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李鸿章新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李鸿章新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李鸿章新论

对于历史上那些有影响的和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评判的标准问题，在史学界可以说是一个长年不衰的热门课题。历史上长期被称为“匪贼”的势力，而今我们则称之为“英雄”，说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而历史上曾高度加以赞扬或肯定的人物，我们却全盘否定之或大部否定之。就评价历史人物而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制度，各有自己不同的标准，也许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情。但是，就同一个历史人物来说，评判结果竟相距十万八千里，这又不能不使人感到诧异！难道真的就没有公理、准则可循？没有共同的标准可依？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同一时代也竟然会有大不相同的结论，昨天还是“革命的同志”，今天或许就是“真正的叛徒”；昨天还是“台上的主角”，今天忽而成为“人民的公敌和阶下囚”。这不能不让人深思！难道我们真的就不能克服这种评价历史人物（也包括当代历史人物）标准的摇摆不定性和极端相悖论吗？我们不禁要问：评判历史人物的真正标准又在哪里？
引子
在多事之秋的中国近代历史上，在那风云突变、灾难深重的时代游涡中，历史推出了李鸿章这个有影响和有代表性的人物来。纵观李鸿章一生，我们可以说：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具有深刻影响和很受重视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忠于清王朝、为清王朝的“中兴”大业奔走效劳，诚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而他受到时人的钦佩和推崇。
李鸿章死的时候，他的同代人对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严复送的挽联是：“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俞樾挽：“……相业魏魏千古少；……忠心耿耿九原悲”。尤其是梁启超，听到李的死讯，顿足长叹道：“太息斯人去，萧条徐四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李死后不到两月，梁任公还编好了李的简传，他在绪论中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在作了一番深深的比较后认为：李鸿章除赶不上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外，可以与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大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相媲美。他说李鸿章与诸葛亮二人同具有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五种资格，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两人也很相似；李鸿章与王安石的处境相似，王安石因新法为世人诟病，鸿章也因为洋务受到攻击；李鸿章比曾国藩术智机警（办外交），更能挺身担当危局；李比左宗棠更能忍耐，而且器量大；张之洞与李鸿章齐名，但张不足以望李的肩背。梁氏进而预言，把李鸿章骂为秦桧，那只能是狂吠！近代史学家蒋廷黻对李鸿章更是推崇，说李是“伟人”，“中国最大的海军是他办的；最早的新式煤矿是他开的；最早筑的铁路是他筑的；最早按的电线是他按的；招商局是他提倡的。谈到外交，一到紧要外交问题没有一个没有他参加意见的，有几个不敬佩他？”（《中国近代史论集》P204—205）
外国学者又是怎样评价李鸿章呢？有一位名叫J·O·P·Blamd的外国学者在其论着《Li Hung－Chang》一书中说：“在李执政以前，中国早已变得象一艘漏水严重的船，罗盘摇摆不定，水手也显得胆怯。李利用他驾驭的技巧，不止一次的，他把这艘大船驶过险海中的暗礁与浅滩而航向安全地停泊；不止一次，鸿章寻找人员与方法去填补漏水的船身，修整被击碎的帆桅。”曾经担任李鸿章在马关议和时的美国籍顾问John·w·Foster在一九一三年出版的《Memoirs of Li Hung－Chang》一书中说：“李鸿章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性质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一个世纪中最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位外交官来说，他的成就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台湾学者李守孔在其所着《李鸿章传》书中对李氏一生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总的来说，李鸿章在清季为不可多得的人才。“欲求中国富强之心始终不渝。能忍辱负重，不避劳苦，”“其以一词臣典掌兵戎，转战南北，总制北洋，内参枢机，外当交涉之冲，垂三十余年，目光之远大，手腕之敏捷，迥非时人所能及。”“鸿章以中上之才，因缘机遇，成不世之业，然不幸缺乏近代知识，上受制于腐败之清廷，中受制于保守之同僚，下受制于愚昧之国人，而周旋于列强之间，移祸避衅，使清廷苟延数十年之国运，姑不论其功过，其为近代中国之枢纽则无异言也。”（李守孔着：《李鸿章传》页382—384，台湾学生书局印行，1978年）另一位台湾学者雷禄庆着有《李鸿章新传》，上、下两册。他认为李鸿章“第一，眼光敏锐，认识时代最清楚：第二，勇于任事，不避困难；第三，不畏谤言，忍辱负重。”说李鸿章“的的确确是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集文事、武功、内政、外交于一身的伟人，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能有几人？他的真知睿见以及一些创造性的成就，不能不令后人感到佩服！”（雷禄庆：《李鸿章新传》（下）页962—963，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迁，李鸿章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谴责和唾骂。因而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很大的人物，毁誉交加、褒贬不一，莫衷一是。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自建国以来，对李氏的评价一直很低很低，把他作为反面历史人物来对待，彻底地加以否定，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罪魁祸手；崇洋媚外、妥协退让的汉奸、卖国贼”，是“乱臣贼子”。从头到脚，李鸿章整个地坏透了。
