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鸦片战争中的道光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评鸦片战争中的道光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评鸦片战争中的道光
如何评价鸦片战争中的道光?道光作为一国之君，是否为许多学者评介的那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本文根据史料提出自己的见解，请专家教正。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对中国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战争以封建的中国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而结束，道光作为这场战争的中方决策者和指挥者自然难辞其咎。但是，如果做出道光的妥协投降路线导致战争失败的结论，似乎尚欠公允，且与历史实际不符，因为道光在鸦片战争中，并非自始至终都执行妥协投降路线，相反，在鸦片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道光是主张抵抗也实行了抵抗的。
道光十八年(1838年)末，当道光将林则徐派赴广东查禁鸦片时，广东海口及沿海的防务被同时提上了议事日程。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道光在给邓廷桢的上谕中指出：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自应妥为部署，务于本年三月内，将排练炮台一律赶造完毕。并令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如数饬募“泅水兵丁”“随时演习，以期得力”①。在林则徐到达广州并雷厉风行开始禁烟后，道光及时提醒沿海各省督抚加强戒备，严密防范。道光十九年(1839年)五月，林则徐执行外商只有按中国有关规定出具甘结方可进行贸易的政策，谕令外商遵式具结。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不仅指示英商拒不出具甘结，还将英国新来货船，沮留尖沙咀洋面，图卖鸦片。五月二十七日，英国水手在尖沙咀村作恶行凶，将村民林维喜打死。林则徐多次严谕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不仅对林则徐的谕令置若罔闻，拒不交凶，反而公然践踏中国主权，在中国领海的一艘英船上设立法庭，对林维喜一案的凶手进行所谓的审判。义律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挑起事端，扩大事态，为发动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做准备。为了破坏中国的禁烟运动，英属印度政府应义律的要求，派遣载有28门火炮的军舰“窝拉疑”号前来中国。七月二十三日。“窝拉疑”号驶抵中国海面。“窝拉疑”号的到来，使义律气焰更为嚣张。义律寻机发动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义律等乘坐全副武装的“路易沙号”，带着几艘同样全副武装的快艇，从香港驶至九龙，以要求供给食物为名，向在九龙执行查禁接济、防护炮台任务的广东水师大鹏营借故挑衅。下午二时半，英舰向水师船只发动突然袭击，英舰炮火齐发。中国水师及沿海炮台官兵发炮还击。双方激战至六时半，英军舰狼狈逃离战场。清军以微小的代价，以少胜多，取得了中英首战的胜利。此役在鸦片战争中称为九龙之战。战后，林则徐将战争经过向道光作了详细奏报。林则徐在报告中说：“七月二十七日午刻，义律忽带大小兵船五只赴彼。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该将正遣弁兵传谕开导间，夷人出其不意，将五船炮火，一齐点放。有记名外委之兵丁欧士乾，弯身料理军械，猝不及防，被炮子打穿胁下殒命。该将赖恩爵见其来势凶猛，亟挥令各船及炮台弁兵，施放大炮对敌，击翻双桅夷船一只，在旋涡中滚转，夷人纷纷落水。各船始退。少顷，该夷来船更倍于前。复有大船拦截鲤鱼门，炮弹蜂集，我兵用网纱等物，设法闪避，一面奋力对击。了见该夷兵船驶来帮助，该将弁等忿激之下，奋不顾身，连放大炮，轰毙夷人多名。……迨至戌刻，夷船始遁回尖沙咀。计是日接仗五时之久，我兵伤者二名，其受重伤者二名，轻者四名，皆可医治。师船向有渗漏，桅篷亦有损伤，均即赶修完整。嗣据新安县知县梁星源等禀报，查夷人捞起尸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渔舟叠见夷尸随潮漂淌，捞获夷帽数顶，并查知假扮兵船之船主得忌刺土，手腕被炮打断。此外夷人受伤者，尤不胜计。……臣等查英夷欺弱畏强，是其本性。向来师船未与接仗，只系不欲衅自我开。而彼转轻视舟师，以为力不能敌。此次乘人不觉，胆敢先行开炮，伤害官兵，一经奋力交攻，我兵以少胜多，足使奸夷胆落。”九龙之战后，义律至澳门，请求澳门葡萄牙总督“代为转圜”，欲清澳门厅同知蒋立昂订期与之会谈，就中英贸易明定章程。林则徐在给道光的奏报中，也报告了九龙之战后义律态度的转变，提出：“此后，义律果能恪循法度，不越范围，自当布宣皇仁，宽其既往。”道光在接到林则徐九龙之战的奏折后，一面对九龙之战中的有功将弁加以封赏抚恤，一面提醒林则徐等不要因义律态度的转变而放松警戒。道光指出：在我军取胜后，“断不可稍形畏葸，示以柔弱。虽据该夷领事义律浼西洋夷目恳求转圜， 但该夷等诡诈性成，外示恐惧，内存叵测，不可不防。着林则徐等相度机宜，悉心筹画。如果该夷等畏罪输诚，不妨先威后德，倘仍形桀骜，或佯为畏惧，而暗布戈矛，是该夷自外生成，有心寻衅。既已大张挞伐，何难再示兵威”②。后来的事实证明，道光对义律“诡诈性成。外示恐惧。内存叵测”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义律在九龙之战后的“输诚”不过是缓兵之计，义律根本没有和林则徐谈判解决有关具结、交凶等问题的诚意。义律时刻准备诉诸武力。
道光十九年(1839年)九月，又一艘英兵船“海阿新”号开抵广州海面，义律陡然胆壮了不少，又开始寻机制造事端。当义律顽固地指示和纵容不法英商抗拒林则徐的具结谕令时，却有两个从事正当贸易的英商弯剌和当郎遵式具结，林则徐对具结和拒不具结者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首先遵式具结的英商弯刺已获准进埔正常贸易。义律认为弯刺和当郎的具结“有损英监督威权”，于是，指示“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驶至各国具结货船至黄埔贸易必经的穿鼻洋面。九月二十八日，当郎的商船正报关入口时，“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硬将已具结之当郎货船追令折回”，不让其进口。水师提督关天培听到这件事，正查问间，“窝拉疑”号“辄先开放大炮，前来攻击。”关天培立即令本船弁兵，开炮回击，并挥令后继水师船只，协力进攻。穿鼻之战约有一时之久。“窝拉疑”号“帆斜旗落，且御且逃”，“海阿新”号“亦随同遁去”。广东水师因“师船木料不坚，未便穷追远蹑。”继穿鼻之战后，在官涌及附近洋面双方交战六次。这六次交战的结果据林则徐给道光的奏报是清军“具系全胜”③。穿鼻之战和官涌的六次交战说明英国侵略者对华的武装侵略正在逐步升级和加剧。道光因此而主张对“反复无常”的英国采取更为严厉的政策。道光在得到林则徐的奏报后，做出了停止英国贸易的决定。令林则徐将“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其殴毙华民凶犯，亦不值令其交出。”道光反对林则徐在奏报中提出的“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区别对待政策，认为“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道光对英国的决绝态度，虽属事出有因，但毕竟是一种不策略的举措。道光虽不赞成对英人实行区别对待，却也懂得对英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实行区别对待，令林则徐将英商屡犯中国禁令的种种罪状“宣布各夷”，使他们知道中国断绝与英国贸易“与尔各国无与，尔各国照常恭顺，仍准通商”。道光还指示林则徐对广东沿海各隘口及各海岛，“密派员弁兵丁，严加防护，毋稍疏懈”④。为了加强广东的防务，道光十九年(1839年)十二月初一日道光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文武皆所统属”⑤。这说明，道光对断绝英国贸易后可能遭遇的武装挑衅是有准备的。自然，道光在当时能预见到的来自英国的武装挑衅，仍不过是几只零星兵船打了就跑的骚扰式袭击，对英国即将发动的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道光是没有任何从心理到军事上的准备的。
英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八月就已做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定。当时英国内阁在英国国内和鸦片走私利益密切相关的集团和鸦片商人的推动下，做出了“对三分之一的人类的主人作战”的秘密决定，并准备“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并训令印度总督与之合作。九月十日，英政府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对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发出第十五号训令，正式把英内阁的决定通知义律，并向义律就全面侵华计划作了说明。英国远征军的行动准备在明年三月开始，远征到中国海面后，立即封锁广州及天津白河或北京诸河，占领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岛，或厦门或任何其他岛屿；英海军司令到白河河口，向中国政府递交一封包含英政府全部要求的信件；战争进行到中国政府接受英国政府的全部条件为止。英内阁的侵华计划详尽、具体。从此，英国政府为实施这个计划作了一系列准备。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公使。接着英国上下议院通过对华作战费用案。英国侵略军舰队陆续从驻地启程，开赴印度加尔各答集结，于五月中旬相继闯进广东海面。五月二十三日，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伯麦从“威里士厘”号上发出公告：“现奉英女王陛下政府命令，本司令特此公告：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对广州入口所有河道港口一律进行封锁。”⑥五月二十九日(6月28日)，英国侵华军总司令兼全权公使懿律乘舰驶至澳门港外，与已在中国的义律会合。这时，英国陆续开到国广东海面的兵力，计有“军舰十六艘，载炮540门，武装轮船四艘，运兵船一艘，运输舰二十七艘，各兵种陆军4 000人，其中包括两个英国联队。”⑦英国侵略舰队这一天开始实施对广东海口珠江口的封锁，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在封锁了广东海口后，曾计划对广东虎门要塞发动进攻，由于林则徐加强了广东防务，“其近珠江之内河，在澳门西虎门东者，尽以重兵严守。盖粤洋中路要口，以虎门为最，澳门次之，尖沙咀又次之。其余海口多浅水暗礁，非洋船所能入。”林则徐重兵严守了洋船可以出入的珠江内河，英船舰遂“无隙可乘”，懿律决定完全按照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十八日提出的第一号训令，开始新的战争部署。六月初二日(6月30日)，懿律在留下4艘军舰和1艘武装汽船继续封锁广东海口后，亲自率领军舰12艘、武装汽船3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离广东沿海北犯。4天后英军舰只驶达厦门海面。英军在登岸要求遭拒绝后，英军即向海岸发炮轰击，伤毙清军14名，并伤毙民妇1人，毁坏民房一二十间。厦门防军亦开枪开炮奋勇还击。英军舰“始行退出口外，旋即驶去”⑧。英军攻占厦门的阴谋不能得逞，懿律留下1艘军舰和1艘运输舰封锁厦门港，率领其余舰只继续沿海北上。六月初六日(7月4日)，英军舰驶达浙江定海。英国资产阶级早已垂涎于舟山群岛。在英国侵略者看来，此岛乃系在中国之中，邻近之处皆系富厚省份，又与产茶叶、丝之省份相近。即在其内地之港口，亦甚好，可为外国贸易之大市镇。我等若由中国人手内夺得此岛，即定必令此岛比广东省城更为紧要，而经过台湾之港口大半年系有暴风之险，惟舟山之天气甚好，地土肥美，而居民亦甚稠密。在此岛上有定海城，即在于今亦系大贸易之处”⑨。 正因为定海有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因此当英舰集积浙江洋面时，定海成为英军进攻并企图长期霸占的目标。而这时浙江沿海的防务却漏洞百出。尽管早在英舰离粤北上时，林则徐就已咨文浙江、江苏、直隶等省严加防范，但没有引起各沿海省份的重视。定海因毫无准备而很快沦陷，六月初八日(7月6日)，英军占据定海。英军在定海实行了疯狂屠杀和劫掠，并于岛上设官立政，对定海实行殖民统治。定海的失陷，是鸦片战争中中国第一次丧师失地，这对清王朝的震动是非同小可的。定海六月初八日已失陷，道光迟至六月二十六日才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关于英军进攻定海的奏报。乌尔恭额在奏报中向道光报告了六月初七日英军约有三四千人俱已上岸正围攻定海城池的战况。道光接获乌尔恭额的奏报后，除了严词谴责浙江“水陆营务之废弛”、浙江文武大吏平日只知养尊处优，战时“张皇失措”，“毫无准备，形同木偶”，令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浙提督祝廷彪交部严加议处而外，令福建提督余步云“酌带弁兵，星夜驰往剿办。”令乌尔恭额除了添拨水师、驰往援救定海而外，同时对浙江重镇宁波、镇海等处要口，派委将弁，分路严防。”令闽浙总督邓廷桢对闽海各海口“加意防范，毋得疏懈”⑩。乌尔恭额关于六月初七日定海战况的奏报，并没有使道光对局势的严重性有更多的认识。妄自尊大的心态使道光不能正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在上谕中，充满了诸如区区小丑，胆敢如此披猖”，“此等丑类，不过小试其技，阻挠禁令，仍欲藉势私售，他何能为”之类的狂诞之辞。他在设想六月初七日之后定海事态的发展是“该夷等或已击退，或仍与官兵抗拒”，英军占领定海在道光看来是不可能的。出于这样的认识，道光在接获英军进攻定海的奏报后作出的反应是十分有限的。事实上定海早已沦陷。后来，道光得到定海失陷的报告。定海失守给道光的震动无疑是很大的。道光在接获奏报后连发四道谕旨。第一道谕内阁，令将“愎谏撤守，以致丧师失城，情罪重大”的总兵张朝发、署中营游击罗建功、护左营游击钱炳焕、护右营游击王万年、署中营守备龚配道革职拿问，交部分别定罪；将原已交部严议的乌尔恭额、祝廷彪先行革职、暂留本任，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第二三道皆为遣将调兵之谕。令“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夷船在于何处，即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以期一鼓成擒。”令两江总督伊里布“遴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数千豫备调遣。江浙相距较近，浙省傥有警报，该督一面奏闻，一面派兵迅速驰往应援，毋稍延误。至江浙界洋面，尤须督饬水师，认真防堵，毋令窜入”10。第四道谕旨是令盛京、直隶、山东、江苏、广东、福建各将军督抚提镇等严密查拿接引英军的汉奸，一经获案，从重惩办。道光在作了这些部署后，对收复定海充满了信心，预言“经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殊不知定海还没收复，道光又接到乍浦副都统长喜关于英军进攻乍浦的报告，道光只得再次调兵增援乍浦。道光令杭州将军奇明保“遴派弁兵，星夜策应。”为了加强浙江沿海防务，道光后来又令邓廷桢驰赴镇海，筹办堵剿事宜。通过道光调遣入浙的兵丁，连同浙江原来驻军，浙江拥有兵丁四千七百之众。七月初九日，道光怒将“督率无能，糊涂不晓事体”的乌尔恭额革职，令刘韵珂补授浙江巡抚。七月初六日，道光从两广总督林则徐的奏报中获悉英兵舰可能北驶天津，立即寄谕直隶总督琦善，在英兵船驶至天津、求通贸易时，“如果情词恭顺，该督当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傥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12。七月初九日，道光因闽省防御，邓廷桢未便远离而改变了令邓廷桢赴浙的决定，令其“督率将弁，认真防堵，毋令逆夷窜入闽境”，同时颁给两江总督伊里布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驿前往浙江查办事件。上述事实表明，道光在接获定海失守奏报至派遣伊里布赴浙期间，坚定地执行了对英军的抵抗政策。然而，紧张调兵遣将的结果，并没有能如道光所期望的那样将英军舰逐往外洋，收复失地。相反，英军舰队的侵略范围仍在不断扩大，且有北上天津海口的危险，这使道光变得惊恐惶急起来。这时，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对严禁鸦片本来就持保留态度的官员，乘机在道光面前飞短流长，对林则徐等大肆造谣中伤。有的说，英兵舰沿海寇掠是因为绝其贸易；有的说系由林则徐毁鸦片而起；有的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林则徐私自接受英王文书又加销毁的谣言。这些流言动摇了道光对林则徐、邓廷桢等主持禁烟官员的信任，对英国侵略军坚定的抵抗立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道光于七月十二日颁发的二道谕旨中得到反映。道光在其中的一道给直隶总督琦善的上谕中，突然改变了六天前在给琦善的谕令中令其“断不能据情代奏”的指示，道光给琦善新的指示是：“着该督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傥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13另一道谕旨是给钦差大臣伊里布的。谕令中说：“此次英吉利沿海内犯，攻陷定海。现已调兵云集，自可即日翦除。惟致寇根由，传闻各异，有云绝其贸易，有云烧其鸦片。究竟启衅实情，未能确切。着伊里布于到浙后密行查访，或拿获夷匪，讯取生供，或侦探贼情，得其实据。……从前办理夷务，并未涉手，无所用其回护。着悉心访察，务得确情，据实具奏。”14在英国侵略军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时，同意接受英人禀帖，遣官员密访英人启衅实情，是道光对林则徐的信任发生动摇和对禁烟前途失去信心的表现，也是道光对林则徐等大兴问罪之师的前奏。
七月四日，懿律等率英舰只驶至天津海面，进泊于大沽口拦沙江外。懿律派遣守备马他伦乘坐武装汽船驶近口岸。琦善遵照道光指示，遣游击罗应鳌驶往交涉。马他仑递送给琦善咨会一件和“刊刻夷书一本”，并要求购买食物。懿律在给琦善的咨文中要求琦善派官员至英船接受转递照会公文。琦善因“未知其另件内所书何词，未敢冒昧遽行委员前往查问接受”，答应其在本月二十日内听候回信。对于英人购买食物的要求，琦善则立即“派员买给”。琦善随即将英人所呈文件一并送呈道光，并将大沽交涉的情况详细报告了道光。道光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英军舰只果然到了作为京畿门户的天津海口。道光立即开始紧张地处置天津海口的交涉事件。七月十六日，道光令琦善“委员查问接收”英人欲送呈之文件，“一并进呈”，同时“仍饬该夷船不得妄越进口，俟奏奉谕旨，再行遵办”15。琦善于第二天接奉谕旨后，派遣心腹千总白含章赴英舰。懿律将英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书原函及译本交付白含章。琦善将公文连同自己的两个折片一同封呈道光。七月二十二日，琦善奏报到京。帕麦斯顿在信中，颠倒黑白，千方百计地为英国对华罪恶的鸦片贸易政策辩护，强词夺理地抵赖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同时，给林则徐编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帕麦斯顿在信中诬称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扰害英国“住在中国之民人”，“亵渎大英国家威仪”，“辄将在粤省依赖大清国家实信之英人，向之强行残害”， “轻视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宪职，亦行强迫凌辱该领事”等等，帕麦斯顿宣称：“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16如何昭雪伸冤，帕麦斯顿开列出以下具体条款：“所有逼夺之货物……悉应催讨赔还，给予原缴之人”；“本国主将来派官驻在中国，管理本国民人贸易，……必须照大英国威仪所宜之尊重，即与该官交通相待，按照成化各国之体制”；大清国沿海地方，将岛地割让与大英国家，永远主持，致为大英民人居处贸易之市。……所割让之岛，广大形势之便，或止一岛，或数岛，皆照大英奉全权公使所拟也”；“将该倒歇洋行之欠银，赔还英国债主”；“派此军师，赴到大清海境，……所有缘此之使费，……务要大清国家抵偿也。”帕麦斯顿在信中还威胁说：如果清政府不能满足上述各条，英国“即行调派水陆军师，赴到大清国海境，加力添讨。……水陆之师，已经奉命，一经驶到大清国海境，即行固围坚封大清广大之港口，将所逢中国之各船只，拦截拘留持守，且命占据大清国属辖之便当地方，为英国军师所镇守之地，……且大清国未善妥昭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帕麦斯顿还要求“大清国家赐令派钦命之大臣，前往统帅船上，与大英国奉全权之公使及此事商量”17。道光对琦善送呈文件详加披阅后，震惊莫名。道光的惊惧不仅缘自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叫嚣，还来自内部妥协派对英国炮舰威力别有用心的夸大之辞。琦善在送呈英方照会的附折中，向道光描述白含章赴英舰时所见英船炮情况说：“现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二种，其至大者，……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二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其每层前后，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其次则中分二层，……炮亦不少。……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18琦善对英舰炮的描述，应该说其中有不少符合实际的情况，但确也有夸大不实的地方。如其中“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如此算来英舰每舰拥炮达300多门。事实是，即以当时英军最大的军舰“威里士厘”号也仅拥有74门炮，这与琦善所说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琦善给道光上这个折片的目的是很明显的。琦善作为清统治集团中在英军入侵后形成的妥协派重要成员，欲借此影响道光决策，促使道光由动摇转向完全的妥协。琦善的阴谋果然大见成效，它至少使道光对林则徐的态度由信任动摇转变为强烈的不满，以至道光在回复英方照会时公开表示：“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派大臣驰往 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19。七月二十一日，道光又在林则徐、怡良关于广东鸦片贩卖吸食情况的奏报上，作了“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治胜愤怒，看汝以何词对朕也”的批示，借以发泄对林则徐的满腔怨愤。道光对林则徐态度的转变，使琦善放心大胆地执行起和英国侵略者的妥协政策。琦善命人给英舰上送去大量畜、禽、蛋等食物。八月初四日，琦善和义律进行会谈。会谈中，琦善首先申明道光旨意，谓：“上年钦差大臣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现已仰蒙恩准钦差大臣驰至广东，逐细查明，重治其罪，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英国出兵中国根本不是要申洗什么根本不存在的冤屈，而是要清政府同意帕麦斯顿信中所提各项条件。琦善宣示的道光旨意自然不能令义律满意，义律“坚执前递公文所呈各条，惟求遂其所请”，20还要琦善当场签字画押。琦善自然没有签字画押的权力和胆量。然而，琦善在会谈中，向英国侵略者坦白地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的，假如我们在广州图报复而惩罚林，也是林的应得之咎。”琦善还为英国侵略者出谋献策：“莫若提出一部分要求，否则……可能丧失全部。”21琦善与义律的会谈没有结果。英军舰只其后驶往山海关、奉天等处海面游弋侦察清军沿海防务。八月十七日，英舰驶回天津海面。琦善由白含章出面，请求懿律率军返回广东，等候“钦差大臣秉公查办”，保证使之“有以登覆贵国王。”琦善的答复给懿律以希望，再加上“季节已经太晚，”在直隶湾中已“不能进行充分效果的攻势”，英军决定返棹南还。八月二十日，英舰只全部离开大沽口启碇南下。八月二十日，道光接到琦善英舰南撤以及与懿律交涉的奏报，道光批以“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决定将与英国侵略者交涉之事全部交付与琦善，立即下谕：“琦善着作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琦善接奉此旨，着即迅速来京请训。”英兵舰南撤，使神经高度紧张了两个多月的道光如释重负。