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石达开“受骗中计”质疑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石达开-石达开“受骗中计”质疑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石达开“受骗中计”质疑

关于石达开被俘问题，史学界存在着原则性分歧。弄清楚石达开被俘问题真相，对于正确评价石达开和揭示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有一种说法，叫作“受骗中计”说，大意是：石达开部在紫打地被围后，进退两难，急需寻找出路。清将杨应刚等利用这种情况，去石营游说，以谈判出路为饵，诱骗石达开到清营；石达开因而当了俘虏。根据主要是《越□厅全志》。此书能够证明石达开是“受骗中计”么？否。因为事实真相是：
第一，石达开部“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
一八六三年五月十四日，石达开率领三、四万大军，经冕宁小路，进抵紫打地，准备越过大渡河直取成都。这里地势险恶，四面受敌：北面是大渡河和总兵唐友耕等的部队，西面是松林河和土司王应元等的反动武装，东面是马鞍山及土司岭承恩、越□营参将杨应刚的兵勇，南面的山径险路被岭承恩砍倒千年古树堵塞，又有游击王松林的兵勇在筲箕湾等处堵守。从五月十七日起，石达开曾多次组织渡河战斗，均遭失利，伤亡惨重。由于四面被围，粮道断绝，“摘桑叶，掘草根，杀羸马为食”(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太平天国资料》第218页。)。六月九日清军乘势攻陷紫打地大营，石达开率残部七、八千人东向突围，奔至老鸦漩，“复为夷兵所阻，辎重尽失，进退无路”(骆秉章，《生擒逆首伪王石达开等并剿灭发逆巨股折》，《骆文忠公奏稿》卷6。)。“入夜昏黑，饥甚，觅食无所得，有相杀噬人肉者，达开莫能禁”(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9期。)。面对这种艰险形势，石达开动摇了；十之六七的部将动摇了，有个姓邹的宰辅甚至“先送家属为质，约为内应，立功赎罪”(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太平天国资料》第219页。)：有些士兵也“疑贰无斗志”(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9期。)。由此可见，否认当时石达开部伤亡惨重，“颇有降心”，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正是敌人诱降的条件。
第二，周歧源擒石“密计”。
周歧源鉴于石达开部“进退战守俱穷，颇有降心”，就急忙“画策”，授“密计”于杨应刚、王松林。要想弄清“密计”的内容，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王、杨的言行中去探索。王、杨曾相继赴石营游说。杨应刚“先贻书约誓，待以不死”。但石部“未之信”，有些将领甚至“惧欲伤应刚”。杨应刚施展阴谋诡计，先危言恫吓，然后同王松林一起“指天誓日”，力图消除石达开等人的疑虑。非常明显，杨应刚所说的为石部“寻生路”，就是要停止其斗争，如果石部遵命照办，就可“待以不死”。
当时摆在石达开面前的“出路”是什么呢？石达开心里十分清楚：一，“血战出险”(□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庸庵文续编》卷下。)。二，“纵死□江定不降”(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9期。)。三，“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781页。)。“罢兵让路”使石达开率部安全转移么？周歧源不会用自己的脑袋作代价“放虎归山”。
“罢兵让路”既不现实，允其“解甲归田”倒有可能。安顺场士绅赖执中说：“（当石达开被围时）。四川总督骆秉章遣越□参将杨应刚，劝石达开解甲归田。谓大渡河天险，决无法飞渡，今既已被围，请解兵柄，来共商善后”(朱□：《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死事考》，《东方杂志》第38卷，第21号。)。所谓“解甲归田”，其实只不过是“投诚免死”的较为文雅的说法而已。
第三，石达开“释兵表降”。
石达开为什么要亲赴敌营呢？《越□厅全志》说，杨应刚、王松林到石营劝降，约许“待以不死”，石达开信之，“与之订盟”，然后同至洗马姑。
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说：“达开当此欲进不得，欲退无所，……将自刎，会一将自梁桥驰陟高阜，急呼王应元各军停攻：‘吾已奉令俯准石达开降免矣’。应元视之，乃参将杨应刚也。达开闻讯，不得已率其子定忠及各官佐释兵表降”(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9期。)。
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说：“该逆逃生无路。适管带南字营王松林到防，情愿亲往贼巢，诱降石逆。唐镇等即饬唐正品、雷显发……等同往，竖立‘投降免死’大旗。……王松林复亲至石逆营内，反复开导，令其率众来归。二十五日，石逆率众概行投诚。(《太平天国资料》第219页。)”