世界上没有太绝对的事。在此，我们暂且不说中国近代学者、西方学者、台湾学者对李鸿章的评论如何如何（写在“引子”部分中，仅供读者诸君参考），笔者也没有能力给李鸿章下这般那样绝对的结论。总之，研究历史人物，只有“详细占有材料，然后。从推动历史进步的观点出发，采取极其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全面的深入的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经得起任何时代的检验”的结论来，笔者正是依据这一原理，发表自己的一管之见，以起抛砖引玉之功效。
一、李鸿章之生平
李文忠公鸿章，字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清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初五日生于安徽合肥东乡大兴集，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鸿章之父李文安做过刑部郎中，记名御史，举办过团练，为官比较正直，效忠和卖力，“人有包老再世之目，而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李国杰编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葛洲墓志》页1一5，光绪三十一年刻本，转引自李守孔着：《李鸿章传》），鸿章之母李氏一生生育了六男二女，温柔贤慧，知书达理。其母常曰：“吾教诸子发愤读书，皆嶷嶷有立，岂忧贫哉？”可谓教子有方。
幼年时代的李鸿章就有非常之抱负，二十岁时，他写了一首《二十自述》的感怀诗，可见其抱负之一斑：“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为？”又说“胸中自命其千古，”又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万尺楼，一万年来谁着史，三千里外欲封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李鸿章中了举人，次年前往北京，拜其父的同庚曾国藩为老师，随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颇受曾氏的赏识。道光二十七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开始走进仕途。一八五三年李随工部侍郎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以便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八五八年他离开安徽，到江西南昌去投奔他的老师曾国藩，此后，他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历任封疆，以肃毅伯、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薨于任。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可谓风云变幻、风雨飘摇。此时的大清帝国，已成为，“敞絮塞漏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一可知的惨象。
二、论李鸿章对农民起义的镇压
一个人生在何朝何代，这是造物主的安排，是个人意志所无法选择的，这里没有选择的自由。既然生在这一时代，就必须按照这一时代所能决定的一切去生活，并且每个人也必须为自己所在的时代服务，否则就不是时代所欢迎和拥戴的人物。任何人都很难超出他所在的时代而干出非常之举动。因为不是社会、环境适应人，而是人去适应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绝对的超人或十足的笨蛋毕竟不是太多。既然是国家的栋梁，就必须担负起保卫和建设社稷的重任，这是社会所赋予的历史责任。
任何朝代，当它腐朽到足以被推翻的时候，到底该采用何种推翻的方式？是通过轰轰烈烈的扫荡一切的农民起义？还是政权的自然接替即和平过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今天所大力加以肯定的历次农民运动，是不是都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是不是在其起着某些进步作用的同时又有其或多或少的副作用？这又是一个值得科学地加以分析研究的问题。冷静地去思考的话，不管何朝何代，发生的农民暴动在当时只能被认为是反动的，必须尽快加以剿平，以便使社会安定下来。并且除了起义者自己及其所代表的阶层以外，社会上几乎其它所有阶层的人都是不同情农民起义的。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敌视农民起义这一点上，一切封建统治者是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的。被后人誉为民族英雄的岳飞和左宗棠，在阶级矛盾激化时，都曾主张并镇压了农民起义。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在鸦战中虽是个抗击外侵的英雄，但为了绞杀太平天国革命，他竟不顾病体之躯，还以当年出戍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词句勉励自己，做了第一任“剿匪总司令。”提出“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着名思想家魏源，当太平天国危及到他的阶级利益时，也在江苏高邮举办团练，直接参与镇压活动。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马建忠百般仇视太平军，目之为“残忍嗜杀”的“流寇”。康南海也时刻提醒统治者要防止农民揭竿而起。由此我们想问，难道历次的农民起义都那么好吗？都能推动历史前进吗？难道主张镇压或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的人就是反动的吗？都是“刽子手”、“罪魁祸手”吗？事实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主客观的许多因素，都是需要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认真加以分析的。我们不能对历史上某些镇压过农民起义的封建士大夫，企图一概以几句简单的话把他们骂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有，历史上的有些农民起义成功了，譬如刘邦、朱元璋：有些也曾一度夺取了政权，如李自成、洪秀全等，我们考究一下，这些农民起义领袖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后，又会怎么样呢？难道不就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地主、新的农民，新的剥削者、压迫者和新的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吗？这于历史的进步又有多大的补益？不就仅仅起了一点历史更替的作用吗？