解除了重压的道光利令智昏到竟认为英军南下是“听受训谕”，甚至在上谕中称英军入据定海、沿海肆虐“属有激而成”，以为令琦善赴广东惩办了林则徐，中英间的争端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道光根据琦善“请沿海地方，弗先轰击”的请求，由五百里飞示沿海各督抚，“一体遵照，各守要隘，认真防范，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主，勿以击为先”22。二十三日，道光接到林则徐关于“在粤夷船，渐形猖獗，现在择日出洋剿办”的奏折，似乎已经胜券在握的道光蛮横地对林则徐严辞指斥说：“夷人习熟水战，该督折内既称不值与海上交锋，何以此次又欲出洋剿办?前后自相矛盾。显因夷兵滋扰福建浙江，又北驶至天津，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该督，故作此举，先占地步，所谓欲盖弥彰可称愤兵也。”23道光对林则徐“传旨严行申饬。”八月二十四日，道光又令伊里布，将调至镇海防堵兵丁中“其羸弱无用兵丁，着即酌量撤回”。八月二十七日，道光又接到琦善一份长篇奏折。在折奏中，琦善打着向道光详述夷情的招牌，对英军的船坚炮利极尽鼓吹之能事，断言中国军队对英军的抵抗“未必足以决胜”，徒然“糜饷劳师，究恐未能迅速蒇事”。琦善长敌人之志气，灭自己的威风，目的在于为自己到广东后执行妥协投降路线留有余地。琦善在大肆鼓吹英军船坚炮利的同时，还卑鄙地对林则徐和广东军民进行肆意攻击，称“闽粤等省，击破之船，皆该夷之所谓划子船，长不满三丈，除水手10余人外，仅止容纳数人。虽然叠次被击，总未见其获有器械，盖缘本非兵船，是以并无兵器”。将林则徐 及广东军民抗敌之功一笔加以抹煞。琦善还诬称：“广东商民与该夷通气者多。”琦善在折奏中，还借英人之言恫赫道光说：“如蒙大皇帝恩准所请，该夷则仍感戴为前，否则将于明岁大肆猖獗。本年所来兵船，仅四十只。现在测量水势，知有拦江沙者，大船不能驶入。复欲改造小号师船。……该夷以一国之大，频年往来洋面，且附近尚有属国，皆可调拨，所有兵船，何止此数。”24道光对琦善的这个奏折大为欣赏，称赞琦善对“夷情”“探访详明，可嘉之至。”琦善的奏报对促使道光下决心惩办林则徐、邓廷桢起了很大作用。5天后，道光颁布了对林则徐、邓廷桢惩处的上谕。道光在上谕中指责林、邓：“前因鸦片流毒海内，特派林则徐驰往广东海口，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甚至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弋，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 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林则徐、邓廷桢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林则徐即行来京听候部议。”道光在上谕中又声称：“此次英夷各处投递 禀帖，诉称冤抑，朕洞悉各情，断不为其所动。惟该督等以特派会派大员，办理终无实 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是以特别惩处，并非因该夷禀诉，遽予严议 也。”25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事实上，道光之所以要惩办林、邓，确是为了替英国侵者“代伸冤抑”，道光之所以将力主妥协的琦善派往广东也是为了清查林、邓“罪状”，为英国侵略者昭雪伸冤，以达到歇兵罢战的目的。道光欲盖弥彰，恰恰反映了内心的怯懦和愧疚。九月初四日，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报到京，托浑布在奏报中说，英人南驶经过山东时“词甚恭顺”、“俯首听命”，“驶近内洋口岸各船，遍插五色旌旗，鼓乐大作，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道光对托浑布捏造的这些谎言深信不疑。道光以为英舰南撤，大功告成，遂颁谕沿海各省撤兵。令托浑布“将前调防守各官兵，酌量撤退归伍”；令盛京将军耆英、两江总督裕谦，广东巡抚怡良“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留应撤，妥为办理”；令福建官员对已召募训练的团练水勇“酌量实在情形妥为办理”，对已启程调赴浙江的水勇，如毋需调遣“着即行由陆路撤回”；令正于浙江沿海紧张布防的伊里布，对所有招募各水师， “有应撤应留之处”， “酌量情形分别妥为办理”，还令伊里布将中国军民于宁波拿获的“夷匪二十余名，着即妥为收管，俟有商船赴粤之便，解赴广东，交琦善办理”26。九月初八日，自认为已无后顾之忧的道光决定对林则徐、邓廷桢采取更严厉的处罚措施。道光在为此颁发的上谕中说：“前派林则徐、邓廷桢在广东查办鸦片，乃时逾两年，不但未绝根株，转致该夷赴近畿呈诉冤抑，成何事体。已将该督等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之处，降旨宣示。兹据吏都遵旨将该督等议以革职，实属咎所应得，林则徐、邓廷桢均着照部议革职。”道光还令已遵道光以前旨意已启程赴京听从部议的林则徐折回广东，令邓廷桢亦迅速前赴广东，“以备查问差委”27。
道光认定，严惩了林则徐，恢复了英商贸易，中英间的纠纷就烟消云散了。道光在这种完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继将林、邓革职后，又采取了一系列荒谬、错误的作法。
九月十一日，道光在上谕中，令盛京将军调拨奉天各海口的防守官兵“酌量撤回”。
九月十八日，道光在上谕中表示对伊里布在浙江与英人交涉“如何办理，朕亦不为制。”这实际上是赋予伊里布在浙江放心大胆地实行所谓“羁糜”政策以全权。
九月二十一日，道光令盛京将军耆英将奉天海口酌留的官兵“着即撤回”28。
九月二十三日，道光批准伊里布在英军仍拒不交还定海的情况下，将福建招募、已起程赴浙江的水勇令其折回，将由江苏赴援的水师兵丁一并撤退。
九月二十八日，道光拒绝已被革职的闽浙总督邓廷桢，福建巡抚吴文镕关于加强厦门防务，筹拨正款银15万两以应军需的请求。并在上谕中对邓廷桢横加指责。邓廷桢、吴文镕在奏折中对厦门“因逆夷攻陷定海，闽洋已觉腹背受敌”作了正确分析，道光却看不到这种危险性，盲目听信伊里布定海英军“仅只固守，并未敢四出滋扰”的谎言，责问邓廷桢等所称“腹背受敌，未知所受何敌。”道光信心十足地预言：“该夷因浙疆臣，未能代为呈诉冤抑，始赴天津投递呈词，颇觉恭顺。现在特派大臣赴粤查办，不日即可戢兵。”29这时道光已完全听不进抵抗派官员的意见，甚至把他们视作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
自英舰北上天津海口后，在朝廷中逐渐弥漫起一股妥协的空气，在这股妥协之风的裹胁中，道光变得昏昏然，熏熏然，道光对妥协派官员的重用、支持，使妥协之风愈刮愈猛。自然，在清统治集团中也不是没有头脑清醒的人。就在道光将撤兵的命令发向一个个沿海省份时，就在道光向内外臣工宣布“不日即可戢兵”的光明前途时，也有人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对昏昏然的道光提出忠告。
九月二十九日，道光接到户科给事中万启心的一份奏折。万启心在奏折中，针对道光的错误决策和妥协派的种种谬论，指出：在与英人交涉时“不可稍示以弱”，“傥苟图速了，诸务曲从，既虞中国见轻外夷，尤虑奸民益欺良善。”万启心对道光的撤兵命令提出反对意见说：“闻兵可不用，不可不备，当有事之日，尤不可令敌知有厌兵之意。英夷奸巧图利，桀骜不驯，其平日本非恭顺，凡生长闽粤者，早有厝火积薪之虑。一旦中国严禁鸦片，彼顿失厚利，岂肯甘心，因而驶至各洋，意图窥伺。……各省守备，皆宜缓撤。……若因现在粤省查办，概置不论，未免解体，万一夷情叵测，将来何以待之?”万启心还对道光在对林、邓之罪还未查证确实之前即将其革职的做法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夷人所诉林、邓各情，如果查办一依约束，则前此所办，自系过当；若阴持两端，多生狡诈，则明系反间，去其所畏。不难仍责二人，立功图效。……俟粤省查办定局，再议功罪所在。”30万启心之折，对道光来说，不啻一剂良药，道光如果服下这剂药，将避免许多错误。然而道光对这道奏折只是不置可否地交给了军机大臣，要他们抄给已赴广东的琦善阅看，对琦善也只是下达了令其阅后“体察情形，妥筹久远”这样不明不白的指示，这自然不能令一心妥协的琦善改弦更张。
万启心折得到这样的结果已经不错了，道光对已被他革职的林则徐类似的奏折就没有这样客气了。一直在广东前线浴血抗英的林则徐在接到道光指斥他的批折后，出于一腔爱国激情，呕心沥血，写下一份《密陈办理禁烟抗英不能歇手片》上呈道光。道光于九月二十九日阅看了林则徐的奏折。林则徐在奏折中，针对妥协派散布、并明显地影响了道光决策的种种谬论一一加以批驳，企图以此扭转道光对一系列根本问题的看法。对于“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的谬论，林则徐批驳说：“彼之以鸦片入内地，早已包藏祸心”，“鸦片之流毒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身也。痈疽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对于“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手，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的谬论，林则徐批驳说“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作为巩固海防的长久之计，林则徐还向道光提出：“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豫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最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31。林则徐不避嫌疑，披肝裂胆直抒胸臆，执迷不悟的道光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在林则徐的奏折上加上蛮横、毫无道理的批语。他在林则徐“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一句的旁边，批上“汝云英夷试其恫喝，是汝亦效英夷恫喝于朕也。无理可恶”。他又在林则徐“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一句旁边，批上“一片胡言”。道光对林则徐正确意见不分青红皂白的拒绝，使他再次失去了一个纠正错误的机会。
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一月，道光派遣林则徐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道光派遣琦善赴粤主持中外交涉，在两年时间里，道光对林则徐由信任、支持到将其革职、申饬，对英国侵略者从“大张挞伐”到“立意羁縻”，其做法前后判若两人。究其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因其对外情的闭塞而导致的一系列错误的判断。首先，道光对于英国不远万里出兵中国的真实动机判断错误，听信妥协派官员奏报，认为“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32。故而希冀通过惩办林邓、许其贸易，“便可戢兵”。其次对英军南撤的原因及其沿途的情况，轻信妥协派官员的谎言，做出英军“情词恭顺”的错误判断，希冀琦善到粤“即可戢兵”。其次对英军南撤的原因及其沿途的情况，轻信妥协派官员的谎言，做出英军“情词恭顺”的错误判断，希冀琦善到粤“即可戢兵”。此外，道光还因对英军船坚炮利的畏惧，对中国战胜英军缺乏必要的信心而“立意羁縻”。自从英军攻陷定海后，妥协空气逐渐在清统治集团中占了上风，为了促使道光改变强硬立场，妥协派官员肆意夸大敌人炮舰的威力、贬低中国的抵抗力量，制造战而不可胜的舆论。琦善在奏折中说：“该夷行踪叵测，……延之日久，势必南北滋扰。天津拱卫神京，已属扼要之区，且近接盛京，尤为根本重地。欲求处处决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存意外之虞。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随处游弋，长江又所在可通，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33在这些言论的影响下， 原来视英军为“小丑”，对英军充满轻视、蔑视因而麻痹轻敌的道光一下子又走到了反面，从虚骄的速胜论者变为悲观的失败论者。道光在伊里布的奏折中有这样一段批示：“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34?既然战而不可取胜，道光幻想“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通过与侵略者的妥协来罢兵歇战。
道光在这段时期的最后阶段，将林则徐革职，派遣琦善赴广东，又令各地撤兵，并表示对英国侵略者要“立志羁縻”，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得出道光从这时起就决定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结论呢?关于这个问题，关键在于弄清道光这段时期对英国侵略者实行 “羁縻’’政策的实际内涵。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在通过懿律经琦善送呈道光的文件中，向清政府提出的要求达五六项之多。道光对英国侵略者的种种无理要求，除了对“昭雪伸冤”的要求，表示要“逐细查明，重治其罪”而外，其余指示琦善一概加以拒绝。对帕麦斯顿提出的以下问题道光明确表示了拒绝的态度。关于帕麦斯顿提出的割让岛屿的要求，道光答以“海舶往来，均在粤海，断不能辟一境，致坏成规”；关于帕麦斯顿提出的赔缴洋行商欠的要求，道光答以“彼此通商，原系两厢情愿，所有欠项，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关于帕麦斯顿提出的赔偿烟价的要求，道光答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对英方所请钦差大臣赴英船面会定议的要求，道光也答以“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 35。对帕麦斯顿提出的以上数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道光即便是在英军舰只久久盘踞天津海口并不断向清廷根本重地的奉天海面游弋挑衅时，也从没有动摇过坚决拒绝的立场。当天津海口英舰南撤，但占领定海的英军仍据而不撤时，道光一直坚持英军交还定海才能释放被俘获的英军人员的方针。道光坚定不移地拒绝帕麦斯顿胁迫清政府割地赔款的无理要求，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不能得出道光在这一时期就已实行卖国投降政策的结论。其实道光当时的‘‘羁糜’’的实际内涵只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林、邓的惩办；一是恢复英商贸易。自然，就这两方面内容来说，尤其是其中对坚持抵抗的林、邓的惩处，不能不是道光对英国侵略者的妥协行为。因此，这一时期道光的对英国侵略的政策，说其妥协则有之，加以卖国投降，则未免言过其实，甚至违背史实。如果在那时道光就决定实行卖国投降政策了，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在他组织之下的大规模抵抗。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当道光派遣琦善赴广东，满怀希望地企盼琦善到粤“即可戢兵’’时，英国侵略者却在不断地策划着新的侵略阴谋。英国侵略者远渡重洋出兵中国本来就不是为惩办林则徐或仅将英国对华贸易恢复到禁烟前规模而来。在林、邓被革职后，伊里布遣其奴仆张喜赴英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褫职之事，英侵略军头目伯麦立即摇头说：“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岂为仇林总督而来耶?”36故而，英军船只在从大沽口南撤后，不仅拒不交还定海，返回广东的英舰船亦向广东水师船只开炮轰击，寻衅扩大事态。琦善到广东后裁勇撤防的倒行逆施，更使英国侵略者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义律在与琦善的第一次谈判中，即强硬地坚持割地赔款的侵略要求。当道光了解了英国侵略者的所作所为后，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二日，琦善关于广东交涉的首次奏报到京，琦善奏折中有关英兵舰开炮攻击广东水师并声言欲击虎门以及“察其词色……较前更加傲慢”的报告，立即引起道光的高度警惕和重视，并发出一道道令各地备战的指示。道光对广东防务尤为关切。他提醒琦善：“英夷此次自浙旋回，词气既形傲慢，难保不别怀诡计，……夷性叵测，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彼欲肆无厌之求，我当有不虞之备。”道光令琦善“一面与该夷目善议戢兵，一面整饬营伍，遴选将弁枪炮，务须得力，船只必堪驶驾，妥为布置，毋少疏虞。……傥敢肆鸱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着即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办理。总之夷情不可信，事机不可失”37。第二天，道光又将警报和备战的命令发向沿海各省：“该夷包藏祸心，狡焉思逞，恐后此无厌之求益无底止。……恐事有变更，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迁延，坐失事机。特此申谕琦善、伊里布并沿海各将军督抚等，务当随时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务使措置得宜，操练有准。”38这一天，道光又批览了琦善关于与义律首次谈判的奏报，在这份奏报中，屈服于侵略者淫威的琦善，软硬兼施地劝告道光接受英国侵略者提出的赔款要求，提出“其烟价一节，求索本非无因，断难恐言解释”。对义律提出的割地要求，琦善虽然表示“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但又“以该夷兵势既众，而此间船炮技艺，久在洞鉴之中，此时若与交仗，……其事终于未了” 39 。对道光施以威胁，琦善的真实动机是明显不过的。道光阅折后，断然再次拒绝英国侵略者割地赔款要求，表示“匪特澳门等处紧要隘口，不能准其贸易，即沿海各口岸，何处非海疆重地”。“匪特地方不能给与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道光作出了“乘机痛剿”“示国威而除后患”的明智抉择。道光开始了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大范围的调兵遣将。道光饬令湖南、贵州两省各备兵丁1 000名，四川省备兵2 000名，听候调遣，准备加强广东陆师兵力。令琦善一面与英人交涉，一面妥为预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即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着一面飞调，一面奏闻。……傥事有变更，即奋勇攻击，以慑夷胆”40 。十二月初十日，道光再次谕令沿海各督抚“严密防范，并将得力将弁，应用枪炮，预为筹备。”令伊里布、裕谦于浙江各海口，悉心筹划，“何处必须防守，何处可以进剿，先事预筹，密为布置。并遴选将弁，准备枪炮，一俟广东咨照实在情形，即行相机堵剿。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41。为切实加强浙江防务，十二月十二日，道光令将年已75岁的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回籍，令福建提督余步云调补，令其迅速赴任。这一天道光批览了琦善的两份奏报。琦善在奏报中重施故伎软硬兼施，极力劝请道光批准他所提出的“将厦门、福州酌准通商”、赔款600万圆的解决办法。道光愤而严辞拒绝，明确宣布“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所请厦门、福州两处通商及给还烟价银两，均准行。”道光令琦善终止与义律的谈判。令已被革职正在接受审查的林则徐、邓廷桢复出“协办夷务”。令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傥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并表示“朕志已定，断无游移” 42。道光同时传谕伊里布，令其在英船驶近口岸时，“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谕令奉调待命的湖南兵1 000名由祥福带领，四川兵2000名由张青云带领，贵州兵1 000名由段永福带领，迅速分起前赴广东，听琦善调遣，“毋稍迟误”。谕令直隶署理总督讷尔经额，在英船驶至天津逼近口岸时“即开放枪炮，痛加轰击。如再来投递夷书，一概拒绝，不准接受”。谕令盛京将军耆英“遴选将弁，整理炮械，务当事先预防，毋致临渴掘井。如该夷再来投递禀词，一概拒绝，不准接受。或夷船驶近口岸，即行开放枪炮，痛加攻剿”。为加强盛京根本重地，道光令于吉林兵内，挑选熟精鸟枪者500名，预备调遣，准备增援盛京。十二月二十五日，道光批准伊里布所请，调遣湖北兵1 000名，湖南兵1 000名、安徽兵1 200名，令三省督抚选派曾经出师之镇将备弁，迅速统领赴浙，交伊里布差委调遣。十二月二十七日，令两江总督裕谦于江西南赣镇，选调精兵2 000名待命，俟琦善檄调。
当道光于内地紧张地调兵遣将之时，英国侵略者为迫使琦善完全就范，于十二月十五日在广东发动了军事进攻，攻占了大角、沙角两个炮台。琦善赶忙向侵略者乞和，面允了义律提出的《穿鼻草约》。《穿鼻草约》的内容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贸易等。这个草约既未经琦善签字，更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义律却迫不及待地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841年1月20日)单方面加以公布，并在6天后强行占领了香港。
道光在得到琦善关于大角、沙角炮台被英军攻陷的奏报后，决定对英宣战，开始进行更大规模地调兵遣将。
正月初八日，道光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赴广东，又添派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1 000名，令赴广东接应。命广州将军阿精阿等赶紧团练兵勇，奖劝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俟奕山等到后，和衷共济，协力进剿，克复海隅”43 。道光认为，“剿办英夷，必须厚集兵力”，道光继调遣湖南、湖北、贵州、四川、江西五省近万名官兵之后，又于正月十一日，分别令吉林、黑龙江、河南、陕西、甘肃各派兵1 000名，妥为预备，一俟有谕旨调遣，即迅速启程。正月十八日，道光将“游移畏葸”的伊里布撤其钦差大臣头衔，令回两江总督原任，授平日办事尚属勇往”的两江总督裕谦为钦差大臣，令其兼程驰赴浙江镇海军营，会同提督余步云专办攻剿事宜。正月二十四日，道光得到伊里布关于英军交还定海及琦善允为英人“代恳天恩”“将广东外洋之香港地方，给予泊舟寄住”的报告。英军交还定海没有使道光用兵广东的决心发生动摇，他为此告诫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杨芳说：“逆夷在粤猖獗，必得声罪致讨，聚而歼旃，方足以伸国法。此时虽有缴还之说，难保非逆夷诡计。”奕山等“惟当一意进剿，无论该夷是否缴还定海，总须一鼓作气，设法擒渠，断不可为其所获，致误机宜。且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 44。
琦善私自割让香港的罪行因义律单方面公布所谓《穿鼻草约》而败露，激起广东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广东巡抚怡良在林则徐的督促劝告下，上折道光揭露了琦善私允割让香港的罪行。道光阅折后，异常愤怒，立即决定将琦善革职缉拿，押解来京，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谕令先期到粤的参赞大臣杨芳会同怡良等广东文武官员先行防堵，待大军会集后，一意进剿，“不可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缴地之事少加宽纵”，“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47。
正当道光以一道道谕令催促奕山等星夜遄行，兼程赴粤时，义律已作好新的战争部署。二月初五日，英军兵舰十八艘突入虎门，第二天向虎门发起总攻击。虎门失陷。坚守炮台，与英军浴血奋战的老将关天培以身殉职。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得到虎门失陷、关天培下落不明的奏报，决定再次增加广东兵力。加调广西兵2 000名，令其迅往广东，又将前调赴浙的湖广兵，改途迅往广东。派久历戎行的四川提督思齐慎为参赞大臣，令其星驰赴粤会同剿办。
