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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

胡绳在谈如何深入研究太平天国史时说：“我们不但要研究太平天国，而且要研究太平天国这一时期。”(《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第5页。)这确实是中鹄之论。受此启发，笔者感到，太平天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尚缺乏综合研究，值得认真探析。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不是因偶发事件一哄而起，而是经历了多年的组织准备；它的发动者和领导人不是落草为“寇”的草莽英雄，而是诵读经史，曾梦昧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无独有偶，镇压太平天国屡奏奇“功”的也不是久经沙场的戎行武将，而是邀游文苑墨海、满腹经纶的学者儒生。正是这些政治立场相异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农民战争的大舞台上施展了各自的才华，角逐较量，才使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也使新兴地方实力派崭露头角，并加速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萌动。
一
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无论从组织准备时间之长，转战地域之广，所建政权之完备和纲领制度之周全都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无与伦比的。相隔半个世纪同样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在上述方面都无法望其项背。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太平天国有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有富于智慧的缔造者和设计师。
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与设计师以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为突出代表。这批接受过传统教育又充满乡土气息的知识分子，曾经同一般封建士子一样，孜孜以求科举功名。然而，严酷的现实却使他们成为科场失意者。洪秀全本是才气纵横、心傲志高、气度恢宏的青年，科场搏击屡屡落第，使他在精神上受到了极大刺激，悲苦、失望、忧郁、愤怨之情交汇于心胸，以致得了一场神经昏乱的大病。正是这场“梦醒状态”的急性精神病(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宗教考上，第1627—1633页。)，使他的心理欲望在梦境中得到了满足。尔后，研读《劝世良言》又为他的幻梦找到了理论依据。宗教信条与心灵应验相结合，他塑造了一个中西合璧的上帝，晨夕虔拜，从此堕入了宗教的迷宫。他也从一个乡村塾师跃变成为能沟通天上人间的上帝次子。他不仅找到了精神寄托，也获得了“诛妖救世”的思想武器。他潜心创造宗教理论和设计理想社会。凭着他对下层社会的了解，凭着他的儒学根底和对唐虞三代的遐想，也凭他对《劝世良言》和《圣经》中的上帝和天国的领悟，创造出一套夺取天下、治理天下的理论，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天国”社会蓝图，并用人们所能接受的宗教语言传播于下层社会，终于导演了一场太平天国的悲喜剧。他是太平天国第一位缔造者和设计师。
太平天国的另一位实际缔造者是冯云山。他饱读经史，当过塾师。也曾应试不第，与洪秀全有大体相似的生活遭遇。作为知识分子，冯云山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知识结构宽博。除读经史外，冯云山还通天文、历算、地理、兵法、兼通星卜。他创造了太平天国的天历和许多典章制度；他协助洪秀全制订了拜上帝教的仪式和十款天条。《中兴别记》云：“教中散劫真言归元宝诰诸邪说，半出其手。”(《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上第2页。)二是冯云山顾大局，识大体，富于实干精神。在广西紫荆山区创组拜上帝会期间，他深入下层社会，佣耕拾粪谋生，尝尽世态炎凉。为组建拜上帝会，他“历山河之险阻，尝风雨之艰难，去国离乡，抛妻去子，数年之间，仆仆风尘，几经劳瘁……历尽艰辛，坚耐到底”(《太平天国》（一）第371页。)。可以说，没有冯云山，就没有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组织。待洪秀全重返广西时，他已拥有数千名拜上帝会众。难能可贵的是他仍尊洪秀全为最高领袖。正如韩山文所说：“冯云山虽是拜上帝会的开创者，但人承认洪为会中最高首领，威权无能与比，其权力足以施诸会众各人。”(《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第867页。)李秀成说拜上帝会的最高领导人中，“谋立创国出南王之谋”(《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82页。)。简又文也说冯云山“明大义、识大体、有谋略、富知识、有道德、能文章、具才能”，其“才智特出而为太平天国第一谋臣”(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第133页，77页。)