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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苏成爱：百代行秦制，秦制自晋来

百代行秦制，秦制自晋来
——以汉简《孙子·吴问》所见农业经济制度及其影响为例
苏成爱
（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233030）
【摘 要】我国古代秦代以后的制度多袭秦制，而秦制则多袭晋制。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佚篇《吴问》是弥足珍贵的农业经济史研究资料，其内容当视为较为可信的实录而不是子虚乌有的虚构，所记晋国以“畛”制为代表的田制以及“伍税”（税率50%）和“无税”（税率0%）为代表的税制，皆前有所因，后有承袭，并非向壁虚造，且影响非常深远。
【关键词】《吴问》；真伪；田制；税制；影响；考证
1776年才正式宣告建国的美国，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不断以海纳百川的气魄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才来美作贡献。有学者戏称古代中国大地上的晋国就是2000多年前的“美国”[1]。这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左传》云：“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楚才晋用”[2]。春秋时代的晋国任人唯贤，敢于大胆使用来自楚国等其他国家的人才，这与其他诸侯国任人唯亲、重用与国君血缘关系较近的宗族迥然有异。后来晋国一分为三，全晋变成三晋，三晋皆重用其宗族，大量人才又奔向任人唯贤的秦国，又出现了“晋才秦用”的局面[3]。
秦晋是邻国，曾多次联姻，结成“秦晋之好”[4]；也曾多次交战，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二国的关系，用时下的流行语来说，可谓“相爱相杀”。
秦晋在制度方面也结缘不浅。秦，无论是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还是作为统一天下后的秦朝，很多制度与晋制也都有着不解之缘。秦制多袭自晋制，我们不妨称之为“晋制秦用”。
“百代皆行秦制”。秦制中人们最为熟悉的是，秦创立的中央集权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据考证，不仅这一制度能从晋找到原型，其他由秦所创立的重要制度都能从晋国找到原型[5]。秦的兴衰都与晋制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农业制度方面。
秦能够最终统一天下，依靠的主要是较为彻底地践行商鞅等法家人物的“农战”思想。在古代社会，“农”是“战”的基础。发展农业必须招徕移民以尽地力，战胜攻取必须有强大的农业经济作为后盾和严刑峻法作为保障。而晋正是“农战”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发祥地，商鞅等法家人物都曾经长期浸淫于此[6]。
从出土的资料来看，秦的农业经济制度来源于晋。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篇题为《吴问》的文献，记载了军事家孙武与吴王的对话。对话中，孙武依据晋国六卿的经济制度及其它方面的情况预测诸卿的灭亡顺序及晋国的未来。《吴问》讲述的主要是经济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是一则农业经济制度史资料。《吴问》被视为《孙子兵法》佚篇而编入其中，这种做法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倒是合适的。《史记》称孙武谒见吴王时献上的兵书是13篇，《汉书》记《孙子兵法》共82篇，按照古代文献流传的规律，这也是正常的：古代文献成为经典以后就会被加入一些他人之作，如经典作者的传记、后学对经典的解释。传世《孙子兵法》也是13篇， 一般认为是孙武的原着。《吴问》是孙武的传记，可以视为82篇《孙子兵法》除13篇之外的佚篇。
《吴问》不长，全文计284字，现脞录如下：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知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畛，而伍税之。其制田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知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畛，其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畛，而伍税〔之〕。其制田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知氏次。赵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卌步为畛，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敛臣收，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富民[7]，厚爱其民者也。”二百八十四
很多学者试图利用《吴问》提供的独有的历史信息来破解各种历史难题[8]，但也有些论者认为《吴问》是伪作，甚至有论者声称《吴问》是战国最末年才出现的、误导人们数十年的伪劣赝品[9]，果真如此，学者们的努力岂不都是白白浪费了精力？有些论者虽不怀疑《吴问》的真实性，但他们对其中的重要内容和关键问题的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仍有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讨的必要。
一、《吴问》的真伪
《吴问》是通过考古挖掘获得的资料，资料本身不存在真伪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料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的。我们认为，《吴问》的内容是对当时事实的实录，其作成年代很好判断。《吴问》记载的是吴王与孙武的对话。孙武系吴王阖闾（前514—前496在位）之臣；对话显示当时六卿皆存，而范、中行二氏于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灭亡。所以，《吴问》所记之事发生于阖闾在位时期，当晋国赵简子执政时期（前517—前476）的前段，《吴问》即作于这一时期。