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道光先后调遣16 000名官兵赴广东，再加广东原有兵力，广东兵力不可谓不众，道光因此充满必胜信念，预言‘‘该将军等到后，自可一鼓成擒”。然而，就在增援之兵陆续到达广州后，英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已攻陷了广州省河的第二重屏障清军严密设防的乌涌炮台。英国侵略者在相继攻陷虎门和乌涌炮台后，很快闯进省河，兵临广州城下。为了探听内河虚实，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准备，英军舰只暂时退离了省河。义律致书已到达广州的参赞大臣杨芳要求通商，以图销售已运到中国的鸦片和从中国得到英国急需的茶叶。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在英军大批集积时与之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广州商业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装货。他们还在给道光的奏折中为“旬日间一无动静”而沾沾自喜。道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允许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恢复通商时反对杨芳等准与英人通商的做法，他说：“英夷商船……断不准其通商。此次各国贸易，如有代逆销售蒙混影射等弊，即着严行查办，万不可稍存迁就之见，致逆夷得遂通商之欲。”道光提醒杨芳等，“所奏逆夷退出省河，是否仍在虎门以内，彼既深入重地，但能断其后路，不难聚而歼旃。着仍遵前旨雇募水勇，准备船炮，奋力合剿，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 48。自英国侵略者不断寻衅于广州后，先后有万启心、闽浙巡抚刘韵珂等奏请道光重新启用林则徐。然而，道光除了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令林则徐于广州“协办夷务”而外，不肯给林则徐新的任命。道光甚至在刘韵珂请求准予林则徐“戴罪自赎，饬令迅速驰驿赴浙”的奏折上加上如下朱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见，而又敢形诸奏牍，殊增愤懑也。”49道光在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前夕，终于作出了重新起用林则徐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很明智的。
三月二十七日，道光批览了杨芳、怡良关于广州通商的奏报，杨芳、怡良被英国侵略者因寻求贸易而实行的短暂停战所迷惑，认为英国“志在通商已可概见”，又以广州省城之锁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窖等处亦俱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各省调兵“皆不娴水战”，“无善策以操必胜之机”，还以英商货船所载洋米可作粤东接济之资等为由，力主“宜先准贸易，暂作羁糜”。道光对杨芳、怡良的主张大为不满。先是在其奏折上作了“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所见甚差’’的朱批。接着颁谕内阁，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的罪名，令将杨芳、怡良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同时，道光在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严厉批斥了杨芳、怡良的所言所行。他说：现在各路征调兵丁16 000有余，陆续抵粤，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杨芳等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殊失朕望。即所称货船附载洋米等语，全不可信，况鸦片来源，即在于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道光明确表示：“此时更无他议，惟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机宜。”50
奕山、隆文、祁坟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广州，道光令奕山等“妥为布置”，“务当谋勇兼施，分路兜剿”，并令奕山等在进剿得手后，将英军占据之香港和寄泊之尖沙咀“尽行收回” 51。
然而，奕山等到广州后，并没有遵照道光之令妥为布置，更没有发动主动进攻。在给道光的上谕中，奕山只是一味陈述“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谬论，为其怯懦畏战寻找借口。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月，当时，“粤聚兵虽众，守御尚无胜算，备攻具，巨木之运自西省，编扎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东莞者三千，时亦未能骤集”。更糟糕的是，奕山对战、守毫无定见，起初赞成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羁縻政策，后来又为李湘棻、西拉本、段永福、张青云等“密请开仗”的怂恿所动。四月初一日，奕山贸然决定分兵三路出击，乘夜攻击泊于省河的英军舰只。奕山将各路兵马调拨完毕派遣出城时，才把出兵的事情告诉杨芳。当天夜里，英船突受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第二天黎明英军即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四天里，英军四出袭击，至初五日，英军舍舰登岸，没有遭到抵抗，即占据广州城北门外制高点四方炮台。其后，英舰“聚泊游弋，小舟如梭织，其兵船迭运飞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间，环东西南三门外，炮声无片刻断”。当时作为统帅的奕山，于城中伏处一隅，一筹莫展，杨芳称病不出者三日，“时内外门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内，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52。初六日，在英军攻城前，奕山遣人在城上“改换白旗，军帅以下，各换会印缴付保纯(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出”，向义律乞降。四月初七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奕山等挈清军退驻离广州60里以外之地；限一星期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道光是迟至四月二十七日才接获奕山等人的有关奏报的。奕山等人在奏报中施展瞒天过海的卑劣伎俩，讳败为胜，“捏称初八日焚击痛剿，大挫其锋，续奏称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并出具永不售卖鸦片烟土甘结，将所付六百万作为商欠完案，其六百万之款由粤海及藩运两库给之” 53。道光对奕山等人编造的这些谎言竟深信不移。一改在此之前坚持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立场，表示体谅奕山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只是不痛不痒地提醒奕山等：“夷性叵测，仍当严密防范，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后，迅将各炮台及防守要隘等处，赶紧修筑坚固。如英夷露有桀骜情形，仍当督兵剿灭，不得因已施恩，遂诸事任其需索。”道光对乞降求和的奕山之流宽大为怀，信任不减，却荒谬地迁怒于已被革职的邓廷桢和被道光以四品卿衔起用，正在浙江前线积极备战的林则徐。五月初十日下谕将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与邓廷桢一起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这种是非不分的处罚，引起部分朝廷大员理所当然的反对。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颜伯焘揭露奕山等乞降、欺罔罪状的奏报摆在了道光的御案上面。道光只得令广西巡抚梁章钜“将所闻实在情形，详晰具奏” 54。颜伯焘在折奏中同时还提出重新派遣林则徐赴广东办理海口事件的建议，然而，道光对此置之不理。林则徐仍被遣戍新疆。道光无情地剥夺了林则徐效命疆场的权力。
道光不仅批准了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达成的协议，而且还不顾福建、浙江等省督抚的反对通令沿海各省撤兵归伍。道光在六月十一日的上谕中说：“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叠次轰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着该将军督抚体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沿海绝大多数省份遵令将奉调官兵裁撤。其中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督抚，因屡闻英军将遣军赴浙滋扰的风声而请求缓撤江浙防兵，道光却固执己见，认为刘韵珂等人的书生气太重。他在上谕中还振振有词地说：“该抚自因慎重海防起见，惟以该夷前有赴浙报复之言，遂生疑惧。试思该夷果欲报复，岂肯透露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道光令刘韵珂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55 。道光这种盲目愚蠢的行为，给肆意扩大侵略的英国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不满于义律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认为这个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权益太少。英国政府因此将义律撤职，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中国进一步扩大侵略。六月底，璞鼎查率舰抵香港，七月初到了澳门。璞鼎查拒绝会见广州知府，因为他不想在广东多耽延时间，他必须执行英国政府令其迅速北上的训令。璞鼎查除在香港留下少数舰只而外，亲自率领军舰10艘、运输船22艘沿海北上。七月初九日黄昏，英军舰10余艘闯进厦门青屿口门。璞鼎查通过厦门地方当局遣往查询的陈某向福建提督窦振彪递交一份照会，称“如不议定照上年天津所讨各件办理。即应交战”，并勒令“将厦门城邑炮台俱行让给英国军士，暂为据守”。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厦门清军官兵的强烈愤慨。厦门清军立即向英舰开炮，“并排列水勇，分堵隘口。自白石头汛起，一路连络，开放万斤至数千斤以上大炮数百门，传令对岸之屿仔尾，中路之鼓浪屿，三面兜击”56 。厦门守军奋战至第二天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七月十八日，道光得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方如梦方醒，于是手忙脚乱地又开始调兵遣将去增援那些经他三令五申已实行了撤兵归伍的沿海各省。调江西兵2 000名增援福建，调吉林兵1 000赴盛京，调黑龙江兵1 000准备增援直隶。道光严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以防备英军“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省”。道光这些翻云覆雨、调撤无定意的旨令，充分反映了道光在战争指导上的无能。对道光在厦门失守后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思想作全面考察，只有一条可称为得当和必要。那就是道光根据到闽英军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以及英军陆军在厦门肆虐的情况，提醒各省督抚改变过去“皆谓该夷习于水战，若诱之登陆，便无能为，故人人意中，以为只须海口严防，毋庸计及陆路交战”的错误观念，令各督抚在筹备海防时， “不可以堵御口岸，即为无患，尤当计及登陆后，如何设伏夹攻兜剿， 出其不意。方能制胜”57 。
在道光匆忙备战之际，自厦门北上的英军舰只已于八月中旬开始游弋舟山群岛洋面，觊觎定海。定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四日收复后，在坚决主张抵抗的两江总督裕谦的主持下，“征兵四集，力主战议，戍定海者五千六百人”58 。英军在对 定海的进攻中，遭遇清军官兵激烈抵抗，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舍命死战”。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身先士卒，与英军鏖战，以身殉国。然而，在英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守军逐渐不支，八月十七日定海再次陷于敌手。英军在攻陷定海后，相继又攻占镇海、宁波。浙江三镇旬月间相继失守，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中英涉以来最严峻的局势，道光再次决定命将出师，实行抵抗。道光在得到定海、镇海失守的奏报后，于九月初四日，授宗室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哈良阿、胡超为参赞大臣，令他们驰驿前往浙江；初五日，以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令其驰驿前往福建办理军务；命河南巡抚鄂顺安迅速挑选河南精兵1 000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原来准备往山海关的陕西兵2 000名改赴浙江军营；初七日授文蔚为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原派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天津，办理防堵事务；令湖北巡抚裕泰于湖北省再挑选精兵1 000名赴浙江，交奕经等调遣；初八日补授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命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办理军务、原任参赞大臣哈良阿仍回山海关办理防堵事务。其后道光又就沿海各省剿办防堵作出一系列部署。道光还根据了解的情况，认为“拒炮之法，惟土堡最为得力”，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遴选有守有为素得民心之州县，广为劝谕，饬令筑堡自卫”59 。道光曾于九月五日下令将已被议罪定为斩监候的琦善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其间，扬威将军奕经听从主战的举人臧纡青的建议，奏止琦善赴浙。道光听从奕经意见，于九月二十三日，重新下令将琦善发往军台，充当苦差，毋庸前赴浙江军营。后来，道光又拒绝了浙江巡抚刘韵珂将已被议定罪名发往军台的伊里布派赴浙江的要求。刘韵珂在折奏中大肆吹捧因与英人妥协而获罪的伊里布“老成谨慎，镇静深忱，服官数十年，清操着于中外”。甚至还借英人之口说： “现在逆夷又在定镇等处称中国好官惟伊钦差一人，以张喜为张老爷，称其现在何处，言此人实系好人，如伊钦差张老爷在浙，伊等断不前往。”刘韵珂请道光将伊里布释回，“饬令带同张喜来浙，效力赎罪”。显而易见，身当前敌的刘韵珂在对抵抗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伊里布实现与侵略者的妥协。然而，道光对刘韵珂所请回答得很干脆：“其所请将伊里布改发浙江效力赎罪之处，着不准行。” 60道光的遣将调兵以及对琦善和伊里布的处置，说明道光在自厦门沦陷至奕经于浙江发动攻势前是一力主张抵抗的。道光如寄希望于靖逆将军奕山一样，再次寄厚望于扬威将军奕经，企盼奕经统率大军将英国侵略者一举赶出国门。
然而，道光的满腔热望因浙江前线清军的全线溃败和奕经的怯懦无能而遭到更严酷的打击。
奕经从北京起程赴浙时，道光殷殷告诫：“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还发交内库花翎等件，令其“有功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用，整饬戎行”60 。然而，奕经出了京门早把道光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路游山玩水，稽延骚扰，于十月二十日始抵苏州。到苏州后，又以等待军饷和援军为名，屯兵不进。奕经及其随行人员“在苏数十日，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督抚等无可如何， 但催促奕将军进兵，奕延顿半月余，始渡江抵浙”62 。奕经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初一日抵杭州，继驻绍兴。奕经盲目轻敌，在对敌情缺乏了解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制定了分兵二路一举收复浙东三镇的进兵计划。清军的盲目轻进给英军以可乘之机，英军乘机发动进攻。结果是，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未复，反又丢了慈溪。奕经等狼狈败退杭州，龟缩城内，不敢再战。英军在浙江取胜后，又继续北上，相续攻陷乍浦和吴淞，并准备沿江而上。
浙江前线的失败，使道光及朝廷大员们惊惧恐慌到极点。浙江前线由奕经部署的反攻是自中英交战以来清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计自将军南下，以至蒇事，征兵一万一千五百人，募乡勇二万二千人，用饷银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两。”63浙江前线清军的溃败，使清统治集团内部妥协求和的议论甚嚣尘上。就连曾经主战并在浙江积极备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这时也改变了立场，成为妥协派的吹鼓手。他在奕经反攻失败后给道光的奏折中，提出“十可虑”，竭力说服道光实行妥协。刘韵珂极端悲观地认定，中国已没有取胜的希望。他说：“浙省自去秋以后，官绅士庶，无不期望捷音，乃延颈数月，复闻败衄，人心涣散，愈甚于前。窃恐此后之用兵，更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属可危。”“一月之防资为数甚巨，防无巳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还特别提醒道光说：“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所属各县，匪徒聚众抢劫，势甚鸱张。 ……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胡遂藐法逞凶。……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64刘韵珂请求道光敕令奕经等“随机应变，妥协办理”。并再次请求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
道光自派遣奕经出征后，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奕经身上。他不厌其烦地嘱咐、告诫奕经：“布置周妥，万勿性急，一鼓作气，扬我国威，歼兹丑类，伫膺懋赏，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也。”65浙江前线的清军全线崩溃，使道光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刘韵珂奏折中抵抗必败的论调，特别是刘韵珂指出的外患未除，内患又起的前景，使道光抵抗立场再度发生动摇，逐渐倾向于通过对英国侵略者的妥协屈服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又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以保住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为实行所谓“暂事羁縻”的新政策，道光起用了一批历来主张妥协求和的投降派官员。二月十七日，令耆英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二月二十七日又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二月十七日，令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三月二十四日又给伊里布以七品卿衔。
道光在奕经于浙江三路反攻大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摇摆于抵抗和妥协投降之间，因而道光在这段时间里对浙江前线的谕令也是矛盾百出的。他一面令耆英、奕经等对英国侵略者“暂行羁縻”、“设法羁縻”，一面又令耆英等“督饬文武员弁，一面严密防维，一面详加体察，如有可乘之隙，务当明攻暗袭，勿令任其披猖”66。道光还于四月十六日，将已改任广州将军的耆英派往广州。当时道光听到英国为邻国所破的传言，令耆英“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67。
然而，在乍浦、吴淞相继失陷后，道光在投降派的劝诱、威胁下，逐步完全放弃了抵抗立场。耆英到浙江后，即令琦善会同侍卫咸龄、乍浦同知舒恭受驰往乍浦，“设法羁縻”。伊里布等还未到乍浦，四月初八日，乍浦就被英军攻占。耆英在向道光报告乍浦沦陷情况的奏报中，分析浙江面临局势说：“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耆英还以“羁縻又无从措手”为辞，迫使道光下定妥协求降决心。
道光在乍浦沦陷后，一面下令从陕甘、河南、广西、蒙古调兵加强江浙及沿海各海口的防御，一面又默许耆英、伊里布等以释放英俘作为求和地步的所谓羁縻活动。道光还于四月二十七日向中外颁发一份洋洋数千言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道光历述自道光十九年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至道光二十二年命将遣师赴浙江抵抗英军的过程，申明自己“禁烟所以恤民命，御寇所以卫民生”，“霄肝思艰，兢兢业业”“为民除害”的良苦用心，将“逆夷之肆意猖獗”，归咎于“皆士气不扬所至也”。道光在上谕的最后令“诸臣亦和衷共济，鼓励戎行，不 不竦，以作士气，必能剪除夷孽，扫荡海氛，与天下苍生，共享升平之福”68。道光的这个上谕，打着“将办理夷务前后情形”“谕中外知之”的旗号，实际是为其逃脱战败求和的历史罪责预留地步。此后，道光采取备战、抵抗与求和双管齐下的政策，或者叫做明以抵抗，暗以“羁縻”。为此，道光接受了奕经“将办理羁縻事宜专委耆英等商办”的建议，将与英国侵略者议和的责任全部委诸耆英。五月初一日，道光赏给在耆英指挥下实施“羁縻”使命的琦善四品顶带，令其署理乍浦副都统。
正当投降派积极活动、道光也逐渐明显倾向妥协求和时，英国侵略者于五月初八日向吴淞发动了进攻，相继攻陷吴淞、宝山、上海。耆英等慌了手脚。耆英、伊里布立即遣人致书璞鼎查，再次乞求谈判。璞鼎查在回函中“仅以不能戢兵仍与相战”为词，拒绝谈判。英国侵略者扬言“先到扬子江，后到天津”。英国侵略者对和谈的拒绝，迫使道光的态度一时又变得强硬起来。道光于六月初二日从耆英、伊里布的奏报中得到英方拒绝和谈的消息后，指示耆英等：“该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羁縻，不特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着专意剿办，无稍游移”69。然而，道光“专意剿办”的旨意已无法贯彻下去，相反，专意妥协投降的牛鉴等人却千方百计要把道光逼向妥协投降之路。牛鉴在给道光的折奏中，搬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乾隆皇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后复允其朝贡”的事例，以论证“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是则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劝告道光，“于挞伐诛殛之中，恢包涵遍覆之量，……如果该夷只为吁乞通商，……皇上网开一面”。道光不为所动，在牛鉴奏折上拟以“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70。继牛鉴之后，耆英、伊里布又在奏折中提出将“夷人所信”的广东洋商伍敦元或兄弟子侄调至江苏帮助办理与英方交涉。道光以“伍敦元系属广东洋行商人，江苏地方，无可差遣之处，该督等着不准令其前往”。并再次谕令耆英等于江苏各海口“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71。道光在明令耆英等放弃求和活动的同时，又一次檄调援军，加强江苏、山东、天津各海口以及京师的防卫力量。
尽管道光在英方拒绝谈判后，做出了要与英国侵略者再次决一死战的姿态，事实上始终没有放弃妥协求和的希望。英国侵略者“直达京师讲话”的威胁终于彻底解除了道光的武装。六月初九日，道光谕令耆英，令其密派陈志刚等前往与英方交涉，向侵略者许以“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此外沿海省份，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约定时候，将货船驶至口岸，我国必派官员代汝照料”72。这道上谕表明道光已在妥协求和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危险的一步，即不惜以割地、开放通商口岸为代价来换取英国侵略者的撤兵罢战。这道上谕是道光自此实行妥协投降路线的明证。