。的确，冯云山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中难得的知识分子干才，虽然在进军中不幸牺牲了，但仍不失为太平天国的重要奠基者。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设计师。他聪明机智，善于应变，有远见卓识，对天国的事业矢忠矢诚，被誉为“天朝柱石，旷代伟人”，“太平天国史中最光耀的明星”(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第1683—1685页。)。由于他有旅居香港、入上海墨海书馆，结识了许多传教士的特殊经历，因此，他1859年到达天京后，提出了中国第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建国方案《资政新篇》，重新设计了太平天国的出路与前景。《资政新篇》虽未实行，但它为太平天国增辉添彩，也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最早的思想资料，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洪仁环身上，存在着旧知识分子的明显弱点。他生性懦弱，如谷岭起事失败后，他想自缢便是明证。他滞留香港多年，虽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却未曾经历过太平天国前期血雨腥风的洗礼，自由散漫，缺乏实干精神的弱点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他虽有许多好的建议，但督兵征战却屡屡失败，他提出了《资政新篇》，却不能竭尽全力推行一二。
在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中，石达开被誉为“文武备足”的人才，是“通文墨、重文人”(汪士铎：《乙丙日记》第32页。)的知识分子。此外，太平军中重要将领如赖文光、何震川、曾钊扬、曾水源、赖汉英、卢贤拔、黄再兴等人也是通文墨的知识分子。
然而，太平天国中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它远远不能满足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需要。天国的领袖们鉴于知识人才奇缺，采取了一些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措施，力图争取一批中下层知识分子归附太平天国。他们的主要措施是：1、招贤制度。招纳有一技之长的人才。招贤分张榜招贤和设馆招贤两种，无论各类工匠、艺人、吹鼓手、书手、医生、通晓天文、算学者乃至绿林好汉，都在招纳之列，已超出了知识分子范围，扩大到了社会下层。张德坚《贼情汇纂》载，太平天国招纳的是“医卜星相，稍知字义，及乡俗浅学，市井猥才，江湖落魄，生计无资者”(《太平天国》（三）第114页。)。其中，招纳作文书工作的，经一定的测试后便可录用。如望江县库生潘合孚被招入太平天国担任主稿，后授为翼殿尚书(《太平天国》（四）第667页。)。2、开科取士。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参照传统的科举制度加以变通，制定了一套科举取士制度，一直推行到天国晚期。这一制度形式上与清朝的科举制度相似，但其实质不同。从考试内容上看，清朝考试依据儒家经典；太平天国则根据自己出版的官书文献。从考试资格和录取上看，太平天国宽其资格，“无虑布衣、绅士、倡优、隶卒”均可参加考试(《贼情汇纂》卷3《伪科目》。)。妇女也同样可以应试，考中当女官。天国的考试录取无定额。一般稍通文理者即能录取。如1854年湖北乡试，应考者不及千人，竟有800多人考中(《太平天国》（三）第112页。)。此外，太平天国对赴天京会试的举人，发给旅差费，供应食宿，免去了贫寒之士无盘缠赴考之苦。总之，太平天国的科举制体现了向贫寒之士开门的政策。3、推举、征派或抓捕。太平军攻克地方后，急需部分乡官及做文字工作的人，便采用荐举、征派等方法，自愿与强制相结合，不得已时也“掳来书写人”充当“先生”，给予较优厚的待遇。如金山县儒生顾深在村野中为太平军抓获，被尊为“先生”，为太平军“讲说演义”(《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六）第739页。)。太平天国对这些知识分子，一般抱欢迎迁就态度，“大有礼贤下士之风，每得一人，辄解衣推食，延纳惟恐不周，即拂逆其意，亦柔气假借，不加呵斥也”(《思痛记》《太平天国》（四）第484页。)。
太平天国的上述政策虽然在争取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终未能解决知识分子严重缺乏的问题。初期，参加拜上帝会的知识分子极少，“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81页。)。定都天京后，虽多方罗致，也未能改变太平军“营中缺读书人”(《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79页。)的状况，以致李秀成被俘后发出了“官兵多用读书人”而太平军却“无读书人”的慨叹(《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364页。)。孙中山在总结太平天国成败经验时说：“历朝成功，谋士功业在战士之上，读书人不赞成，虽太平天国奄有中国大半，终亡于曾国藩与儒生之领兵。”(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的确，在争取团结知识分子方面，洪秀全不是成功者。他的敌人曾国藩要棋高一招。
二