更而且的是，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个人认识和处理政治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先得受到特定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严格局限。李鸿章作为地主阶级的忠实代表和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就必然要去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和清政府的利益，他的思想和主张必定要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李鸿章执行清政府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的政策，正是他处在那个时代和那种阶级地位上所难以避免或者说是无法逃避的选择。一个人，一旦进入统治集团，成为其重要成员，那末即便他（或她）有自己的想法，也终究不能违背整个统治集团的意志，否则就只能洁身自好，避居山林，过“世外桃源”生活，绝对不能在统治集团中存在下去。
对内对外的所有对策，都是其阶级制约性的集中体现。在对内外方针大计上，当时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都唯命是从，几乎概莫能外。因此，很难设想，一个饱读儒家经典、信奉封建礼教、浸透道德观念的李鸿章，敢于违抗圣命，置朝廷的旨意于不顾；一个身泽皇恩、肩负重任、权倾一方的李鸿章，能够不视农民起义为“洪水猛兽”？能够不为朝廷的长治久安、千秋大业竭力效动？他的文化教养、社会地位和阶级本质，都决定了他必然要执行清政府所制订的一切阶级统治政策。
所以，我们认为：李鸿章对作民起义的镇压，是时代的产物，是他个人意志难以决定的。不管是谁，处在李当时的情况之下，都会象李所做的一样，不会有丝毫的不同。既然我们可以充分肯定诸葛孔明效忠刘备，抚助阿斗的功勋，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稍稍称颂一下李氏鸿章的“效忠”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李鸿章的所做所为与诸葛亮的举动，到底又有多大的区别呢？
三、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
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是历史的促进派；还是历史的反动派？就看他们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还是阻碍历史的进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清朝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洋务派与顽固派。封建顽固派是中国近代社会关系中最落后、最腐朽势力的代表，他们死守祖宗成法，拒绝任何改革，抱残守缺，盲目排外，坚持闭关锁国的反动立场。他们在政治上极端反动，思想上极端保守。张盛藻奏折：“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刑政，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惟气节一端耳……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洋务运动》二P29），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洋务运动》二页30）他们的论证是“国家自定鼎以来，廓清海宇，绥靖万邦，其时无各省铁路电报，而文报流通；无西洋机器炮船，而武功极盛，由此观之，国之强弱在德不在器”。（《洋务运动》二P276），难怪乎刘锡鸿出使英国，也没有受到丝毫的“感染”。他回国后讲道；“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安居乐业，不思进取之心跃然纸上。他们所担心的就是“窃恐天下皆将国以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务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社稷”（《洋务运动》二P131、129）。
与顽固派相对的是洋务派，他们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文化知识，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训练军队，造就人才，以自强救国，实现清王朝“中兴之鸿业”。洋务派虽然是地主阶级的改良派，但他们所倡导的洋务运动，却带有资本主义的色彩。清朝统治者所发生的这种分化，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仅仅抵抗外国军事侵略，维护领土的完整和统一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抵御外侵，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必须学习西方，走改革发展的道路。在大规模农民起义已经过去，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洋务派挑起了学习西方、自强救国的重任。因此，洋务派的出现，是中国地主阶级第一次真正的分化。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改革是由他们最先开始的。他们揭开了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序幕。
古谚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现实生活中，那些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人总可以安居乐业，四平八稳。他们既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也不会留下供人们茶余饭后评论和攻击的靶子。尤其是那些循规蹈距、不思进取的人，生活安安稳稳，当官平平正正，“累年而仕进”，顽固保守。历史上，那些勇于改革，敢于向传统习惯势力挑战的人则往往没有好果子吃。商鞅、王安石等都因变法而吃亏。李鸿章举办洋务属于新生事物，在当时就受到了顽固派的猛烈抨击，遗憾的是我们后人评价这件事时也因人废事，对新生事物也求之过苛了，这实在是不公平和不应该的。
李鸿章是识时务者，他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面对变局，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李曾多次陈述了他对于时势的看法。李概括了当时中外形势的两句话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二十四））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难能可贵。李一再大声疾呼，反复强调“此三千年来一大变局也”，“我朝廷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三十九））。