有些学者认为《吴问》是春秋或战国时代的伪作，其中不乏学养深厚的学界名家。虽然不敢苟同其说，但我们认为，他们实际上都提出了极有研究价值的好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一）吴树平的质疑
最早对《吴问》提出质疑的是吴树平[10]。他认为《吴问》作于范、中行、知氏三卿被灭之后，赵、魏、韩正式成为诸侯之前（前490—前403）。理由是：《吴问》作者准确预测出范、中行、知氏三卿灭亡的顺序，肯定是出于其亲见；作者预测韩、魏会继三卿灭亡后步其后尘，最后晋国归于赵氏，全部错误，表明作者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前376）三家最终瓜分晋公室，更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前（403）三家自立为侯的事件[11]。
应当说，吴说显然是受到了当时的仍然流行的疑古过勇之风的影响。古今中外的预言很多，得到应验的预言未必都是亲见后才写成的赝品。据吴江雄《毛泽东预言》一书的统计，毛泽东一生中作出的预言最终得到了神奇的验证的至少有50个。13篇《孙子兵法》，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非宗教文献”，其作者孙武能够就某些事物的发展作出正确的预言当然不成问题。
晋国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内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当时人们的关注和猜测。春秋末期很多人都对晋国的前途作出过预言。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左传》就记有孔子和史墨两个人的预言。孔子预言晋国即将灭亡；史墨预言范、中行二氏即将灭亡，而赵氏“若德，可以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墨的预言与《吴问》孙武的预言如出一辙，《左传》“若德，可以免”与《吴问》“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惊人地相似。当时人们对晋国作出的类似的预言还见于《吕氏春秋·先识》、《淮南子·道应》、《说苑》卷13、《新序·杂事》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晋国前途的普遍关注，不能都说成是后人伪造。
（二）李零的质疑
李零也默认“凡文献记载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就一定是作者亲见后写定的”，但他走得更远，他在驳斥吴说的基础上断定《吴问》作于魏惠王大败于齐、秦（前340）之后的战国中期[12]。理由是：知氏被灭（前453）后最初在三家中最强的是魏而不是赵，只是到了战国中期才赵逐渐强于魏的，这种预测才会出现。这种说法是有很大闪失的：三家灭知之后最强的正是赵。《史记·赵世家》明确记载：赵“南并知氏，强于韩、魏。”另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知氏被灭后赵所分得的城池比韩、魏多10城，后韩、魏以此为借口伐赵还要再纠集齐、燕诸国，也可从侧面证明，灭知后的一段时间仍然是赵最强。战国中期赵武灵王君臣屡屡提及“简襄之烈”、“简襄之意”也体现出赵襄子在位时期（前475—前425）赵在三晋中盛极一时。直到周威烈王十九年（前407）魏国才开始“强于三晋”，并持续到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魏在三晋中最强的时期自然不会有人认为晋会归于赵。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以后没有人也不会有人预测晋会归于赵了。首先，在赵大败于秦后又被斩首9万之年至其灭亡（前256—前229）赵已大伤元气，根本没有吞并韩、魏二国的可能。在此之前与魏强大时期结束之后（前340—前257）之间的时间段内也没有这种可能。在此期间秦对外发动73战，其中有51次是针对三晋的，约占秦对外战争总数的70%，其中对韩、魏共40战，对赵共11战，这说明当时秦吞并三晋的可能性之大，而赵根本没有一统三晋的实力。在这一时期，三晋都无法吞并从全晋分裂出来的另外一个或两个国家，对他们威胁最大的是当时最为强大的秦国，三晋诸国都发现他们中任何一个国家被秦国灭掉自己都会身处唇亡齿寒之势，所以三晋常常作为一个整体应对强秦的进攻。
（三）王晖的质疑
王晖也提出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质疑[13]。他认为《吴问》写成于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前260年。理由有：
（1）战国前期（约前475—前390）铭刻文献中基数词词组间全用连词“又”字，基数词词组间不用连词“又”字是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吴问》“百六十”、“百廿”、“二百四十八”等都是战国中期以后数词组合的现象，故《吴问》写成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期。我们认为铭刻文献不同时代基数词组是否用“又”的规律确实是了不起的发现，但以此来断定传抄文献的年代常常会失之于过晚。铭刻文献会像出了窑的砖一样一成不变，而传抄文献常常会与时俱变：传抄者抄录时常常会无意地按照自己的所处时代的语言习惯对其中的部分文字进行“今译”。如今文《尚书·商书》是公认的商代文献，但其用语习惯与商代的甲骨文文献明显不合，确有一些后人损益的成分。《吴问》尾题“二百八十四”表明了全文的字数，显然是抄手为了防止漏抄误抄而记下的，并不出于原作者之手，决不能据此断定其作成年代。