曾国藩是太平天国时期反对太平天国的典型代表。这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官运亨通，由一介书生身跻六曹，迅速爬上了二品京官的高位。太平天国起义后，他独具一格创办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异军突起，成为名声显赫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全过程，也是他同太平天国争夺知识分子的过程。在这方面，他绞尽脑汁，不遗余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首先，曾国藩开创了儒生领兵的新局面，极力为知识分子投笔从戎鸣锣开道。曾国藩办湘军，将领一般不用营弁，而是利用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选择书生、绅士充当，并以“才堪治民”为选将的第一标准。兵勇则主要从乡间朴实农民中招募，造成了“选士人，领山农”(王定安：《湘军记》卷20。)的新军事格局。在他的倡导带动下，许多士大夫投笔从戎，李鸿章、吴嘉宾、周开锡、萧世本、梅启照、彭玉麟、罗汝怀、李兴锐等人纷纷举办团练或捐助物资、替清廷出谋划策抵抗太平军，使地主武装逐渐代替清朝的八旗、绿营兵，成为太平天国最凶恶的敌人。
其次，曾国藩善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从意识形态上煽起知识分子反对太平天国的情绪。1854年春，湘军刚刚组建成军，曾国藩便发布了与太平军宣战的《讨粤匪檄》。他以封建名教的卫道士自居，用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来反对农民革命。他指责太平军践踏了“礼义人伦、诗书典则”，破坏了社会秩序，连孔子、孟子也会“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还说太平军“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所过郡县“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很明显，曾国藩着意利用文人的尊孔心理、仇外心理和传统的迷信鬼神思想来煽起知识分子对农民起义的仇恨。曾国藩用心之良苦是太平天国领袖们所望尘莫及的。
第三，曾国藩广招幕府、网罗人才、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容闳谈曾国藩幕府中人才之盛况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3章。)。此话虽多溢美之词，但亦非无稽之谈。揆诸史实，当年曾国藩幕府中确实人才济济。能征善战之将，足智多谋之士，精于工艺制造之才，应有尽有。据笔者粗略统计，入曾国藩幕府后升任巡抚、总督的就有左宗棠、刘蓉、郭嵩焘、唐训方、李瀚章、李鸿章、陈士杰、李兴锐、李宗义、倪文蔚、沈葆桢、丁日昌、许振社、钱应薄、梅启照等30余人；出自曾幕，后来在政治、军事、外交、学术、科技等方面有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还有：薛福成、曾纪泽、曾国荃、江忠源、罗泽南、陈兰彬、李续宾、李元度、容闳、吴嘉宾、吴敏树、李善兰、黎庶昌、吴汝纶、王岂运、徐寿、俞樾、张裕钊、华蘅芳等人(参见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等。)。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一文中，一口气列举了曾国藩各方面的幕燎有相当影响者83人(参见《薛福成选集》第215页。)。曾国藩网罗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无出其右者。
以曾国藩为旗帜，一大批官僚士大夫、文人儒生参加到反对太平天国的行列中来。他们或举办团练，或参与戎幕领兵征战，抵抗太平天国。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就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而成为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一些具有改革倾向的知识分子如姚莹、冯桂芬、钱江等人也投笔从戎，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姚莹为抵抗太平军死于军营，冯桂芬筹划成立了中外会防局，以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钱江充当了江北大营帮办军务雷以诚的幕僚，首创了厘金制度，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经费问题，为清廷效尽了犬马之劳。
除了上述公开反对太平天国的各类官僚士大夫外，还有一部分混入太平天国内部进行破坏颠覆活动的知识分子。江苏江宁（今南京）的禀生张继庚（字炳元）、监生吴复成（字蔚堂）就是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张继庚曾在湖南、江苏直接参加过抵抗太平军，太平军攻克江宁后，他混入北王韦昌辉的典舆衙内，教人诵读，隐藏于太平军中。不久，他发现太平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新老兄弟之间有矛盾，便说什么“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太平天国》（四）第762页。)，从中挑拨离间。他化名叶知法，串通一些秀才和湖南籍的战士结盟，思图投附清军江南大营。他同潜入典织衙并担任了总制的吴复成相勾结，拉拢一些反动文人入典织衙，“于是士绅富人多来隐于此”(《太平天国》（四）第699页。)，使典织衙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张、吴多次派人或亲自出城去与清军联络，准备作清军攻城的内应。他们向清军提供太平军内部的人数、武器装备、防卫虚实和圣库存粮等情报，并竭力煽动部分太平军将士叛变投敌。在他们的煽惑下，天京城内织营、土营、木营的部分官兵乃至杨秀清的一些牌刀手共计数千人加入了他们的团伙，企图颠覆太平天国政权。幸而杨秀清等人及时发觉了他们的阴谋活动，于1854年4月将张继庚处死。而狡猾的吴复成及其同伙田玉梅却逃之夭夭。