在道光已经作出妥协投降决策但还没来得及实施时，英军开始了沿长江的进政。自吴淞之战后，耆英等人可耻的求降活动使长江沿岸防务完全瘫痪。英军舰只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六月十四日，英军开始进攻镇江，并很快占领了镇江。六月二十八日， 大批英军舰只列阵于南京江面。道光决定以完全的屈膝投降来结束战争。早在六月十三日，当英军舰只封锁瓜洲、即将对镇江发动进攻时，道光即已谕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和英国侵略者商订投降条件。当时，英方提出三个条件：“一还烟价战费；一用平行礼；一请滨海地作贸易所”。对英方提出的这三个条件，道光还想讨价还价，在给耆英的谕令中提出：“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73英国侵略者没有与耆英等就这些条件进行谈判，就开始了对镇江的进攻。当英国侵略者陈兵南京江面后，提出：“迨有中国大臣，奉皇帝钦赐全权，准其自行酌商办理，才可戢兵不战。”74道光即谕令耆英、伊里布赴南京。七月初耆英、伊里布相继到南京，开始了和英国侵略者的“谈判”。道光给予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一切不为遥制”，许其“便宜行事”的权力。七月初七日，英方提出议和条件，主要有：“一系索讨洋钱二千一百万圆，本年先交六百万元，其余分年带交；一系索讨香港作为码头，并求准往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一系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道光还梦想对这些条款打折扣，提出：“本年先交洋钱六百万元，从何措给；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其福州一处，内地系属陆路，且山径丛杂，商旅不便，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求福州，……万不得已或于闽省泉州附近，酌与通商。”75英国侵略者对道光的讨价还价根本不予理睬，“仍执原议”，且动辄以开炮攻城相威胁。七月二十六日，道光不得不表示：“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76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牛鉴、伊里布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主张抵抗而且也实行了抵抗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呢?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诸多因素，我们姑且撇开其他客观因素不论，单就道光本身而言来探讨一下失败原因之所在。
鸦片战争中，道光在战争指导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没能确立一个总体的战略方针，从而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始终摇摆于战、和之间。这种状况是由道光昧于世界大势所造成的。生长于闭关锁国时代的道光，对急剧发展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道光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实行禁烟时，对英国诉诸武力的必然性是缺乏预见、更缺乏物质准备的。这样，当中国面临英军侵略时，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道光也因战争中的丧师失地而变得惊慌失措，陷于议战复议和，抵抗复妥协的自相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自大症，使道光仍以夷狄视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英国，战争开始时，幻想凭借所谓的“天朝声威”一举慑服侵略者，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将道光“一举慑服”的幻想击得粉碎时，道光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始则动摇，继则完全屈服的道路。一个在闭关锁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封建帝王，在配备着来复枪、舰船火炮的强盗闯进国门时，为了保住统治地位，本能地驱使他的士兵拿起了弓箭、盾牌走上了抵抗的战场，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敌人进行了盲目的抵抗。然而，一个对敌情完全处于盲目状态的统帅，一个始终不能制定完整、周密战略步署的战争决策者，要赢得战争是不可能的。
其次，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道光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也不可能号召、组织全民的抵抗。而一个经济上落后、国防力量薄弱的国家，当它面临强敌进攻时，惟一的取胜之道，是发动、组织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从全局来说，是因清军的丧师失地而失败的，但在长达二年的中英交战中，却也不乏打败英军的战例。总结其胜利原因，无一不是因为战争的指挥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借。道光是在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环境之中长大的，还曾经亲历起义军攻入大内的险境。道光即位后，清王朝处于人民起义的猛烈震憾之中。清王朝与广大劳动人民尖锐的矛盾，使道光对人民畏之如虎，惧之如火。这就决定了道光在战争中不可能做到信民心，用民力，倒是奕山等人“防民甚于防寇”，“患在内而不在外”的谬论与他的思想更合拍。浙抚刘韵珂描述的因战争旷日持久、朝廷劳师糜饷却师老无功、国内可能出现一个人民揭竿而起局面的前景，对道光由主战转向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道光在国内实行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
其三，在鸦片战争的关键时刻，罢黜抵抗派，起用投降派是道光在战争指导上又一重大错误。我们在对道光时期的用人政策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道光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固守着清王朝传统的满汉畛域之见。战争中，道光对坚持抵抗的汉族官员加以无情的贬黜、排斥，对主张妥协的皇族宗室、满族官员则屡屡委以重任，道光认定这些人世受国恩，定能舍身图报。其结果只能是丧师失地。当英军席卷浙东三镇、沿长江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时，道光面对战争中屡易将帅，却屡战屡败的残酷现实不能不发出“自恨自愧，不能知人”的慨叹，然而，为时已晚，道光只能听任投降派在出卖民族权益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
①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
3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
⑤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
⑥ 《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⑦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巴麦尊致海军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4期。
⑧⑩ 11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一。
⑨ 《澳门新闻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2)。
13－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
20 3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三。
2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22 23 3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
24－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五。
28－32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六。
36《夷艘入寇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37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
4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O。
44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二。
46 4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三。
48 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六。
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一。
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八。
52 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53 夏燮：《中西纪事》。
5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O。
55－5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一。
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59 6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六。
61 《清史稿》卷三七三。
62 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63 贝青乔：《咄咄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6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
6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66 6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七、四八。
6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九。
69 70 7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三。
7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四。
7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五。
7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75 7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八、五九。
(资料来源：朱诚如：《管窥集--明清史散论》，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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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善私自割让香港的罪行因义律单方面公布所谓《穿鼻草约》而败露，激起广东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广东巡抚怡良在林则徐的督促劝告下，上折道光揭露了琦善私允割让香港的罪行。道光阅折后，异常愤怒，立即决定将琦善革职缉拿，押解来京，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谕令先期到粤的参赞大臣杨芳会同怡良等广东文武官员先行防堵，待大军会集后，一意进剿，“不可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缴地之事少加宽纵”，“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47。
正当道光以一道道谕令催促奕山等星夜遄行，兼程赴粤时，义律已作好新的战争部署。二月初五日，英军兵舰十八艘突入虎门，第二天向虎门发起总攻击。虎门失陷。坚守炮台，与英军浴血奋战的老将关天培以身殉职。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得到虎门失陷、关天培下落不明的奏报，决定再次增加广东兵力。加调广西兵2 000名，令其迅往广东，又将前调赴浙的湖广兵，改途迅往广东。派久历戎行的四川提督思齐慎为参赞大臣，令其星驰赴粤会同剿办。
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道光先后调遣16 000名官兵赴广东，再加广东原有兵力，广东兵力不可谓不众，道光因此充满必胜信念，预言‘‘该将军等到后，自可一鼓成擒”。然而，就在增援之兵陆续到达广州后，英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已攻陷了广州省河的第二重屏障清军严密设防的乌涌炮台。英国侵略者在相继攻陷虎门和乌涌炮台后，很快闯进省河，兵临广州城下。为了探听内河虚实，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准备，英军舰只暂时退离了省河。义律致书已到达广州的参赞大臣杨芳要求通商，以图销售已运到中国的鸦片和从中国得到英国急需的茶叶。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在英军大批集积时与之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广州商业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装货。他们还在给道光的奏折中为“旬日间一无动静”而沾沾自喜。道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允许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恢复通商时反对杨芳等准与英人通商的做法，他说：“英夷商船……断不准其通商。此次各国贸易，如有代逆销售蒙混影射等弊，即着严行查办，万不可稍存迁就之见，致逆夷得遂通商之欲。”道光提醒杨芳等，“所奏逆夷退出省河，是否仍在虎门以内，彼既深入重地，但能断其后路，不难聚而歼旃。着仍遵前旨雇募水勇，准备船炮，奋力合剿，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 48。自英国侵略者不断寻衅于广州后，先后有万启心、闽浙巡抚刘韵珂等奏请道光重新启用林则徐。然而，道光除了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令林则徐于广州“协办夷务”而外，不肯给林则徐新的任命。道光甚至在刘韵珂请求准予林则徐“戴罪自赎，饬令迅速驰驿赴浙”的奏折上加上如下朱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见，而又敢形诸奏牍，殊增愤懑也。”49道光在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前夕，终于作出了重新起用林则徐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很明智的。
三月二十七日，道光批览了杨芳、怡良关于广州通商的奏报，杨芳、怡良被英国侵略者因寻求贸易而实行的短暂停战所迷惑，认为英国“志在通商已可概见”，又以广州省城之锁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窖等处亦俱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各省调兵“皆不娴水战”，“无善策以操必胜之机”，还以英商货船所载洋米可作粤东接济之资等为由，力主“宜先准贸易，暂作羁糜”。道光对杨芳、怡良的主张大为不满。先是在其奏折上作了“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所见甚差’’的朱批。接着颁谕内阁，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的罪名，令将杨芳、怡良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同时，道光在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严厉批斥了杨芳、怡良的所言所行。他说：现在各路征调兵丁16 000有余，陆续抵粤，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杨芳等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殊失朕望。即所称货船附载洋米等语，全不可信，况鸦片来源，即在于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道光明确表示：“此时更无他议，惟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机宜。”50
奕山、隆文、祁坟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广州，道光令奕山等“妥为布置”，“务当谋勇兼施，分路兜剿”，并令奕山等在进剿得手后，将英军占据之香港和寄泊之尖沙咀“尽行收回” 51。
然而，奕山等到广州后，并没有遵照道光之令妥为布置，更没有发动主动进攻。在给道光的上谕中，奕山只是一味陈述“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谬论，为其怯懦畏战寻找借口。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月，当时，“粤聚兵虽众，守御尚无胜算，备攻具，巨木之运自西省，编扎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东莞者三千，时亦未能骤集”。更糟糕的是，奕山对战、守毫无定见，起初赞成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羁縻政策，后来又为李湘棻、西拉本、段永福、张青云等“密请开仗”的怂恿所动。四月初一日，奕山贸然决定分兵三路出击，乘夜攻击泊于省河的英军舰只。奕山将各路兵马调拨完毕派遣出城时，才把出兵的事情告诉杨芳。当天夜里，英船突受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第二天黎明英军即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四天里，英军四出袭击，至初五日，英军舍舰登岸，没有遭到抵抗，即占据广州城北门外制高点四方炮台。其后，英舰“聚泊游弋，小舟如梭织，其兵船迭运飞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间，环东西南三门外，炮声无片刻断”。当时作为统帅的奕山，于城中伏处一隅，一筹莫展，杨芳称病不出者三日，“时内外门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内，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52。初六日，在英军攻城前，奕山遣人在城上“改换白旗，军帅以下，各换会印缴付保纯(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出”，向义律乞降。四月初七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奕山等挈清军退驻离广州60里以外之地；限一星期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道光是迟至四月二十七日才接获奕山等人的有关奏报的。奕山等人在奏报中施展瞒天过海的卑劣伎俩，讳败为胜，“捏称初八日焚击痛剿，大挫其锋，续奏称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并出具永不售卖鸦片烟土甘结，将所付六百万作为商欠完案，其六百万之款由粤海及藩运两库给之” 53。道光对奕山等人编造的这些谎言竟深信不移。一改在此之前坚持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立场，表示体谅奕山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只是不痛不痒地提醒奕山等：“夷性叵测，仍当严密防范，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后，迅将各炮台及防守要隘等处，赶紧修筑坚固。如英夷露有桀骜情形，仍当督兵剿灭，不得因已施恩，遂诸事任其需索。”道光对乞降求和的奕山之流宽大为怀，信任不减，却荒谬地迁怒于已被革职的邓廷桢和被道光以四品卿衔起用，正在浙江前线积极备战的林则徐。五月初十日下谕将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与邓廷桢一起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这种是非不分的处罚，引起部分朝廷大员理所当然的反对。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颜伯焘揭露奕山等乞降、欺罔罪状的奏报摆在了道光的御案上面。道光只得令广西巡抚梁章钜“将所闻实在情形，详晰具奏” 54。颜伯焘在折奏中同时还提出重新派遣林则徐赴广东办理海口事件的建议，然而，道光对此置之不理。林则徐仍被遣戍新疆。道光无情地剥夺了林则徐效命疆场的权力。
道光不仅批准了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达成的协议，而且还不顾福建、浙江等省督抚的反对通令沿海各省撤兵归伍。道光在六月十一日的上谕中说：“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叠次轰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着该将军督抚体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沿海绝大多数省份遵令将奉调官兵裁撤。其中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督抚，因屡闻英军将遣军赴浙滋扰的风声而请求缓撤江浙防兵，道光却固执己见，认为刘韵珂等人的书生气太重。他在上谕中还振振有词地说：“该抚自因慎重海防起见，惟以该夷前有赴浙报复之言，遂生疑惧。试思该夷果欲报复，岂肯透露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道光令刘韵珂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55 。道光这种盲目愚蠢的行为，给肆意扩大侵略的英国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不满于义律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认为这个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权益太少。英国政府因此将义律撤职，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中国进一步扩大侵略。六月底，璞鼎查率舰抵香港，七月初到了澳门。璞鼎查拒绝会见广州知府，因为他不想在广东多耽延时间，他必须执行英国政府令其迅速北上的训令。璞鼎查除在香港留下少数舰只而外，亲自率领军舰10艘、运输船22艘沿海北上。七月初九日黄昏，英军舰10余艘闯进厦门青屿口门。璞鼎查通过厦门地方当局遣往查询的陈某向福建提督窦振彪递交一份照会，称“如不议定照上年天津所讨各件办理。即应交战”，并勒令“将厦门城邑炮台俱行让给英国军士，暂为据守”。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厦门清军官兵的强烈愤慨。厦门清军立即向英舰开炮，“并排列水勇，分堵隘口。自白石头汛起，一路连络，开放万斤至数千斤以上大炮数百门，传令对岸之屿仔尾，中路之鼓浪屿，三面兜击”56 。厦门守军奋战至第二天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七月十八日，道光得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方如梦方醒，于是手忙脚乱地又开始调兵遣将去增援那些经他三令五申已实行了撤兵归伍的沿海各省。调江西兵2 000名增援福建，调吉林兵1 000赴盛京，调黑龙江兵1 000准备增援直隶。道光严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以防备英军“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省”。道光这些翻云覆雨、调撤无定意的旨令，充分反映了道光在战争指导上的无能。对道光在厦门失守后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思想作全面考察，只有一条可称为得当和必要。那就是道光根据到闽英军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以及英军陆军在厦门肆虐的情况，提醒各省督抚改变过去“皆谓该夷习于水战，若诱之登陆，便无能为，故人人意中，以为只须海口严防，毋庸计及陆路交战”的错误观念，令各督抚在筹备海防时， “不可以堵御口岸，即为无患，尤当计及登陆后，如何设伏夹攻兜剿， 出其不意。方能制胜”57 。