骆秉章在《生擒逆首伪翼王石达开等并剿灭发逆巨股析》中说：“当经杨应刚等以该逆无路逃生，于洗马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石逆裹携其一子及伪宰辅曾仕和……等并余党至洗马姑乞降”(《骆文忠公奏稿》卷6。)
当时骆秉章任四川总督，刘蓉为四川布政史，黄彭年在刘蓉幕中。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死难纪实》主要导源于许亮儒的《擒石野史》，而许亮儒则是土司王应元的机要幕僚。骆、黄、许等人都直接参预了镇压石达开的勾当，可以称得起是知情人，应该说他们所记是比较真实的。《越□厅全志》是光绪朝修的，当是根据公私记载编写而成。这些当事人和地方志的记载，虽然细节有些出入，但却有个共同点，即敌人“诱降”，石达开“释兵表降”。
安顺场士绅赖执中说：杨应刚劝石达开“解甲归田”，“来共商善后”。石达开“见大势已去，不得已轻骑前往，杨乃设伏于凉桥，遂致被擒”(朱□：《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死事考》《东方杂志》第38卷，第21号。)。当然，如果从和平使者立刻变成阶下囚这一点来说，石达开确实是“受骗中计”了。但是，敌人的狡诈并不等于石达开“无辜”。问题的关键在于石达开亲赴敌营“共商善后”，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举动？他屈从敌人的意旨，答应“解甲归田”，放下武器，交出军权，自投罗网，恐怕怎么也不能算作是“忠于革命”的行动！《石达开自述》说：“达开正欲投河自尽，因想真心投诚。或可侥倖免死(《太平天国》第2册，第781页、据方诗铭同志从毛祥麟《三略汇编》中发现的新本《石达开自述》说：“达开原想投河，转念投诚出来，救全残众”。)”。石达开自述同其他公私记载是吻合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所谓“受骗中计”说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与其说“受骗中计”，勿宁说“乞降被俘”更为恰当。
有人总觉得石达开是个英雄怎么会乞降呢？其实，历史上常常出现这类矛盾现象。有些人能够在胜利进军中，驰骋疆场，同敌人殊死搏斗，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在军队溃散，身陷重围时，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主客观条件。
石达开的“低首乞降”(余鸿观：《蜀燹述略》卷1。)主要导源于失败主义。
石达开一八五七年公然率部出走，企图“独树一帜”，“拥众自雄”。他在军事上放弃江西根据地，避开敌军主力湘军，陷于无后方流动性作战的困境中；在政治上对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多所更改，“其动静行为，多滋物议”(《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一八六○年石达开转战广西时，其部众逐渐觉醒，纷纷“万里回朝，出江扶主”(《吉庆元、朱衣点等六十七将领上天王奏》，《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3期。)，石达开弄得众叛亲离，心灰意冷，“想要隐居山林”(《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第2卷，第781页。)，但因清政府“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石达开自述》，《太平天国》第2卷，第781页。)，只好召集数万之众打出广西，挺进两湖，企图入川。后因清军追堵，而败走云贵。一八六二年石达开军次贵州乌江渡口，曾题诗述怀：“垂翅无依鸟倦飞，乌江渡口夕阳微。穷途纵有英雄泪，空问西风几度挥”(贵州通志馆《采访录》，转引自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中册、第1523页。)。石达开深感前途之渺茫，吟叹来日之无多，风云壮志消失了，绝望的寒流阵阵袭来。一八六三年石达开率部在四川大渡河畔陷入绝地，“粮尽术穷”，“进退无路”。在他给川督骆秉章的信中，表白自己本想“矢坚贞以报国”、“待平定而归林”，但“事拂人谋”，理想终于化成了泡影。前者“功竟难成”，后者“愿终莫遂”。他回顾十余年的战斗经历，“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致殃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心少闲时。天邪人邪？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他把自己的遭遇和革命战争的失败，统统归之于天命，“天既如此，人将奈何”(《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59页。)？在他看来，战则亡，但若“真心投诚，或可侥倖免死”，有可能得到清朝统治者“推恩以待，布德而绥”(《石达开致骆秉章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90页。)。正是这种悲观主义，导致石达开“低首乞降”。所以敌人说石达开“势穷事迫，是以率众来归”(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太平天国资料》第219页。)。