如果说张继庚、吴复成是混入太平天国内的阴谋家的话，那么，苏州地主知识分子徐佩瑗（字少蘧）则是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徐由监生加捐道员衔，曾办团练抵抗太平军。李秀成攻克苏州后，他以六万两银、三千两金进贡忠王李秀成和苏州守将熊万荃，接受了“招抚”，被命为忠殿前检点兼理民务。他善于行贿，拍马逢迎，不久升任“抚天预”，又升“抚天侯”。他利用太平天国的权力，网罗一批狐群狗党，横行乡里，作恶多端。他又拉拢清朝官吏，派其兄弟去谒见李鸿章，为清军助饷。因此时人议论说：“苏州练目徐佩瑗在贼中则封王，在官中则封二品顶带，去年至上海请饷十万，云购贼线人，皆知其济贼肥已。此辈视官兵贼匪盛衰以为项背”(《求阙斋奏疏》转引《太平天国论文选》上册第374页。)。他多次准备叛变，试图占领苏常地区以迎接清军。幸其阴谋尚未得逞即被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处死。
三
太平天国时期，还有一部分较早接触西学，力图改革、曾向太平天国献策的知识分子。他们一度对太平天国抱有希望，态度暖昧，但最终却离开了太平天国。这部分人政治意识比较淡薄，希望一展其平生抱负。容闳、王韬就属于这类知识分子。
容闳是系统接受了资本主义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他热爱祖国，在美国留学时就立下宏愿，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容闳：《西学东渐记》第5章。)。他毕业后放弃了在美国任职的机会，毅然返回祖国。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抱同情态度。1861年11月，他到天京谒见干王洪仁玕，向太平天国提出了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组织良好政府和军队、创立银行制度等七项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采纳他的建议，则“愿为马前走卒”(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章。)。希冀在太平天国内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但是，当时太平天国正处于战争环境之中，无暇顾及进行资本主义建设，自然不可能实行容闳的计划。于是，容闳谢绝了干王的封爵挽留而离开了太平天国，不久转而为曾国藩办洋务效劳。
在容闳向太平天国献策后不久，1862年初，又有一知识分子黄畹向驻苏州的太平天国逢天义刘肇均上书。黄畹何许人？谢兴尧、罗尔纲两先生曾作过考证，认为黄畹即王韬之化名。近年来又有人提出异议。认为黄畹非正韬，或说王韬上书太平军“实在证据不足，难以成立”(杨其民：《王韬上书太平军考辩》《近代史研究》1985年算4期。)，于是又展开了一场争论。笔者拜读了有关文章及查阅资料后感到：1、肯定黄畹即王韬论者根据原始档案，对照王韬的籍贯、身世学历、行动、自辩及其他旁证所作的考证具有说服力(参见《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王开玺文及《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李景光文。)。2、从王韬的性格志向看，他年青时即立志“他日当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锥子哉！不然宁以布衣终老泉石，作烟波钓徒一流人也”，他是一位“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者”(《逐窟谰言》《洋务运动》（八）第11—12页。)。他上书太平军与其这种性格颇相吻合。3、清方始终认定黄畹即王韬，而否定论者却未能举出有关黄畹的身世及下落等可靠资料来说明黄畹确有其人。因此，黄畹即王韬说尚不宜轻易否定。
王韬上书三千余言，洞达时务，纵谈天下大势，建议太平军经略江北，巩固江南，不攻或缓攻洋人盘踞的上海。这不失为一种策略。值得注意的是，王韬在向太平军献策前，曾组织过团练，并上书江苏巡抚徐有壬和布政使吴煦，提出过“御戎”和“平贼”的建议。他自述“屡以二、三策献之当事，而当事绝不一问”(《答友人书》《弢园尺牍》第115页。)。正因为献策不被清方理睬，大大挫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十分抑郁，才转而向太平军献策。
