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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康有为1888年上书

马忠文先生在《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发表的《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一文（以下简称《探微》），针对以往学术界对这次上书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不同意见。文章揭露康有为在上书活动中“亟亟奔走于权门，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态”，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出仕机会”。此论过于片面，也曲解了上书活动的意义。
一
《探微》主要是论证梁鼎芬所写的《驳逆犯康有为书》（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上海书店，1985年影印版。）和《康有为事实》（注：《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页。）中的观点：康有为首次上书活动乃“意在乞恩”和“求得富贵”。《探微》又补充了几条史料，予以证实。梁的两篇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898年10月和11月。前者发表在上海《申报》上。后者是以“中国公民启”名义写的，并递交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目的是将逃亡日本的康有为引渡回国。梁写这样出卖朋友的文章，是想用朋友之血来染红顶子，所以极尽诬蔑之能事，虽名“事实”，却没有几句是可信的。下面略加辨析：
梁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其尊颂皇太后之词，联行累句，斑斑耀目，名为论事，意在乞恩。……盖时求富贵，则但有颂扬”。（注：梁鼎芬：《驳逆犯康有为书》。）
而事实是第一书中不但有颂扬，也有批评，而且言辞尖锐。如书中指出：中法战争之后，朝廷仍晏安无事，言路闭塞，纪纲日隳，万寿山、昆明湖土木不息，“天下将以为皇太后、皇上拂天变而不畏，蓄大乱而不知，忘祖宗艰大之托，国家神器之重矣”。又说：皇太后、皇上恭俭忧勤，临政之日，不为浅矣，“乃事无寸效，而又境土日蹙，危乱将至”，追究原因，“得毋皇太后、皇上志向未坚，无欲治之心故耶？”（注：《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6-357页。）
这封上书转交到翁同龢手中，请他代递，但他不肯，理由是“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注：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第2332页。）这个评语也说明上书并非尽是谀辞，而是有犯忌内容，可能招祸。
康有为对“招祸”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致其弟康广仁的信中说：上书“事已行矣。乃一感悟天意，如天之福，不然，则或以言事得罪。本朝待臣下至厚，不患有他，至重不过下狱，或出戍而已……我已打算定心一毫不动，但不必令老母知。若有他事，星海太史必能照料，汝可照料嫂侄女便是”。（注：《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页。）这是在交待后事呢。
明知上书有风险，什么还要上书呢？信中说：“我近见公卿大夫感愤时事，又睹友朋凋丧，感不可言，顷遇永陵大哭，我上一奏折。”（注：《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页。）因“感愤时事”而上书，这番意思在康有为上皇帝书、上重臣书、致朋友信中有充分表达。
他在一封致朋友的信中又从另一角度说到上书的原因：仆“讲求经世救民之学，而日日睹小民之难，无以济之，则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注：《与沈刑部子培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81页。）他所思考的所建议的是关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计方针，“不得不假有国者之力”，所以要上书。
康有为在京城遍谒亲贵，也是为了给皇帝上书，而不是梁鼎芬所说“因不中举人，遂夤缘在朝大官，求得富贵”（注：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65页。）。《探微》为梁鼎芬的观点补充了几条史料，主要是援引康有为致潘祖荫等人信中的谀颂之辞，证明康有为阿谀取容。《探微》对谀辞的解说欠妥。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曾说到为什么要上书潘祖荫等：“时公卿中潘文勤公祖荫、常熟翁师傅同龢、徐桐有时名，以书陈大计而责之，京师哗然。”（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上海，1953年，第120页。）“书陈大计而责之”，才是这些信的主要内容。康的几封信都收在《康有为全集》第1集中，一读便了然。这些信中也确实用了许多谀颂之辞，但不为了个人当官，而是为了：第一、说他们有容纳百川、礼贤下士的品德，应该接见他这个布衣之士，倾听他关于时局的看法和变法的主张。第二、说他们是公忠体国的重臣，应该亲自向皇帝建议变法，不惜以去留相争。第三、请他们代自己上书。如，他建议潘祖荫向皇帝上书：大人忧国如家，可与二三公忠同志大臣，涕泣陈之，甚且去就争之，“上诚不悟，然后从容引身去位，光明俊伟，天下想望”。（注：《与潘文勤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5页。）他劝徐桐说：公为国元老，“何不请一日之对，面陈祸乱之由，牵裾痛哭，感悟圣意，此莫大之功也。不听则以去就争之。……拂衣而行，天下想望元老大臣有此举动，其所以动上意而警百僚者，补益正不少也。”（注：《与徐荫轩尚书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8页。）如果潘祖荫和徐桐真的听了康有为的话，上书不成则“拂衣而行”，那么康有为还能通过他们来为自己谋官吗？所以不能说他写了那些谀辞就是求富贵、要当官，更不应该委屈他那颗拳拳报国救国之心。