在道光匆忙备战之际，自厦门北上的英军舰只已于八月中旬开始游弋舟山群岛洋面，觊觎定海。定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四日收复后，在坚决主张抵抗的两江总督裕谦的主持下，“征兵四集，力主战议，戍定海者五千六百人”58 。英军在对 定海的进攻中，遭遇清军官兵激烈抵抗，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舍命死战”。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身先士卒，与英军鏖战，以身殉国。然而，在英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守军逐渐不支，八月十七日定海再次陷于敌手。英军在攻陷定海后，相继又攻占镇海、宁波。浙江三镇旬月间相继失守，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中英涉以来最严峻的局势，道光再次决定命将出师，实行抵抗。道光在得到定海、镇海失守的奏报后，于九月初四日，授宗室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哈良阿、胡超为参赞大臣，令他们驰驿前往浙江；初五日，以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令其驰驿前往福建办理军务；命河南巡抚鄂顺安迅速挑选河南精兵1 000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原来准备往山海关的陕西兵2 000名改赴浙江军营；初七日授文蔚为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原派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天津，办理防堵事务；令湖北巡抚裕泰于湖北省再挑选精兵1 000名赴浙江，交奕经等调遣；初八日补授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命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办理军务、原任参赞大臣哈良阿仍回山海关办理防堵事务。其后道光又就沿海各省剿办防堵作出一系列部署。道光还根据了解的情况，认为“拒炮之法，惟土堡最为得力”，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遴选有守有为素得民心之州县，广为劝谕，饬令筑堡自卫”59 。道光曾于九月五日下令将已被议罪定为斩监候的琦善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其间，扬威将军奕经听从主战的举人臧纡青的建议，奏止琦善赴浙。道光听从奕经意见，于九月二十三日，重新下令将琦善发往军台，充当苦差，毋庸前赴浙江军营。后来，道光又拒绝了浙江巡抚刘韵珂将已被议定罪名发往军台的伊里布派赴浙江的要求。刘韵珂在折奏中大肆吹捧因与英人妥协而获罪的伊里布“老成谨慎，镇静深忱，服官数十年，清操着于中外”。甚至还借英人之口说： “现在逆夷又在定镇等处称中国好官惟伊钦差一人，以张喜为张老爷，称其现在何处，言此人实系好人，如伊钦差张老爷在浙，伊等断不前往。”刘韵珂请道光将伊里布释回，“饬令带同张喜来浙，效力赎罪”。显而易见，身当前敌的刘韵珂在对抵抗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伊里布实现与侵略者的妥协。然而，道光对刘韵珂所请回答得很干脆：“其所请将伊里布改发浙江效力赎罪之处，着不准行。” 60道光的遣将调兵以及对琦善和伊里布的处置，说明道光在自厦门沦陷至奕经于浙江发动攻势前是一力主张抵抗的。道光如寄希望于靖逆将军奕山一样，再次寄厚望于扬威将军奕经，企盼奕经统率大军将英国侵略者一举赶出国门。
然而，道光的满腔热望因浙江前线清军的全线溃败和奕经的怯懦无能而遭到更严酷的打击。
奕经从北京起程赴浙时，道光殷殷告诫：“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还发交内库花翎等件，令其“有功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用，整饬戎行”60 。然而，奕经出了京门早把道光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路游山玩水，稽延骚扰，于十月二十日始抵苏州。到苏州后，又以等待军饷和援军为名，屯兵不进。奕经及其随行人员“在苏数十日，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督抚等无可如何， 但催促奕将军进兵，奕延顿半月余，始渡江抵浙”62 。奕经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初一日抵杭州，继驻绍兴。奕经盲目轻敌，在对敌情缺乏了解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制定了分兵二路一举收复浙东三镇的进兵计划。清军的盲目轻进给英军以可乘之机，英军乘机发动进攻。结果是，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未复，反又丢了慈溪。奕经等狼狈败退杭州，龟缩城内，不敢再战。英军在浙江取胜后，又继续北上，相续攻陷乍浦和吴淞，并准备沿江而上。
浙江前线的失败，使道光及朝廷大员们惊惧恐慌到极点。浙江前线由奕经部署的反攻是自中英交战以来清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计自将军南下，以至蒇事，征兵一万一千五百人，募乡勇二万二千人，用饷银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两。”63浙江前线清军的溃败，使清统治集团内部妥协求和的议论甚嚣尘上。就连曾经主战并在浙江积极备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这时也改变了立场，成为妥协派的吹鼓手。他在奕经反攻失败后给道光的奏折中，提出“十可虑”，竭力说服道光实行妥协。刘韵珂极端悲观地认定，中国已没有取胜的希望。他说：“浙省自去秋以后，官绅士庶，无不期望捷音，乃延颈数月，复闻败衄，人心涣散，愈甚于前。窃恐此后之用兵，更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属可危。”“一月之防资为数甚巨，防无巳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还特别提醒道光说：“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所属各县，匪徒聚众抢劫，势甚鸱张。 ……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胡遂藐法逞凶。……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64刘韵珂请求道光敕令奕经等“随机应变，妥协办理”。并再次请求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
道光自派遣奕经出征后，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奕经身上。他不厌其烦地嘱咐、告诫奕经：“布置周妥，万勿性急，一鼓作气，扬我国威，歼兹丑类，伫膺懋赏，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也。”65浙江前线的清军全线崩溃，使道光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刘韵珂奏折中抵抗必败的论调，特别是刘韵珂指出的外患未除，内患又起的前景，使道光抵抗立场再度发生动摇，逐渐倾向于通过对英国侵略者的妥协屈服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又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以保住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为实行所谓“暂事羁縻”的新政策，道光起用了一批历来主张妥协求和的投降派官员。二月十七日，令耆英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二月二十七日又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二月十七日，令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三月二十四日又给伊里布以七品卿衔。
道光在奕经于浙江三路反攻大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摇摆于抵抗和妥协投降之间，因而道光在这段时间里对浙江前线的谕令也是矛盾百出的。他一面令耆英、奕经等对英国侵略者“暂行羁縻”、“设法羁縻”，一面又令耆英等“督饬文武员弁，一面严密防维，一面详加体察，如有可乘之隙，务当明攻暗袭，勿令任其披猖”66。道光还于四月十六日，将已改任广州将军的耆英派往广州。当时道光听到英国为邻国所破的传言，令耆英“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67。
然而，在乍浦、吴淞相继失陷后，道光在投降派的劝诱、威胁下，逐步完全放弃了抵抗立场。耆英到浙江后，即令琦善会同侍卫咸龄、乍浦同知舒恭受驰往乍浦，“设法羁縻”。伊里布等还未到乍浦，四月初八日，乍浦就被英军攻占。耆英在向道光报告乍浦沦陷情况的奏报中，分析浙江面临局势说：“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耆英还以“羁縻又无从措手”为辞，迫使道光下定妥协求降决心。
道光在乍浦沦陷后，一面下令从陕甘、河南、广西、蒙古调兵加强江浙及沿海各海口的防御，一面又默许耆英、伊里布等以释放英俘作为求和地步的所谓羁縻活动。道光还于四月二十七日向中外颁发一份洋洋数千言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道光历述自道光十九年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至道光二十二年命将遣师赴浙江抵抗英军的过程，申明自己“禁烟所以恤民命，御寇所以卫民生”，“霄肝思艰，兢兢业业”“为民除害”的良苦用心，将“逆夷之肆意猖獗”，归咎于“皆士气不扬所至也”。道光在上谕的最后令“诸臣亦和衷共济，鼓励戎行，不 不竦，以作士气，必能剪除夷孽，扫荡海氛，与天下苍生，共享升平之福”68。道光的这个上谕，打着“将办理夷务前后情形”“谕中外知之”的旗号，实际是为其逃脱战败求和的历史罪责预留地步。此后，道光采取备战、抵抗与求和双管齐下的政策，或者叫做明以抵抗，暗以“羁縻”。为此，道光接受了奕经“将办理羁縻事宜专委耆英等商办”的建议，将与英国侵略者议和的责任全部委诸耆英。五月初一日，道光赏给在耆英指挥下实施“羁縻”使命的琦善四品顶带，令其署理乍浦副都统。
正当投降派积极活动、道光也逐渐明显倾向妥协求和时，英国侵略者于五月初八日向吴淞发动了进攻，相继攻陷吴淞、宝山、上海。耆英等慌了手脚。耆英、伊里布立即遣人致书璞鼎查，再次乞求谈判。璞鼎查在回函中“仅以不能戢兵仍与相战”为词，拒绝谈判。英国侵略者扬言“先到扬子江，后到天津”。英国侵略者对和谈的拒绝，迫使道光的态度一时又变得强硬起来。道光于六月初二日从耆英、伊里布的奏报中得到英方拒绝和谈的消息后，指示耆英等：“该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羁縻，不特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着专意剿办，无稍游移”69。然而，道光“专意剿办”的旨意已无法贯彻下去，相反，专意妥协投降的牛鉴等人却千方百计要把道光逼向妥协投降之路。牛鉴在给道光的折奏中，搬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乾隆皇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后复允其朝贡”的事例，以论证“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是则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劝告道光，“于挞伐诛殛之中，恢包涵遍覆之量，……如果该夷只为吁乞通商，……皇上网开一面”。道光不为所动，在牛鉴奏折上拟以“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70。继牛鉴之后，耆英、伊里布又在奏折中提出将“夷人所信”的广东洋商伍敦元或兄弟子侄调至江苏帮助办理与英方交涉。道光以“伍敦元系属广东洋行商人，江苏地方，无可差遣之处，该督等着不准令其前往”。并再次谕令耆英等于江苏各海口“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71。道光在明令耆英等放弃求和活动的同时，又一次檄调援军，加强江苏、山东、天津各海口以及京师的防卫力量。
尽管道光在英方拒绝谈判后，做出了要与英国侵略者再次决一死战的姿态，事实上始终没有放弃妥协求和的希望。英国侵略者“直达京师讲话”的威胁终于彻底解除了道光的武装。六月初九日，道光谕令耆英，令其密派陈志刚等前往与英方交涉，向侵略者许以“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此外沿海省份，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约定时候，将货船驶至口岸，我国必派官员代汝照料”72。这道上谕表明道光已在妥协求和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危险的一步，即不惜以割地、开放通商口岸为代价来换取英国侵略者的撤兵罢战。这道上谕是道光自此实行妥协投降路线的明证。
在道光已经作出妥协投降决策但还没来得及实施时，英军开始了沿长江的进政。自吴淞之战后，耆英等人可耻的求降活动使长江沿岸防务完全瘫痪。英军舰只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六月十四日，英军开始进攻镇江，并很快占领了镇江。六月二十八日， 大批英军舰只列阵于南京江面。道光决定以完全的屈膝投降来结束战争。早在六月十三日，当英军舰只封锁瓜洲、即将对镇江发动进攻时，道光即已谕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和英国侵略者商订投降条件。当时，英方提出三个条件：“一还烟价战费；一用平行礼；一请滨海地作贸易所”。对英方提出的这三个条件，道光还想讨价还价，在给耆英的谕令中提出：“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73英国侵略者没有与耆英等就这些条件进行谈判，就开始了对镇江的进攻。当英国侵略者陈兵南京江面后，提出：“迨有中国大臣，奉皇帝钦赐全权，准其自行酌商办理，才可戢兵不战。”74道光即谕令耆英、伊里布赴南京。七月初耆英、伊里布相继到南京，开始了和英国侵略者的“谈判”。道光给予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一切不为遥制”，许其“便宜行事”的权力。七月初七日，英方提出议和条件，主要有：“一系索讨洋钱二千一百万圆，本年先交六百万元，其余分年带交；一系索讨香港作为码头，并求准往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一系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道光还梦想对这些条款打折扣，提出：“本年先交洋钱六百万元，从何措给；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其福州一处，内地系属陆路，且山径丛杂，商旅不便，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求福州，……万不得已或于闽省泉州附近，酌与通商。”75英国侵略者对道光的讨价还价根本不予理睬，“仍执原议”，且动辄以开炮攻城相威胁。七月二十六日，道光不得不表示：“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76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牛鉴、伊里布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主张抵抗而且也实行了抵抗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呢?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诸多因素，我们姑且撇开其他客观因素不论，单就道光本身而言来探讨一下失败原因之所在。
鸦片战争中，道光在战争指导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没能确立一个总体的战略方针，从而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始终摇摆于战、和之间。这种状况是由道光昧于世界大势所造成的。生长于闭关锁国时代的道光，对急剧发展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道光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实行禁烟时，对英国诉诸武力的必然性是缺乏预见、更缺乏物质准备的。这样，当中国面临英军侵略时，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道光也因战争中的丧师失地而变得惊慌失措，陷于议战复议和，抵抗复妥协的自相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自大症，使道光仍以夷狄视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英国，战争开始时，幻想凭借所谓的“天朝声威”一举慑服侵略者，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将道光“一举慑服”的幻想击得粉碎时，道光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始则动摇，继则完全屈服的道路。一个在闭关锁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封建帝王，在配备着来复枪、舰船火炮的强盗闯进国门时，为了保住统治地位，本能地驱使他的士兵拿起了弓箭、盾牌走上了抵抗的战场，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敌人进行了盲目的抵抗。然而，一个对敌情完全处于盲目状态的统帅，一个始终不能制定完整、周密战略步署的战争决策者，要赢得战争是不可能的。
其次，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道光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也不可能号召、组织全民的抵抗。而一个经济上落后、国防力量薄弱的国家，当它面临强敌进攻时，惟一的取胜之道，是发动、组织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从全局来说，是因清军的丧师失地而失败的，但在长达二年的中英交战中，却也不乏打败英军的战例。总结其胜利原因，无一不是因为战争的指挥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借。道光是在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环境之中长大的，还曾经亲历起义军攻入大内的险境。道光即位后，清王朝处于人民起义的猛烈震憾之中。清王朝与广大劳动人民尖锐的矛盾，使道光对人民畏之如虎，惧之如火。这就决定了道光在战争中不可能做到信民心，用民力，倒是奕山等人“防民甚于防寇”，“患在内而不在外”的谬论与他的思想更合拍。浙抚刘韵珂描述的因战争旷日持久、朝廷劳师糜饷却师老无功、国内可能出现一个人民揭竿而起局面的前景，对道光由主战转向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道光在国内实行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
其三，在鸦片战争的关键时刻，罢黜抵抗派，起用投降派是道光在战争指导上又一重大错误。我们在对道光时期的用人政策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道光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固守着清王朝传统的满汉畛域之见。战争中，道光对坚持抵抗的汉族官员加以无情的贬黜、排斥，对主张妥协的皇族宗室、满族官员则屡屡委以重任，道光认定这些人世受国恩，定能舍身图报。其结果只能是丧师失地。当英军席卷浙东三镇、沿长江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时，道光面对战争中屡易将帅，却屡战屡败的残酷现实不能不发出“自恨自愧，不能知人”的慨叹，然而，为时已晚，道光只能听任投降派在出卖民族权益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
①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
3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
⑤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
⑥ 《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⑦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巴麦尊致海军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4期。
⑧⑩ 11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一。
⑨ 《澳门新闻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2)。
13－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
20 3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三。
2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22 23 3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
24－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五。
28－32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六。
36《夷艘入寇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37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
4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O。
44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二。
46 4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三。
48 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六。
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一。
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八。
52 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53 夏燮：《中西纪事》。
5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O。
55－5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一。
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59 6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六。
61 《清史稿》卷三七三。
