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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戊午科场案与柏葰之死（2013年第24期）

咸丰八年（1858年，农历戊午）九月初，刚刚主持顺天乡试完毕的军机大臣柏葰（jùn）被任命为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月末又奉命掌管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可谓深得咸丰帝信任。然而一个月后，柏葰即因戊午科场案被革职，次年二月问斩。两年后咸丰帝病故，辛酉政变发生，御史任兆坚即以柏葰被人挟私迫害上奏，要求为其昭雪。自此，柏葰死于妄拟定案之说屡见于各类着述之中。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咸丰八年九月，顺天乡试榜发，曾经登台演戏的镶白旗满洲附学生平龄中了第七名举人。因清代严禁旗人唱戏,此事一时众议纷纷。十月初七,御史孟传金上疏,弹劾平龄朱墨两卷（为防阅卷官认识笔迹作弊，规定士子以墨笔答卷，之后誊录人员以朱笔抄写，称为朱、墨卷）不符，物议沸腾，奏请特行复试。咸丰帝谕令大臣载垣、端华、全庆、陈孚恩会同查办。经查，平龄之墨卷草稿不全，且有多处错误，朱墨不符乃同考官翰林院编修邹石麟“率行更改”所致。
然而其中情弊并不止于此，平龄一案，又牵出罗鸿绎交通关节案。刑部主事罗鸿绎（广东肇庆人），应试前拜望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向其请教场规，李鹤龄即帮他拟定字眼用以作弊。李鹤龄场前把所拟字眼交给充任同考官的同年、翰林院编修浦安，说罗鸿绎乃其同乡至好,求其照应。罗鸿绎入场后即将上述字眼用入文内，浦安便加以呈荐，将其作为中皿备卷（拟录用考卷）留了下来。其后闱官误将罗鸿绎之卷当作已中之卷交还本房，柏葰发现后便让家人靳祥去把此卷撤下。浦安与靳祥认识多年，便称他的房内中皿卷只此一本，嘱托靳祥求柏葰千万别将此卷撤下。柏葰听从，即将第十房刘成忠之卷撤去，将罗鸿绎取中。揭榜时，罗鸿绎以第二百三十八名中举。出闱后，浦安谒见柏葰，送垫敬银十六两。罗鸿绎亦去拜见柏葰，留下垫敬银十二两。
在审讯浦安时,他还供出副考官程庭桂烧毁条子之事，随即又揭出其子程炳采所犯科场舞弊案。原来，兵部尚书陈孚恩之子陈景彦、工部郎中李旦华、工部候补郎中谢森墀、江苏贡生王景麟、江苏吴县附贡生熊元培、湖南候选通判潘敦俨等，于考前纷纷向程炳采递送关节条子。在程庭桂入闱后，程炳采将条子交与家人，利用运送行李之机带入场内。程庭桂发现条子后，随即烧毁。他虽然未取中请托之人，但有知情不举之罪。
听到这一连串的科场舞弊情节，咸丰帝雷霆震怒，戊午科场案由此酿成。此案前后受到处罚者多达九十余人，其中处斩五人，遣戍军台八人（后其中七人准予捐输赎罪），革职解任九人。而主考官柏葰更是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因科场案而丧命的一品大员。清代为防科场舞弊，定例极严。顺治朝规定士子入场，如有怀挟片纸只字，枷示问罪；康熙朝则要求若主考官有交通嘱托、贿卖关节者，按律从重治罪；雍正朝更是对主考士子交通关节中式（考试合格）者，处以斩立决的重刑。
然而搜禁愈严，规避之术愈巧，怀挟交结舞弊之风屡禁不绝。乾隆帝即曾哀叹：“从来顺天乡试，易滋弊端……如进场之怀挟、场内之传递，皆向来人所共知。且有通晓举业之人，假充誊录，为举子改窜文艺者。其他弊端种种，难以悉数。又闻有应试士子，于场前结纳新进翰林，互相标榜，遂成奔竞钻营之恶习。”如此行径，何能选出“品行端方”、“为朝廷有用之材”（《清高宗实录》）？嘉道以降，清朝由盛转衰，世风日下，闱风愈形不堪。薛福成即曾指出：咸丰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更有无耻之徒，加识三圈、五圈于条之上者，倘或中式，则三圈者馈三百金，五圈者馈五百金，考官之尤无行者，或歆羡之，不知此风始于何时。世风日下，至斯极矣！”（《庸庵笔记》）
戊午顺天乡试，正是闱风日下的一个典型案例。按照规定，乡试卷册应于八月初六一早送入贡院，实际送达时间却迟至八月初七上午，而且点名册还有舛错之处。入闱后，又发现当差书役熟悉闱务者不过一二人，很多程序都有错误。而场中供应之物，不仅主考、房官之煤米纸烛全不敷用，就连刊刻试题的纸张也残次不堪。而士子粥饭用水均供应不足，部分场次甚至粥饭全无。覆勘试卷，竟有应讯办、查议之卷五十本之多，足见阅卷诸官之匆忙草率。更有甚者，此案所涉及的交通关节，上至官场、下至应试士子，可谓公然请托，不以为讳。案发之前，知情者不少，却无一人举发。足见舞弊之风浸淫已久，业已习以为常。
