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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顺康雍三朝对西方传教士政策的演变基督教入华的简单回顾

基督教1与佛教、伊斯兰教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们很早以前就传入我国并流传后世。可是从其宗教渊源来说，这三种宗教哪一个也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皆为舶来之品。由于佛教和伊斯兰教能够适应中国国情与中华民族的风俗习惯融合在一起，结果民族化、本土化了，所以能够长期在中国生根、成长、开花。而基督教虽然开始传入中国之时并不算晚，但它始终没有适应中国国情，并民族化和本土化。
基督教传入中国历经了几起几落，道路十分曲折。有人说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东汉马援征交趾时，也有人说三国时期的关公云长即为基督教徒，但这些说法与史无征，很难令人相信。②
在历史上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第一个时期在唐代，时称“景教”，即基督教中被视为异端的聂思脱里派主要流行于西亚地区，今有明代天启年间在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证。据此可知景教大约在唐贞观九年635年由一位叫阿罗本的波斯人传入陕西一带的。经过近二个世纪的时间，虽然传播速度不算很快，但也是“法流十道，寺满百城”。③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因当时灭佛毁寺，波及许多宗教，景教也在严禁之中，故而从此灭迹。第二个时期为元代，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东征西讨，疆土横跨欧亚大陆，进一步打通了东西方交通的渠道，使流行于西亚地区的景教又重新传入到中国境内，与此同时也传入了罗马的天主教，当时被称为“也里可温教”，亦称“十字教”。④据说有元一代98年中，也里可温教流传相当广泛，如北京、镇江、扬州、泉州、甘州和宁夏一带都建有教堂，⑤并且不断与罗马教廷保持着信使往来。另外，元朝政府还专门设立了管理也里可温教徒的行政机构—— “崇福司”。
也里可温教即天主教方济格派和多明我派，该教的修士曾以教皇使节身份来到中国，其中主要有柏朗嘉宾PlanoCarpine及随行本笃Benedict派的罗伯鲁willam of Rubruck、隆如美Andre of Longnmeau等人，当时蒙古贵族中曾有人皈依，14世纪中后期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销声匿迹了。第三个时期是明末清初时期，被称为天主教旧教。传教士亦自称为“天教”和“天学”，其中主要为耶稣会士，此外也有多明我会士、奥斯定会士和方济格会士。他们曾先后来到澳门、广州、肇庆、漳州和福州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这些传教士不通中国语言文字，不谙中国民情风俗，因此影响不大，没能站住脚。嘉靖十九年1540年方济各?沙勿略S．Franciscus Xaverius来东方传教。但他只能在印度和日本之间活动，并没有进入我国内陆，最后死于广东省台山县之上川岛。万历六年1578年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作为耶稣会远东视察员。在赴日途中路经澳门，在该地逗留了十个月之久，主要研究制定天主教打入中国的方针政策和传教的方式。接着在万历七年1579年和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总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和利玛窦Mattlo Ricci先后来华。其中特别是利玛窦入华对天主教在中国流传起的作用最大，影响最深。他使天主教东传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先后在澳门、广州、肇庆、韶州、南昌、杭州和南京等地活动，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新的传教政策，即“合儒”、“补儒”、“超儒”，也就是以学术叩门而入。他本人先着僧装，后来又儒冠儒服，用科学知识与望远镜、自鸣钟、地球仪等奇器以及红衣大炮和地图等为馈赠品，送给皇帝或上层人士，并专门与中国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打交道，以博得这一部分人的好感和同情。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起，他与另一名传教士庞迪我Didacus Pantojfa一起寓居北京，并觐见了万历皇帝，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甚至天主教还打入了宫廷。史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全国约有教徒二千五百人，崇祯元年1628年就发展到三万八千二百人。⑥其中“内有大官十四名，进士十名，举人十一名，秀才、生监数以百计”。⑦