李鸿章是以“洋务”作为应敌制变之法宝、匡扶清朝中兴之利器的。他坚持以洋务自救的主张是非常坚定的，即使受到顽固派的攻讦，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掣肘也在所不计。当顽固分子讽刺他“喜谈洋务”时，他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今日喜谈洋务乃至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乃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奈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一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十六）
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洋务思想的出发点，还有，自己认定的事，就决心走到底，管他闲言碎语。对于李鸿章这种“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罢”的大无畏的勇气和决心，也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这对于那些工作和事业上的“和事佬”来说，不失为一剂良药。
李鸿章办洋务的总纲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以前，我们说李的“外须和戎”的政策是“卖国贼”的政策，其实这是不当的。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比较相距悬殊。“敌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而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和”的基础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而“自强”，关键在于“变法”。“盖不变通则战、守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集》奏稿二十四），李鸿章“外须和戒”的本意其实并非后人所说的一样，并不是予取予求，拱手听命。他所希冀的是“保境安民”、“相安无事”，即避免完全殖民地化。着眼点在于自图振作。因此，对于当时弥漫全国的因循守旧风气，李疾首蹙额，反复抨击并深长叹息：“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殊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知耶？”（《李集》朋僚函稿十九），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深思熟虑，情见乎词，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那么，变什么，怎么变呢？李鸿章自有他的主张的。李先是看到了洋枪的厉害。他虽一再指出：“长久之患在西人”。“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觎觊，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李集》朋僚函稿三），于是要求向西方学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他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乎”。于是，他起先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轮船、创办军事工业上，他先后建立了上海、苏州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接办和创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始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弓矛刀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对中国疾弱深沉的叹息，对外来隐患由衷焦思，这确实是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出发点。
如果说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目的主要在于镇压农民起义，这是不对的。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渐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多，越办越大。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是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败局已定之后兴建的。天津机器局的大力扩建也在捻军覆没之后。尽管当时在原料、机件、技术乃至管理上都不能不依赖外国和洋人，但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李鸿章坚持了自造的方针，期望“官弁匠役互相传习，久而愈精”，达到“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目的。（《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二十六、十九）。他还批评了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担心“将成尾大不掉之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十七）。他接办天津机器局之后，便“精炼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李集》奏稿四十二）。由此可见李鸿章在自造、自主的认识问题上是胜人一筹的。