62 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63 贝青乔：《咄咄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6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
6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66 6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七、四八。
6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九。
69 70 7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三。
7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四。
7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五。
7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75 7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八、五九。
(资料来源：朱诚如：《管窥集--明清史散论》，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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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善私自割让香港的罪行因义律单方面公布所谓《穿鼻草约》而败露，激起广东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广东巡抚怡良在林则徐的督促劝告下，上折道光揭露了琦善私允割让香港的罪行。道光阅折后，异常愤怒，立即决定将琦善革职缉拿，押解来京，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谕令先期到粤的参赞大臣杨芳会同怡良等广东文武官员先行防堵，待大军会集后，一意进剿，“不可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缴地之事少加宽纵”，“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47。
正当道光以一道道谕令催促奕山等星夜遄行，兼程赴粤时，义律已作好新的战争部署。二月初五日，英军兵舰十八艘突入虎门，第二天向虎门发起总攻击。虎门失陷。坚守炮台，与英军浴血奋战的老将关天培以身殉职。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得到虎门失陷、关天培下落不明的奏报，决定再次增加广东兵力。加调广西兵2 000名，令其迅往广东，又将前调赴浙的湖广兵，改途迅往广东。派久历戎行的四川提督思齐慎为参赞大臣，令其星驰赴粤会同剿办。
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道光先后调遣16 000名官兵赴广东，再加广东原有兵力，广东兵力不可谓不众，道光因此充满必胜信念，预言‘‘该将军等到后，自可一鼓成擒”。然而，就在增援之兵陆续到达广州后，英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已攻陷了广州省河的第二重屏障清军严密设防的乌涌炮台。英国侵略者在相继攻陷虎门和乌涌炮台后，很快闯进省河，兵临广州城下。为了探听内河虚实，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准备，英军舰只暂时退离了省河。义律致书已到达广州的参赞大臣杨芳要求通商，以图销售已运到中国的鸦片和从中国得到英国急需的茶叶。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在英军大批集积时与之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广州商业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装货。他们还在给道光的奏折中为“旬日间一无动静”而沾沾自喜。道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允许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恢复通商时反对杨芳等准与英人通商的做法，他说：“英夷商船……断不准其通商。此次各国贸易，如有代逆销售蒙混影射等弊，即着严行查办，万不可稍存迁就之见，致逆夷得遂通商之欲。”道光提醒杨芳等，“所奏逆夷退出省河，是否仍在虎门以内，彼既深入重地，但能断其后路，不难聚而歼旃。着仍遵前旨雇募水勇，准备船炮，奋力合剿，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 48。自英国侵略者不断寻衅于广州后，先后有万启心、闽浙巡抚刘韵珂等奏请道光重新启用林则徐。然而，道光除了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令林则徐于广州“协办夷务”而外，不肯给林则徐新的任命。道光甚至在刘韵珂请求准予林则徐“戴罪自赎，饬令迅速驰驿赴浙”的奏折上加上如下朱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见，而又敢形诸奏牍，殊增愤懑也。”49道光在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前夕，终于作出了重新起用林则徐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很明智的。
三月二十七日，道光批览了杨芳、怡良关于广州通商的奏报，杨芳、怡良被英国侵略者因寻求贸易而实行的短暂停战所迷惑，认为英国“志在通商已可概见”，又以广州省城之锁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窖等处亦俱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各省调兵“皆不娴水战”，“无善策以操必胜之机”，还以英商货船所载洋米可作粤东接济之资等为由，力主“宜先准贸易，暂作羁糜”。道光对杨芳、怡良的主张大为不满。先是在其奏折上作了“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所见甚差’’的朱批。接着颁谕内阁，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的罪名，令将杨芳、怡良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同时，道光在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严厉批斥了杨芳、怡良的所言所行。他说：现在各路征调兵丁16 000有余，陆续抵粤，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杨芳等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殊失朕望。即所称货船附载洋米等语，全不可信，况鸦片来源，即在于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道光明确表示：“此时更无他议，惟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机宜。”50
奕山、隆文、祁坟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广州，道光令奕山等“妥为布置”，“务当谋勇兼施，分路兜剿”，并令奕山等在进剿得手后，将英军占据之香港和寄泊之尖沙咀“尽行收回” 51。
然而，奕山等到广州后，并没有遵照道光之令妥为布置，更没有发动主动进攻。在给道光的上谕中，奕山只是一味陈述“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谬论，为其怯懦畏战寻找借口。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月，当时，“粤聚兵虽众，守御尚无胜算，备攻具，巨木之运自西省，编扎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东莞者三千，时亦未能骤集”。更糟糕的是，奕山对战、守毫无定见，起初赞成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羁縻政策，后来又为李湘棻、西拉本、段永福、张青云等“密请开仗”的怂恿所动。四月初一日，奕山贸然决定分兵三路出击，乘夜攻击泊于省河的英军舰只。奕山将各路兵马调拨完毕派遣出城时，才把出兵的事情告诉杨芳。当天夜里，英船突受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第二天黎明英军即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四天里，英军四出袭击，至初五日，英军舍舰登岸，没有遭到抵抗，即占据广州城北门外制高点四方炮台。其后，英舰“聚泊游弋，小舟如梭织，其兵船迭运飞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间，环东西南三门外，炮声无片刻断”。当时作为统帅的奕山，于城中伏处一隅，一筹莫展，杨芳称病不出者三日，“时内外门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内，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52。初六日，在英军攻城前，奕山遣人在城上“改换白旗，军帅以下，各换会印缴付保纯(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出”，向义律乞降。四月初七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奕山等挈清军退驻离广州60里以外之地；限一星期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道光是迟至四月二十七日才接获奕山等人的有关奏报的。奕山等人在奏报中施展瞒天过海的卑劣伎俩，讳败为胜，“捏称初八日焚击痛剿，大挫其锋，续奏称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并出具永不售卖鸦片烟土甘结，将所付六百万作为商欠完案，其六百万之款由粤海及藩运两库给之” 53。道光对奕山等人编造的这些谎言竟深信不移。一改在此之前坚持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立场，表示体谅奕山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只是不痛不痒地提醒奕山等：“夷性叵测，仍当严密防范，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后，迅将各炮台及防守要隘等处，赶紧修筑坚固。如英夷露有桀骜情形，仍当督兵剿灭，不得因已施恩，遂诸事任其需索。”道光对乞降求和的奕山之流宽大为怀，信任不减，却荒谬地迁怒于已被革职的邓廷桢和被道光以四品卿衔起用，正在浙江前线积极备战的林则徐。五月初十日下谕将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与邓廷桢一起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这种是非不分的处罚，引起部分朝廷大员理所当然的反对。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颜伯焘揭露奕山等乞降、欺罔罪状的奏报摆在了道光的御案上面。道光只得令广西巡抚梁章钜“将所闻实在情形，详晰具奏” 54。颜伯焘在折奏中同时还提出重新派遣林则徐赴广东办理海口事件的建议，然而，道光对此置之不理。林则徐仍被遣戍新疆。道光无情地剥夺了林则徐效命疆场的权力。
道光不仅批准了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达成的协议，而且还不顾福建、浙江等省督抚的反对通令沿海各省撤兵归伍。道光在六月十一日的上谕中说：“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叠次轰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着该将军督抚体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沿海绝大多数省份遵令将奉调官兵裁撤。其中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督抚，因屡闻英军将遣军赴浙滋扰的风声而请求缓撤江浙防兵，道光却固执己见，认为刘韵珂等人的书生气太重。他在上谕中还振振有词地说：“该抚自因慎重海防起见，惟以该夷前有赴浙报复之言，遂生疑惧。试思该夷果欲报复，岂肯透露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道光令刘韵珂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55 。道光这种盲目愚蠢的行为，给肆意扩大侵略的英国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不满于义律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认为这个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权益太少。英国政府因此将义律撤职，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中国进一步扩大侵略。六月底，璞鼎查率舰抵香港，七月初到了澳门。璞鼎查拒绝会见广州知府，因为他不想在广东多耽延时间，他必须执行英国政府令其迅速北上的训令。璞鼎查除在香港留下少数舰只而外，亲自率领军舰10艘、运输船22艘沿海北上。七月初九日黄昏，英军舰10余艘闯进厦门青屿口门。璞鼎查通过厦门地方当局遣往查询的陈某向福建提督窦振彪递交一份照会，称“如不议定照上年天津所讨各件办理。即应交战”，并勒令“将厦门城邑炮台俱行让给英国军士，暂为据守”。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厦门清军官兵的强烈愤慨。厦门清军立即向英舰开炮，“并排列水勇，分堵隘口。自白石头汛起，一路连络，开放万斤至数千斤以上大炮数百门，传令对岸之屿仔尾，中路之鼓浪屿，三面兜击”56 。厦门守军奋战至第二天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七月十八日，道光得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方如梦方醒，于是手忙脚乱地又开始调兵遣将去增援那些经他三令五申已实行了撤兵归伍的沿海各省。调江西兵2 000名增援福建，调吉林兵1 000赴盛京，调黑龙江兵1 000准备增援直隶。道光严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以防备英军“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省”。道光这些翻云覆雨、调撤无定意的旨令，充分反映了道光在战争指导上的无能。对道光在厦门失守后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思想作全面考察，只有一条可称为得当和必要。那就是道光根据到闽英军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以及英军陆军在厦门肆虐的情况，提醒各省督抚改变过去“皆谓该夷习于水战，若诱之登陆，便无能为，故人人意中，以为只须海口严防，毋庸计及陆路交战”的错误观念，令各督抚在筹备海防时， “不可以堵御口岸，即为无患，尤当计及登陆后，如何设伏夹攻兜剿， 出其不意。方能制胜”57 。
在道光匆忙备战之际，自厦门北上的英军舰只已于八月中旬开始游弋舟山群岛洋面，觊觎定海。定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四日收复后，在坚决主张抵抗的两江总督裕谦的主持下，“征兵四集，力主战议，戍定海者五千六百人”58 。英军在对 定海的进攻中，遭遇清军官兵激烈抵抗，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舍命死战”。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身先士卒，与英军鏖战，以身殉国。然而，在英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守军逐渐不支，八月十七日定海再次陷于敌手。英军在攻陷定海后，相继又攻占镇海、宁波。浙江三镇旬月间相继失守，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中英涉以来最严峻的局势，道光再次决定命将出师，实行抵抗。道光在得到定海、镇海失守的奏报后，于九月初四日，授宗室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哈良阿、胡超为参赞大臣，令他们驰驿前往浙江；初五日，以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令其驰驿前往福建办理军务；命河南巡抚鄂顺安迅速挑选河南精兵1 000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原来准备往山海关的陕西兵2 000名改赴浙江军营；初七日授文蔚为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原派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天津，办理防堵事务；令湖北巡抚裕泰于湖北省再挑选精兵1 000名赴浙江，交奕经等调遣；初八日补授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命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办理军务、原任参赞大臣哈良阿仍回山海关办理防堵事务。其后道光又就沿海各省剿办防堵作出一系列部署。道光还根据了解的情况，认为“拒炮之法，惟土堡最为得力”，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遴选有守有为素得民心之州县，广为劝谕，饬令筑堡自卫”59 。道光曾于九月五日下令将已被议罪定为斩监候的琦善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其间，扬威将军奕经听从主战的举人臧纡青的建议，奏止琦善赴浙。道光听从奕经意见，于九月二十三日，重新下令将琦善发往军台，充当苦差，毋庸前赴浙江军营。后来，道光又拒绝了浙江巡抚刘韵珂将已被议定罪名发往军台的伊里布派赴浙江的要求。刘韵珂在折奏中大肆吹捧因与英人妥协而获罪的伊里布“老成谨慎，镇静深忱，服官数十年，清操着于中外”。甚至还借英人之口说： “现在逆夷又在定镇等处称中国好官惟伊钦差一人，以张喜为张老爷，称其现在何处，言此人实系好人，如伊钦差张老爷在浙，伊等断不前往。”刘韵珂请道光将伊里布释回，“饬令带同张喜来浙，效力赎罪”。显而易见，身当前敌的刘韵珂在对抵抗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伊里布实现与侵略者的妥协。然而，道光对刘韵珂所请回答得很干脆：“其所请将伊里布改发浙江效力赎罪之处，着不准行。” 60道光的遣将调兵以及对琦善和伊里布的处置，说明道光在自厦门沦陷至奕经于浙江发动攻势前是一力主张抵抗的。道光如寄希望于靖逆将军奕山一样，再次寄厚望于扬威将军奕经，企盼奕经统率大军将英国侵略者一举赶出国门。
然而，道光的满腔热望因浙江前线清军的全线溃败和奕经的怯懦无能而遭到更严酷的打击。
奕经从北京起程赴浙时，道光殷殷告诫：“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还发交内库花翎等件，令其“有功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用，整饬戎行”60 。然而，奕经出了京门早把道光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路游山玩水，稽延骚扰，于十月二十日始抵苏州。到苏州后，又以等待军饷和援军为名，屯兵不进。奕经及其随行人员“在苏数十日，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督抚等无可如何， 但催促奕将军进兵，奕延顿半月余，始渡江抵浙”62 。奕经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初一日抵杭州，继驻绍兴。奕经盲目轻敌，在对敌情缺乏了解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制定了分兵二路一举收复浙东三镇的进兵计划。清军的盲目轻进给英军以可乘之机，英军乘机发动进攻。结果是，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未复，反又丢了慈溪。奕经等狼狈败退杭州，龟缩城内，不敢再战。英军在浙江取胜后，又继续北上，相续攻陷乍浦和吴淞，并准备沿江而上。
浙江前线的失败，使道光及朝廷大员们惊惧恐慌到极点。浙江前线由奕经部署的反攻是自中英交战以来清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计自将军南下，以至蒇事，征兵一万一千五百人，募乡勇二万二千人，用饷银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两。”63浙江前线清军的溃败，使清统治集团内部妥协求和的议论甚嚣尘上。就连曾经主战并在浙江积极备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这时也改变了立场，成为妥协派的吹鼓手。他在奕经反攻失败后给道光的奏折中，提出“十可虑”，竭力说服道光实行妥协。刘韵珂极端悲观地认定，中国已没有取胜的希望。他说：“浙省自去秋以后，官绅士庶，无不期望捷音，乃延颈数月，复闻败衄，人心涣散，愈甚于前。窃恐此后之用兵，更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属可危。”“一月之防资为数甚巨，防无巳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还特别提醒道光说：“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所属各县，匪徒聚众抢劫，势甚鸱张。 ……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胡遂藐法逞凶。……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64刘韵珂请求道光敕令奕经等“随机应变，妥协办理”。并再次请求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
道光自派遣奕经出征后，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奕经身上。他不厌其烦地嘱咐、告诫奕经：“布置周妥，万勿性急，一鼓作气，扬我国威，歼兹丑类，伫膺懋赏，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也。”65浙江前线的清军全线崩溃，使道光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刘韵珂奏折中抵抗必败的论调，特别是刘韵珂指出的外患未除，内患又起的前景，使道光抵抗立场再度发生动摇，逐渐倾向于通过对英国侵略者的妥协屈服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又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以保住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为实行所谓“暂事羁縻”的新政策，道光起用了一批历来主张妥协求和的投降派官员。二月十七日，令耆英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二月二十七日又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二月十七日，令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三月二十四日又给伊里布以七品卿衔。
道光在奕经于浙江三路反攻大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摇摆于抵抗和妥协投降之间，因而道光在这段时间里对浙江前线的谕令也是矛盾百出的。他一面令耆英、奕经等对英国侵略者“暂行羁縻”、“设法羁縻”，一面又令耆英等“督饬文武员弁，一面严密防维，一面详加体察，如有可乘之隙，务当明攻暗袭，勿令任其披猖”66。道光还于四月十六日，将已改任广州将军的耆英派往广州。当时道光听到英国为邻国所破的传言，令耆英“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67。
然而，在乍浦、吴淞相继失陷后，道光在投降派的劝诱、威胁下，逐步完全放弃了抵抗立场。耆英到浙江后，即令琦善会同侍卫咸龄、乍浦同知舒恭受驰往乍浦，“设法羁縻”。伊里布等还未到乍浦，四月初八日，乍浦就被英军攻占。耆英在向道光报告乍浦沦陷情况的奏报中，分析浙江面临局势说：“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耆英还以“羁縻又无从措手”为辞，迫使道光下定妥协求降决心。