顺治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传教士和教民，防止他们与明朝的残余势力结合，同时也为了利用传教士的科学技术，如制造火炮，编制历法等，因此对天主教采取宽松和承认的政策，允许其继续传教，一直到康熙晚年的一段时间内，虽有小的反复，但基本上是天主教顺利发展的阶段，其影响较大。康熙晚年至道光中期清政府采取了禁教政策，天主教的活动基本停止了。第四个时期是在近代，大致可从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马礼逊Robevt Movvlson来华为前导，后来一批接一批传教士，随着殖民主义的炮声纷纷来华，被称之为天主教旧教和基督教新教。虽然这一时期传教士在中国各省都建立了教堂，但直到本世纪20年代末，教徒也只不过四十万人左右，⑧比起中国众多的人口来，比起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来，那还只是少数。
顺治朝对传教士的尊宠与殊荣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到达北京时才刚刚六岁，一切军国大权都掌握在其叔父多尔衮手中。当时清军虽然占有北方的部分国土，但当时全国尚有四个政权并存清、李自成大顺农民政权、张献忠大西农民政权和南明等，局势尚未稳定，百废待举， 民心归向不明，形势非常险峻。为了争取力量，拉拢传教士和教民，防止这部分人与南明旧势力结合；另外也为了让传教士继续编制历书和制造火炮，发挥其科技知识的特长，故采取了对天主教承认、尊崇的政策。1644年，清军刚入北京，多尔衮就颁布命令，限三天之内，内城的所有居民主要为汉族人迁往外城，把内城腾出来居住清军和旗人。当时德国籍传教士汤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碍于所藏圣经、神像、历书刻版以及许多科学仪器难于搬动，同时也为了守护天主堂，决定暂不迁出内城。于是他写了一道呈奏给多尔衮，请求给以关照和礼遇。出其所料，第二天竟得到清字上谕一道，让他恭贴在天主堂的大门上，上写：“恩准西士汤若望等安居天主堂，各旗兵弁等人，毋许阑入滋扰。”⑨由于多尔衮的保护，他得以安稳地住了下来，并从此转为清统治者服务，继续用西法修订旧历，编成“时宪历”。此外，他还搞天文，测验日食、月食。如，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一日。他与多尔衮一起在观象台用望远镜共同测验了日食，结果证明按西法推算的时刻、方位正确，而大统、回回两历皆有差错，从而进一步得到了多尔衮的信赖，遂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并赐予太常寺少卿衔；允许天主教继续在各地建堂传教．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亲政后，仍不减对汤若望的恩崇。当年八月，顺治帝就封他为通议大夫，同时还册封其父、其祖为通奉大夫，其母与祖母为二品夫人，敕缮诰命绢轴，遥送德国故里，不久又加封汤若望为太仆寺卿，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为了表彰他“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⑩修成“大清时宪历”；同时也赞颂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11；赐给他“通玄教师”康熙时为避讳“玄烨”改为“通微教师”之名。同时顺治帝还亲笔题写了“通玄佳境”康熙时亦同上原因，改为“通微佳境”的门额，挂在教堂门上。另外还御制了一通天主堂碑，立于堂内。上写：“若望入中国已数十年，而能宁教奉神，敬慎蠲法，始终不渝，孜孜之城，良有可尚。”此外，顺治帝还经常号召其他在华传教士要以汤若望为榜样，向他学习。并在北京阜成门外藤公栅栏利玛窦墓地旁赐汤若望日后“窀穸墓地之所”。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又授他通政司通政使。顺治十五年1658年正月，重新诰封他为光禄大夫，恩赏其祖先三代一品封典。12
顺治帝对汤若望宠眷备至，赏赐优渥，可谓超出一般。他曾对臣下说：“汝曹只语我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13他还尊称汤若望为“玛法”。“玛法”为满语，意为“长者”、“祖辈”或“老爷爷”之意。据说汤若望曾为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治过病，因此顺治帝对其更加宠信和尊重。顺治帝与他交往密切而频繁，许多事情都找他商量，为此破例允许他不用申请即可随时觐见；同时顺治帝本人也经常到天主堂游览、拜访，向汤若望询问天主教教义和科学知识。往往一谈就是一整天，两人共同进餐，情同父子。汤若望七十岁生日那天，顺治帝特派众多官员前往祝寿，并批准其过继之孙汤士弘入国子监读书。甚至顺治帝临终时，立谁为嗣都要找汤若望商量，可见他们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由于汤若望受到宠遇，使不少西方传教士接踵入华，遍布各省传教建堂。天主教在中国极一时之盛，人才辈出，云蒸霞蔚。此时传教士虽不强人入教，却在积极宣传教义，广招人们受洗。因此这一时期天主教的发展很快。据说从顺治八年1651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的14年间，全国共有十万零四千九百八十人人教。而从明万历九年1581年至顺治七年1650年的70年间却只有十五万人入教。14具体地说，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全国约有教徒二千五百人。崇祯元年1638年时约有教徒三万八千二百人，而顺治七年1650年教徒则发展到十五万人左右。15
由于汤若望等一批传教士的努力，天主教在中国打开了传教的新局面。传教士的足迹遍布中国各省，使他们对前途充满了信心，乃至耶稣会中国副省区长傅汛济写信给该会总会会长说：“我们在这一大国所作的一切事情，大有实现的可能。”16