如果我们说“自强”仅仅是标榜而已，这是片面的论断。首先，尽管李鸿章自己说军事工业“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这是中外军事力量对比的客观真实状况。其次，他提出“不足御侮”，无非表示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就，是为了折虚骄之风，鼓奋发之气，讲求足以御侮的办法。再次，虽“不足御侮”也有胜于无，遇事有点凭借。事实上，如果不办军事工业，能够想象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海战等历史场面吗？最后，目前“虽不足御侮”，但为百十年后，开拓始基，仍有重要意义，不容抹煞。实际上这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端。毛泽东同志生前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曾经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李鸿章；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可见李是中国重工业的开创者。至于当时中国军事、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靠一两个伟人去改变那种积弱的局势显然是不可能的，把历史的责任一古脑儿地推到一两个名人的身上显然也是不正确的。“不责其所以不强之故，但责承流塞漏之外”，显然不是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的。
记得鲁迅先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还有些，就是见了成效之后，冷笑家也不会轻表赞成的，顽固派就是这样。的的确确，在中国，即使是枝节的改革，也是阻力重重的，洋务事业的每项设施，几乎都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李鸿章“尝苦有倡无和”，慨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挚，遂致一事办不成。”经营数十年，各项设施仅见端倪，并难乎为继。以铁路一事为例。1872年，李开始提出建造铁路的主张，闻者“尠不咋舌”。1874年，他正式向朝廷建议，立遭廷臣痛诋”。1880年，再次提出建议，并提出规划，遭到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等等莫明其妙的攻击。1888年，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建成，准备展筑到通州，又象是捅了马蜂窝，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数十名京官，一片鼓噪，坚决抵制，结果终于搁浅。为此，李向朝廷满腹牢骚地发出了悲凉的叹息！
李鸿章主观上只是想引进某些西方的物质文明，增强国家实力以应付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但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和膨胀，势必导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体制的破裂，客观上将破坏清朝统治的支柱，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伦理教条，也就是挖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墙脚。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一点也出于李鸿章的考虑之外。反对派的反对也基于此，一半出于无知，一半出于恐惧。“相形之下，不能不承认，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在当时还是较为“开明”或“进步”的，（胡滨、李时岳：《略论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文汇报》80．12．29）笔者认为此种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
四、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
在国际舞台上，有一点是十分明了的：不管什么时代，一个国家或政府在世界舞台上、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的高低总的来说取决于某一国家或政府自己的强大或弱小。国家强大，政府领导有力，那么这个国家在外交事务上自然虎威声声，巍然屹立；反之即只能寄人篱下，看别国的眼色行事，甚至于自己无权干预本国内部事务。这个道理与我们平日生活中所遭遇到的情况一样，明白易懂。大清帝国自十七世纪中叶建国以来，历经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到十九世纪中叶已风雨飘摇了。吏治的腐败、经济的落后、闭关锁国的对外方针，使古老的中华帝国日暮途穷、每下愈况。在欧风美雨的强烈袭击下，中国的封建大厦日渐倾塌，正处于崛起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迫不及待地向中国进行了如狼似虎般的攻击与侵掠。李鸿章曾把清朝廷比作一间破屋，把自己比作一个裱糊匠，他说，破屋“即有风风雨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对付。乃必欲放手拉破，又未预备何种材料修补，何种方式改造，自然真象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P128）李氏的这种爱莫能助的心态道出了他的尴尬处境和难言的境况。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事务中，落后就必然挨打。用纸糊成的清帝国这只大纸老虎在西方真枪实弹的进攻下现出了它虚弱的原形，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攻击，清朝帝国又气又急。时至十九世纪中叶，委曲求全、避战求和已成为既定国策，生怕再有风吹草动而危及社稷。李鸿章正是在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老顽固派、投降派为首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代表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处理一系列外交事务的。
如果我们说李鸿章对世界大势、外交政策一无所知、一窍不通的话，那也是不合乎客观实际的。其实，李鸿章是完全知道他所处的时代是西欧列强迅速发展、向中华古国发起殖民战争的时代，也是清封建王朝危机四伏、行将崩溃的时代。例如，李鸿章常谓：“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之九P38）。对外国侵略者一次次的武装侵略，李逐渐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所以必须“明是和局而又阴为战备”。（《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二P33）鉴于当时“环球诸国各治甲兵，惟力是视”的情况，李提出“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李书》奏稿二五P23）而自强的关键在于“精求理财强兵之术。”李鸿章的这些理论，就是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的确，李鸿章作为首要权臣，把持了晚清外交三十年，烟台条约、中法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几乎所有的重大丧权辱国的条约都经他手而签订。因而，留下来的历史罪行和后人的攻击也与他的能力和对大清王朝的政绩成正比。然而李鸿章处在外强逼迫、朝廷操纵等“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的境况下，出头露面交涉重大的外交问题，能不如此吗？
