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清朝顽固派与北京义和团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义和团-清朝顽固派与北京义和团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清朝顽固派与北京义和团
以慈禧为首的清朝顽固派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腐朽最反动的一个卖国集团，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代理人。认真剖析它在北京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活动情况，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顽固派的真正面目及其反动本质。
义和团被顽固派招抚利用，不自觉地成为顽固派的工具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我国北方，它是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
一八九八年十月，义和团首先在山东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战斗口号，第一次明确地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式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揭开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一九○○年春，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袁世凯秉承其主子的旨意，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山东义和团还没有形成烈火燎原之势，就被扼杀在萌蘖之中。
一九○○年五、六月，义和团运动在北京附近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当时，驻北京的清军“制外洋则不足，制内地则有余”，<《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85页。>是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义和团的，而义和团竟然能浩浩荡荡地进入了清政府的政治心脏，一度造成了清政府难以驾驭的形势，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顽固派采取招抚政策的结果。
关于义和团大批入京，慈禧及端王载漪、大学士刚毅、庄亲王载勋、辅国公载澜、总管太监李莲英等一伙顽固派早就开始酝酿并积极策划。
据记载，五月底，慈禧派最宠信的太监李莲英前往端王府了解情况，载漪与义和团的“老教师”“正议率领拳民，揭旗以入内城之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六月六日，慈禧召开宫廷会议，决定利用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24页。《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9页。>并派刚毅等人“导拳匪入京”。<《庚子国变记》。第36页。>六月十四日，载漪传谕，“迎拳匪首领进城抵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嗣后，义和团数万人到京，“某城门守者坚不肯纳，方争持间，忽有人持辅国公载澜令箭至，令开门，守者不敢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306页。>
从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五日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清政府“有禁团民滋扰禁城谕旨七道”，但是，“禁者禁而为者为，城门由其出入，官兵任其猖獗”，“虽明诏煌煌，不特团民蔑视无关，即地方官吏亦视若弁髦，是则诏谕直等于官样文章耳。盖一言以蔽之曰，有端邸为之护符也”。<《庚子记事》。第88页。>
很明显，义和团进入北京是由慈禧及顽固派一手导演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同意，数万名义和团进入北京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就义和团运动本身来说，“扶清”是义和团进入北京的政治基础，“灭洋”的斗争目标，在表面上与顽固派暂时趋于一致，则是义和团运动形成高潮的根本原因。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看不出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联合压榨中国人民的反动实质，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完全割裂开来，不但不去触动清朝封建统治秩序，反而错误地把清政府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对立物而积极加以扶持，结果上当受骗，被顽固派招抚利用。义和团进入北京，既是义和团运动趋于高潮的标志，又是义和团运动走向失败的起点。
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由剿到抚的政策，绝不意味前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它只不过反映了慈禧及顽固派反革命剿抚两手策略的交替和变换。为了对义和团进一步控制和利用，顽固派从各个方面“备极牢笼之术，隐寓钳制之方”，使它成为地主阶级的武装。
首先，清政府抓对义和团的领导权。
领导权是一个组织建设的核心问题。领导权被谁掌握决定着该组织的性质。义和团组织涣散，既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又没有一致的步调，顽固派乘虚而入，对义和团紧紧地加以控制。宣战的那一天（六月二十一日），慈禧命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及刚毅三人，办理义和团事宜。六月二十三日，对领导班子又予以调整加强，由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统率，英年、载澜会同办理，印务参领文瑞为翼长，管辖指挥义和团。