遗憾的是，康有为的拳拳报国之心当年遭到一些人的误解，其变法主张也未能引起当道者重视，反而遭到“简狂”、“躁进”的批评。《探微》引了一首梁鼎芬当年讽劝康的诗：“迎阳故作轩窗敞，耐冷还依水石严。今日承平无个事，干龙不必问飞潜。（注：梁鼎芬：《题简竹居读书草堂》，见钱仲联主编《清事纪事》（十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876页。马忠文《探微》一文引此诗认为“其中即含讽康之意”。）”在中法战争之后，梁鼎芬还认为“今日承平无个事”，还有闲情逸致“迎阳故作轩窗敞”，这种庸人怎能理解康有为？
潘祖荫在接见康有为时也批评康有为“简狂”，并劝他“熟读律例”，以便作官。康有为对此不以为然，他事后致信说：“伏承明训，教以熟读律例，此自当官所宜然。窃谓成例者，承平之事耳，若欲起衰微，振废滞，造皇极，晖万象，非摧陷廓清，斟酌古今不能也。”（注：《与潘文勤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2页。）这是康有为的志向、气象，非潘祖荫等所能完全理解。
康有为第一次上书的根本目的是要“起衰微，振废滞”，要解决“国运之兴废存亡”（注：《与潘文勤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15页。）问题，这也是他以后多次上书的目的。第二次上书是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他提出“迁都”、“抗战”、“设议郎”等重大建议。这一年他中了进士，得授工部主事。如果他仅是为了当官，那就不必再上书了，可以走当京官、结权贵、逐步升迁之路——这是大多数官员所走之路。但他不走这条路，他自谓“自知非吏才，不能供奔走”（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31页。），拒绝赴任，却继续上书，又上第三书、第四书。1897至1898年他第三次进京上书，提出开国会等主张。1898年6月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是特旨任命，很荣耀的，“为向来所无，入署即可派总办提调”（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48页。）。知交好友都劝他就任，但他仍以“不能奔走”为由辞却。康有为当然很想当官，而且想当大官，当一个能直接影响皇帝的大官，他认为只有这样他的变法主张才能实现，才能救国。他是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的。这是他高出同时代许多士子、官员之处。
二
康有为首次上书活动的核心是“上书”，评价这次上书活动就不能不评价其上书的内容。《探微》对此未作分析，只笼统地说它“没有特别新颖的地方”。其实不然。
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其重点是“通下情”。
自从秦朝建立起以皇帝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以后，“上下隔绝”就成了这种政体的锢疾，代代都有人批评它，而要求“通下情”。康有为提出的“通下情”与前人的角度不同，意义不同，他有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意向。
在第一书草定不久，康有为曾致信曾纪泽，（注：今所见《上清帝第一书》末属日期为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88年12月10日），这是准备呈递都察院的日期，此前曾递给翁同龢，翁日记中记载他于十月二十六日（11月29日）已接到，由此可以推断，第一书的草定时间应在此以前。（参见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0页。）康有为致书曾纪泽是十一月初一日（12月3日）。）与其讨论西学，他问了22个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国家权力分立和运作程序。信中还表达了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看法：“今泰西之言治道，可谓盛矣。其美处在下情能达。”（注：《与曾劼刚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8页。）由此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在上书中把“通下情”作为变法的主要内容了。在上书中，他分析说：“今天下非不稍变旧法也，洋差、商局、学堂之设，开矿公司之事，电线、机器、铁舰之用，不睹其利，反以蔽奸。夫泰西行之而富强，中国行之而奸蠹，何哉？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故也。”针对这种弊端，他建议仿周代和汉代设立“专主言议”之官，“增设训议之官，召置天下耆贤，以抒下情”。（注：《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60-361页。）
如果将康有为致曾纪泽的信和第一书联系起来，那么康有为的变法思路就非常清楚了：西方与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通下情”，中国学习西方“稍变其法”搞自强新政，但未学“其美处在下情能达”，结果“不睹其利，反以蔽奸”，所以中国变法得“增设训议之官”，以改变“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的制度，使下情上达。“训议之官”虽然还只是一个咨询机构，而非议院，但它是“专主言议”之官，已有学习西方权力分立的意思，已经从制度层面提出变法要求了。