康熙朝对传教士的恩威兼施与充分利用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帝驾崩，八岁的康熙帝即位，此时皇帝冲龄践祚，还不能独理朝政，大权掌握在鳌拜、索尼等四位辅政大臣手中，政治气候发生了突变。清统治者对传教士的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因为很久以来中国本土的一些保守势力，特别是一些儒生对传教士备受顺治帝恩宠以及对时宪历的颁行，心怀嫉妒和不满。儒学从宋明以来发展成理学，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传教士则尊“先儒”汉学，贬“后儒”指宋明理学，因此引起了理学与西学的论战。再加上汤若望掌管钦天监时废除了监内的回回科，这就更引起了掌回回科官员吴明煊的不满。于是他配合原徽州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在康熙三年1664年发动了一次反天主教运动。杨光先曾先后写了《避邪论》、《摘谬十论》和《不得已》等论着，认为天主教是属于左道旁门的白莲教一类的“邪教”，应属被禁之列，同时他还给汤若望等人罗列了一大堆罪名。如， 一他攻击时宪历“非圣人之法”；“明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惟有天主教独尊。”17并且他还攻击汤若望把“历祚无疆”的大清历史只编了二百年，这意味大清朝的统治只有二百年；二他指责汤若望选择安葬和硕荣亲王顺治帝之子的日期，“误用洪范五行”是不吉利的；三指责汤若望的助手安文思、利类思与钦天监官员李祖白所着《天学传概》是“邪说”，必“将尽天下之人伦胥于无父无君也”；18四控告汤若望等人妄图颠覆清朝统治，在澳门一带聚众谋反。
本来鳌拜等四辅政大臣就是主张效法太祖、太宗施政纲领的守旧派，主张清朝应恢复到入关前的旧秩序。他们看不惯顺治帝对传教士的尊宠优渥的做法，于是在康熙三年十月将汤若望、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李祖白、许之渐等人逮捕下狱。同时宣布禁止天主教、废止西洋新历时宪历，仍用大统历。并特授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吴明煊为监副。其实杨光先并不真正懂得历法，他的立场是：“西法即使准矣，而大清卧榻之内，岂惯谋夺人国之西洋人鼾睡地耶?”因此他坚决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19。这是一种狂妄、盲目、顽固和愚昧的排外态度，却得到了鳌拜等人的支持。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判处汤若望、李祖白等死刑。但因四月初二、三、四、五日北京城连日地震，康熙祖母太皇太后博尔吉济特氏出面干预。结果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被放出来，而李祖白等五人却被杀掉了。与此同时众多的传教士被驱赶到广州和澳门。后来杨光先等因不请天文历法，且墨守陈规，在他主持钦天监监务时，经常发生错报日食、月食和节气之事，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和不满。 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帝亲政，此时汤若望已死。康熙帝命南怀仁与杨光先、吴明煊一起辩论西法，并让他们在观象台一起测验正午日影可止之处，结果连续三天南怀仁所测准确，而杨光先、吴明煊皆有差错。后来康熙帝又谕令南怀仁审订杨光先所编历书，查出杨书置闰错误和一年有两个春分、两个秋分之误等多处。于是康熙帝又命令他们三人南、杨、吴推算其他节气，结果南怀仁都完全正确，而杨、吴二人推算的“逐款不合”。于是康熙帝为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害者平反昭雪，并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杨、吴二人被罢官，后来杨光先在回乡途中病亡。康熙十年1671年天主教重新获得自由传教权，各神父“奉旨回堂”。
康熙帝正确地解决了历法争议。为了表示对传教士的安抚和友好，在钦天监安置不少传教士。由于统治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他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经常请传教士入宫讲学，他有时还到传教士住处求教。康熙帝对传教士的态度除继承乃父顺治帝允许传教的政策外，还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利用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艺术才能，让他们服务于宫廷，却尽量拒绝他们的宗教。康熙帝鉴于当时传教士中缺乏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人，便让南怀仁给耶稣会总会写信，请多选派些有专长的人来。正好此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也正想与中国建立关系，于是在他的支持下，不少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oannes de Fontaney、白晋Joachim bouvet、李明Ludovicus Le Comte、张诚Joannes Franciscus Gerbillon和刘应Claudus de Visdelou等人来华，康熙帝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宫廷中工作。