此时清廷对内与太平军作战连连失利，对外又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有着切肤之痛的咸丰帝正有意整顿场闱，重治舞弊，以图振作。他特意挑选自己颇为器重的柏葰担任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原本希望借其整肃场闱，结果却发现典试诸公、应役诸员不但如此敷衍塞责，甚至公然交通舞弊，以之谋利，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想而知。戊午之狱已是在所难免，“识者早虑其（场闱风气）激成大狱，而不意柏葰之适当其冲也”。（薛福成《庸庵笔记》）咸丰帝去世后，戊午科场案的主审官载垣、监斩官肃顺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身死。此时，御史任兆坚上疏要求为柏葰昭雪，认为柏葰之死乃载垣、肃顺等多方罗织、妄拟定案所致。时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中说，咸丰帝本欲宽处柏葰，但因肃顺“夙憾于柏葰，遂据刑律”而将其处斩。曾任广西巡抚的王之春在《椒生随笔》中亦言，柏葰“其咎只有失察，予以褫（chǐ，革除）革已觉情罪相当，着军台效力则重矣。乃肃顺等用意在修怨立威，必杀之而后快”。
然则怡亲王载垣也好，时任户部尚书的肃顺也罢，果真能左右得了咸丰帝吗？事实上，咸丰一朝，皇帝始终将大权掌控在自己手中，可谓乾纲独断。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咸丰帝曾明确表示：此案“刑赏非臣下所应操”。所以坐柏葰于死罪者并非载垣、肃顺，而是咸丰帝。
“猛以济宽”是咸丰帝为政的基本理念。即位后，为整顿朝纲，振兴祖业，他屡谕天下臣工“上以实求，下以实应，破除积习，痛惩其弊，务使吏治蒸蒸日上”（《清文宗实录》）。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咸丰帝深感辜负了其父道光帝的重托，一面下诏罪己，一面训诫臣工力戒因循：“自今日始，仍有不改积习，置此谕于不顾者，朕必执法从严，惩办断不姑息。”他深感“以言感人，其感甚浅”（《清文宗实录》），认为只有治以重典，才能改变因循疲沓之风。
戊午一案的处理，也正是咸丰帝“执法从严”理念的具体体现。案发之初，咸丰帝即谕令载垣等认真研鞫（jū，审讯），按例从严惩办。由于柏葰对于交通关节之事并不知情，对此应如何处理，律例内并无明文规定。载垣等按照咸丰帝“从严惩办”的指示，议定“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咸丰帝召见群臣，宣示处理结果：“柏葰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着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嗣后科场大典，秉文衡者，皆当洁己虚怀，杜绝干请。应试士子，亦各立品自爱，毋蹈夤（yín，攀附）缘覆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之后，咸丰帝又命人将惩办柏葰之谕旨誊录后存贮于谕旨匣内，以昭法则。
由此可见，柏葰并非死于“挟私构陷”，而是死于对科场陋习的浸淫日久和习以为常，死于咸丰帝“肃场闱而警世人”的决心。对此案从重处理的效果，《清史稿》有言：自柏葰以科场案而罗大辟，“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弊窦复滋，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实文宗用重典治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
作者简介
董龙，1971年生，河北张家口人。历史学硕士，河北宣化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发表《在传承中寻求嬗变——解读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历史战争与历史人物的互为抒写》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