康有为的上书反映了晚清改革运动将进入新阶段。晚清的改革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那主要是在经济、教育和军事领域学习西方的近代化运动。80年代出现了早期改良派（郑观应、王韬等），他们开始批判洋务运动，并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度表现出非常欣赏的态度，但还未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这种制度，到90年代初期他们刊行的着作中才有仿行宪政的建议，然而未向朝廷提出。最早向朝廷提出设议院建议的是当时并不知名的翰林院编修崔国因，他于1884年上奏“请设上下议院”，经王大臣议复被否决。（注：参见孔祥吉《清廷关于设立议院的最早争论》，《光明日报》1988年8月24日。）同一年，两广总督张树声上一道遗折，说西方以议院为“体”，以轮船火炮等为“用”，“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注：上引张树声遗折的内容转见于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图书集成铅印本，光绪二十四年）。）表达出学习西方议院制度的愿望。康有为1888年的上书与崔国因、张树声的奏折无直接关系，却像他们一样也表现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意向。这三道奏折表明，在19世纪80年代，中国不但出现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而且出现了以上书的形式提出改变专制制度的要求，它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据此，我们可以修正以往学术界的一个观点：晚清的政治层面的改革运动起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895年，由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开始。而事实上，从80年代就开始了。
三
康有为选择1888年底上书，这与明年光绪皇帝将要亲政有关。
1888年7月27日（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有慈禧太后懿旨，以光绪皇帝“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命“钦天监于明年二月内谨选择归政吉期具奏”。（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总第2463页。）这项决定使一部分官员和士子活跃起来，他们希望光绪皇帝亲政后朝政能有一番新气象。康有为是其中一分子，他对亲政的期望在他的上书中和致亲友的信中都有表达，如他在信中向他弟弟通报说“中朝有意明年亲政，特召星海及朱一新矣”（注：《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5页。）。正是对亲政寄予希望，康有为就选择在亲政前夕上书。而在这种背景下，他的上书也就得到那些对朝局更新寄予希望的士子和官员的支持，而不是如《探微》所说的那样，上书活动似乎只是“遭到京城士大夫的讥笑和嘲讽”。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他的上书，“黄仲弢编修绍箕、沈子培刑部曾植、屠梅君侍御仁守实左右其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20页。）。在这三个人中，屠仁守更活跃一些。当年康有为代屠仁守拟了几道奏折，其中一道是《请醇亲王归政折》（注：《康有为全集》第1集收有此折。编者按说：“《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条下记述太和门火灾后，他曾为屠仁守草折‘请醇邸不预政事’，当即此折。今有学者怀疑此折乃康有为后来伪作。《屠光禄奏疏》中未收此折，然可能草而未上。待进一步考核。”（第370页）笔者认为：从已知康有为事后伪作的各折看，虽文句有伪，但当年确曾有过奏章，而不是凭空作伪。“请醇邸不预政事”是当时朝野议论的一个题目。），请颁懿旨，命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归政，以免干预光绪皇帝亲政。（注：《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72页。）
康有为的第一书可能是与这三人商量后写成的，至少是写成后他们看过并认可了。然后请国子监祭酒盛昱代递，盛昱同意代递，表明他也赞成上书。所以康有为把他引为知己，感谢他对自己“不顾利害，卵而育之，翼而飞之”（注：《致盛伯羲祭酒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85页。）。盛昱再请翁同龢代递，却受阻。其原因，康有为解释说，是因为翁同龢“以文中有言及‘马江败后，不复登用人才，’以为人才各有所宜，能言治者，未必知兵。若归于朝廷之用人失宜者。时张佩纶获罪，无人敢言，常熟恐以此获罪，保护之不敢上”（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20页。）。而翁同龢日记中所说的原因是“语太讦直，无益，只生恤耳。决计复谢之”（注：《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235页。）。两者的说法不完全相同，但揣度日记的词气也确有保护之意。翁虽未代递，但对上书做了摘录，还有一段批注：“南海康祖诒，拟上封事，由成均代递，同乡官无结，未递。”（注：翁万戈辑：《新政·变法》《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年，第287页。）这个说法与日记不同，将未代递的原因归于没有同乡官的印结。这个说法不太可信。康有为一监生，上书需有同乡官之印结，康有为和盛昱对此不会不知道，他们不会拿一份无同乡官印结的奏折请人代递。