除这些人外，先后在康熙帝身边工作过的传教士还有南怀仁、徐日升Thomas Pereira、闵明我Philippus—Maria Grimaldi、冯秉正Joseph—Franciscus—Maria—Anna de Moyriac de Mailla、雷孝思J．B．Regis和戴进贤Lgnatius Kogler等，他们中有的人在钦天监、观象台等处从事天文历法，制造天文仪器的工作；有的人出入宫禁，充任御用教师，教皇帝及其子弟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和拉丁文等；有的人从事绘画、音乐和雕刻；有的人制造火器火炮、鸟铳等、自鸣钟或其他机械；有的人作为外交使者充任翻译，参加与沙俄的边界谈判；有的人为皇家勘测地形，绘制地图；有的人在宫中实验室配制西药等。总之康熙帝调动传教士们各尽其能，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和宫廷服务，从而客观上也使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学术知识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尽管传教士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好媒介，但在当时确实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中国人能在封建闭关的帷幕中，多少窥视到一些西方近代科学的踪影。
康熙帝最早曾向南怀仁学习数学、几何、物理和天文知识，时间长达半年。后来又跟安多Antonius Thomas、徐日升、张诚和白晋等人学习，并命令他们用满文编写教材，具体为：安多负责数学、张诚和白晋负责几何学。他们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为康熙帝讲授两小时的课程，风雨无阻，哪怕是皇帝居住在西郊畅春园时也没中断过。这样一直坚持了四五年。康熙帝不但自己学，而且还让皇室子弟也学。有时为了加深自己的理解，常常他刚学完后，就马上为其子弟讲授。以检验自己理解的程度。同时他还常常与传教士一起进行实地测绘。
康熙帝十分重视火器的研制，为此他特命南怀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南怀仁制造的各种轻便易用的火炮，在平定三藩叛乱与反抗沙俄入侵的战争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康熙帝还曾支持南怀仁用西洋滑车牵引十万多斤重大石料顺利通过了卢沟桥以及参加勘测京郊万泉庄引水灌溉工程等工作。
康熙帝曾让通晓满、汉文字的徐日升、白晋等人在宫内教皇子们拉丁文。并让张诚、徐日升随索额图去尼布楚今俄罗斯涅尔琴斯克地方，参加中俄边界谈判，充任翻译。谈判后双方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他们二人均有有关这次谈判的日记。此外，康熙帝还让徐日升整理有关乐理的知识，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以和硕庄亲王允禄领衔编纂出版了《律吕正义》一书；让张诚、白晋和徐日升等参加西算传入中国后第一部总结性的数学专着——《数理精蕴》的编着工作，该书成书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曾风靡一时；再有汤若望编着了《望远镜》一书，详细地介绍了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和制作过程。汤若望是把西方光学原理传入中国的第一人。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时，康熙帝患疟疾病间日疟，久治无效。后来服用了白晋、洪若翰和刘应等人呈献的金鸡纳即奎宁，又称传教士的树皮，而病就痊愈了。20又，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传教士罗德先Fr．Rhodes还用自制的西药为康熙帝治好了心脏病和上唇肿瘤。罗德先和安泰Fr．Rousot都是皇室的御医，深受康熙帝的恩宠和信任。
自从签定尼布楚条约后，康熙帝就感到对中国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的地理知识贫乏，更缺少准确翔实的地图。再加上他出巡、远征时与传教士一起勘测地形，确定经纬度等的实践活动，便决定编绘一份全国地图。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他派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Petrus Jartoux、白晋和中国学者明安图、何国栋等人组成测绘队，奔赴全国各地实地勘测，使用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和梯形投影法等当时较为先进的方法，费时十年，终于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成《皇舆全图》。此图当时不仅在中国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上也是较为先进的地图。正如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所说，该图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更好、更精确”。21此图直到本世纪初还是绘制中国地图的重要依据。