据有关文献记载，石达开在被执前一星期，要求部属“血战出险，毋徒束手被缚”(□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庸庵文续编》卷下。)。石达开被执前五天曾题诗于壁：“大军乏食乞谁□，纵死□江定不降”(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难死纪实》，《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9期。)。石达开在被执前一天晚上还赞同部属的意见：“妖来背水一战，幸而胜则图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都履和《翼王石达开□江被困难死纪实》，《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9期。)。
怎样解释石达开的这种“决死气概”与“低首乞降”的矛盾呢？
石达开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石达开率部途经紫打地，本想抢过大渡河以入四川腹地，不料却陷入绝地。起初石达开并无乞降之意，他曾多次组织抢渡，“誓于死中求生”(□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庸庵文续编》卷下。)。所谓“血战出险”，“纵死□江定不降”云云，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是，由于抢渡失败，粮尽势穷，加上敌人设计诱降，需要在坚持战斗还是缴械投降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时，石达开就趋向妥协，终于从“宁死不降”滑向“低首乞降”的邪路。
石达开在倾向妥协之后，一面致书川督骆秉章乞降，并接待清方代表“与议降事”(任乃强：《记石达开被擒就死事》，《康导月刊》第5卷，第7、8期。)；一面又表示赞成部属的意见，胜则前进，“不胜则主臣赴彼清流，断不受斧钺辱”。既然已经同敌人接洽投降，又有什么“宁死不降”之可言？他此时此刻的所谓“宁死不降”云云，显系企图蒙骗部属，掩护投降谈判。
有人还用石达开被俘后的表现来否定他的乞降行为。刘蓉在《复曾沅浦中丞书》里说：石达开“供自金田发难之后，一切悖逆情状历历如绘。其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气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之语。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戳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临刑之际，神色恰然，实丑类之最悍者”　。他的记载可信，问题在于怎样解释。
首先，石达开以太平天国翼王之尊，身经百战之躯，率部入川，本想“拥众自雄”，不料在大渡河畔陷入绝地，只好“释兵表降”。他的乞降是被迫的。所以昔日王爷的风度，战将的举止，还不时流露出来。因此，刘蓉在“提讯”石达开之后说：“其枭桀坚强之气，见于词色”(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太平天国资料》第219页。)。
其次，石达开率部“投诚”，是企图“侥□免死”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为此，他曾恳请清帝“推恩以待”。清方代表也“指天誓日”，保证“待以不死”。但当石达开率部“弃械投诚”之后，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恩赦”和“生路”，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石达开的幻想，使他认识到向敌人献谀乞怜是无济于事的，因而他怀着受骗的悲痛和对刽子手的仇恨走向刑场，“神色凄然，无一毫畏缩志”(周询：《蜀海丛谈》卷3，《石达开》。)。
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石达开的“释兵表降呢”？
这里有个怎样看待农民军将领晚节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每个阶级都基于各自的经济地位而各有自己的特殊的气节观。