为什么王韬竟然向敌对双方献策，后来又逃到了香港？为什么容闳向太平天国献策后转而投入了曾国藩的怀抱？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反映了社会动荡时期一部分怀才不遇希望寻找机会一展其抱负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王韬生于书香之家，受过传统教育，考中过秀才，这决定了他有向清方献策反对农民起义的一面。但他又对科举仕途淡漠，有很强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感，这又决定了他有对清朝统治不满，同情农民起义的一面。在他们看来，政治上站在哪一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何处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容闳最关心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教育计划。他说：“但以教育计划言，是予视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9章。)；王韬冀求的也是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类知识分子与政治上的投机者或两面派不可同日而语。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太平天国中有一部分“略涉经史，好谈古今，心高志大，自恃才具非常，目空一切”的知识分子，当形势顺利时可以相随，并为之出谋献策，但当形势逆转时，便会离开太平天国，大概就指这一类人。又有浙江嘉兴秀才江梦兰，入太平天国后升任侯爵。1862年后，太平天国形势转衰，他便说：“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锋，尽可做得；今年看来长毛日衰，做不得也”(《太平天国史科丛编简辑》（四）第157页。)。可见，政治意识比较淡薄，只把参加太平天国当作一种谋生手段的知识分子亦混迹其中。
四
通过上述各类知识分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时期虽有一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投身到农民起义的洪流中来，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却仍然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反对太平天国。特别是自曾国藩等地方势力崛起后，太平天国同清朝的斗争主要表现为同湘、淮军集团的斗争。洪秀全以宗教理想作号召，竖起一面旗帜，聚集着社会力量；曾国藩以尊孔卫道作号召，竖起另一面旗帜，聚集着社会力量。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陌生的宗教异端和熟悉的孔孟之道面前，自然绝大多数都选择了传统的儒家思想。这是洪秀全在争取团结知识分子方面败在曾国藩手下的客观社会原因。
主观方面，太平天国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的一些政策也使许多知识分子望而生畏。
其一，洪秀全始终以拜上帝教的理论作为思想武器，形成了排斥传统思想文化的阵势。天国的所有文书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科举考试也以天国官书和《圣经》为依据，诸如“真神独一皇上帝”、“四海之内有东王”之类的科举试题，对一般封建文人士子来说自然难以应付，故参加考试者寥寥无几。许多知识分子不能理解太平天国的所作所为，如他们将天国倡导的人人平等看成是“消灭伦纪”；他们视天国的删书活动为“删削圣经，附会邪说，诋毁礼乐名物”(《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下第972页。)，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因此，太平天国采取的吸收知识分子的种种措施均成效不佳。梁启超说：“洪秀全之失败，原因虽多，最重大的就是他拿那种‘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因为这是和国民心理最相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7页。)。的确，拜上帝教的强烈排他性把许多知识分子拒之于太平天国门外。
其二，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对参加太平军的知识分子，一般只给予物质上较优厚的待遇，政治上往往缺乏信任或过分迁就，缺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说服教育。为急需人才，他们强迫士人前往应试。甚至“鸣钲传令，不应试者斩”(《太平天国》（三）第112页。)。太平军曾在南京设诏书馆，让文人应试，但他们竟令被录取者出城抬米，继而又传令逼这些人上船充当战士。在战争非常时期，这样做虽未可厚非，但它却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时文人无可如何，含泪而去，自是无就试者”(《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二）第33页。)。此外太平天国吸收大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当乡官，一些投机取巧、混饭吃者也投入军中，造成了天国内部的严重不纯，如反动文人汪土铎的女婿范植，是个“不才而浮”的纨绔子弟。为了糊口，他应聘到太平军中当书使，被提为将军。但当太平军需要他参加北伐，领兵征战时，他却逃而无踪，类似情况，在太平天国中屡见不鲜。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容闳、王韬相继离开太平天国就是例证。知识分子长于理性思维，容闳到天京考察后，认为太平军“所招抚，皆无业游民，为社会中最无知识之人，以此加入太平军，非独不能增加实力，且足为太平军之重累，而使其兵力转弱。……太平军之道德乃每下而愈况。盖繁华富丽，固足以销磨壮志，而促其灭亡也”(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1章。)。容闳的说法虽不无偏见，却反映了这一类知识分子的真实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同类型乃至政治上持敌对态度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在思想文化方面却颇有相通之处。