又，康熙帝平日也通过传教士们了解西方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例如，他曾向法国传教士了解有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一些情况。康熙帝十分注意把西方书籍译成中文的工作。据统计从明万历十年1582年至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间，共翻译了一百三十二种科技书籍，其中有四十二种是在康熙朝出版的。
又，康熙帝也很重视西方技术的引进。如，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他通过传教士召来法国珐琅匠师格雷弗雷Gravevtan到北京。此人曾在宫内造办处工作，传授了烧蓝又称铜胎珐琅的制作技术；传教士、机械师格蒂Signor．Guety，是专门在宫内修造自鸣钟的技师。
总之，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十分注意发挥传教士的特长，使其为自己和皇家服务。可惜这些科技成果只是为了满足个人或皇家的需要，并没有在生产中应用，更谈不上向民间推广。如南怀仁所造火炮。只是在乎定三藩之乱和对沙俄的战争中使用过，事后便存放在武库之中，并没有认真改进和提高，原因是清统治者害怕造炮技术流传到民间对其统治不利。结果到鸦片战争时所用的大炮，有的还是这时制造的。
康熙帝在放手使用传教士的过程中，对他们的信任日趋加深，从而对待他们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康熙初年规定只许西洋人信教，不许中国人皈依。康熙八年，亲政之始还曾颁布过严禁各省传行天主教的谕旨，22但是到了康熙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就发布了“将天主教同于白莲教谋叛字样删去”23的谕旨。到了该年二月初三日，他又下谕旨解除了中国人不许信教的禁令。这就是所谓的“康熙保教令”。谕旨声称：“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乱恶行之处，又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道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各省可也。”24这里应该指出，康熙帝允许中国人信教是有条件的，即传教士不能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必须按“利玛窦的规矩”传教，也就是允许教徒祭天、尊孔、祀祖。
康熙帝对天主教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是由于传教士愿意为其效忠，积极向其靠拢，并为其效力的结果。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时，传教士毕嘉Joannes Dominicus Gabiani远道迎送圣驾，并把从欧洲带来的礼物献给康熙帝，以取得皇上的青睐。他们二人作了长谈，并且一起到天文台观星；当康熙帝到杭州时，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 intocetta亦远道接驾，“曾蒙温语存问”。25
康熙帝认为：“文明的擅长科学艺术的人才，不仅仅在中国才有。”26这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十分开明的。所以他对有才能的传教士如南怀仁、白晋、张诚、洪若翰和徐日升等都很尊重、信任和友好，对他们宠遇有加，十分赞赏。他曾说：“西洋人心最实，皆因学问有根也。”27此时有不少传教士被授以官职，如南怀仁曾任钦天监监正、工部右侍郎。康熙二十七年他病逝后，曾赐其葬银七百五十两，并举行了盛大的殡葬仪式，还赐他“勤敏”的谥号。在明清众多的传教士中他是惟一一个有谥号的人。28康熙帝有时还赐地给传教士，让他们建造天主堂。例如，康熙三十二年白晋、洪若翰等为他治好疟疾后，为了感谢他们的好意，便把坐落在皇城内蚕池口的原苏克萨哈的住宅，赐给他们修建了天主教北堂，成为法国传教士活动的据点，从而创立了“法国北京传教团”。因此，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以后，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eres de Paris所派遣的传教士尤为活跃。法国传教士取代了此前葡萄牙和意大利传教士的地位。此外，康熙年间北京还修复了一些教堂，如坐落在东安门外的天主教东堂和西直门内的天主教西堂。再有，此时沙俄的东正教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定后，“阿尔巴津人”即雅克萨战争中沙俄哥萨克人俘虏以及自愿归顺的俄人来北京定居，经康熙帝批准在北京东直门内建立了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名为圣尼古拉教堂即俄罗斯北馆。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沙俄从托波尔斯克派遣“行教番僧”一行九人，随同清朝官员图理琛到达北京，以俄罗斯北馆为驻地，这是沙俄派遣的第一个正式的“北京传教团”。
康熙帝有时也到天主堂拜访，以示关怀。如他曾两次到过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南堂，并亲自撰写碑文和亲题“敬天”匾额赐给该堂悬挂。这说明康熙中叶，清政府与传教士们关系是很融洽的。