封建社会里的农民阶级具有二重性。农民阶级是同分散孤立的小农的生产方式联结在一起的，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农民阶级由于遭到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曾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小农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无力挣脱传统的封建思想和道德伦理观念的束缚。小农的政治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持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农民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农民起义军将领的气节观，主要表现为反对坏皇帝，而拥护作为他们“主宰”的“好皇帝”。一句话，就是“忠君报国”。这种道德观念既是农民阶级思想的重要内容，又渗透着那个时代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意识的影响。农民起义军的任何个人也无法超越这个界限而达到无产阶级气节观的高度。
太平天国领导者十分重视气节问题，他们把“为国忘家不顾身，事主尽忠无改节”(杨秀清：《果然真心扶主》，《太平天国》第1册，第395页。)，看作是最高的美德。他们要求广大将士要“忠于天王、忠于太平天国。凡是尽忠报国者则为忠”，(《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第1册，第323页。)反之则为奸。忠者倍受赞赏，“□常竹帛纪勋名”。(杨秀清：《果然真心扶主》，《太平天国》第1册，第395页。)奸者要受谴责甚至惩罚。他们把投降清王朝称为“变妖”，(陆筠：《海角续编》，《漏网隅鱼集》第132页。)把叛徒叫作“反骨妖人”。(《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第1册，第8、19页。)早在永安时期，洪秀全就号召“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第1册，第66页。)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惩办了叛徒内奸周锡能。洪秀全还特意颁行《天父下凡诏书》（一），广为宣传这次事件。(《天父下凡诏书》（一）《太平天国》第8、19页。)建都南京以后，洪秀全、杨秀清把严禁“反草通妖”定为法律。(张德坚：《贼情汇纂》卷8，《太平天国》第3册第229页。)到了后期，李昭寿降清，李秀成致书声讨，斥责他是“反骨之人”。(《李秀成谕李昭寿》，《太平天国》第2册，第605页。)由此可见，我们既不能因为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否定太平天国有自己的气节观，又不能脱离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而对太平天国的气节观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考察太平军将领气节的标准，似乎应该是看他们对待大清帝国与太平天国、清朝皇帝与天朝天王的态度。太平军将领的晚节大至有三种类型。
一、以身殉节的英雄。其中有的是奋战疆场、英勇杀敌、血洒江天的，比如与九江、安庆共存亡的林启容和叶芸来，有的是落入魔掌、宁死不屈、 慷慨赴义的，比如洪仁□、陈玉成、赖文光等。洪仁□以文丞相为榜样，坚信“天国祚虽斩，复生待他年”！(《洪仁□绝命诗》，转引自胡滨：《关于洪仁□的几个问题》。)陈玉成怒斥妄图诱降的胜保：“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佚名：《陈玉成被擒记》。)赖文光悲壮的表示：“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异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可见，他们正是怀着忠于太平天国及其领袖天王的心情，大义凛然的面对屠刀的。他们是太平天国的英雄，是中国农民阶级的杰出代表。
二、投降变节的叛徒。比如钱桂仁、韦俊、邓光明、郜永宽、陈炳文等，他们叛变投敌的共同之点是：死心塌地、拉走队伍、献出城池，调转枪头。比如韦俊、程学启就分别率部以池州和集贤关降于清军，成为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劲旅。苏州郜永宽等八人以慕王的头颅和苏南根据地首府作为晋见礼率部投奔李鸿章。听王陈炳文等在给鲍超的乞降书中，表示自己原先“并非甘心”投贼，“现有众六万人，洋炮队七千余杆，甘愿效纳，随侍鞭□，进剿残逆”。(《陈炳文等叛降鲍超书》，《太平天国》第2册，第772、773页。)这些家伙成为大清帝国的鹰犬，绞杀太平天国的凶手。
三、是介于以上两种类型之间的，石达开就属于这一类。石达开不同于以身殉节的英雄们，因为他在危急关头，经不起考验，“释兵表降”了。不过石达开也不同于死心塌地的叛徒们，他的“释兵表降”是迫于无奈，正如敌人所说的，他“并非真心反正之归顺”；(黄彭年《代刘蓉致骆秉章禀稿》，《太平天国资料》第219页。)他“释兵表降”的目的之一，是真诚地希望拯救部下将士的性命，这说明他对清朝统治者缺乏认识，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临刑时的表现是好的。综观全局，可以说石达开确有变节思想和行动，但还不是叛徒。
【资料来源：《东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