《探微》不相信康有为所说的翁同龢“保护之不敢上”的话，笔者倒认为是可信的。这话当出于盛昱之口。盛昱代递不成，必对康有为作说明，且会引述翁同龢的解释，翁应有一番抚慰的话，翁的日记不是说“决计复谢之”吗？。
康有为等仍不甘心，盛昱又请都御史祁世长代上，祁“亟称其忠义，许代上”，约定12月10日（十一月初八日）到都察院呈递，御史屠仁守事先派人等候，可是不巧，当天祁世长赴院途中“患鼻血病，眩晕而归”，只好改期，以后祁世长又请长假，至次年正月，屠仁守又“以言事革职，永不叙用”，上书终于未成。以上是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所述。（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戊戌变法》，第4册，第120-121页。）有论者对这里所说祁世长未能代递的原因提出异议。汤志钧先生认为祁世长不喜欢西学，又与康有为的学术渊源不同，所以不肯代递。（注：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1页。）这仅是猜测之辞，并无实据。孔祥吉先生也赞成汤先生的说法，并进一步指出康有为说法的错误：祁世长虽常常因病请假，但他于1888年12月7日（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已经病愈赴宫门请安销假，到12月12日（十一月初十日）才又递折请假一个月，而康有为说请祁世长代上的日期是12月10日（十一月初八日），正是祁世长当值期间，因此说祁世长因病而未能代递就与事实不符。（注：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第19页。）但问题是：孔祥吉关于祁世长请假的依据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早事档》（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早事档》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记：“祁世长病愈请安，拟请旨传知道了。”同月十一日记：“祁世长请假一月，拟请旨传赏假一月。”），而《早事档》所记录的请假销假并非完整无误。康有为约定于12月10日递上，虽在祁世长当值时，但祁是在赴院途中“于车中患鼻血，眩晕而归”，事出仓促，未必就及时请假了，即使临时请假，《早事档》也未必能记录。然后又商量改期再上，然而只过了两天，祁世长就请长假了。祁世长从销长假至又请长假，中间只隔了五天，说明他的身体确实很差。这倒证明康所说“患鼻血病”之可信。祁世长同意代递是可以理解的。作为都御史，他对上书中所批评的上下阻隔的弊端应有深切体认，至于他讨厌西学，则无妨碍，因为第一书未直接宣扬西学，“通下情”的建议还援引周、汉的相关制度为根据。
以上康有为所述上书过程中，参预其事的有黄绍箕、沈曾植、屠仁守、盛昱、祁世长。翁同龢也涉入其中，他对上书作摘录，表明对它的重视。
除了上面几个人外，潘祖荫和曾纪泽对康有为的印象也不错。
潘祖荫接见过康有为，对康“裁以简狂”，同时又教他悉读律例，又赐他行资，答应为他的叔祖康国器写墓铭。（注：参见康有为《与潘伯寅宫保书》，《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387页。）康1889年南归，经过杭州时代潘写了一篇《两浙观风文》。（注：《代潘侍读两浙观风文》，《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389-390页。）
康有为与曾纪泽的交往主要是讨论西学。梁鼎芬《康有为事实》说曾纪泽曾对人说“康有为托名西学，希图利禄，不知西无此学，中国亦无此学也。”此话很不可靠。曾纪泽日记11月14日（十月十一日）记有“出城拜客，傅寿芝（维祜）、余尧衢（肇康）处各一谈，康长素（祖诒）处谈颇久。”（注：刘志惠点校：《曾纪泽日记》下册，岳麓书社，1998年，第1739页。）一共见了三人，特别指出在康有为处谈的时间最长。《康有为全集》中还有两封致曾纪泽的信，都是回信。第一封信开头说：“承书祓饰，何足当，何足当。仆之学原于性来，以心中不忍人为主……”（注：《与曾劼刚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47页。）第二封信说：“去冬承后书，若以鄙人为可语，所以祓饰而奖诱之甚至，此自大君子陶甄之盛心，鄙人何足以当之！”（注：《致曾劼刚袭侯书》，《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375页。）从这些词句可以推断曾纪泽致康的两封信中必对康的学术思想有夸赞、有欣赏。康在致其弟的信中更说“曾袭侯敬待我甚厚。京师传曾侯与我结拜……”（注：《与幼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5页。）京中的传闻将事实放大了。
康有为与上列几人原本无渊源，但在光绪皇帝亲政前夕为讨论时局和上书与他们有了往来，并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些人多为帝党分子，翁同龢和潘祖荫又是南清流的领袖，他们在无意中或主动或被动地被牵入到以康有为为中心的上书活动中。这看似偶然，实有必然。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光绪皇帝的亲政就是这些帝党分子活跃的政治背景。此次上书可以看作是帝党分子一次不自觉的结合。此后，这一松散集团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1895年的公车上书中、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都是很活跃的，对晚清政局有深刻影响。

（资料来源：《浙江学刊》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