此时天主教的发展也很快，在康熙初年，全国建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奉洗入教的教徒大约有二十多万；至康熙末年全国建有教堂三百多座，教徒遍布全国十五个省区，共计有三十万人。据说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在北京地区的传教士有五百三十人，康熙三十四年有六百一十四人，康熙三十五年有六百三十三人。他们每年大约要为三千人授洗。北京城当时仅妇女教徒就有八百人左右。当时上海大约每年有一千至一千三百人受洗。仅崇明岛当时就有三千名教徒。29南京所属的二个城市就建有教堂数十座，教徒达六万人以上。由此可见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间，是天主教在华发展速度较快、较顺利的时期，也可以说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黄金时代。
可是，这种和谐、融洽和顺利发展的局面，到康熙四十六年就发生了突变。康熙帝从此对天主教的政策从容教变成了禁教，而且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1840年时，即外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敲开中国大门，强行向中国派遣大批教士以前。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在西方传教士内部，始终有人不满意利玛窦创立的“合儒”、“补儒”和“超儒”的传教政策。他们认为教民在信仰天主教的同时敬天、祭孔、祀祖就是搞偶像崇拜，与天主教教义相悖，主张要彻底更改。如明末清初时传教士龙华民就坚决反对汤若望等人沿袭利玛窦的做法，后来也不断有人，特别是一些不谙中国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的传教士，写信给罗马教廷告状。顺治十三年1656年，教廷经过仔细思考后颁发命令，认可了耶稣会士在华的活动方式，可是随着葡萄牙海外势力的削弱，英、荷势力加强，耶稣会失去了支持者，非葡属派系的传教士要独立行动，他们与耶稣会士矛盾重重，互相指责，于是又掀起了“礼仪之争”的新波澜。禁止教徒敬天、祭孔、祀祖在某种意义上是干涉中国内政，当然是中国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国内局势已基本稳定，不需要传教士帮忙，更不怕他们与之对抗。再有，传教士来华，虽说带来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但也不能否认他们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先导。康熙帝为了防范他们深入内地，在广大人民中散布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统治的思想，而采取了这种防御政策。
为了处理有关“礼仪”的问题，17世纪后半期教廷曾派遣法国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玛格利特到中国调查。此人特别反对利玛窦创立的传教方式，认为这是耶稣会与异教合流，要求在华传教士改变这种传教方式，但受到传教士们的抵制。于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派遣主教多罗Carlo Tommso Maillard ae Tournon作为特使来华。他传达了教皇不允许中国教徒敬天、祭孔、祀祖的命令；同时也不允许传教士把“上帝”、“天主”与中国人称谓的“天”、“帝”混淆，否则就要严惩。康熙帝在多罗到北京后曾多次接见他，向他解释说中国人祭孔是为了尊重圣人；立牌位祀祖是为了悼念父母养育之恩，如同西方人把父母之像挂起来纪念一样；至于敬天事君则“天下之通义”30这是中国立国之根本，是绝对不能抛弃的。他说：“中国供牌，并非别意，不过是想念其父母，写其名于牌上，以不忘耳。原无写灵魂在其牌上之理，即如尔们画父母之像以不忘之意同也，然画像犹恐画工有工拙，不如写其名则无错矣。至于敬天之字，亦不是以天即为天主，乃是举目见天，不能见天主，天主所造之物甚多，其大而在上者莫如天，是以望天存想，内怀其敬耳。”31多罗对于康熙帝的解释根本听不进去，他既不懂汉语、汉学，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传统的伦理和道德，下车伊始就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敬天、祭孔和祀祖是违背教义的异端之举，强令教徒必须改正，并表示再不许任何通融，这实际上是蛮横地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鉴于与多罗解释无用，便针锋相对地正告多罗：所有在华的传教士必须恪守中国法律，凡是遵守中国法律。并表示永远不回西方者，可领票留在中国，否则一律驱逐出境，不许在华逗留。康熙帝还针对传教士胡乱给教皇写信告状一事说：“西洋人内，如仍似前次各出己见，乱寄书信者。即乱法之人，在中国亦无用处。除会技艺人留用外，其余众西洋人务必逐回，断不姑留。”32在这种情况下，多罗只好扫兴而归。他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秋，离京南下。本来康熙帝告诉多罗不要向地方教众匆忙公布教皇的命令。可多罗阳奉阴违，到了南京他便把教皇的命令公之于众。康熙帝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生气，毅然下令将其逮捕，并押赴澳门。