其次，清政府从组织上对义和团进行严密控制。
为了进一步使义和团成为清政府御用的工具，顽固派在庄王府设立总坛，“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每天到庄王府挂号的义和团络绎不绝，挂了号的，称为“官团”，用端王所赐的龙凤旗，上面写着“奉旨义和团”。初到北京的义和团，都要先到庄王府挂号报到，“籍姓名部署，比于官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5页。>“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庚子记事》。第18页。>据估计约有十万人挂了号，直至北京失陷的前一周，仍有义和团到北京挂号。可见挂号的不是一部分，而是绝大多数，几乎是全部。顽固派采用“私团官练”的方法，使得义和团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权利，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机器的附属品。
挂了号的义和团，每人每日可以取得团费一千六百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91页。>“月赐太仓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50页。>“倾公帑赡养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过去在生活上“自备资斧”的情况，已经改变，在经济上不再处于独立地位，完全依赖于清政府的供给。顽固派通过发放给养，把义和团控制在自己手中，束缚着他们的行动。
最后，从纪律上加以约束。
北京是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十余万名义和团驻扎在北京。对清政府确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义和团进入北京后不久，顽固派就“严定条规，引之就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92页。>后来刊发的《义和团团规》成为指导义和团行动的准则。团规规定：“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夺获敌人器械者，应呈明地方大吏，听候办理”等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2——3页。>它对义和团的行动进一步加以限制，义和团完全得听从顽固派的调遣，不得有丝毫越轨行为。它把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起着破坏反帝爱国斗争的反动作用。
义和团被顽固派招抚以后，由于组织上的合法化，使得义和团的成份日益复杂，表面上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局面。顽固派的头子慈禧也打扮成义和团的虔诚信徒，每天“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端王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与辅国公载澜二人竟成了义和团的大头目，“王公邱第，百司廨署，拳匪皆设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清政府军队“满汉为营卒中皆大半”，“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义和团处于高潮时期，统治阶级中包括王公大臣、官僚豪绅、富商大贾，乃至流氓恶棍，纷纷摇身一变表示拥护义和团的主张，甚至自立义和团旗，冒充义和团，企图躲避义和团对他们的打击。由此可见，义和团进入北京后，统治阶级控制了领导权，农民阶级被严重地腐蚀，义和团的性质发生了显着变化，不自觉地成为顽固派手中的工具。
义和团的排外活动被纳入了顽固派阴谋的轨道
义和团运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农民阶级本身落后保守的消极面，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强烈地表现出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灭洋”是义和团的战斗口号。在北京，“灭洋”的口号与山东义和团相比，明显的特点就是其盲目排外性大大增强，这完全是由于顽固派影响的结果。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肆意怂恿煽动着义和团的排外情绪，不分青红皂白滥杀一切外国人。同时对那些信奉耶稣教的教民也大肆杀戮。对于教民，我们应该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教民出身“类皆贫苦至极”，他们入教有着不同的原因，有的不堪忍受人间地狱的苦难，幻想脱离凡尘而入教，也有的为了“逃刑罪”，“避捐输”等等，由此看来，他们入教与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是分不开的。教民又目无朝廷法纪，在公堂上立而不跪，甚至“面斥长官”，“指责本朝”，所以在顽固派看来，“教民即叛民也”，如果教民“日裹日盛，而渐成浸天之势”，后患不可设想。不可否认，教民中也确有一部分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卖命的，但大部分对耶稣教“非中心悦而诚服之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80——81页。>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侵略者也“并不以教民为重，真消息绝不使之知也”。在西什库教堂被围时，中国教民每天只分到二两粮食，妇女小孩很多病死或饿死。在使馆区，十八岁以上的男子都被迫去做苦工、挖战壕、筑工事，稍有不顺，即遭鞭笞，甚至枪杀。他们的处境还是值得同情的。为了发泄对“叛民”的仇恨，庄亲王载勋“派员率领团民，在城内挨户检查，有无藏匿奉教之人，搜出即斩于市”，<《庚子记事》。第88——87页。>“凡教士教民家属，无少长男女，咸被屠戮，伏尸载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三册，第377页。>大量无辜的教民做了替罪羔羊。对于这种“惨（残）酷无复人理”的行径，慈禧竟“召见其党，所谓大师兄者，慰劳有加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竭力挑动义和团与教民之间的严重对立情绪，使得“灭洋”斗争陷入更大的盲目性和混乱性。