首先，他们都不满于现状，有改造社会的愿望，试图追逐时代的潮流，从不同角度提出并实行了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直接间接地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启幕。洪秀全借来了西方的上帝，把它改造成用以发动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并设计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可以说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学习西方。曾国藩等人另组地主武装，并主张用洋务变法来改造社会，“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是从军事技术方面学习西方。洪仁玕、容闳提出了具有鲜明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其范围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方面，近似直接仿效西方。尽管他们出发点不同，学习的角度、层面有异，但都应属于“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406页。)。无论他们是否找到了真理，都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为走向近代化作了尝试，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不同程度地充当了中国近代化的鼓吹者和助产士。
其次，无论太平天国的缔造者还是反对者，无论他们标榜反孔还是尊孔，都没有摆脱传统思想文化的窠臼。曾国藩辈从正面宣扬尊孔卫道无须述说。洪秀全等人反孔是从反对其他偶像崇拜的角度出发，是为了树立拜上帝教的绝对权威。他借皇上帝的名义，宣布“孔子教人之书多错”，但错在何处却说不清；他郑重成立删书衙，删改经书，却丝毫没有触及儒家思想的要害，没有否定三纲五常。洪秀全在《福音敬录》中宣称：“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太平天国》（二）第515页。)。他设计的“太平天国”国号，也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的复合体。“太平”是中国古代公羊三世说中所憧憬的“太平世”；“天国”则出自新约圣经。他设计的理想社会蓝图，大量引用了《礼记·礼运篇》对大同社会的描绘。定都天京后，天国还晓谕官兵“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90—91页。)，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礼制。就连接受了资本主义新思想的洪仁玕也在《英杰归真》中说：“如读书士子不思学尧舜之孝悌忠信，遵孔孟之仁义道德，……以为功名可必显达，此是士人痴心妄想”(《太平天国》（二）第585页。)。可见，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反孔只是为独尊皇上帝的需要而采取的一种宗教异端形式，并没有真正反对儒家孔孟之道的内容。相反，他们是将封建伦理纲常披上宗教洋装来作为建立新王朝的思想武器。
再次，太平天国敌我双方的代表人物作为炎黄子孙，在对待外国侵略的问题上表现了不同程度的民族感情。众所周知，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坚持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外交政策，即使在天国末期，当英国侵略者赴天京提议联合推翻清朝，事成后平分中国时，洪秀全也断然拒绝。“若与洋鬼同事，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本。)，充分体现了维护民族独立的爱国精神。曾国藩虽与太平军誓不两立，但对清廷的“借师助剿”却是有保留的。他说：“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因为“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第28—29页。)。洪秀全和曾国藩都认为借用外国力量助战会贻笑大方，这种共同的荣辱感便是民族情感。有人认为，曾国藩这样做是不愿洋人同他争功。但联系起在此前后他办安庆内军械所全用华人不用洋人、又强烈抵拒“阿思本舰队”乃至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激流勇退的思想行动来看，恐怕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民族情感。
总之，洪秀全、曾国藩辈都是同一时代由相同的思想文化孕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深深地烙上了时代和传统印记。敌对的政治态度排斥不了他们在思想文化层次上的认同。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