教皇格勒门得十一世对此也不肯示弱，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重申他的命令不可改变，要求在华传教士必须服从，违者将受到严惩。康熙五十九年1720，教皇又派另一名主教嘉乐Carolus Mezzabarba作为特使来华。重新宣布教皇的命令，严令所有在华传教士必须按其指令行事。鉴于教皇一再派人来华强令传教士改变传教方式，康熙帝毅然采取强硬的政策，规定传教士如按中国的章法行事，遵守中国法律者方可领票留下，否则便把他们驱逐出境。他对嘉乐说：“尔教王条约，与中国道理大相悖戾。尔天主教在中国行不得，务必禁止，教既不行，在中国传教之西洋人亦属无用；除会技艺之人留用；及年老有病，不能回去之人，仍准存留，其余在中国传教之人，尔俱带回西洋去。且尔教王条约，只可禁止尔西洋人；中国人非尔教王所可禁止。其准留之西洋人，着依尔教王条约,自行修道，不许传教。”33康熙帝还对他说：“凡今年来明年去之人，不得在内地居住。近日，自西洋所来者甚杂，亦有行道者，亦有白人借名为行道，难以分辨是非。如今尔来之际，若不定一规矩，惟恐后来惹出是非，也觉得教化王处有关系，只得将定例先明白晓谕，命后来人谨守法度，不能少违方好。以后，自西洋来者，再不回去的人许他内地居住。若近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可叫他许住。此等人譬如立于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众人何不恨之，况且多事。更有做生意钻买卖等人，益不可留住。”34此时有一名意大利籍的传教士德理格Theodoricus Pedrini，本来很受康熙帝青睐，在宫内教皇子音乐，但他听从多罗等人指令，拒不按中国礼仪行事，并妄行反对康熙帝有关谕旨，擅自陈奏，使康熙帝气愤异常，下令把他囚禁下狱。35
领永居票制度大约开始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首先需由传教士主动进京申请，宣誓表示愿意留居中国，永不返回西方，交上自己的履历，经内务府批准后方准留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保存的信票来看，一般都写有传教士姓名、年龄、会别、现在中国所居省份、宣誓永不返回西方的字据，发票日期等。一般均用满、汉两种文字并写，按千字文顺序编号，并盖有总管内务府印记。如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的一份“总管内务府”档案中的满文档案记载，当年对西方传教士进行了一次核查，领票者留下，未领票者按不同情况，有的待审查后决定，有的则驱逐至澳门。36
康熙帝对于领过永居票的传教士，还是采取安抚、保护政策。他曾对传教士说：“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若教化王即教皇因此不准尔等传教，尔等既是出家人，就在中国修道。教化王若再怪你们尊利玛窦，不依教化王的话，叫你们回西洋去，朕不叫你们回去，倘教化王听了多罗的话，说你们不遵教化王的话，得罪天主，必定叫你们回去，那时候自然有话说，说你们在中国年久，服朕水土，就如中国人一样，必定不肯打发回去。朕带信与他说，徐日升等在中国服朕水土，出力年久，你必定叫他们回去，朕断不肯将他们活打发回去，将西洋人头割回去，朕如此带信去，尔教化王万一再说尔等得罪天主，杀了罢。朕就将中国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来，尽行杀了，将头带与西洋去。设若如此，你们的教化王也就成个教化王了。你们领过票的就如中国人一样，尔等放心，不要害怕领票。”37
雍正朝严禁天主教传播
康熙帝晚年虽然对传教士采取了发票限制政策。但对领票的传教士还是宽容和保护的。尽管也向传教士们宣布只许他们在教民间活动，不许再发展新教徒，可是执行的并不严格，不少传教士还是在少量地发展教徒。例如，清宗室苏努有几个儿子就是在康熙末年先后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的。雍正帝继位后，对传教士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政策。严禁天主教在华传播。这主要是因为他看到如果让天主教漫延开来，会影响人民传统的尊孔思想，违背儒家的纲常大义、伦理道德，进而动摇清朝统治。他曾对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说：“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教之宗旨。朕所稔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国君之臣属耶?汝等所劝化之教徒，目中惟有汝等，一旦有事，彼等惟汝言是听。朕知今日无所惧，然洋船千百沓至，必将生事。”38这就是说雍正帝朦胧地看到，如果听任天主教流传开来，不需多久中国将要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故要坚决采取防范措施。另一个原因是传教士参加了康熙晚年诸皇子为争夺储位而进行的党争。例如，传教士穆敬远Jeannes Mourao就曾追随允禟、允禩集团，并曾与允禩一同去青海西宁居住，并教给允禩用拉丁文写信给北京的家属。雍正帝发现后大为恼火，把他判处死刑。另外信奉天主教的宗室苏努努尔哈赤四世孙，雍正帝从昆弟行及其子勒什亨、库尔陈、苏尔金、书尔陈、乌尔陈和木尔陈以及妻妾、儿媳等全家都皈依了天主教，并与允糖、允祺一党联系密切，与传教士穆敬远关系也很深。雍正帝对此十分憎恨，把他们充军到各地，让他们改宗，但他们不从，最后许多人被处死。