对待外来事物，包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有关的一切新事物，义和团不加丝毫分析，一概采取排斥态度。他们“不准存留外国洋货，无论钜细，一概砸抛”，<《庚子记事》。第12——13页。>认为“铁路电线，皆洋人所借以祸中国”，<《庚子国变记》。第3页。>这些东西给他们带来了失业和贫困，是造成他们生活灾难的罪恶根源，“遂焚铁路，毁电线”，这种行动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引起的，但也表现了小生产者对先进工业技术的抗拒，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性与狭隘心理。而顽固派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为了恢复“闭关而治，复我太平”的封建专制的一统天下，视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如洪水猛兽，认为“轮车、电邮、机械、百出夷人，亦妖术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他们竭力抵制一切与资本主义有关的新事物，反对“以夷变夏”，“变而从夷”，对封建主义末日的即将来临，表示极大的恐惧和垂死的挣扎，对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行疯狂地诅咒和拼命地抵制。义和团和顽固派从不同的立场、利益、目的出发盲目排外，而顽固派固守封建主义的营垒，用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着义和团，尽量把他们引导到绝对的排外主义方面去，将义和团的“灭洋”斗争纳入自己的轨道。
在顽固派的唆使下，义和团“借仇教为名，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法，效法外洋，为帝之大罪也”，<《庚子国变记》。第4页。>积极制造舆论，准备谋杀光绪帝，并诬陷倡导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三毛”。<《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9、138、97、95页。>光绪帝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于一八九八年冲破了顽固派的阻力，毅然采纳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变法维新，进行社会改革，有力地冲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极端地仇视变法运动，发动反革命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帝，使维新运动以失败告终。义和团不反对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不去杀掉慈禧等一伙卖国贼，却要反对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戊戌变法，反对光绪帝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只能说明义和团受了顽固派的愚弄和操纵。
顽固派投降帝国主义，义和团运动走向失败
毛泽东同志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毛泽东选集》，第601页。>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附属于帝国主义，他们是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侵略的工具。从总体来说，帝国主义与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之间的矛盾，属于从属地位，他们之间所出现的表面破裂只能是暂时的，起着次要的作用，绝不足以影响他们敌视农民阶级、投靠帝国主义的根本立场。由于其反动本质所决定，他们不可能真正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的对外“宣战”绝不是出于捍卫民族利益的反侵略要求，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在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载漪“当宣战之日，国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即成，……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他想用武力废黜光绪帝，“而令其子正大位”，一旦目的达到，就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义和团。
攻打使馆从六月二十日开始至八月十四日为止，共五十六天。围攻西什库教堂从六月十五日起至八月十六日止，共六十三天。投入的兵力有董福祥的甘军、荣禄的武卫军、虎神营、神机营及义和团共数万名，攻下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但在关键时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露出了敌视义和团，投降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
六月二十五日清晨，载漪一伙见不能立即攻下使馆，就迫不急待地率领义和团六十余人冲进宫中，企图谋杀光绪帝，被慈禧严加斥责，二十多名义和团头目被杀。具有丰富统治经验的慈禧敏锐地感觉到：烈火有烧在自已头上的可能。她开始对义和团感到危险，对帝国主义抱有希望。同日，又接到了李鸿章的电报，警告她，“勿任董军妄动。但能保住使馆，尚可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6页。>权衡利弊，慈禧做出了停战的决定，她派亲信大臣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使，并欲立刻停战归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在使馆周围竖起“钦奉懿旨，力护使馆”的木牌。从此，投降代替了“宣战”，屠杀代替了招抚，义和团运动开始转入低潮。