（2）《吴问》称六卿为“公室”、赵氏为“公”，而春秋时代只有诸侯称“公”，其家族为“公室”。我们认为，晋自骊姬之乱后出现了“自是晋无公族”的局面，而晋国重用的是异姓的“假公族”，即异姓诸卿，这些异姓的“假公族”自成公即位不久就被冠以“公族”的头衔，获得合法的公族地位。所以六卿称“公室”、赵氏称“公”亦无足深怪。更何况非国君之人本来就可名正言顺地称“公”，如襄公二十五年《左传》称齐堂邑大夫为“堂公”，襄公三十年《左传》称郑卿伯有为“公”。再如1980年出土的西周《多友鼎》称并非诸侯的武公为“公”。即使只有诸侯可以称“公”，当时晋国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六卿“分其地而守之”，其奉邑“侔于诸侯”，虽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当然也可称“公”。在赵、魏、韩的诸侯国地位未获得周天子正式认可之时，《史记·赵世家》称赵、魏、韩三家为“三国”，称其三家首领为“君”（还得到了晋君的朝拜），称其首领的继承人为“太子”。1987年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的僭用诸侯礼、规模惊人的赵简子墓，更能以铁的事实说明当时的晋卿都是无正式国君名分的国君。
总之，以上怀疑《吴问》系伪作的诸家，都具有非常可贵的怀疑精神，但疑古过勇，在材料和方法的使用上都具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还在关键问题上有较大的闪失。实际上，没有任何可靠的理由能够证明《吴问》系伪作，能够与《吴问》相印证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倒有不少。
还有论者怀疑《吴问》的田制和税制在当时是不存在的，也有论者虽对《吴问》的内容真伪无异议，但做出了各不相同的解读，这两个问题较为重要，现分别加以讨论。
二、《吴问》的田制
《吴问》记载晋国诸卿的田制都突破了古代“百步为亩”的旧制，特别是赵氏“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卌步为畛”（240平方步为亩）的田制，与后世商鞅佐秦的时代、秦代以及其他各个朝代以240平方步为亩的田制相同。
有些论者声称：传说皆谓扩大亩制的做法都是始于商鞅佐秦之时。实际上，也有不少文献的记载会让人误以为扩大亩制的做法肇始于西汉：《盐铁论·未通》载御史之言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先帝（汉武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书·食货志》“故畮（亩）五顷”，邓展注：“古百步为畮（亩），汉时以二百四十步为畮（亩）”。《急就章》第20章“顷町界亩畦埒封”，颜师古注：“周制百步为亩，自汉以来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如果记载商鞅扩大亩制的文献全部都已经佚失不存的话，人们可能都会依据这些记载而相信扩大亩制的做法始于西汉，《吴问》已经失传了大约2000年，它从古墓中发掘出来而得以重见天日，当然会使一些人一时难以接受。实际上，说秦国扩大亩制的做法始于商鞅佐秦之时都是不对的，都是失之于过晚的，佚失约2000年的出土文献显示，秦国在更早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做法。1980年四川郝家坪战国墓出土的青川木牍载有秦国左丞相甘茂奉命更修的《田律》，云：“田广一步，袤八则（30步为1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这与《吴问》所载赵氏亩制如出一辙。青川木牍明确记载《田律》的年代是秦武王二年（前309），比商鞅佐秦的年代要早半个多世纪。
晋卿扩大亩制有生产力方面的原因。春秋时代发达的晋国使用了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成倍地提高了晋人的耕作效率。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可能在西周就已经出现，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在春秋时代的晋国就已经得到推广，有资料能够充分地证明这一点。据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左传》记载，晋卿赵鞅以军赋的名义向晋人征收铁，并用这些铁铸成了写有范宣子所作刑书的铁鼎。可见晋国民间已经普遍使用铁器，铁制农具已经被晋人使用是可想而知的事情。晋国铁制农具的使用情况也可从其邻国窥知一二。据《叔夷钟》记载，齐灵公在位时期（前581—前554）叔夷曾管理造铁徒4000人，由此可以得知当时冶铁业规模之大。齐国冶铁业发达，影响到其具有海纳百川气魄的邻国晋国是必然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齐国的冶铁业是受到晋国的影响而形成的，晋国的冶铁业更为发达，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够见到这方面的出土资料而已。关于牛耕技术，据《国语·晋语九》记载，范、中行氏战败后，其子孙沦为平民，将“宗庙之牺”用于“畎亩之勤”，祭祀用的牺牲通常是猪、牛、羊，范、中行二氏之后把原本用于宗庙祭祀的牺牲用于“畎亩”，显然指的是用牛耕田。晋国晋阳又有力士名牛，字子耕，古人的名与字通常是相关的，可见当时晋国牛耕已经是很常见的事情。
晋卿扩大亩制有政治和战争的原因。早在“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之前，晋国的各个卿族之间争权夺地、火拼火并不断。六卿为了扩张或保住自己的地盘，都必须用实力来说话，都不得不十分注重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任何战争都必须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而农业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农业经济的实力是整个国家实力的重中之重，战争的胜利离不开发达的农业和数量众多的可以编入部队的农民，故商鞅有“农战”之说。晋国六卿扩大亩制后可以招徕更多的农民到自己的领地上耕田，从而征收更多的赋税，为各自在诸卿兼并战中提供更多的作战物资和士兵。
晋卿扩大的亩制不仅被秦汉以及此后的各个朝代所继承，产生了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可能有更为悠久的渊源，不是晋卿突发奇想的首创。僖公十五年（前645）《左传》载，晋人“作爰田”。作，始也。“作爰田”就是创立前所未有的“爰田”。至于什么是“爰田”，众说纷纭，有“畹田”说、“换田”说、“赋田”说、“还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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