道光在乍浦沦陷后，一面下令从陕甘、河南、广西、蒙古调兵加强江浙及沿海各海口的防御，一面又默许耆英、伊里布等以释放英俘作为求和地步的所谓羁縻活动。道光还于四月二十七日向中外颁发一份洋洋数千言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道光历述自道光十九年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至道光二十二年命将遣师赴浙江抵抗英军的过程，申明自己“禁烟所以恤民命，御寇所以卫民生”，“霄肝思艰，兢兢业业”“为民除害”的良苦用心，将“逆夷之肆意猖獗”，归咎于“皆士气不扬所至也”。道光在上谕的最后令“诸臣亦和衷共济，鼓励戎行，不 不竦，以作士气，必能剪除夷孽，扫荡海氛，与天下苍生，共享升平之福”68。道光的这个上谕，打着“将办理夷务前后情形”“谕中外知之”的旗号，实际是为其逃脱战败求和的历史罪责预留地步。此后，道光采取备战、抵抗与求和双管齐下的政策，或者叫做明以抵抗，暗以“羁縻”。为此，道光接受了奕经“将办理羁縻事宜专委耆英等商办”的建议，将与英国侵略者议和的责任全部委诸耆英。五月初一日，道光赏给在耆英指挥下实施“羁縻”使命的琦善四品顶带，令其署理乍浦副都统。
正当投降派积极活动、道光也逐渐明显倾向妥协求和时，英国侵略者于五月初八日向吴淞发动了进攻，相继攻陷吴淞、宝山、上海。耆英等慌了手脚。耆英、伊里布立即遣人致书璞鼎查，再次乞求谈判。璞鼎查在回函中“仅以不能戢兵仍与相战”为词，拒绝谈判。英国侵略者扬言“先到扬子江，后到天津”。英国侵略者对和谈的拒绝，迫使道光的态度一时又变得强硬起来。道光于六月初二日从耆英、伊里布的奏报中得到英方拒绝和谈的消息后，指示耆英等：“该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羁縻，不特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着专意剿办，无稍游移”69。然而，道光“专意剿办”的旨意已无法贯彻下去，相反，专意妥协投降的牛鉴等人却千方百计要把道光逼向妥协投降之路。牛鉴在给道光的折奏中，搬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乾隆皇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后复允其朝贡”的事例，以论证“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是则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劝告道光，“于挞伐诛殛之中，恢包涵遍覆之量，……如果该夷只为吁乞通商，……皇上网开一面”。道光不为所动，在牛鉴奏折上拟以“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70。继牛鉴之后，耆英、伊里布又在奏折中提出将“夷人所信”的广东洋商伍敦元或兄弟子侄调至江苏帮助办理与英方交涉。道光以“伍敦元系属广东洋行商人，江苏地方，无可差遣之处，该督等着不准令其前往”。并再次谕令耆英等于江苏各海口“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71。道光在明令耆英等放弃求和活动的同时，又一次檄调援军，加强江苏、山东、天津各海口以及京师的防卫力量。
尽管道光在英方拒绝谈判后，做出了要与英国侵略者再次决一死战的姿态，事实上始终没有放弃妥协求和的希望。英国侵略者“直达京师讲话”的威胁终于彻底解除了道光的武装。六月初九日，道光谕令耆英，令其密派陈志刚等前往与英方交涉，向侵略者许以“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此外沿海省份，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约定时候，将货船驶至口岸，我国必派官员代汝照料”72。这道上谕表明道光已在妥协求和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危险的一步，即不惜以割地、开放通商口岸为代价来换取英国侵略者的撤兵罢战。这道上谕是道光自此实行妥协投降路线的明证。
在道光已经作出妥协投降决策但还没来得及实施时，英军开始了沿长江的进政。自吴淞之战后，耆英等人可耻的求降活动使长江沿岸防务完全瘫痪。英军舰只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六月十四日，英军开始进攻镇江，并很快占领了镇江。六月二十八日， 大批英军舰只列阵于南京江面。道光决定以完全的屈膝投降来结束战争。早在六月十三日，当英军舰只封锁瓜洲、即将对镇江发动进攻时，道光即已谕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和英国侵略者商订投降条件。当时，英方提出三个条件：“一还烟价战费；一用平行礼；一请滨海地作贸易所”。对英方提出的这三个条件，道光还想讨价还价，在给耆英的谕令中提出：“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73英国侵略者没有与耆英等就这些条件进行谈判，就开始了对镇江的进攻。当英国侵略者陈兵南京江面后，提出：“迨有中国大臣，奉皇帝钦赐全权，准其自行酌商办理，才可戢兵不战。”74道光即谕令耆英、伊里布赴南京。七月初耆英、伊里布相继到南京，开始了和英国侵略者的“谈判”。道光给予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一切不为遥制”，许其“便宜行事”的权力。七月初七日，英方提出议和条件，主要有：“一系索讨洋钱二千一百万圆，本年先交六百万元，其余分年带交；一系索讨香港作为码头，并求准往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一系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道光还梦想对这些条款打折扣，提出：“本年先交洋钱六百万元，从何措给；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其福州一处，内地系属陆路，且山径丛杂，商旅不便，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求福州，……万不得已或于闽省泉州附近，酌与通商。”75英国侵略者对道光的讨价还价根本不予理睬，“仍执原议”，且动辄以开炮攻城相威胁。七月二十六日，道光不得不表示：“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76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牛鉴、伊里布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主张抵抗而且也实行了抵抗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呢?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诸多因素，我们姑且撇开其他客观因素不论，单就道光本身而言来探讨一下失败原因之所在。
鸦片战争中，道光在战争指导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没能确立一个总体的战略方针，从而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始终摇摆于战、和之间。这种状况是由道光昧于世界大势所造成的。生长于闭关锁国时代的道光，对急剧发展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道光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实行禁烟时，对英国诉诸武力的必然性是缺乏预见、更缺乏物质准备的。这样，当中国面临英军侵略时，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道光也因战争中的丧师失地而变得惊慌失措，陷于议战复议和，抵抗复妥协的自相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自大症，使道光仍以夷狄视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英国，战争开始时，幻想凭借所谓的“天朝声威”一举慑服侵略者，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将道光“一举慑服”的幻想击得粉碎时，道光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始则动摇，继则完全屈服的道路。一个在闭关锁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封建帝王，在配备着来复枪、舰船火炮的强盗闯进国门时，为了保住统治地位，本能地驱使他的士兵拿起了弓箭、盾牌走上了抵抗的战场，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敌人进行了盲目的抵抗。然而，一个对敌情完全处于盲目状态的统帅，一个始终不能制定完整、周密战略步署的战争决策者，要赢得战争是不可能的。
其次，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道光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也不可能号召、组织全民的抵抗。而一个经济上落后、国防力量薄弱的国家，当它面临强敌进攻时，惟一的取胜之道，是发动、组织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从全局来说，是因清军的丧师失地而失败的，但在长达二年的中英交战中，却也不乏打败英军的战例。总结其胜利原因，无一不是因为战争的指挥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借。道光是在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环境之中长大的，还曾经亲历起义军攻入大内的险境。道光即位后，清王朝处于人民起义的猛烈震憾之中。清王朝与广大劳动人民尖锐的矛盾，使道光对人民畏之如虎，惧之如火。这就决定了道光在战争中不可能做到信民心，用民力，倒是奕山等人“防民甚于防寇”，“患在内而不在外”的谬论与他的思想更合拍。浙抚刘韵珂描述的因战争旷日持久、朝廷劳师糜饷却师老无功、国内可能出现一个人民揭竿而起局面的前景，对道光由主战转向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道光在国内实行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
其三，在鸦片战争的关键时刻，罢黜抵抗派，起用投降派是道光在战争指导上又一重大错误。我们在对道光时期的用人政策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道光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固守着清王朝传统的满汉畛域之见。战争中，道光对坚持抵抗的汉族官员加以无情的贬黜、排斥，对主张妥协的皇族宗室、满族官员则屡屡委以重任，道光认定这些人世受国恩，定能舍身图报。其结果只能是丧师失地。当英军席卷浙东三镇、沿长江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时，道光面对战争中屡易将帅，却屡战屡败的残酷现实不能不发出“自恨自愧，不能知人”的慨叹，然而，为时已晚，道光只能听任投降派在出卖民族权益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
①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
3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
⑤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
⑥ 《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⑦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巴麦尊致海军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4期。
⑧⑩ 11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一。
⑨ 《澳门新闻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2)。
13－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
20 3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三。
2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22 23 3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
24－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五。
28－32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六。
36《夷艘入寇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37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
4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O。
44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二。
46 4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三。
48 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六。
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一。
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八。
52 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53 夏燮：《中西纪事》。
5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O。
55－5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一。
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59 6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六。
61 《清史稿》卷三七三。
62 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63 贝青乔：《咄咄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6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
6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66 6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七、四八。
6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九。
69 70 7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三。
7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四。
7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五。
7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75 7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八、五九。
(资料来源：朱诚如：《管窥集--明清史散论》，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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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善私自割让香港的罪行因义律单方面公布所谓《穿鼻草约》而败露，激起广东各界人士的强烈愤慨。广东巡抚怡良在林则徐的督促劝告下，上折道光揭露了琦善私允割让香港的罪行。道光阅折后，异常愤怒，立即决定将琦善革职缉拿，押解来京，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谕令先期到粤的参赞大臣杨芳会同怡良等广东文武官员先行防堵，待大军会集后，一意进剿，“不可稍涉游移，更不可因有缴地之事少加宽纵”，“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47。
正当道光以一道道谕令催促奕山等星夜遄行，兼程赴粤时，义律已作好新的战争部署。二月初五日，英军兵舰十八艘突入虎门，第二天向虎门发起总攻击。虎门失陷。坚守炮台，与英军浴血奋战的老将关天培以身殉职。二月二十三日，道光得到虎门失陷、关天培下落不明的奏报，决定再次增加广东兵力。加调广西兵2 000名，令其迅往广东，又将前调赴浙的湖广兵，改途迅往广东。派久历戎行的四川提督思齐慎为参赞大臣，令其星驰赴粤会同剿办。
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二月初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道光先后调遣16 000名官兵赴广东，再加广东原有兵力，广东兵力不可谓不众，道光因此充满必胜信念，预言‘‘该将军等到后，自可一鼓成擒”。然而，就在增援之兵陆续到达广州后，英军于二月二十七日已攻陷了广州省河的第二重屏障清军严密设防的乌涌炮台。英国侵略者在相继攻陷虎门和乌涌炮台后，很快闯进省河，兵临广州城下。为了探听内河虚实，为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作准备，英军舰只暂时退离了省河。义律致书已到达广州的参赞大臣杨芳要求通商，以图销售已运到中国的鸦片和从中国得到英国急需的茶叶。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在英军大批集积时与之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广州商业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装货。他们还在给道光的奏折中为“旬日间一无动静”而沾沾自喜。道光知道这个情况后，在允许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恢复通商时反对杨芳等准与英人通商的做法，他说：“英夷商船……断不准其通商。此次各国贸易，如有代逆销售蒙混影射等弊，即着严行查办，万不可稍存迁就之见，致逆夷得遂通商之欲。”道光提醒杨芳等，“所奏逆夷退出省河，是否仍在虎门以内，彼既深入重地，但能断其后路，不难聚而歼旃。着仍遵前旨雇募水勇，准备船炮，奋力合剿，朕拭目以俟捷音之至也” 48。自英国侵略者不断寻衅于广州后，先后有万启心、闽浙巡抚刘韵珂等奏请道光重新启用林则徐。然而，道光除了于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令林则徐于广州“协办夷务”而外，不肯给林则徐新的任命。道光甚至在刘韵珂请求准予林则徐“戴罪自赎，饬令迅速驰驿赴浙”的奏折上加上如下朱批；“一片妄言，不料汝等有是意见，而又敢形诸奏牍，殊增愤懑也。”49道光在英军即将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前夕，终于作出了重新起用林则徐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是很明智的。
三月二十七日，道光批览了杨芳、怡良关于广州通商的奏报，杨芳、怡良被英国侵略者因寻求贸易而实行的短暂停战所迷惑，认为英国“志在通商已可概见”，又以广州省城之锁钥“虎门既已失守，近省猎德、大黄窖等处亦俱被闯入，省城别无屏障”，各省调兵“皆不娴水战”，“无善策以操必胜之机”，还以英商货船所载洋米可作粤东接济之资等为由，力主“宜先准贸易，暂作羁糜”。道光对杨芳、怡良的主张大为不满。先是在其奏折上作了“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所见甚差’’的朱批。接着颁谕内阁，以“有意阻挠、怠慢军心”的罪名，令将杨芳、怡良先行交部严加议处。同时，道光在给军机大臣等的谕旨中严厉批斥了杨芳、怡良的所言所行。他说：现在各路征调兵丁16 000有余，陆续抵粤，杨芳何以不痛加剿洗，乃迁延观望，有意阻挠，汲汲以通商为词。“是复蹈琦善故辙，变其文而情则一。”“杨芳等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殊失朕望。即所称货船附载洋米等语，全不可信，况鸦片来源，即在于此，又何以示禁令而除流弊。”道光明确表示：“此时更无他议，惟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坐失机宜。”50
奕山、隆文、祁坟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广州，道光令奕山等“妥为布置”，“务当谋勇兼施，分路兜剿”，并令奕山等在进剿得手后，将英军占据之香港和寄泊之尖沙咀“尽行收回” 51。
然而，奕山等到广州后，并没有遵照道光之令妥为布置，更没有发动主动进攻。在给道光的上谕中，奕山只是一味陈述“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谬论，为其怯懦畏战寻找借口。时间很快过去了一个多月，当时，“粤聚兵虽众，守御尚无胜算，备攻具，巨木之运自西省，编扎为排筏者未成。水勇募自福建者千人，香山、东莞者三千，时亦未能骤集”。更糟糕的是，奕山对战、守毫无定见，起初赞成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羁縻政策，后来又为李湘棻、西拉本、段永福、张青云等“密请开仗”的怂恿所动。四月初一日，奕山贸然决定分兵三路出击，乘夜攻击泊于省河的英军舰只。奕山将各路兵马调拨完毕派遣出城时，才把出兵的事情告诉杨芳。当天夜里，英船突受袭击，遭受了一些损失，第二天黎明英军即开始反攻。在此后的四天里，英军四出袭击，至初五日，英军舍舰登岸，没有遭到抵抗，即占据广州城北门外制高点四方炮台。其后，英舰“聚泊游弋，小舟如梭织，其兵船迭运飞炮攻城，沿珠江二十里间，环东西南三门外，炮声无片刻断”。当时作为统帅的奕山，于城中伏处一隅，一筹莫展，杨芳称病不出者三日，“时内外门万七八千，军令皆撤入内，都司守备以上，无一人在城外者”52。初六日，在英军攻城前，奕山遣人在城上“改换白旗，军帅以下，各换会印缴付保纯(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出”，向义律乞降。四月初七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规定奕山等挈清军退驻离广州60里以外之地；限一星期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道光是迟至四月二十七日才接获奕山等人的有关奏报的。奕山等人在奏报中施展瞒天过海的卑劣伎俩，讳败为胜，“捏称初八日焚击痛剿，大挫其锋，续奏称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并出具永不售卖鸦片烟土甘结，将所付六百万作为商欠完案，其六百万之款由粤海及藩运两库给之” 53。道光对奕山等人编造的这些谎言竟深信不移。一改在此之前坚持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立场，表示体谅奕山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只是不痛不痒地提醒奕山等：“夷性叵测，仍当严密防范，不得稍有疏懈。俟夷船退后，迅将各炮台及防守要隘等处，赶紧修筑坚固。如英夷露有桀骜情形，仍当督兵剿灭，不得因已施恩，遂诸事任其需索。”道光对乞降求和的奕山之流宽大为怀，信任不减，却荒谬地迁怒于已被革职的邓廷桢和被道光以四品卿衔起用，正在浙江前线积极备战的林则徐。五月初十日下谕将林则徐革去四品卿衔，与邓廷桢一起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这种是非不分的处罚，引起部分朝廷大员理所当然的反对。六月十三日，闽浙总督颜伯焘揭露奕山等乞降、欺罔罪状的奏报摆在了道光的御案上面。道光只得令广西巡抚梁章钜“将所闻实在情形，详晰具奏” 54。颜伯焘在折奏中同时还提出重新派遣林则徐赴广东办理海口事件的建议，然而，道光对此置之不理。林则徐仍被遣戍新疆。道光无情地剥夺了林则徐效命疆场的权力。