现在，我们常以李鸿章处理天津教案不当而骂他是“卖国贼”，然而又有几人真正知道当时的景况呢？又有几人知道事情的复杂性和棘手呢？1870年的教案，是民间听信天主教堂迷拐幼孩做药的传闻，而群情激愤，包围教堂，随之殴毙持枪行凶的法国领事丰大业，杀死外国传教士、商人共二十人，并烧毁领事馆、洋行及教堂多处；从而引起法、美、英、俄、德、比、西等国军舰纠集大沽口外，进行战争威胁的一次严重事件。如果单就一次事件来说，我方也负有主要责任，听传闻为事实而进行野蛮手段，从而激怒了“委屈”的洋鬼子，这桩事要办下去确实是非常棘手的。要把讹言作为论理的证据，李鸿章、曾国藩也认识到这“断无折服洋人之心”。曾国藩先期办理这一教案时，也因为事情难办，而“内疚神明，外渐清议”，离职去宁，终归一命呜呼。李氏去接办的无疑是一堆既成事实，难办至极。李氏又深知外事难办，“惟交涉之事日繁，彼族侍强要挟，在在皆可生衅。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外屈曲将就”。（《洋务运动》一P41）办理外交事务，涉及到两国以上的利益，必须照顾彼此情绪，天津教案的处理也是一样。曾国藩的外交方针是“以诚感人”，与之相较，李鸿章则略显高明、通顺，他知道诚意是感化不了铁血政策的欧洲列强的，于是他讲：“与洋人交，略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复曾相》朋僚函稿卷十P10）。既是对曾氏外交方针的补充，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外交手段的灵活运用。正是运用了这种手段，李鸿章才办好了连曾国藩这位“老师”也办不了的涉外事件。所以，我们评价历史时都必须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
又譬如，我们对中法战争的评价，在历史教科书中，写上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都是李鸿章这个“卖国贼”干出来的“好事”，事实真的如此吗？看来还有商榷和重新考察的必要。有位学者写文章提出了新的证据（见陆方：《中法战争中的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1985年第6期），说李鸿章对法妥协有一个过程，对法和约的签字是赫德、金登干所为，与李氏无关。说得也有根有据，笔者认为是挺有道理的。通观全部事实真相，笔者认为倒是总后台慈禧太后谈好好抓出来批一批的。外国强盗赫德就说过：“在这次谈判（指中法新约的谈判——笔者注）中，每一项提议都是事先经过太后亲自主持考虑和批准，她很勇敢，力排反对之议，主张和平，这是值得特别考虑的”。（《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页130）。而清廷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使办理详细事务时，李还是坚持与法使辨论，然后“随时进呈御览，遵旨酌办”（《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六页1）。到底谁罪大罪小？读者自可评价。如果我们说李鸿章有罪的话，那么就罪在他太听话这一点上。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不顾古稀之令，抱着“舍我其谁”的决心前往日本东京议和，败国之将的屈辱地位是不好受的，但国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李鸿章也顾不得自身的安危也荣辱了，拼着老命与伊藤谈判。屈辱的《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方还老觉得亏了，遣使者三番五次来华改约，但李鸿章抱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想法，不让日本占多大的便宜。他力争“营口不能割让，台湾非战斗区域，尤无割让理由。”（梁兴：《国耻要史》P48）。耿耿之心溢于言表。
再如，在举办洋务之初，李鸿章就先后三次举借洋债，用于“购买外洋枪炮。”到六十年代，他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机器，办起了军事工业；进入七十年代，他又举办民用工业，在财政拮据、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筹集国内资金。但到了八十年代，国内出现了“商股难招”、“财用极绌”的经济形势，他又正式提出“拟借洋债”的主张，并见诸于行动。李鸿章由早期举借军需外债转为后期借用实业外债；由先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机器转而引进国外资金，由起先募集国内资金转向借用国外资金。这些都同基于一个思想——先被迫后主动地顺应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潮流的开放思想。也是李想出的有效抵制外资掠夺的一个办法，用李自己的话来说：“杜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五）。这一几千年前所未有的大举动，是在洋务派同顽固派，开放思想同闭关思想的反复较量之后才出现的。李鸿章在较量中竭力辨陈，驳斥顽固派种种闭关锁国的谬论，思想是较为开明的。成为学习先进技术、效仿西方先进生产的积极鼓吹者。当近代企业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发展这种生产力时，李鸿章自然地想到效仿国外借用外资发展经济的经验，力主引进外资来发展国内实业。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是值得称赞的。面对顽固派的围攻，李鸿章的决心并未动摇，只是有所感慨地说：“若以轻息借洋债为之，虽各国所恒有，乃群情所骇诧。……谁敢破众议以冒不韪”。（《洋务运动》（二）P570）。在闭关自守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形下，李鸿章的“破众议以冒不韪”的举动该需要多大的勇气！这一历史性的举动无疑具有进步性。
此外，顺便提到一下的是，李鸿章的外交政策还涉及到对海外华人的照顾上。当他得知华工飘泊海外，惨遭洋人虐待的情况时，也能站在民族立场上，与外交涉，保护华工。他请总理衙门照会古巴、秘鲁大臣，将“虐待华人各情弊严为禁本”，并与之妥订章程，使“华工既有呼吁之门，自可渐免欺凌之弊”。（《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二五P35）。当威妥玛支持秘鲁使节欺侮在秘华人时，鸿章即通过梅辉立向威使表示：“若必强中国之难行，万万不能从命”。（《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二P14）。凛然正气跃然纸上。又如，1874年上海法租界发生了洋人击毙华工事件，李认为，遇此类事情若仅“嘿然叹息”，外人就会谓“中国民命太轻”，欺侮自然也越甚，所以他立请总理衙门，一面派地方官与洋人辩论，一面与法人订立规章制度，使今后彼此交涉命案