六月二十九日，在致各驻外公使的电报中，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动态度越来越明朗化。电报命令各驻外公使向所驻国政府解释清政府的“宣战”，完全出于逼迫无奈，乞求各国政府的谅解，并向它们表示“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声称“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掩饰利用义和团同帝国主义作战的卑劣嘴脸。为今后妥协投降开脱罪责，最后还保证对义和团“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一定“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2——203页。>“宣战”是骗局，招抚是阴谋，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的态度昭然若揭。
在攻打使馆的过程中，荣禄忠实地执行了慈禧的投降主义路线，他以“竭力保护各使臣无伤”为宗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9、138、97、95页。>命令武卫军在使馆区“四面扎住，不许义和团邦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甚至“遇义和团亦用枪打”，<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清除保卫使馆中的不安全因素，而且密嘱诸将以“力保中国大局”为根本政策，不可力攻，恐伤和好。他明为攻击，暗则保护，处处为将来“转□地步”留有余地。难怪连大学士刚毅也说：“荣禄之势力一日不倒，则使馆一日不能攻克”。攻打西什库，同攻打使馆的情况也差不多，荣禄“与法教士友谊甚好”，极力“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与其所施于使馆者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慈禧还不断派人送瓜果、蔬菜、面粉等，向侵略者慰问致意，其媚外丑态，暴露无遗。
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后，慈禧及顽固派一伙极为慌恐，不知所措。慈禧想西逃，经荣禄等大臣再三劝阻，暂做罢论。那些在“宣战”时，曾慷慨激昂，叫喊“祖宗的江山不能送给洋人”的载勋、载漪之流，现在也畏敌如虎，“以为议和”可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14、15、306、50、74、348、344页。>他们加紧了与帝国主义频繁的接触，并大肆屠杀义和团，以博得帝国主义的好感，加快投降帝国主义的步伐。
七月十六日，慈禧一伙派人前往使馆致函表示“愿中外和好如初”，同时严禁义和团“不得再向各国使馆放枪攻击”。<《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6页。>仅隔一天，荣禄派章京文瑞前往东交民巷慰问各公使，并商谈议和事宜。
在向帝国主义投降的同时，慈禧颁布查办伪团谕旨，将杀死副都统庆恒的五名义和团群众，诬为假义和团残酷镇压。从此，大批义和团群众被顽固派以假团的名义，按照惩办土匪章程之例杀害。
为了进一步削弱义和团的实力，慈禧采取分而治之的反动措施，减轻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压力，破坏阻挠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七月十九日，载勋命令义和团群众两千人出京，驻扎城外，其余交董福祥统带，载勋嘱咐董福祥，要辨别真假义和团，“有不遵冒犯之徒，按军法惩治”。<《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9、138、97、95页。>从七月二十日起，围攻使馆“但有中国之军队，不见拳匪之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二册，第208、448、487、508、293、301页。>不久，京城各门又发表命令，义和团群众“准出不准入”，<《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9、138、97、95页。>被调出城外的义和团，“无日无之，皆以夸讲为奖励之辞；出京师即刺杀之”。<《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9、138、97、95页。>
七月底，慈禧的反动咀脸暴露更加充分，她采取了更为阴险毒辣的手段，“令拳民做为前驱”，<《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60页。>借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来屠杀手持原始武器的义和团群众，达到消灭义和团的罪恶目的。大批义和团做为先锋攻打前敌，“少有退缩，迎以大炮”，<《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9、138、97、95页。>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清政府的前后夹攻之下，义和团遭到了血腥的镇压。
八月十四日，北京失陷。清政府完全向帝国主义投降，公开屠杀义和团群众，义和团运动失败。
由于历史时代和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义和团认识不到清政府的反动本质，不能正确处理反帝反封建之间的复杂关系，错误地把清政府看作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加以扶持，幻想依靠清政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结果被反动的清政府叛卖，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之下，倒在反革命屠杀的血泊之中。义和团运动失败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无法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使命。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给我们留下的用鲜血汇成的经验教训。
（资料来源：《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5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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