道光不仅批准了奕山与英国侵略者达成的协议，而且还不顾福建、浙江等省督抚的反对通令沿海各省撤兵归伍。道光在六月十一日的上谕中说：“现在广东夷船，经奕山等叠次轰击，业已退出虎门，粤省所调各路官兵，现已陆续撤回归伍。所有各省调防官兵，着该将军督抚体察情形，如可酌量裁撤，迅速奏闻请旨。”沿海绝大多数省份遵令将奉调官兵裁撤。其中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等督抚，因屡闻英军将遣军赴浙滋扰的风声而请求缓撤江浙防兵，道光却固执己见，认为刘韵珂等人的书生气太重。他在上谕中还振振有词地说：“该抚自因慎重海防起见，惟以该夷前有赴浙报复之言，遂生疑惧。试思该夷果欲报复，岂肯透露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道光令刘韵珂等“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55 。道光这种盲目愚蠢的行为，给肆意扩大侵略的英国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英国政府不满于义律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认为这个条约从中国攫取的权益太少。英国政府因此将义律撤职，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中国进一步扩大侵略。六月底，璞鼎查率舰抵香港，七月初到了澳门。璞鼎查拒绝会见广州知府，因为他不想在广东多耽延时间，他必须执行英国政府令其迅速北上的训令。璞鼎查除在香港留下少数舰只而外，亲自率领军舰10艘、运输船22艘沿海北上。七月初九日黄昏，英军舰10余艘闯进厦门青屿口门。璞鼎查通过厦门地方当局遣往查询的陈某向福建提督窦振彪递交一份照会，称“如不议定照上年天津所讨各件办理。即应交战”，并勒令“将厦门城邑炮台俱行让给英国军士，暂为据守”。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了厦门清军官兵的强烈愤慨。厦门清军立即向英舰开炮，“并排列水勇，分堵隘口。自白石头汛起，一路连络，开放万斤至数千斤以上大炮数百门，传令对岸之屿仔尾，中路之鼓浪屿，三面兜击”56 。厦门守军奋战至第二天傍晚，厦门被英军占领。七月十八日，道光得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方如梦方醒，于是手忙脚乱地又开始调兵遣将去增援那些经他三令五申已实行了撤兵归伍的沿海各省。调江西兵2 000名增援福建，调吉林兵1 000赴盛京，调黑龙江兵1 000准备增援直隶。道光严令沿海各省督抚严密戒备，以防备英军“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省”。道光这些翻云覆雨、调撤无定意的旨令，充分反映了道光在战争指导上的无能。对道光在厦门失守后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思想作全面考察，只有一条可称为得当和必要。那就是道光根据到闽英军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以及英军陆军在厦门肆虐的情况，提醒各省督抚改变过去“皆谓该夷习于水战，若诱之登陆，便无能为，故人人意中，以为只须海口严防，毋庸计及陆路交战”的错误观念，令各督抚在筹备海防时， “不可以堵御口岸，即为无患，尤当计及登陆后，如何设伏夹攻兜剿， 出其不意。方能制胜”57 。
在道光匆忙备战之际，自厦门北上的英军舰只已于八月中旬开始游弋舟山群岛洋面，觊觎定海。定海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初四日收复后，在坚决主张抵抗的两江总督裕谦的主持下，“征兵四集，力主战议，戍定海者五千六百人”58 。英军在对 定海的进攻中，遭遇清军官兵激烈抵抗，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舍命死战”。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身先士卒，与英军鏖战，以身殉国。然而，在英军猛烈炮火轰击下，守军逐渐不支，八月十七日定海再次陷于敌手。英军在攻陷定海后，相继又攻占镇海、宁波。浙江三镇旬月间相继失守，朝野上下为之震动。面对中英涉以来最严峻的局势，道光再次决定命将出师，实行抵抗。道光在得到定海、镇海失守的奏报后，于九月初四日，授宗室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哈良阿、胡超为参赞大臣，令他们驰驿前往浙江；初五日，以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令其驰驿前往福建办理军务；命河南巡抚鄂顺安迅速挑选河南精兵1 000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原来准备往山海关的陕西兵2 000名改赴浙江军营；初七日授文蔚为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原派参赞大臣，令其驰驿前往天津，办理防堵事务；令湖北巡抚裕泰于湖北省再挑选精兵1 000名赴浙江，交奕经等调遣；初八日补授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命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赴浙江办理军务、原任参赞大臣哈良阿仍回山海关办理防堵事务。其后道光又就沿海各省剿办防堵作出一系列部署。道光还根据了解的情况，认为“拒炮之法，惟土堡最为得力”，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遴选有守有为素得民心之州县，广为劝谕，饬令筑堡自卫”59 。道光曾于九月五日下令将已被议罪定为斩监候的琦善加恩释放，发往浙江军营效力赎罪。其间，扬威将军奕经听从主战的举人臧纡青的建议，奏止琦善赴浙。道光听从奕经意见，于九月二十三日，重新下令将琦善发往军台，充当苦差，毋庸前赴浙江军营。后来，道光又拒绝了浙江巡抚刘韵珂将已被议定罪名发往军台的伊里布派赴浙江的要求。刘韵珂在折奏中大肆吹捧因与英人妥协而获罪的伊里布“老成谨慎，镇静深忱，服官数十年，清操着于中外”。甚至还借英人之口说： “现在逆夷又在定镇等处称中国好官惟伊钦差一人，以张喜为张老爷，称其现在何处，言此人实系好人，如伊钦差张老爷在浙，伊等断不前往。”刘韵珂请道光将伊里布释回，“饬令带同张喜来浙，效力赎罪”。显而易见，身当前敌的刘韵珂在对抵抗完全丧失信心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伊里布实现与侵略者的妥协。然而，道光对刘韵珂所请回答得很干脆：“其所请将伊里布改发浙江效力赎罪之处，着不准行。” 60道光的遣将调兵以及对琦善和伊里布的处置，说明道光在自厦门沦陷至奕经于浙江发动攻势前是一力主张抵抗的。道光如寄希望于靖逆将军奕山一样，再次寄厚望于扬威将军奕经，企盼奕经统率大军将英国侵略者一举赶出国门。
然而，道光的满腔热望因浙江前线清军的全线溃败和奕经的怯懦无能而遭到更严酷的打击。
奕经从北京起程赴浙时，道光殷殷告诫：“申明军纪，凡失守各城逃将逃兵，军法从事”，还发交内库花翎等件，令其“有功立予懋赏，勉以恩威并用，整饬戎行”60 。然而，奕经出了京门早把道光的告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一路游山玩水，稽延骚扰，于十月二十日始抵苏州。到苏州后，又以等待军饷和援军为名，屯兵不进。奕经及其随行人员“在苏数十日，淫娼酗酒，索财贪贿。每日吴县供给八十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侍卫、京兵等即掷击杯盘，辱骂县令，吴县竟被逼勒呕血而死。督抚等无可如何， 但催促奕将军进兵，奕延顿半月余，始渡江抵浙”62 。奕经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初一日抵杭州，继驻绍兴。奕经盲目轻敌，在对敌情缺乏了解和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制定了分兵二路一举收复浙东三镇的进兵计划。清军的盲目轻进给英军以可乘之机，英军乘机发动进攻。结果是，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未复，反又丢了慈溪。奕经等狼狈败退杭州，龟缩城内，不敢再战。英军在浙江取胜后，又继续北上，相续攻陷乍浦和吴淞，并准备沿江而上。
浙江前线的失败，使道光及朝廷大员们惊惧恐慌到极点。浙江前线由奕经部署的反攻是自中英交战以来清政府最大规模的一次用兵。“计自将军南下，以至蒇事，征兵一万一千五百人，募乡勇二万二千人，用饷银一百六十四万五千两。”63浙江前线清军的溃败，使清统治集团内部妥协求和的议论甚嚣尘上。就连曾经主战并在浙江积极备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这时也改变了立场，成为妥协派的吹鼓手。他在奕经反攻失败后给道光的奏折中，提出“十可虑”，竭力说服道光实行妥协。刘韵珂极端悲观地认定，中国已没有取胜的希望。他说：“浙省自去秋以后，官绅士庶，无不期望捷音，乃延颈数月，复闻败衄，人心涣散，愈甚于前。窃恐此后之用兵，更为不易。而目前之大局，深属可危。”“一月之防资为数甚巨，防无巳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还特别提醒道光说：“去冬杭州、湖州、绍兴等府所属各县，匪徒聚众抢劫，势甚鸱张。 ……实则因该逆滋事，各匪明知地方官不能兼顾，胡遂藐法逞凶。……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 64刘韵珂请求道光敕令奕经等“随机应变，妥协办理”。并再次请求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
道光自派遣奕经出征后，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奕经身上。他不厌其烦地嘱咐、告诫奕经：“布置周妥，万勿性急，一鼓作气，扬我国威，歼兹丑类，伫膺懋赏，朕惟卿等是望，亦惟卿等是赖也。”65浙江前线的清军全线崩溃，使道光的希望全部破灭了。刘韵珂奏折中抵抗必败的论调，特别是刘韵珂指出的外患未除，内患又起的前景，使道光抵抗立场再度发生动摇，逐渐倾向于通过对英国侵略者的妥协屈服来结束这场旷日持久、又没有获胜希望的战争，以保住岌岌可危的清王朝的统治。为实行所谓“暂事羁縻”的新政策，道光起用了一批历来主张妥协求和的投降派官员。二月十七日，令耆英驰驿前往浙江，署理杭州将军，二月二十七日又颁给耆英钦差大臣关防，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二月十七日，令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三月二十四日又给伊里布以七品卿衔。
道光在奕经于浙江三路反攻大败后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摇摆于抵抗和妥协投降之间，因而道光在这段时间里对浙江前线的谕令也是矛盾百出的。他一面令耆英、奕经等对英国侵略者“暂行羁縻”、“设法羁縻”，一面又令耆英等“督饬文武员弁，一面严密防维，一面详加体察，如有可乘之隙，务当明攻暗袭，勿令任其披猖”66。道光还于四月十六日，将已改任广州将军的耆英派往广州。当时道光听到英国为邻国所破的传言，令耆英“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67。
然而，在乍浦、吴淞相继失陷后，道光在投降派的劝诱、威胁下，逐步完全放弃了抵抗立场。耆英到浙江后，即令琦善会同侍卫咸龄、乍浦同知舒恭受驰往乍浦，“设法羁縻”。伊里布等还未到乍浦，四月初八日，乍浦就被英军攻占。耆英在向道光报告乍浦沦陷情况的奏报中，分析浙江面临局势说：“今乍浦既为所据，敌势愈骄，我兵愈馁，万难再与争持。……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之外，别无他策。”耆英还以“羁縻又无从措手”为辞，迫使道光下定妥协求降决心。
道光在乍浦沦陷后，一面下令从陕甘、河南、广西、蒙古调兵加强江浙及沿海各海口的防御，一面又默许耆英、伊里布等以释放英俘作为求和地步的所谓羁縻活动。道光还于四月二十七日向中外颁发一份洋洋数千言的上谕。在这份上谕中，道光历述自道光十九年派遣林则徐赴广东禁烟至道光二十二年命将遣师赴浙江抵抗英军的过程，申明自己“禁烟所以恤民命，御寇所以卫民生”，“霄肝思艰，兢兢业业”“为民除害”的良苦用心，将“逆夷之肆意猖獗”，归咎于“皆士气不扬所至也”。道光在上谕的最后令“诸臣亦和衷共济，鼓励戎行，不 不竦，以作士气，必能剪除夷孽，扫荡海氛，与天下苍生，共享升平之福”68。道光的这个上谕，打着“将办理夷务前后情形”“谕中外知之”的旗号，实际是为其逃脱战败求和的历史罪责预留地步。此后，道光采取备战、抵抗与求和双管齐下的政策，或者叫做明以抵抗，暗以“羁縻”。为此，道光接受了奕经“将办理羁縻事宜专委耆英等商办”的建议，将与英国侵略者议和的责任全部委诸耆英。五月初一日，道光赏给在耆英指挥下实施“羁縻”使命的琦善四品顶带，令其署理乍浦副都统。
正当投降派积极活动、道光也逐渐明显倾向妥协求和时，英国侵略者于五月初八日向吴淞发动了进攻，相继攻陷吴淞、宝山、上海。耆英等慌了手脚。耆英、伊里布立即遣人致书璞鼎查，再次乞求谈判。璞鼎查在回函中“仅以不能戢兵仍与相战”为词，拒绝谈判。英国侵略者扬言“先到扬子江，后到天津”。英国侵略者对和谈的拒绝，迫使道光的态度一时又变得强硬起来。道光于六月初二日从耆英、伊里布的奏报中得到英方拒绝和谈的消息后，指示耆英等：“该逆既不肯戢兵，若再事羁縻，不特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着专意剿办，无稍游移”69。然而，道光“专意剿办”的旨意已无法贯彻下去，相反，专意妥协投降的牛鉴等人却千方百计要把道光逼向妥协投降之路。牛鉴在给道光的折奏中，搬出了性质完全不同的乾隆皇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后复允其朝贡”的事例，以论证“从古制夷之道，不外羁縻，是则仁圣与民休息，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劝告道光，“于挞伐诛殛之中，恢包涵遍覆之量，……如果该夷只为吁乞通商，……皇上网开一面”。道光不为所动，在牛鉴奏折上拟以“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曷胜愤懑”70。继牛鉴之后，耆英、伊里布又在奏折中提出将“夷人所信”的广东洋商伍敦元或兄弟子侄调至江苏帮助办理与英方交涉。道光以“伍敦元系属广东洋行商人，江苏地方，无可差遣之处，该督等着不准令其前往”。并再次谕令耆英等于江苏各海口“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71。道光在明令耆英等放弃求和活动的同时，又一次檄调援军，加强江苏、山东、天津各海口以及京师的防卫力量。
尽管道光在英方拒绝谈判后，做出了要与英国侵略者再次决一死战的姿态，事实上始终没有放弃妥协求和的希望。英国侵略者“直达京师讲话”的威胁终于彻底解除了道光的武装。六月初九日，道光谕令耆英，令其密派陈志刚等前往与英方交涉，向侵略者许以“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此外沿海省份，如福建、浙江海口，或每年约定时候，将货船驶至口岸，我国必派官员代汝照料”72。这道上谕表明道光已在妥协求和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危险的一步，即不惜以割地、开放通商口岸为代价来换取英国侵略者的撤兵罢战。这道上谕是道光自此实行妥协投降路线的明证。
在道光已经作出妥协投降决策但还没来得及实施时，英军开始了沿长江的进政。自吴淞之战后，耆英等人可耻的求降活动使长江沿岸防务完全瘫痪。英军舰只如入无人之境，攻城掠地。六月十四日，英军开始进攻镇江，并很快占领了镇江。六月二十八日， 大批英军舰只列阵于南京江面。道光决定以完全的屈膝投降来结束战争。早在六月十三日，当英军舰只封锁瓜洲、即将对镇江发动进攻时，道光即已谕令耆英、伊里布前往京口，和英国侵略者商订投降条件。当时，英方提出三个条件：“一还烟价战费；一用平行礼；一请滨海地作贸易所”。对英方提出的这三个条件，道光还想讨价还价，在给耆英的谕令中提出：“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73英国侵略者没有与耆英等就这些条件进行谈判，就开始了对镇江的进攻。当英国侵略者陈兵南京江面后，提出：“迨有中国大臣，奉皇帝钦赐全权，准其自行酌商办理，才可戢兵不战。”74道光即谕令耆英、伊里布赴南京。七月初耆英、伊里布相继到南京，开始了和英国侵略者的“谈判”。道光给予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一切不为遥制”，许其“便宜行事”的权力。七月初七日，英方提出议和条件，主要有：“一系索讨洋钱二千一百万圆，本年先交六百万元，其余分年带交；一系索讨香港作为码头，并求准往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等处贸易；一系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道光还梦想对这些条款打折扣，提出：“本年先交洋钱六百万元，从何措给；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其福州一处，内地系属陆路，且山径丛杂，商旅不便，闽省既有厦门通市，自不得求福州，……万不得已或于闽省泉州附近，酌与通商。”75英国侵略者对道光的讨价还价根本不予理睬，“仍执原议”，且动辄以开炮攻城相威胁。七月二十六日，道光不得不表示：“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76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牛鉴、伊里布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主张抵抗而且也实行了抵抗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输掉这场战争呢?战争的胜负决定于诸多因素，我们姑且撇开其他客观因素不论，单就道光本身而言来探讨一下失败原因之所在。
鸦片战争中，道光在战争指导上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没能确立一个总体的战略方针，从而也没有制定出一个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战略部署，始终摇摆于战、和之间。这种状况是由道光昧于世界大势所造成的。生长于闭关锁国时代的道光，对急剧发展变化的世界大势毫无了解，道光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实行禁烟时，对英国诉诸武力的必然性是缺乏预见、更缺乏物质准备的。这样，当中国面临英军侵略时，就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道光也因战争中的丧师失地而变得惊慌失措，陷于议战复议和，抵抗复妥协的自相矛盾境地而不能自拔。传统的“天朝上国”的自大症，使道光仍以夷狄视世界资本主义的头号强国英国，战争开始时，幻想凭借所谓的“天朝声威”一举慑服侵略者，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将道光“一举慑服”的幻想击得粉碎时，道光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始则动摇，继则完全屈服的道路。一个在闭关锁国时代成长起来的封建帝王，在配备着来复枪、舰船火炮的强盗闯进国门时，为了保住统治地位，本能地驱使他的士兵拿起了弓箭、盾牌走上了抵抗的战场，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敌人进行了盲目的抵抗。然而，一个对敌情完全处于盲目状态的统帅，一个始终不能制定完整、周密战略步署的战争决策者，要赢得战争是不可能的。
其次，封建政权的性质决定了道光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也不可能号召、组织全民的抵抗。而一个经济上落后、国防力量薄弱的国家，当它面临强敌进攻时，惟一的取胜之道，是发动、组织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从全局来说，是因清军的丧师失地而失败的，但在长达二年的中英交战中，却也不乏打败英军的战例。总结其胜利原因，无一不是因为战争的指挥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民力可借。道光是在国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社会环境之中长大的，还曾经亲历起义军攻入大内的险境。道光即位后，清王朝处于人民起义的猛烈震憾之中。清王朝与广大劳动人民尖锐的矛盾，使道光对人民畏之如虎，惧之如火。这就决定了道光在战争中不可能做到信民心，用民力，倒是奕山等人“防民甚于防寇”，“患在内而不在外”的谬论与他的思想更合拍。浙抚刘韵珂描述的因战争旷日持久、朝廷劳师糜饷却师老无功、国内可能出现一个人民揭竿而起局面的前景，对道光由主战转向妥协起了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是道光在国内实行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
其三，在鸦片战争的关键时刻，罢黜抵抗派，起用投降派是道光在战争指导上又一重大错误。我们在对道光时期的用人政策进行考察时，不难发现，道光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固守着清王朝传统的满汉畛域之见。战争中，道光对坚持抵抗的汉族官员加以无情的贬黜、排斥，对主张妥协的皇族宗室、满族官员则屡屡委以重任，道光认定这些人世受国恩，定能舍身图报。其结果只能是丧师失地。当英军席卷浙东三镇、沿长江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时，道光面对战争中屡易将帅，却屡战屡败的残酷现实不能不发出“自恨自愧，不能知人”的慨叹，然而，为时已晚，道光只能听任投降派在出卖民族权益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
①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
3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
⑤ 《清宣宗实录》卷三二九。
⑥ 《英人续来兵船及粤省布置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⑦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四日《巴麦尊致海军部》，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4期。
⑧⑩ 11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一。
⑨ 《澳门新闻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2)。
13－1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
20 3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三。
2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22 23 3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四。
24－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五。
28－32 3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六。
36《夷艘入寇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37 4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八。
4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O。
44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二。
46 4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三。
48 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六。
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一。
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八。
52 梁廷楠：《夷氛闻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6)。
53 夏燮：《中西纪事》。
5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O。
55－5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一。
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59 6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六。
61 《清史稿》卷三七三。
62 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63 贝青乔：《咄咄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3)。
6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四。
6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4)。
66 6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七、四八。
6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九。
69 70 7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三。
7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四。
7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五。
7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5)。
75 7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八、五九。
(资料来源：朱诚如：《管窥集--明清史散论》，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