“可得授据以相抵制”。（《李书》译署函稿二P26）。李鸿章的这种举动，到底是卖国行为还是爱国举措？这也能称为“卖国求荣”吗？
李鸿章在临终前还提醒大家要警惕外敌入侵：“海上干戈犹未息，诸君且莫等闲看”。（包遵彭：《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五册P138）。有的外国人也把李鸿章视为他们的“克星”，说李鸿章的“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外国侵略”（《洋务运动》资料丛刊〈八〉P468）。“中国如罢斥李中堂，我等军务更易成功矣”。（《照前译英国副领事毕格德在日本与外务省人员议论中东军务节略》，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资料，转引自《华东师大学报》83年第5期，杨晓敏：《论李鸿章的对外交涉》）。
李鸿章办外交，除了内外交困的挚肘外，当然他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无力开脱他签订的那一系列辱国丧权的条约，其中有些历史性的罪过必须由李来承当的。他得了“恐惧症”，由羡慕西方变为恐惧西方，“他相信西方的蒸汽轮和军事技术一定会把中国古代的传统送入地狱。”（J·Q·P·Blamd：《LiHungChang》P2）只知平日喋喋不休地不谈特谈“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二P10），“中国兵轮开办不久，断难骤敌西舰”。（《李书》电稿三P41）。由于恐惧，所以一再忍辱退避，妥协投降。不见中华民族力量之雄厚伟大，不知“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这是李鸿章办外交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其次，尽管李鸿章的外交水平在当时可算是第一流的，但第一流的水平也还会有一些差错的，而且“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三P67）。由于李鸿章自幼所习的是中国传统的八股词章，对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都缺乏深入的了解，对新的国际公法和各资本主义国家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及它们彼此间力量牵制的情况都不甚明了，只是一种战国策的思想横于胸中，使他采用了“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郑观应说李鸿章是“虑敌忧忧常悄悄，盈庭聚讼自■■，东联孙策防寒齿，北拒曹瞒恐接畛。”（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戊戌版）。他毕竟没有也不可能越出他那个阶级他那个社会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正如后人在评述李的外交政策时所说：“吾揣合肥之意，实欲操合纵连横之术，玩英俄法日于股掌之上……合肥生于中国，故智勇学识不能与东西外交政治家颉顽，有时操权术以制人而反为人制，此不足为合肥病，而实我中国朝野无人材之羞也”。（《中东战纪本末》P104）。虽然也有时代局限的原因，不过，李鸿章也是不愿去虚心学习别人所拥有的一切长处的。李鸿章是个恃才而高傲自大的人。如梁启超所说：“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三P56）。即使自己理亏，他也会列出一些歪理和对手争个高低，就是失败了，他也要做个失败了的英雄，可见他也是争强好胜的人。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在与日使谈判过程中，“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陆奥宗光：《蹇蹇录》P70）。尽管高傲自大有自信的一面，但高傲的个性一旦被人掌握，便难免会被人利用了。例如，1896年李鸿章奉慈禧密旨赴欧，在俄期间，李氏在一偶然机会遇到布哈拉总督，这位总督问候中国皇帝和太后的健康，而对李并不表示关切，李的自尊心受到损害，在总督坐车离开时他即口出不逊加以报复。接待李氏的俄国维特伯爵目睹此景，了解到了李氏高傲专横的脾性，就表面上对他十分恭敬以取得李的好感，使他一步深一步地陷进俄人设下的圈套中。高傲的人总喜欢别人拍自己的马屁。而对于马屁精的别有用心有时候当事人是自甘中计的。还有，李鸿章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也接受贿赂，表现出“见利忘义”的损公肥私思想。俄国也正是同时抓住李氏贪财这个弱点，送他五十万卢布的贵重礼品，使李最终与俄人签订了出卖中国大量主权的《中俄密约》。
记得普列汉诺夫在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曾经指出，领导人物个人的某些性格特点能决定各个历史事实的个别外貌。确实如此，李鸿章的个性对他的外交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历史心理学指示给我们的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总之，李鸿章是个死心踏地、顽固不化的忠臣，兢兢业业为清政府办了三十年的外交工作。因此，慈禧赞誉他“忠诚坚忍，力任其难。”（《李文忠公全书》卷首P2）。在李氏七十寿辰时，慈禧与光绪共赐寿联，称之“栋梁华夏资良辅”，（《清史稿》列传卷五七P9）。这种荣誉“为汉大臣所无”（《字林西报》1892．3．1）。慈禧对李的倚重和信赖，更使他得宠若惊，“未忍乞一日之假，偷一息之液”（《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四十P31）。李鸿章确实忠实地执行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对外政策。美使薛斐尔曾作过如下评述：“鸿章误国之罪，莫大于顶奉慈禧为神圣。”（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P138）。
风风雨雨的三十年外交事务，李鸿章也深知这一工作对他自己所带去的一切利弊。他确实受够了这一工作的苦难，越近晚年，李对外事交接的脾气越是暴戾。他觉得那些洋鬼子太狠心了，又为没有什么办法奈其何而感到窝火，所以李常常籍故将外国使领招至自己的官署嘻笑怒骂发泄一通；出使欧美途经横滨，因衔恨马关之议，竟誓不登岸，也不肯乘日本船（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李文忠公遗事》），到最后一次为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时，他在密折中将自己的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种种要挟，万难忍受，于此而不图自强，是谓无耻。于此而不报怨，是谓无心。鸿章受国家厚恩，负天下责任，岂不愿大张挞伐，振我皇威。……无如熟审众寡之不敌，细审强弱之有异。宗社所关，岂可投鼠？卵石之敌，岂待耆龟？”（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P5180）对列强切齿痛恨，但又无可奈何地接受屈辱的现实，这就是李鸿章内心矛盾的真实写照。
