微。洋务运动兴起后，了解西方国家情况成为迫切需要，而翻译西书，则是适应这种需要的重要途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以及江南制造局的译书馆，都先后翻译了一批西书。据统计，从1868年到1880年，共翻译西书（主要是自然科学）162种，出版76种。以后，西方传教士和教会，也先后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西方法律、政治、地理、历史方面的着作。许多具有维新思想的开明士大夫和后来成为维新变法骨干的人物，都从这些西书中受到过启发和影响。这对于近代中国文化演变所发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七）创办报刊
中国最早的近代报刊是由外国人创办的。而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近代报刊有了比较显着的发展。1872年在广州创办了《羊城采新实录》，1873年在汉口创办了《昭文新报》，1874年在上海创办了《汇报》，1876年在上海创办了《新报》。这些早期的报纸，虽然还不可能与外国人办的《申报》、《新闻报》等相抗衡，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报纸。从此中国人有了自己的近代文化和社会信息传播工具。随着历史发展，近代报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来的维新志士和革命志士，都把办报纸、办杂志作为宣传维新和革命主张的有力工具。可以说近代报刊的出现，也是洋务运动带来的新鲜事物。
二、洋务运动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的结局是令人沮丧的。尽管如此，洋务派改良活动的内容及其影响却不能忽视或抹煞，因为它毕竟给近代中国带来了以上列举的许多新东西，在很多方面使中国社会前进了一步，虽然这种前进是缓慢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开始在中国确立，是由洋务运动发其端的，有些企业甚至是很有气魄的。左宗棠主持的福州马尾船政局规模宏大，技术先进，曾经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煤矿、第一个近代化钢铁厂、第一个近代化织呢厂、第一个近代化纺纱厂和织布厂都是洋务派创办的。洋务派所兴办的各种轻、重工业，在客观上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同时，洋务运动引进了许多新的技术设备，传播了近代的科学文化和企业管理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从洋商手中收回一部分航运权。从1886年至1911年招商局从航运中获得的收入每年平均为二至三百万两。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
洋务派造炮制船，进行军事上的革新，具有两重性，既有镇压农民革命的一面，也有抵御外侮的一面。军队作为国家机器，在任何国家都有对内对外的两种职能。说洋务派的军事活动完全没有防备外国侵略的一面，并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更新，比起顽固派的“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执梃可敌坚甲利兵”的愚昧守旧态度，无论如何是个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的30年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大约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凡一切枪炮、轮船、军火均能自造”(郑观应：《盛世危言》第3卷。)。洋务派的海军建设也是有成效的。甲午战前，倾全国之力建立起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特别是北洋水师，其规模居世界第四，其中定远、镇远二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左宗棠的挥戈出塞，收复新疆；就不会有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迫使法国议和；就不会有甲午战争期间给日海军以重创的黄海海战，日本侵略军就可能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变更，也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1862年，总理衙门奏设同文馆，中国从此出现了第二种教育形式，教学内容也开始改为以传授外国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为主，尔后各种工艺学堂、军事学校的设立，以及留学生的派遣，动摇了传统的科举制度，为新学制开创了门径，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如果没有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堂以及70年代以后大量出现的教会学校，清政府1898年明令废书院及1903年废科举的措施，是难以想象的。由洋务派组织的翻译西方书籍的工作，使大量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促进了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这对于后来一些有识之士在中国进行社会变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有些同志认为，洋务运动是反动的。这需要作具体分析。先从反帝来说，反帝需要一定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正是为了增强这两种实力，虽然这两种实力不为人民所有，但为中国所有，有利于中华国力的增强，事实上在日后的抵御外侮的民族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况且在洋务派的动机中也有“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面，不单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在洋务派的头面人物中，既有遗臭万年的卖国贼李鸿章，也有值得称道的爱国将领左宗棠。在已被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门户的情况下，19世纪下半叶中国如果不搞洋务运动，又怎能设想腐败颟顸的清政府在对外斗争中不会进一步投降卖国呢？再看反对封建主义。反封，要有新的生产力作基础，作前提。没有新的生产力，单有生产关系的变革，这个变革是短暂的、不彻底的、不能巩固的，最后还得回到旧的生产关系中去。有了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才不可逆转，水到渠成，才有立足的根基。虽然洋务派想通过洋务运动维护封建制度，但其带来的先进生产力，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为中国走向近代化所需要，它肩负了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准备条件的历史使命，做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甲午战争失败后，洋务运动作为特定的历史阶段结束了，但中国人民为谋求经济近代化和国防近代化的奋斗并没有结束。所以在1895年以后，不但原有的洋务工矿企业继续保留，而且得到进一步的扩充，有些还办得很有成效。如湖北枪炮厂在20世纪初扩充以后，“制造日多”(《端忠敏公奏稿》第3卷，第52页。)，“制度宏阔，成效昭”(《庸庵尚书奏议》第9卷，第18页。)。福建机器局在1900年扩建后，“所制小口径五响无烟快枪、水力机、垫快炮，与购诸外国与无殊”，而且“该局皆华人，工精费省，为各省所仅见”(《番禺县续志》第20卷，第7页。)。此外，又办了好多家新的军事工厂，如新疆机器局、江西子弹厂、山西制造局、河南机器局、北洋机器局等等。至于民用企业和民办工矿企业那就更多。1895—1913年间，全国新办的工矿企业，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共549家，资本总额达12028．8万元。其中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台办的军、民用企业有85家，资本总额达3947．6万元(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第637页。)。这些应看作是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