雍正初年，地方官吏也纷纷上奏要求严禁天主教流行。如雍正元年，浙闽总督满保就曾上奏说：福安县地处海边，有传教士深入，煽惑民心，该地士农工商有不少皈依该教。其中还有不少妇女。这样该教“男女混杂，不顾嫌疑”。教民纷纷纳钱捐助修建教堂。仪福安县城乡就有教堂二二十八座，教徒数千人。他向雍正帝建议严禁天主教，把目前散居各地的传教士除有技艺者集中京师外，其他人则驱逐到澳门。雍正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指示对一些衰老不愿寓境的传教士，可叫他们集中到广州等地天主堂居住，但不许外出传教，亦不许百姓人教。
雍正帝曾号召已信奉天生教的教民改宗，并把一些教堂改作它用。据说当时“各省大小圣堂，一时俱拆毁尽净，其圣堂院落，或改为仓廒，或改为书院，一所不留。京师顾天府属之文安县、古北口、宣化府等处均有圣堂，至是尽为官所。京师之北堂，亦改为病院矣。其堂之圣像、圣龛，尽遭焚毁，从来中国圣教之厄，未有烈于是时者也”。39由此可见雍正时期对天主教的打击是很严厉的。从此以后天主教的传播便衰败下来，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但雍正帝的禁教政策也没有自始至终、坚决、彻底地贯彻执行；并且速度也相当缓慢。因为后来在雍正五年1727年他允许俄国人在北京建立东正教南馆即“圣玛利亚”教堂，所以不得不放幔禁教速度。再者许多传教士并没认真按雍正帝的谕令办事，他们千方百计地潜入内地，偷偷地用金钱引诱华人入教，浙江巡抚李卫就曾为此事上奏给雍正帝，雍正帝当时态度是比较冷静的。他指示对传教士中比较守法，没做什么恶事者还是以礼相待，不要过于严苛。他还告诉封疆大吏不要随便伤害传教士。
乾隆、嘉庆相道光二朝基本贯彻了雍正朝的禁教政策，对天主教采取了严厉防范的措施。只让他们以客卿身份，用其一技之长为宫廷服务，但拒绝他们的宗教；乾隆帝时虽然给传教士若干自由，但严禁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嘉庆帝、道光帝统治时，来华传教士日益减少，传教活动几乎停止了。
注 释：
1基督教起源很早，公元313年以后，罗马始奉为正教，势力渐大。至11世纪分裂为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希腊教会即为东正教以希腊为中心，主要流传在前苏联、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国；天主教以罗马为中心，16世纪时，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罗马教会又分为新旧两教，旧教即天主教，又称公教，主要流传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比利时、荷兰、匈牙利、奥地利、波兰以及德国某些地区和拉丁美洲等地；新教亦称耶稣教或基督教，流行于英国、德国和美国。
28参见陈垣《基督教人华史略》， 《陈垣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参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当时唐朝全国行政区分为十道。
4“出里可温”为蒙语，意为“有福缘之人”；一说“也里可温”为 “拜上帝者”或“天主教者”。
5如在北京市房山县、镇江等地都保存有也里司温教石碑。
615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史概论》，第177—178页。
7肖若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198页。
910112324 黄伯禄《正教奉褒》，光绪丁丑年。上海慈母堂藏版。
12参见《清代人物传稿》，第一卷《汤若望》，中华书局，1984年版。
13转引自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142533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二册。
16魏特《汤若望传》。
171819杨光先《不得已》。
20洪若翰着，耿升译《法国北京教团的创始》，《耶稣会会士书简及中国书简选》，《清史资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5卷，第235页。
22蒋良骐东华录>卷九。
26晋着，马绪祥译《康熙帝传》。《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27安多于1699年写往罗马的信札。转引自《大陆杂志》第19卷第7期。
28参见《熙朝定案》及洪若翰着，耿升译《法国北京教团的创始》，《清史资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29参见传教士沙守信Emeric de chavagnac给哥比安Le Gobien的信。见日文版《耶稣会上中国书简集》1，《康熙编》。
3031323437《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
35《清朝文献通考》第297卷。
36参见高振田《康熙与西洋传教士》一文公布的清代档案，见《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38《启示和奇妙的信札》第3卷，第364页。1877年巴黎法文版。转引自《简明清史》第2册，第134页。
39樊国梁《燕京开教略》中篇。
资料来源：《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总第45期，199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