总之，认识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应和当时中外力量对比，以及封建统治阶级总的对外思想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五、结论
在本文作出结论之前，笔者想说和想问的是在我国乃至在全世界评价历史人物或事件的真正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马恩列斯毛等革命导师的话没有错的话，目前我国学术界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的理论根据是不是有些错误的地方需要改正一下？我想，对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地描上几笔黑白脸谱以示其反动性，恐怕不是一个公正的历史学者所能干出的事。作者老觉得在我国学术界对正面人物肯定的地方过多，过滥了一点。我们也承认应该适当宣传那些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但也只能恰如其份，不能因功讳过，也不能因过掩功，更不能把“麻子也说成是酒窝”。对于那些既定的反面历史人物，我们也不能一概把他们骂倒骂臭，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尤其是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背离历史条件而去空言历史人物。还有，我们也得好好思考列宁这句话的含义：“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更能变得宽大为怀一些。
还有一点，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就个体论个体，而不考虑个体与群体（集团、阶级、国家、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就着作论着作。由于离开群体而研究个体，使个体研究缺少广阔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历史背景，研究就很难正确辨别历史人物的活动领域，也很难深入把握其社会作用，研究角度也就势必单一化、线性化。这种研究历史人物线索和角度的单一化和线性化的做法，给研究的科学性带来了混乱和困难，也给人物研究屈从政治形势和宣传的某些暂时性需要留下了空子，而这种研究结果很难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它们表现为人物研究的主观性、片面性、随意性。这一点，是为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历史上有较大作用与影响的代表人物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超人或圣人，而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人，毕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离群索居的人万万不可能影响或改变历史。马克思说道，历史人物“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页208）恩格斯也说：“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P343），这就要求我们重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复杂的历史条件构成了每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的复杂思想、既然如此复杂，研究就不能简单化了。恩格斯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研究问题，单纯的顶礼膜拜之情或意气用事的偏狭之见都是不可取的。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去研究问题，就势必要“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恩格斯批评那种“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的非历史的做法，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恩格斯：《反社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P178）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也同样复杂或矛盾。
列宁说过研究历史“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卷23P276）阉割历史的做法是必须杜绝的。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行状也是多变的，因而多色彩才符合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那种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进行所谓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评价，是不能正确反映历史人物的原貌的，而只能使历史人物变为呆板的偶像，要么眉清目秀，要么青面獠牙。这种公式化的评价方法不仅否定了历史人物的个性，也使丰富多彩的社会和威武雄壮的历史变得单调乏味。评价一个历史人物，首先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任何人都不得不服从一定的经济条件，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脱离一定的历史范围，去想当然地给历史人物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安排，都是不切实际的。
李鸿章的一生是复杂的，他是一个处在复杂历史环境中的复杂的历史人物。评价李鸿章的一生就更复杂了，我们很难用基本肯定或基本否定、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这样一类简单的结论来概括他的全貌。本文所论及的李氏一生的几个方面，仅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定有偏颇之处，欢迎学界同仁商榷、指正。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